一 缘起：“意象”之学

中国古典美学之特色在于，其以“意象”或“意境”为基本审美范畴，而对“美”范畴讨论甚少。但是，虽无美学之称呼，但古人的审美活动并未停止过。“中国审美文化从有了仪式和装饰品的山顶洞人算起，有近2万年”[1]（张，9）（正文中圆括号内的汉字指引文作者，数字指引文页数。下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象”之学。

“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李，274—275）这是“观物取象”之意。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3]（李，291）。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综其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书（文字）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二是暗示了形象思维——“象”式思维优于概念思维；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象明意”，偏重“意象”的思路。后经王弼、刘勰等人的发挥，至唐代，“意象”一词实际上已成审美活动之本体性范畴。到明清时，则更有完备之发展，而其中对“意”之发挥也达到了纷繁奇曲的程度。

在古典美学典籍中，谈到“意象”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 神思》篇中论“陶钧文思”时有述：“……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以“窥”“意象”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则强调了“意象”在审美之“神思”中的作用。

又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意象欲生，造化己奇”之说。

至明清时，王夫之，王国维等学者对“意象”皆有深入之研究。如王夫之提出了“意伏象外”之命题，王国维总结性地论述了“意境”，“境界”范畴。

然而，古代“意象”论中继承了《易传》思想，并将其发挥到一个新高度的当首推魏王弼的“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论。王弼之后诸人之论，多步其后尘，并未能更标其新。反对其论者，如晋欧阳建提出“言可尽意”，但其论未对古典美学的发展产生大的影响。王弼之论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利弊并存。

王弼论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4]（丁，204）

在这里，王弼肯定了“象”是出“意”者，“言”是明“象”者。此处与《易传》说法一致，并为下论作了铺垫。

王弼又说：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在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5]（丁，204—205）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弼认为，要“忘象”才能“得意”；要“忘言”才能“得象”。这就是王弼的发挥之处。其所论之“象”即“卦象，爻象”；引申其意则应是“一切可见之征兆”；同样，“意”即与“象”对应的 “义理，思想”；“言”即“语言，文字”。可见，如果按照王弼的思路去审美：必“忘象而得意”，则会忽视对“意”所对应之“象”的把握而偏重对主体“意”念，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发挥；而这种发挥一定是天马行空式的，因为其前提“在忘象”；必“忘言而明象”，则难免减弱对文字符号与其所记载的现象世界及主体思维形式的关系的考察。总之，王弼所论述的是偏重“意”而轻“言”“象”的思维之路，这种思维固然使中国古典美学更加具有了飘逸，玄幽的独特审美形态，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但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它也带来了使中华美学之发展具有明显局限性的缺点。对此，我们可以如下发问：

二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我们忘记了什麽？

我们所忘记的，是语言文字及其陈述与思想的紧密联系。首先，当思想仅只是一种体验的时候，它是无法存在的。思想只能存在于表达之中。通过表达，思想——主体之“意”，才能活起来，真正成为“思想”。“以语言运用为主的表达式，不仅是思维和认识的再现，不仅是情绪和体验的载体，它本身对思维对体验也发挥着一种能动的参与性操作作用。”[6]（周，45—46）这就是说，语言有表达且成型思想的重大作用。

如此看来，“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论强调“忘”字，仅把语言表达当作可弃之工具，割裂了文本表达与思想的相融关系，把思想悬在了空中。

于是，“得意忘象”论继续搜寻在语言陈述背后隐藏着的看不见的，不定的思想，并把它们放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任由头脑发挥。时至今日，这种想法几乎已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在现象后面寻找本质。王弼之后，中国古典美学即在有意无意中因循着这种习惯思维而发展，因此而辉煌，也因此而困惑。辉煌之处，有目共睹。困惑之处，亟需探讨。

在张法所著的《中国美学史》中，开篇即探讨了中国美学史的“内在困难”。用中西对比的办法，张法认为，西方美学存在于四类著作中：一是一般美学理论体系性著作；二是“论某一个或几个主要概念的著作”；三是对两个或多个艺术部门进行比较的著作；四是仅为某一艺术门类的著作。且“正是西方的第一，二类著作，使第三，四类明显地成为美学；中国没有西方的前两类著作，因此全部四类都没有走向一种美学的总括”[7]（张，导言，3）。

体会其意，张法认为，中国至今并无明显成熟的美学，原因是过去缺乏美学之理论性著作，和论述“主要概念”的著作。

本文赞同张法的说法。的确，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有自己的元初概念——基本范畴，及建立在这一范畴之上的基本理论；理论由范畴而生，而长；如此，才能形成结构严谨的学科。中国古典美学也不能例外。那麽，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本文以为，其关键还是在于“得意忘象”论的影响，使人们忽视了对思想之载体——语言文字及其表达的的著意。

首先，前已指出，从“得意忘象”论去审美，则重“意”而轻“言象”，形成“天马行空”式的“意审”；结果凭审美主体之喜好而发挥，对审美之语言形式几至忽略不计，唯用心捕捉那飘忽不定的“暗藏的思想”，造成语言形式与思想的分离。其表现之一是，一字之意有无数种解释——实际上等于没有解释。最典型的例子，在古典美学典籍中，“特别是那个‘美’字，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几乎被用于一切需要下肯定的审美判断的场合。冰川雪野是美的，枯藤老树是美的，桃花流水是美的，苍烟落照是美的，鱼戏于渊是美的，鹤飞于天是美的，……,蚂蚱蝈蝈是美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美’字安在随便什麽地方”[8]（曹，13）。显然，这样的“美”字涵义十分丰富，什麽都是，实际上等于没有涵义，什麽都不是。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美学典籍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当然，并非皆是“得意忘象”论之作用，因为，从汉字的特性看，其“词义具有浑圆性”[9]（周，46）。词义易模糊。但是，本文认为，“得意忘象”式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决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由于魏晋以来“得意忘象”论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虽然取得了独具特色的辉煌成就，但也积累了轻视语言文字及其表达在美学论述中的作用的倾向，最终形成了学科基本范畴论述不明确，不系统的缺点，其直接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学科成型发展。

今天，已有许多美学家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些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本文限于初涉美学，无力也无意去解决建立古典美学基本范畴，重塑其体系的重大任务。本文之意，对“美”字进行文字学还原，依此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涵义界定，以初步确定“美”范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并与“意象”范畴进行比较，以确立“美”范畴在古典美学中之基础地位，作为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起点。

三 “美”之还原——由“美”字到“美”范畴

中国哲学和美学根植于文字创构的象形之中，则寻其“美”范畴之特征必从“美”字之构字开始无疑。

“美学”一词是近代之外来语，“美”字的存在却与中华文明的存在同样古老。溯本寻源，以知精义。本文对“美”字的文字学还原如下：

从文字训诂的观点看，有关“美”字元初意义的以下两种训释值得注意：

首先，据《甲骨文字集释第四》[10]（李，1323）训“美”字如下：

……契文羊大二字相连疑象人饰羊首之形与羌同意卜辞多言“子美”人名字又作 美上不从羊似象人首插羽为饰故有美义以形近羊故认从羊耳姑存此说待考。

可见，从《集释第四》则可认为，从“观物取象”出发，按“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象形”原则，“圣人”造出了最早的“美”字。

那麽，这个“美”字所象何形呢？或是“人首插羽为饰”；或是“人饰羊首之形”。

故，这个“美”字所记载的是古人的一种修饰而立的状态——一种“象”。这种象直接与人的“意”——“修饰自己”的思想状态相关。这就是说，“人意”存在于“象”中；“象”又被记载到了文字当中。“言”则明“象”，“象”则尽“意”。从构字方法来说，“美”字是“象形”字。

其次，汉许慎的《说文解字》[11]（许，146）却训美为：

“美，甘也 。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

其意一是以“甘”为“美”，存“美”在“味”。欲体此“味”，则须会“羊大给膳”之意。二是认为“美”即“善”。

则按《说文》，“美”虽象形，所象者却是羊。羊之为美，也非因长得漂亮，而是因为其味儿香。这可以理解为以“功利”为美，与“美”字所造之“象”，与象中可会之“意”无直接关系。另外，其以“善”为“美”，则混淆了“美”“善”之别，造成了其后“美”字涵义的混乱。当然，《说文》以“善”释“美”并非首创，其可能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如，孟子“他确定人的天性是善，因而他说的‘善’，实为‘真’。那麽他说的美既是‘善’又是‘真’”。[12]（陈，134）本文认为，以“善”为“美”则给“美”字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也应是造成“美”范畴长久不能成型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看，《说文》之后，许多字书皆从其说。如清《佩文韵府》训美曰：“好色”；随后又紧引《说文》之训补充。此应是作者自觉以“好”训“美”意太空泛，随从《说文》之说，以善其事。这说明了两点：《说文》之影响巨大；“美”字之释意到清朝尚甚迷惑。

本文认为，《说文》之训“美”不可从，其以“功利”为“美”或以“善”为“美”皆不足取。因为，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历程看，今天我们称之为“古典美学或文学”的古代典籍中，“美”字的涵义并非可以如此理解。

前文已述，《甲骨文字集释四》以“象形”训“美”。其考证之据是最早的汉字——甲骨文，故其所论者是最早的“美”。据《说文》叙目，始造字者苍颉“见鸟兽蹄颃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不论“苍颉”有否其人，甲骨文以“象形”造字可知。而“从甲骨文‘大’的造型看，确是正面站立的成年男子之形。所谓‘羊大为美’，实则是‘羊人为美’。”[13]（王，62）这也说明了许慎之误。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从文字训诂的观点看，“美”字“象”“人饰”之形，其语言哲学意义在于，“美”字之“象”，是蕴涵“人意”的“象”，或者说是因“人意”之求而生之“象”，它表达着“人”的一种精神建构；这种精神建构——“意”——是融涵于“象”内的，并化生成“象”之记载——“美”字。可见，一个“美”字，既象既意，是对“美”之“意象”的形象化文字表达。若欲得“美”之“意”，是不可能“忘象”的。“忘象”则所得不知是何“意”。进一步说，实际上并无隐藏在“美”字背后的“思想”，其“思想”就显现在“美”字之中；或者说，“意”在“象”中，也在“言”中。其实，“美学陈述就是美学思想，美学思想就是美学陈述，不可能有脱离陈述的美学思想”[14]（曹，37）。

前文已述，任何一门学科或理论体系都应该有自己的出发点——基本范畴，美学也不能例外。尽管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其结果是取消了美学[15]（参见曹，179-180）。而实际上美学至今并未被取消，故其从反面证明了美学的确有其初始概念或基本范畴。那麽，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来说，其基本范畴应该如何呢？

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古典美学以“意象”或“意境”为其基本审美范畴，是“意象”或“意境”之学。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下：

第一，“意象”一词之用源远流长，其涵义历代皆有变化，模糊曲折，其主要特征是“不定”。“就其功能而言，它们都远远大于语言，都充满着‘空白’，充满着朦胧性和不定性，并任由一代代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取填补，去确定”[16]（周，61）。由上文分析已知，作为概念，“意象”有极其广大的外延和不能确定的内涵，难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范畴。

第二，自王弼的“得意忘象”论提出以后，其实际上成为了以后古典美学之审美的主流思想 。如前文所指出的，“意象”一词之用自此多偏“意”而轻“象”，由一“象”而生多“意”，造成了古典美学许多论述概念宽泛，语义含混。

从上述两点看，本文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象”概念仍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它是古典美学飘逸，虚灵的独特风格的象征，古典美学由此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但是，从建立美学基本范畴，形成严谨的美学理论体系来说，起码仅有“意象”范畴是不够的。增加“美”范畴为中国古典美学基本范畴正当其时。

前文已经分析过，“美”字是融合“人意”之“象”的文字记载，而这种“人意”的最初表现是“人对自己的修饰”。这种修饰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代表这种修饰的“美”字，其中蕴涵的审美意义却是可以确定的，具有稳定性的。那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把“美”创造为这样一种存在：

它是人造的，只能以感性方式表现人之特定精神建构的人类思想行为。其中，“感性方式”是指“美”必然存在于文字表达形式之中，融意于象，融象于言。

这实际上就是从文字还原初步推出的“美”范畴的内涵。其特点是融“人意”在“象”中，是“融象之美”。这样的“美”是不忘“象”才能“得意”的。从初步推出的“美”范畴出发研究古典美学，则必会有与过去不同之结果。从方法论的观点说，是以文字分析为依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古典美学。

四 “美”范畴与“意象”范畴

既然本文认为“美”范畴与“意象”范畴都是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则其异同有必要再加说明。

首先，从内涵方面看，“美”范畴具有稳定性，确定性。其中体现的思维路向是见思想于语言，明意义于表达。“意象”范畴则蕴涵流动性，空灵性。其内涵由主体体验而定，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本范畴。

其次，从外延方面看，“意象”范畴外延广阔而天马行空。“美”范畴之外延尚需总结，逐步明确。从古代典籍的用法看，用“美”字之处甚多，涵义复杂。其中哪些可归为本文约定之“美”范畴之用法尚待进一步研究。前述清代编撰的字书《佩文韵府》[17]，在其中“美”字条下，列出了各代典籍中“美”字的用法共224种。这些用法今先粗分两类，如下：

第一， 史志用法凡129种（未含《诗经》）：

大体上说，此类典籍对“美”字的使用较偏重社会伦理意义，其字涵义一般抽象，曲折，形上色彩浓厚。今列一例用法如下：

《左传》曰：“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其中“中美”用法义甚复杂。

第二，诗赋文用法凡99种（含与经史志用法重复者4种）：

此类用法则多符合本文所初论的“美”范畴的涵义。今举一例如下：

路游诗云：

日长处处莺声美，

岁乐家家麦饭香。

此处“莺声美”和于“日光”，“村景”之中，形成主体观察中的“意象”，依“象”寻“意”；“美”在“象”中，在字里行间。

可见，古代用“美”范围广阔，涵盖了社会伦理，“意象之学”等范围。本文认为，其在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用“美”不属于古典美学研究的范围，是否准确，则有待对“美”范畴的进一步研究。

五 几句缀语

论述至此，本文认为，既然提出了“美”范畴为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则还应解释下面一个问题，即“美”范畴为何长期没有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之基本审美范畴。

本文以为有如下两点理由：

其一，如前述，中国审美文化之理论源泉当属《易经》。而在《易经》中即确立了“观物取象”，“立象见意”的传统“象”式思维模式。由“象”生“意”，“意象”相联为论，一直是中国古代主导审美观念，决定着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内容。故，古代几无专论“美”的美学著作。

其二，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说文解字》以“从羊从大”，“美与善同”误训“美”字，误导了后人对“美”字源意的理解，使古代“美”之用法繁杂模糊，其涵义难以确定。

一 缘起：“意象”之学

中国古典美学之特色在于，其以“意象”或“意境”为基本审美范畴，而对“美”范畴讨论甚少。但是，虽无美学之称呼，但古人的审美活动并未停止过。“中国审美文化从有了仪式和装饰品的山顶洞人算起，有近2万年”[1]（张，9）（正文中圆括号内的汉字指引文作者，数字指引文页数。下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象”之学。

“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李，274—275）这是“观物取象”之意。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3]（李，291）。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综其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书（文字）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二是暗示了形象思维——“象”式思维优于概念思维；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象明意”，偏重“意象”的思路。后经王弼、刘勰等人的发挥，至唐代，“意象”一词实际上已成审美活动之本体性范畴。到明清时，则更有完备之发展，而其中对“意”之发挥也达到了纷繁奇曲的程度。

在古典美学典籍中，谈到“意象”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 神思》篇中论“陶钧文思”时有述：“……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以“窥”“意象”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则强调了“意象”在审美之“神思”中的作用。

又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意象欲生，造化己奇”之说。

至明清时，王夫之，王国维等学者对“意象”皆有深入之研究。如王夫之提出了“意伏象外”之命题，王国维总结性地论述了“意境”，“境界”范畴。

然而，古代“意象”论中继承了《易传》思想，并将其发挥到一个新高度的当首推魏王弼的“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论。王弼之后诸人之论，多步其后尘，并未能更标其新。反对其论者，如晋欧阳建提出“言可尽意”，但其论未对古典美学的发展产生大的影响。王弼之论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利弊并存。

王弼论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4]（丁，204）

在这里，王弼肯定了“象”是出“意”者，“言”是明“象”者。此处与《易传》说法一致，并为下论作了铺垫。

王弼又说：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在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5]（丁，204—205）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弼认为，要“忘象”才能“得意”；要“忘言”才能“得象”。这就是王弼的发挥之处。其所论之“象”即“卦象，爻象”；引申其意则应是“一切可见之征兆”；同样，“意”即与“象”对应的 “义理，思想”；“言”即“语言，文字”。可见，如果按照王弼的思路去审美：必“忘象而得意”，则会忽视对“意”所对应之“象”的把握而偏重对主体“意”念，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发挥；而这种发挥一定是天马行空式的，因为其前提“在忘象”；必“忘言而明象”，则难免减弱对文字符号与其所记载的现象世界及主体思维形式的关系的考察。总之，王弼所论述的是偏重“意”而轻“言”“象”的思维之路，这种思维固然使中国古典美学更加具有了飘逸，玄幽的独特审美形态，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但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它也带来了使中华美学之发展具有明显局限性的缺点。对此，我们可以如下发问：

二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我们忘记了什麽？

我们所忘记的，是语言文字及其陈述与思想的紧密联系。首先，当思想仅只是一种体验的时候，它是无法存在的。思想只能存在于表达之中。通过表达，思想——主体之“意”，才能活起来，真正成为“思想”。“以语言运用为主的表达式，不仅是思维和认识的再现，不仅是情绪和体验的载体，它本身对思维对体验也发挥着一种能动的参与性操作作用。”[6]（周，45—46）这就是说，语言有表达且成型思想的重大作用。

如此看来，“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论强调“忘”字，仅把语言表达当作可弃之工具，割裂了文本表达与思想的相融关系，把思想悬在了空中。

于是，“得意忘象”论继续搜寻在语言陈述背后隐藏着的看不见的，不定的思想，并把它们放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任由头脑发挥。时至今日，这种想法几乎已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在现象后面寻找本质。王弼之后，中国古典美学即在有意无意中因循着这种习惯思维而发展，因此而辉煌，也因此而困惑。辉煌之处，有目共睹。困惑之处，亟需探讨。

在张法所著的《中国美学史》中，开篇即探讨了中国美学史的“内在困难”。用中西对比的办法，张法认为，西方美学存在于四类著作中：一是一般美学理论体系性著作；二是“论某一个或几个主要概念的著作”；三是对两个或多个艺术部门进行比较的著作；四是仅为某一艺术门类的著作。且“正是西方的第一，二类著作，使第三，四类明显地成为美学；中国没有西方的前两类著作，因此全部四类都没有走向一种美学的总括”[7]（张，导言，3）。

体会其意，张法认为，中国至今并无明显成熟的美学，原因是过去缺乏美学之理论性著作，和论述“主要概念”的著作。

本文赞同张法的说法。的确，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有自己的元初概念——基本范畴，及建立在这一范畴之上的基本理论；理论由范畴而生，而长；如此，才能形成结构严谨的学科。中国古典美学也不能例外。那麽，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本文以为，其关键还是在于“得意忘象”论的影响，使人们忽视了对思想之载体——语言文字及其表达的的著意。

首先，前已指出，从“得意忘象”论去审美，则重“意”而轻“言象”，形成“天马行空”式的“意审”；结果凭审美主体之喜好而发挥，对审美之语言形式几至忽略不计，唯用心捕捉那飘忽不定的“暗藏的思想”，造成语言形式与思想的分离。其表现之一是，一字之意有无数种解释——实际上等于没有解释。最典型的例子，在古典美学典籍中，“特别是那个‘美’字，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几乎被用于一切需要下肯定的审美判断的场合。冰川雪野是美的，枯藤老树是美的，桃花流水是美的，苍烟落照是美的，鱼戏于渊是美的，鹤飞于天是美的，……,蚂蚱蝈蝈是美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美’字安在随便什麽地方”[8]（曹，13）。显然，这样的“美”字涵义十分丰富，什麽都是，实际上等于没有涵义，什麽都不是。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美学典籍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当然，并非皆是“得意忘象”论之作用，因为，从汉字的特性看，其“词义具有浑圆性”[9]（周，46）。词义易模糊。但是，本文认为，“得意忘象”式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决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由于魏晋以来“得意忘象”论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虽然取得了独具特色的辉煌成就，但也积累了轻视语言文字及其表达在美学论述中的作用的倾向，最终形成了学科基本范畴论述不明确，不系统的缺点，其直接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学科成型发展。

今天，已有许多美学家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些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本文限于初涉美学，无力也无意去解决建立古典美学基本范畴，重塑其体系的重大任务。本文之意，对“美”字进行文字学还原，依此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涵义界定，以初步确定“美”范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并与“意象”范畴进行比较，以确立“美”范畴在古典美学中之基础地位，作为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起点。

三 “美”之还原——由“美”字到“美”范畴

中国哲学和美学根植于文字创构的象形之中，则寻其“美”范畴之特征必从“美”字之构字开始无疑。

“美学”一词是近代之外来语，“美”字的存在却与中华文明的存在同样古老。溯本寻源，以知精义。本文对“美”字的文字学还原如下：

从文字训诂的观点看，有关“美”字元初意义的以下两种训释值得注意：

首先，据《甲骨文字集释第四》[10]（李，1323）训“美”字如下：

……契文羊大二字相连疑象人饰羊首之形与羌同意卜辞多言“子美”人名字又作 美上不从羊似象人首插羽为饰故有美义以形近羊故认从羊耳姑存此说待考。

可见，从《集释第四》则可认为，从“观物取象”出发，按“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象形”原则，“圣人”造出了最早的“美”字。

那麽，这个“美”字所象何形呢？或是“人首插羽为饰”；或是“人饰羊首之形”。

故，这个“美”字所记载的是古人的一种修饰而立的状态——一种“象”。这种象直接与人的“意”——“修饰自己”的思想状态相关。这就是说，“人意”存在于“象”中；“象”又被记载到了文字当中。“言”则明“象”，“象”则尽“意”。从构字方法来说，“美”字是“象形”字。

其次，汉许慎的《说文解字》[11]（许，146）却训美为：

“美，甘也 。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

其意一是以“甘”为“美”，存“美”在“味”。欲体此“味”，则须会“羊大给膳”之意。二是认为“美”即“善”。

则按《说文》，“美”虽象形，所象者却是羊。羊之为美，也非因长得漂亮，而是因为其味儿香。这可以理解为以“功利”为美，与“美”字所造之“象”，与象中可会之“意”无直接关系。另外，其以“善”为“美”，则混淆了“美”“善”之别，造成了其后“美”字涵义的混乱。当然，《说文》以“善”释“美”并非首创，其可能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如，孟子“他确定人的天性是善，因而他说的‘善’，实为‘真’。那麽他说的美既是‘善’又是‘真’”。[12]（陈，134）本文认为，以“善”为“美”则给“美”字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也应是造成“美”范畴长久不能成型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看，《说文》之后，许多字书皆从其说。如清《佩文韵府》训美曰：“好色”；随后又紧引《说文》之训补充。此应是作者自觉以“好”训“美”意太空泛，随从《说文》之说，以善其事。这说明了两点：《说文》之影响巨大；“美”字之释意到清朝尚甚迷惑。

本文认为，《说文》之训“美”不可从，其以“功利”为“美”或以“善”为“美”皆不足取。因为，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历程看，今天我们称之为“古典美学或文学”的古代典籍中，“美”字的涵义并非可以如此理解。

前文已述，《甲骨文字集释四》以“象形”训“美”。其考证之据是最早的汉字——甲骨文，故其所论者是最早的“美”。据《说文》叙目，始造字者苍颉“见鸟兽蹄颃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不论“苍颉”有否其人，甲骨文以“象形”造字可知。而“从甲骨文‘大’的造型看，确是正面站立的成年男子之形。所谓‘羊大为美’，实则是‘羊人为美’。”[13]（王，62）这也说明了许慎之误。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从文字训诂的观点看，“美”字“象”“人饰”之形，其语言哲学意义在于，“美”字之“象”，是蕴涵“人意”的“象”，或者说是因“人意”之求而生之“象”，它表达着“人”的一种精神建构；这种精神建构——“意”——是融涵于“象”内的，并化生成“象”之记载——“美”字。可见，一个“美”字，既象既意，是对“美”之“意象”的形象化文字表达。若欲得“美”之“意”，是不可能“忘象”的。“忘象”则所得不知是何“意”。进一步说，实际上并无隐藏在“美”字背后的“思想”，其“思想”就显现在“美”字之中；或者说，“意”在“象”中，也在“言”中。其实，“美学陈述就是美学思想，美学思想就是美学陈述，不可能有脱离陈述的美学思想”[14]（曹，37）。

前文已述，任何一门学科或理论体系都应该有自己的出发点——基本范畴，美学也不能例外。尽管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其结果是取消了美学[15]（参见曹，179-180）。而实际上美学至今并未被取消，故其从反面证明了美学的确有其初始概念或基本范畴。那麽，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来说，其基本范畴应该如何呢？

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古典美学以“意象”或“意境”为其基本审美范畴，是“意象”或“意境”之学。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下：

第一，“意象”一词之用源远流长，其涵义历代皆有变化，模糊曲折，其主要特征是“不定”。“就其功能而言，它们都远远大于语言，都充满着‘空白’，充满着朦胧性和不定性，并任由一代代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取填补，去确定”[16]（周，61）。由上文分析已知，作为概念，“意象”有极其广大的外延和不能确定的内涵，难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范畴。

第二，自王弼的“得意忘象”论提出以后，其实际上成为了以后古典美学之审美的主流思想 。如前文所指出的，“意象”一词之用自此多偏“意”而轻“象”，由一“象”而生多“意”，造成了古典美学许多论述概念宽泛，语义含混。

从上述两点看，本文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象”概念仍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它是古典美学飘逸，虚灵的独特风格的象征，古典美学由此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但是，从建立美学基本范畴，形成严谨的美学理论体系来说，起码仅有“意象”范畴是不够的。增加“美”范畴为中国古典美学基本范畴正当其时。

前文已经分析过，“美”字是融合“人意”之“象”的文字记载，而这种“人意”的最初表现是“人对自己的修饰”。这种修饰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代表这种修饰的“美”字，其中蕴涵的审美意义却是可以确定的，具有稳定性的。那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把“美”创造为这样一种存在：

它是人造的，只能以感性方式表现人之特定精神建构的人类思想行为。其中，“感性方式”是指“美”必然存在于文字表达形式之中，融意于象，融象于言。

这实际上就是从文字还原初步推出的“美”范畴的内涵。其特点是融“人意”在“象”中，是“融象之美”。这样的“美”是不忘“象”才能“得意”的。从初步推出的“美”范畴出发研究古典美学，则必会有与过去不同之结果。从方法论的观点说，是以文字分析为依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古典美学。

四 “美”范畴与“意象”范畴

既然本文认为“美”范畴与“意象”范畴都是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则其异同有必要再加说明。

首先，从内涵方面看，“美”范畴具有稳定性，确定性。其中体现的思维路向是见思想于语言，明意义于表达。“意象”范畴则蕴涵流动性，空灵性。其内涵由主体体验而定，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本范畴。

其次，从外延方面看，“意象”范畴外延广阔而天马行空。“美”范畴之外延尚需总结，逐步明确。从古代典籍的用法看，用“美”字之处甚多，涵义复杂。其中哪些可归为本文约定之“美”范畴之用法尚待进一步研究。前述清代编撰的字书《佩文韵府》[17]，在其中“美”字条下，列出了各代典籍中“美”字的用法共224种。这些用法今先粗分两类，如下：

第一， 史志用法凡129种（未含《诗经》）：

大体上说，此类典籍对“美”字的使用较偏重社会伦理意义，其字涵义一般抽象，曲折，形上色彩浓厚。今列一例用法如下：

《左传》曰：“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其中“中美”用法义甚复杂。

第二，诗赋文用法凡99种（含与经史志用法重复者4种）：

此类用法则多符合本文所初论的“美”范畴的涵义。今举一例如下：

路游诗云：

日长处处莺声美，

岁乐家家麦饭香。

此处“莺声美”和于“日光”，“村景”之中，形成主体观察中的“意象”，依“象”寻“意”；“美”在“象”中，在字里行间。

可见，古代用“美”范围广阔，涵盖了社会伦理，“意象之学”等范围。本文认为，其在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用“美”不属于古典美学研究的范围，是否准确，则有待对“美”范畴的进一步研究。

五 几句缀语

论述至此，本文认为，既然提出了“美”范畴为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则还应解释下面一个问题，即“美”范畴为何长期没有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之基本审美范畴。

本文以为有如下两点理由：

其一，如前述，中国审美文化之理论源泉当属《易经》。而在《易经》中即确立了“观物取象”，“立象见意”的传统“象”式思维模式。由“象”生“意”，“意象”相联为论，一直是中国古代主导审美观念，决定着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内容。故，古代几无专论“美”的美学著作。

其二，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说文解字》以“从羊从大”，“美与善同”误训“美”字，误导了后人对“美”字源意的理解，使古代“美”之用法繁杂模糊，其涵义难以确定。

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分三个黄金时代：
（一）先秦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代表人物：老子。提出概念“道”、“气”、“象”、”无“、”虚“、”实“、”虚静“、”玄鉴“等等，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孔子。他开创了儒家美学的传统。提出了艺术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如“兴、观、群、怨”说，核心是和谐，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对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作为人的一种道德的象征。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特点：崇尚三玄：《老子》《庄子》《易》 ，不再强调艺术的政教实用功能，开始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美学范畴为：风骨，隐秀，神思。代表人物：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三）清代前期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三个黄金时代。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时期。代表人物：王夫之、叶燮《原诗》和 石涛《画语录》。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从奴隶社会开始，中国思想家就把审美与艺术问题同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考，虽在表述和论证上显得不够系统，但在根本上贯穿着自己独特的深刻的哲学观念。中国美学研究有一个引进、传播、发展及创新的过程。特别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使美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1.魏晋南北朝至中唐为自觉期，美学以探索现实的审美属性和艺术表现的一般规律为主。
2.中唐至明中叶为成熟期，美学以探索审美主题的内心世界级其物态化的表现为主，完成了古典美学的理论结构。
3.明末至清末则是古典美学成熟后的延续期，美学理论为前人美学思想的余响。
4.先秦两汉为幼稚期，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哲学和理论学的附庸。
5.先秦两汉为幼稚期，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哲学思想和伦理学的附庸。
6.魏晋南北朝至中唐为自觉期，美学以探索现实的审美属性和艺术表现的一般规律为主。
7明末至清末则是古典美学成熟的延续期，美学理论为前人美学思想的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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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诗歌的艺术成就，在盛唐诗坛上，除李杜以外，鲜有堪与比并的。他的山水诗平淡自然，俊逸空灵，与琴棋书画融为一炉。诗中常有形与声的刻画，情与意的温馨，飘洒与沉静结伴，显达与幽深同行。常用委婉冲淡、古雅悠远的高妙手法，达到令人拍案叫绝、流连忘返的艺术胜境，形成他山水田园诗的空灵、明净、飘逸的意境。本文拟从语言、意象、色彩、音响四个角度来剖析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美，并探索形成这种意境美的原因。
　　一、语言不重华饰，明净淡雅，虚实相济
　　语言是诗人情绪的物化形态，是诗歌最表层的意象。王维在语言上追求明净淡雅，不尚浓艳，不重华饰，不作惊人语，不出吞云吐月之言。他讲究自然与真切，注意语言的启示性，表现出诗歌语言的自由、自在和自觉。如《山居即事》：
　　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
　　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
　　诗人以浅切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山居环境的幽静可人而又富于生气。在夕照浑茫的大背景下，古松参天，仙鹤盘旋，访客罕至，柴扉独掩，可谓幽静之至。诗人以“苍茫”、“遍”、“稀”这些词来渲染寂静的氛围，又用“新粉”、“落”、“烟火”、“处处”等传神的字眼，传递出大自然勃勃的气象和人们怡然自乐的精神面貌。
　　《山居秋螟》的前半首写道：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
　　写景如画，随心挥洒，这样动人的自然写景，正是通过清新淡雅、自然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理想中的社会美，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丰姿摇曳，耐人寻味。
　　王维的诗又多以虚写实，《如汉江临泛》的中间两联：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颔联把所见江山的空间跨度极力加以扩展，以至于无穷无尽。“有无中”的山色，“天地外”的江流，这种因远而虚的境界，展示了江面之宽、江流之长。诗人用“有无”和“外”，点出了画面由实景而化入虚白。颈联再用一个“浮”字，以郡邑浮沉、天空摇曳的幻觉，极写水势的浩渺潏荡，似乎把郡邑描写成海市蜃楼了。但也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表现出“前浦”波澜壮阔、浩渺连天的风貌。这不能不得益于王维诗歌语言的平淡自然而又体物精细。
　　二、意象空灵剔透，虚幻静谧，富于变化。
　　司空图的《诗品》中就曾用“白云”比喻“超诣”的神韵，说“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王维将心性具象为白云，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也恰恰是这种效果。
　　王维在诗中取意象最多的是云：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6�2�6�2�6�2�6�2《送别》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6�2�6�2�6�2�6�2《过香积寺》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6�2�6�2�6�2�6�2《终南别业》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6�2�6�2�6�2�6�2《观猎》
　　比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那一抹返照的夕阳，那被夕阳辉映的青苔，还有那只闻人声不见人影的深林，该可以勾起多少的遐想，该可以给人多少的审美享受！王维在山林溪壑之中，既寄托了自己高尚其志、不与世俗合流的人生理想，也倾注了他对自然之美的衷心喜爱。包括那些体现禅宗哲理、给人以极端幽静之感的诗篇，同时也有生趣盎然，鲜洁明丽的意境。又如《辛夷坞》：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美浅探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此诗借空山无人之涧户与自开自落之芙蓉来表达空寂之境。然这一“空寂”之境，并非是完全的死寂、冷清，在“空寂”的表面下，仍然存在着生命的跃动，那自开自落的芙蓉花，正是此种生命跃动的象征。
　　王维笔下的意境不是平面的、单一的、一成不变的。他在创造客观山水的意境时，通过自己全身心的浸染、感受，使客观景物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借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使“无我之境”变成了“有我之境”，从而构成一种艺术意象：为表其惆怅之情，空间物体失却了它们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披上诗人强烈的主观情绪，比如《华子岗》；为表其空虚静寂之感，时间似乎亦可停止流逝，比如《鹿柴》；随其意兴所至，空翠之色似乎可以润湿人衣，如《山中》；甚至于月光可以惊起小鸟，如《鸟鸣涧》；莓苔青色可以浸染人衣，如《书事》。在诗人主观意兴之映照下，客观存在的山水景物变为心理意象，为表达诗人的情思服务。
　　三、讲究色彩，从虚处落笔，并以青白色为主。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被称为“诗中有画”，而且是“有声画”，是不无道理的。王维以画入诗，使他笔下山水田园景物的布局错落有序，富于图画美。绘画艺术讲究虚实相生，常留虚白供读者再补充。王维深谙此道，在描绘山水景物时往往从虚处落笔，如前引《汉江临泛》的颔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其状江水浩渺，山色空濛，有以少胜多，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
　　山水田园诗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对色彩的使用的自觉程度。王维作为一个画家诗人，对色彩的价值认识及对色彩的遣使，便更具创造性了。
　　以《山中》为例：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仿佛是随意的点染，然却已非自然色了，诗人选择秋山本身就存着深刻的含蕴，满目苍郁的秋山缀以稀疏零落的红叶，再衬以通过幻觉错觉而滋生出来的诗意感受和心灵色彩，全幅画就蒙上了似幻而真的生命感动的烟雾。
　　就像他所开创的南宗画派以水墨为主一样，在水墨的浓淡明暗变化中表现山水的物理和质感。在诗中王维偏好青白两色：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6�2�6�2�6�2�6�2《鹿柴》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6�2�6�2�6�2�6�2《节事》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6�2�6�2�6�2�6�2《山中》
　　这在诗人笔下同样可见，如《送元二使安西》中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朝雨乍停，天宇清朗，道路洁净，路旁柳树被雨水洗出了它那青翠的本色，而柳色之新，又映照出客舍青青来，从而构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图景。再如《白石滩》：
　　清浅白石滩，绿萍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
河滩上的水，水底的石和水中的蒲草，清晰如画，以明月照彻滩水，水才显其“清”，滩才显其“浅”，水底之石才显其“白”。不仅如此，从那铺满白石的水底，到那清澈透明的水面，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生长其中的“绿蒲”，它们长得又肥又嫩，差不多可以用手满把地采摘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绿”字：光线微弱，绝色就发暗，能见其绿，足见月光之明亮。月之明，水之清，蒲之绿，石之白，相映相衬，给人造成了极其鲜明的视觉感受。
　　四、讲究音响，以动写静，动静相映
　　王维对大自然声响的处理，集中体现在音响上，如《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濞深涧中。
　　这里人闲、夜静、山空皆是从静态入手的，它们构成了春天山涧夜晚的静谧。诗人又写了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一个“惊”字唤醒了一个息息相通的世界，不仅荡涤了那种死沉沉的气氛，而且更加突出了山涧的宁静幽美，创造了“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又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高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步入茫茫山林，行不数里就进入白云缭绕的山峰之中，古树参天的丛林中，杳无人迹，忽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阵隐隐的钟声，在深山空谷中回响。有小径而无人行，听人声而不知何处，再衬以周围参天的古树和层峦迭嶂的群山，这是多么幽静空灵的境界！诗人描绘了幽静的山林景色，更着意写了隐隐的钟声，这钟声非但没冲淡整个环境的平静，反而增添了深山丛林的僻静氛围。
　　王维的山水诗善于以动写静，以静写动，动静相映，写出自己极为细致的感受，捕提一瞬间的动人景象。如《山居秋暝》的颈联：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诗人先是听到“竹喧”，才知道是“归浣女”，先看到了“莲动”才发现了“下渔舟”，诗人写出了先有所闻、后有所见的细致感受。“竹喧”、“莲动”这些美的动态和美的音响，动静相衬，自然天成，既精妙入微，又含蓄隽永。不难想象，在“竹喧”“莲动”过后，又是怎样的清静，这比单写静更富有诗意，更耐人寻味。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自然山水中，自然美和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空灵、明净、飘逸的意境。
　　王维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时代，堪称山水诗“正宗”。其诗往往把实景与它所暗示、所追求的虚境融为一体，给人以最大的审美愉悦感。同时，他的诗与他采用的某种物象间也往往具有某种内在精神，使自我融合万物，又投影在色彩、意象、音响和语言中，营适了空灵、明净、飘逸的意境，使山水田园诗发展到了顶峰，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风格并占据重要一页的一位诗人。

诗中有画

王维诗善于捕捉最具特征之物，构成完美画面。

———讲究结构画图。如《渭川田家》，王维罗列了农村中的种种景物：斜阳、牛羊、野老、麦苗、蚕桑、田夫等，看上去零落散乱，但第九句“闲逸”二字一点，就把零乱的景物一气贯穿，组成一幅和谐生动的完美画面。

———讲究物象色彩对比。王维诗吸取绘画长处，善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景色写入诗中，构造完美和谐画面，使景物活脱、神采飞动。如《高原》：“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桃红、绿柳、晨雾交相映合，构成一幅清丽淡远的山村春晓图。

———讲究虚实并用。王维不愧为著名的画家，深得中国画传统技法精华，在诗中运用自如。《汉江临眺》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目下流注长江的汉水，是写实；江汉之水在天地之外奔流，是虚写，两岸青山伴着江汉的波涛，看上去若有若无，此乃虚实合用，写出了浩浩江流奔腾不羁的气势。

———善以“光”“态”描摹人景合一的画图，突现人物情绪。

如《青溪》“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这里青溪很美，是淡素之美，蒹葭流光、松泉韵律、正投合诗人的心态和情趣，那份美感在别人或许不浓，在他却很强烈，因为与他内心向往共鸣。

———咫尺见大千。

王维以小景传大景的手法，在他的山水田园诗里处理得很细妙，真可谓绘画圣手。《赠十裴迪》中“桃李虽未发、荑萼满其枝。”从小小叶芽的萌发，预示桃李盛放，红雨翻腾的浓春烟景图。

写声音的艺术

王维的诗极富画意，而画面中常带有万籁的轻吟低唱，给人以宁静、凄冷或愉悦的情感体验，即画声美。

———鸟鸣山更幽。如《鸟鸣涧》中“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瓜园诗》中“黄鹂鸣深木，朱槿照中园。”《田园乐》中“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这些都给人静中闻响更清幽之感。

———虫鸣显凄凉。如《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里“夜静群动息，蟪蛄声悠悠，庭槐北风吹，日夕方高秋。”蟪蛄凄切鸣叫，衬托出一幅声画俱佳的萧杀秋景图。

———鸡犬喧叫更闲逸。如《过李揖宅》中“客来深巷中，犬吠寒林下。”《丁寓田家有赠》中：“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桃源行》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这些，都是通过诗人的精心描绘，一幅幅乡村闲淡安逸的图景便绘声绘色的显现在读者面前。

———水声闻响更怡人。如《栾家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雨水声奏出轻快乐章、白鹭上下翻飞，增添了几个协和音符、破了它的单调，这画外之音，引人入胜。

含蓄美

诗贵含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这方面运用极致，欲吐而不露，含蓄蕴藉，让读者会心可得，感受其内在的意蕴，具有含蓄之美。

———虚实含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多在虚处(写景)着笔，让人们从虚的意象腾飞想象，去感受和捕捉诗中含隐的实的事物。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山涧中。”这里写景是虚，诗人爱恋大自然是实，但字里行间“留恋”二字只字未提，诗人“实”的心迹流露，含蓄地藏于美景之中。

———跳跃含蓄。如《田园乐七首》之三云：“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渡头、村西、坛边、人家这四个空间位置的跳跃，一跃一景，尺幅万里，给读者联想和再创造的空间。

———结句含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描摹景物后，结尾一句意蕴遥远或画龙点睛，从而使诗的境界全出。如《柳浪》：“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漪。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最后一句才揭示出所含蕴的主题。

禅宗智慧

在我国诗歌史上，王维以“诗佛”著称。中晚年仕途迭经挫折的他，先是满腹懊丧，后来彻悟了佛法禅理，生活得内心非常宁静，在诗歌创作上翻出一股淡泊宁静的意趣，如他的《终南别业》诗：“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如。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是一种自然美，淡泊美，宁静美，闲适美，王维能写出如此淡远空灵的诗作，是受启于禅宗智慧的结果。

善用通感

王维善于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肤觉等沟通起来，相互间既有协作又有影响，创造出山水物景的美。如《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中“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第一句是诗人的感觉，第二句正面写出视觉，第三、四句更是视听感觉的交融。

王维的创作风格代表着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山水田园诗派，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使他声名卓著，唐太宗曾把他誉为“天下文宗”。后来评论家又将他誉为“诗佛”，并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相提并论，鼎足而立。

[唐]韦应物的《闻雁》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
这首《闻雁》可以看出，他是在保持绝句“意当含蓄，语务舂容”的特点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古诗的句格、语言与表现手法，以构成一种高古澹远的意境。诗句之间，避免过大的跳跃，语言也力求朴质自然而避免雕琢刻削，一、二两句还杂以散文化的句式句法。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王维笔下的景其实就是 诗人心灵的物化，只有借助外物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情感，读来才会觉得韵味悠长，含蓄隽永，打动人心。

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他根据诗的意境，风格来将诗分为二十四品。其中一品为“含蓄”。司空图仅运用寥寥几语便将含蓄诠释得清清楚楚，并且还说明了为什么会产生含蓄，最后，还教会我们如何才做到含蓄。原文如下：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如绿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首先，司空图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仅此八字便将“含蓄’的要旨述说出来了。接着，便用“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来对含蓄进一步深入阐释。两者结合，便恰到好处地给含蓄下了定义，即辞短意长，含而不露，意在言外，回味无穷。它充分地表达了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韵”“味外之味”的诗美情趣，为历代诗家所重视。

梅尧臣诗的精微、深沉、含蓄、细腻等特点，苏舜钦也比较缺乏。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
但也有些小诗，苏舜钦写得相当精致，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第二句有些散文化，但用了一个“时”字，使视境动了起来，仿佛花树在一片青青草地中不时跳入眼帘。“幽”和“明”都是形容花，一重心理感受，一重视觉，配合得很别致。全诗的情韵近于唐诗，但更显得清幽细巧些，意脉也较为流动曲折。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世态人情这些年来薄得像透明的纱,谁让我还要骑着马来客居京华呢?]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只身住在小客楼上,一夜里听到春雨淅淅沥沥,明天早上,深幽的小巷中会传来卖杏花的声音.]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短小的纸张斜着运笔,闲时写写草书,在小雨初睛的窗边,看着沏茶时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戏着分辨茶的等级]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作为一介素衣,不要兴起风尘会沾污我衣的慨叹,等到清明就可以回家了.]
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王士祯标举的口号，又是他评论文学作品的指导思想。神韵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1、他强调艺术性的含蓄性，反对过直过露，主张深厚蕴籍。他说：“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师友诗传续录》）因此他一再重复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酸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王维擅长绘画,其山水田园诗很集中地表现了其诗画交融之浑融美.本文从诗画交融、绘画美的角度来探讨其浑融美,抉发其艺术隐微.王维以画家的眼光来取景构图、设色敷彩,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不拘一格,随物赋形,传神写照,而得其天机意趣,浸融着诗人浓郁的情感,从而以色彩美、构图美、动态美、声乐美、朴素美、想象美、感情美而凝聚成的绘画美、诗歌艺术的浑融美,使得诗画交融、诗中有画的艺术日益成熟,冲澹而兴味悠长,清婉流丽.

王维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诗中那些发自“象外之趣”而又摇曳多姿的静美之境，表现出了自然景物和田园生活中某种特别的情趣和意蕴。王维山水诗中的“动”，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描写和表现大自然中田林山水的静美境界，才是其山水诗中主旨所归。作为艺术手段的动态性，其目的和作用就是为创造静的意境服务，以造成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
王维的田园诗和山水诗都表现了静的意境美，但静的特点在此二类诗中还是有差异的。其田园诗在优雅闲逸的情致和明朗淡泊的气氛中描写的多是闲静的意境；而他的山水诗，在幽深冷寂的氛围和浓厚艳丽的色彩中，表现的多是幽静的意境。
我们先看他的《田园乐（其六）》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满枝盛开的桃花，带着晶莹闪亮的点点水珠，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更显得鲜红娇艳。这是近景的特写镜头。远处，嫩叶青青的柳丛，在轻纱般薄薄的晨雾之中，恰似又多了几分浓绿。一宿山雨吹落的满庭花瓣，还未见家童来打扫，黄莺那清甜的报春之声远远传来，不时打破这春山的宁静，而“山客”在融融的春光里，依旧梦意酣然。诗中“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却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而这种“静”是闲适而恬静之境。

叠词可以增强语言的韵律感或是起强调作用。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李清照）”
这些拟声词可以使诗文更生动形象，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张先《天仙子》沙上并禽池上冥，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王国维在评价这首词时说，“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你如何理解？
析：1、这个“弄”字，能引发人的联想，“花弄影”，那又是什么弄花呢？2、这个“弄”字，把“影”这种死景写活了，这就是以动衬静。3、这个“弄”字，含有“嬉戏”、“挑逗”之意，又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情趣。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人。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生前便被誉为：当

代诗匠，又精禅理，死后更得到了“诗佛”的美称。他的山水诗，在当时和后代都取得了很高的声誉。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之画，我无缘得观，摩诘之诗，却有许多是从小学时就耳熟能详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豪迈壮阔，“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温馨安闲，“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和“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动静相衬，“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的亲切感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真挚抒情……形象生动,字字珠玑,不胜枚举；都令人赏心悦目，受益匪浅，经久难忘。

陆游在《跋王右丞集》中也写道：“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昼无事，再取读之，如见旧师友，恨间阔之久也”。

然而，我们以往见到的对王维的其人其言，感觉却是大不相同的。

他后期这些几乎和现实生活绝缘的，“萎弱少骨气”的山水田园诗却因为和后代文人们的消极思想发生共鸣，受到许多文人无保留的赞美。有人甚至尊他为“诗佛”，把他捧到和李白、杜甫同样高的地位，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从王维其人，到他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作，从“许多文人”到“无保留的赞美”，因人废言，亦因言废人，一并毫不客气地被否认了。如此评判，当然是有其具体理由的。

至于《孟城坳》一首，从为辋川别墅过去的主人宋之问感叹，联想到自己也不能和辋川山水同在，更表现了他这个庄园主人空虚没落的心情。《漆园》一首中，思想同样是消极的。这些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并不能掩饰他思想上的严重缺点。

为什么说他消极呢？书中是这样罗列的：“甚至对他个人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安史之乱，在他诗里也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反映。”“都在闲静孤寂的景物中流露了对现实非常冷漠的心情。”“充满佛家空无寂灭思想的唯心哲理的诗篇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萎弱少骨气”之评语，可能出自朱熹《楚辞后语》：“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变萎弱少气骨。”博学如朱熹，自然不会不知，王维曾服药取痢，伪疾将遁，以猜见凶。既然理学大师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而王维也曾迫受伪职，即使“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也无改朱子对其人的观感。然而“其人既不足言”与词“亦萎弱少气骨“还是没有必然的联系。虽说文如其人，那也仅指某些方面而言，以偏概全地一棍子打死，更不是我们现在所应承继持有的批评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注重文学艺术阶级倾向的政治学角度，这在当代中国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是文学批评的唯一角度。当然文学是人学，王维的思想倾向，在分析他的山水诗的写作动因和文学价值时，必须有所顾及。可是也必须同时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当时诗歌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审美取向，时代和历史的多种因素。更不能忘记的是对王维主体情绪的把握和个性的尊重，要理论联系实际，存在联系现实。所以即便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眼中也会有一位千面诗佛，我们也不能以二十世纪特定时期的政治眼光去要求和评价八世纪的诗人王维。

再来读读五维的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暄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瞑〉

积雨空林烟火起，蒸藜炊黍饷东Zi。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

兴象玲珑难以言传，可以意会。翻开霍然的〈唐代美学诗潮〉，我还看到这样的评述：

这类山水田园诗，避开战争的烽火，解脱朝堂的倾轧，远离尘世的喧嚣，没有市井的嘈杂，令人仿佛能看到长松疏枝间浮动的明月，深塘内摇曳的荷花，听到夜来几度风雨，破晓处处莺啼，以及竹丛中迸发出来的浣沙女的欢声笑语，感受到处在这优美怡人的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愉快心情和个人心灵的净化，意识到时光正在不知不觉中向前推移。这是唐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欣赏和享受到的另一种美，它象娴静淑美的妙龄少女，以其内在的气质和美学魅力令人心醉神迷，使你情不自禁地为之倾倒。

根据这条的标准我们再来读读王维的诗：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
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这几首诗描写的地点和时间并不相同：有古木参天的野径，有乱石丛中的小溪，有寂寥无人的深涧，有万籁俱寂的空山；有雨夜，有白昼，有日照，有月出。但它们都与尘世迥然不同，既没有人事的纷扰，也听不到车马的喧嚣，山水、木石、花草、虫鸟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在这个境界里，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和平，月出竟会惊动山鸟，花儿都是自开自落，甚至能在雨声中分辨出山果落地、草虫低吟，连通常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的阳光也因山幽林密而呈现出冷色。这样的境界不是作者刻意为之，而是他思想感情的形象化的体现。
更其难得的是王维不只力求每一首诗写得有意境，而且以他的许多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意境。就这一点而言，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唯有陶渊明与其相仿佛。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经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歌德谈话录》）王维正是不“满足于一般”，而是怀着独特的情趣，立足于观察大自然的独特的角度，通过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表现出他鲜明的个性。他的山水诗数量不少，题材也不狭窄，除了对他隐居过的终南山、辋川景色的描写，还有他一生历经的山川河流风光的记载。他的诗再现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面貌，一首小诗就像一幅精美的山水条屏，但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时，你会惊异地发现，这许多诗的风格竟是那样和谐统一，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幽美恬静的境界。
　　 以意境为标准，更容易看出王维诗比前人高明的所在。不错，谢灵运也写过“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这类景中含情的名句，但这在他全部诗中实在是屈指可数。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客观地描写山水之美，由景物触发的感受则另借玄理写出。谢朓比谢灵运进了一步，他不仅丢掉了谢灵运诗中那个玄言的尾巴，而且注重情韵，创造出清新淡远、工丽含蓄的风格。他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写得新鲜动人，颇有情韵，但谢朓诗也存在“有句无篇”的不足，一首诗中，往往其中几句特别精彩，余者平平，难免相形见绌，不似汉魏诗气象浑成，难以句摘。而王维的诗整首诗创造一个完整意境，浑然一体，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寥寥几笔把月出鸟鸣刻画生动有趣，桂花，月夜，春山，小鸟，山涧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诗人以动写静“鸟鸣山更幽”的艺术辨证法与桂花清香融合成了清空旷远的意境。王维的诗可见不仅句句见景，全篇更是多彩缤纷。
王维诗的意境单纯优美而不寒俭枯涩，恬静和平而不死气沉沉，绝少人迹却不孤独寂寞，用通常的表现手法是不能奏效的。柳宗元的《江雪》意在惜景表现自己的孤独苦闷，不仅明白点出“鸟飞绝”、“人踪灭”，而且直接使用了“孤”、“独”等字眼，使人感到压抑沉闷。王维所写的也常常是无人之境，但他要表现的却是与大自然为伴的自得其乐。所以手法也自不同。他“寓静于动”，“寓无声于有声”，不仅创造出静谧的意境，而且使之充满了情趣和生机。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丝毫看不出作者孤寂苦闷的心情，相反是那样的开阔，明亮。不仅完美地表现出生动的境界，也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和陶醉。
王维的诗把客观的观察和思考到融入全部主观身心的生命感悟，使山水景物的形象与自身的形象融为一体，是王维山水诗独特的艺术成就。现代的人们在积极进取的时代和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下 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读读王维的诗，体会那富有诗意带着原始山林野味的意境来松弛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王维诗中那清幽静清爽的自然，逍遥自在的飘逸，也正是许多人的美学追求和理想所在。真正的艺术具有超时性，所以千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受到王维挥洒自如的生花妙笔，带来超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美的意境和魅力。

第一章
三、简答题：
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何特点？
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蕴涵于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之中，而不是以论述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文学理论批评和艺术理论批评浑然不分；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大都还只是一些片断的论述。

先秦时期所讲的“文学”和今天所讲的“文学”含义相同吗？
先秦时期所讲的“文学”和今天所讲的“文学”的含义是不同的。先秦时期所讲的“文学”和今天所讲的“文化”意思相近，有博学和文章两个方面的意思，如《墨子·非命》中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荀子·大略》中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他们所讲的“文学”有学术、文化修养的意思。

试述“诗言志”提出的大概时间和具体内涵。
关于“诗言志”提出时间问题，大多学者认为《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比较可靠，而襄公二十七年是公元前546年，大约在春秋末战国初年。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历代文人往往把“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春秋时期，人们对诗的认识是怎样的，试举例说明。
4、春秋时期人们（包括孔子在内）都不把《诗经》看作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来对待的，把它看作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如孔子对他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左传》中大量“赋诗言志”的记载，也说明《诗经》乃是他们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工具与手段。

第二章
四、论述题：
试述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认为文艺有修身成人的作用，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干政的必要条件；明确提出论诗的标准“思无邪”，认为诗歌内容应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提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认为文艺有感发意志、认识社会、团结百姓、讽刺政治等价值等等。

试述荀子的文学思想。
荀子提倡后天学习，认为一个人无论在道德修养上还是艺术创作上，要达到完美的境界都必须经过顽强的学习和实践；
荀子奠定了儒家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上；
荀子在强调“诗言志”的“志”必须是圣人之道，百王之道外，还肯定人“情”的合理性，可视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思想的先声；
荀子的文艺思想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乐论》篇，提出“音乐---人心---治道”的价值思想，认为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政治的治乱，认为音乐有和同人心的作用，提出著名的“礼别异，乐合同”的思想等等。

第三章
四、问答题：
为什么说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为中国古代艺术意境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和美学基础？
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理论体现了绝弃人工，委任自然的审美特征，是一个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完美境界，它含有无穷妙趣，使人体会不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艺术意境的主要特征。

试以庄子的寓言故事为例，谈谈庄子的文艺美学思想。
庄子的许多寓言故事反映了他的文艺美学思想。比如“庖丁解牛”“吕梁丈夫蹈水”的故事，就反映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他认为庖丁之所以“游刃有余”，是因为他能顺其自然，依其天性，解牛之时，目无“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吕梁丈夫之所以悠游自在地游于大水之中，是因为他“从水之道而不为私”，即是说符合于水的自然规律而不以主观意志去左右它，这就是“以天合天”。就艺术而言，就是他提倡的“天籁”“天乐”。另外，庄子的“梓庆削木为鐻” “轮扁斫轮”等寓言故事也反映?怂囊沾醋魉枷搿h髑熘阅艽醋鞒觥熬坦砩瘛钡蔫L钟，就因为他抛弃了一切个人名利私念的干扰，完全进入一种“虚静”的精神状态，在这点上，技艺创造和艺术创造是相通的。“轮扁斫轮”故事，说的“言”“意”关系，庄子认为言不尽意，无限的精妙的思想情感是无法用有限的语言来表现的，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上的“言”“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说先秦道家思想具有艺术精神？
老庄思想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从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老庄的“道”从人生观上说是追求生命自由和精神自由，而艺术精神或审美精神的也是“自由”，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从老庄对“道”的体悟来看，他们注重“涤除玄览”“坐忘”“心斋”的工夫，这和艺术创造中的审美心境是相通的；从老庄对“大音”“大象”的全美追求来看，这和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是相通的等等，所以我们说老庄思想具有艺术精神.

第四章
四、简答题：
汉代儒家文艺观相对先秦儒家文艺观有何特点？
汉代儒家文艺观相对先秦儒家文艺观有两大特点：一是保守性增强了，批评性减弱了。“温柔敦厚”的“诗教”强调对上层统治者及其政治措施的批评，必须限制在统治者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对社会的批判，不能越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严格遵守“礼义”界限。二是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科学的、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作了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阐述，并充实了许多新内容，使之更趋成熟，也更为完整。如“六义”说的提出；“情、志”合一的趋势；“感物而动”思想的出现等等。

试述《乐记》、《毛诗序》的诗乐思想。
《乐记》的诗乐思想主要表现在：音乐的本源在人心感物，提出“物---心---声---音---乐”的音乐本源论；音乐对社会政治的重大作用，提出“声---音---乐---心---物（社会政治）”的音乐作用论；提出“唯乐不可以为伪”的音乐创作论，认为诗乐创作应当是真实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等等。《毛诗序》的诗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强调儒家礼义道德思想的规范；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讽谏说；提出“六义”说，这是对《诗经》诗体、诗的表现手法的第一次艺术总结，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毛诗序》还有情、志合一的趋向，第一次提出“吟咏情性”这一思想。

谈谈王充的文艺美学观。
王充的文艺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倡真实，反对虚妄。王充虽然对艺术真实有所了解，但还未将科学真实和艺术真实完全区别开来。二是增善消恶，有补世用。王充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三是反对复古，提倡独创。他在《超奇》篇把文人分为几类，而最推崇“鸿儒”，认为他们有独立见解，能创造性地写作文章，他们才是“超奇”之才等等。

为什么说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表面上看和刘安、司马迁比较一致，而实际上倒是和扬雄、班固比较一致？
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肯定和赞扬，表面看和刘安、司马迁比较一致，实际上肯定和赞扬的角度不同，他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肯定和赞扬的，这一角度和扬雄、班固一致（尽管观点不同）。他认为《离骚》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甚至可上升到儒家经典的地位，他和扬雄、班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忠”“怨”的不同理解上，扬雄、班固认为《离骚》不符合儒家“忠”“怨”的思想，而王逸则认为完全符合儒家的“忠”“怨”思想。

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从汉代开始，还是从曹丕的时代开始？请谈谈你的看法。
同意教材的观点。理由是：一、汉人把文人分为“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前者是指学者（儒生），后者是指文章家，即接近于今天所说的文学家。这种传统的“文章”观念的确立，是文学独立的重要标志。二、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在汉代图书的分类上也表现得很清楚，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班固《汉书 · 艺文志》等均把“诗赋”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说明文学已从学术文化中分离出来了。三、从汉代开始，出现了以专门写作文章为主的专业文人队伍，像枚乘、司马相如、王褒等等，从《后汉书》开始，史书中已分列儒林、文苑（或称文学）两传。

第五章
四、问答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在那些方面？
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创作主题的变化。有先秦两汉的政治教化主题变为个人悲欢遭际，或者说由社会思想主题变为个人情感主题；其次，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魏晋名士，不受名教束缚，放浪形骸，率性而为，任其自然，这种个性自由发展的风气，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变化。第三，重视文学创作本身特点与规律之研究。如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等。

试述魏晋玄学中言意之辩与文艺美学的联系。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首先对后人把握审美观照的特点，提供了启发。启发人们认识到审美观照往往表现为对于有限物象的超越。审美观照离不开具体物象，但又不受具体物象的局限，而是要伸向无限的宇宙、历史、人生。启发人们认识到，审美观照往往表现为对于概念的超越。或者说人们的美感往往是不能用概念来表达的。其次，对于文学艺术家认识艺术形式美和艺术整体形象之间的辨证关系，给了很大启示。艺术的形式美不应该突出自己，而应该否定自己，从而把艺术的整体形象突出地表现出来。如唐代皎然在《诗式》中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最后，这种言、象、意的理论，还为后世的“意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何用有限的语言去塑造虚实相生的形象，从而获得无穷的意蕴。

为什么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从曹丕开始？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认为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也就是说曹丕的时代已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特征。如《典论 · 论文》中提出的“文气”说，就认为作家的先天禀赋，包括才气对文学创作十分重要。这和先秦两汉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言”就有很大区别，曹丕似乎已朦胧地认识到文学创作中想象、直觉、情感等先天因素的作用，这可能正是后来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滥觞。再如他提出的“诗赋欲丽”说，鲁迅先生说“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这和传统的政治教化说就有很大区别。这是由强调文学艺术“善”的价值向“美”的价值的一次质的飞跃。

谈谈陆机的文艺思想。
陆机的文艺思想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文赋》中。首先，他对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段，就是说艺术构思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后来刘勰的《神思》篇可能正源于此。其次，他提出著名的“缘情”说，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这和传统的“诗言志”说，几乎是针锋相对的，认为诗歌不仅是言说社会思想的，更重要的是抒发一己悲欢之情的，对诗歌的情感性特征有了深刻的认识。其外，在风格论、表现方法论等方面的思想都有超越前人的地方。

第六章
简述刘勰的文学创作理论。
刘勰的文学创作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艺术思维问题，即“神思”问题。认为“神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对艺术思维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特征都有所认识。二是文学形象的艺术特征问题。认为文学形象具有“隐秀”特征。“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秀，是就“意象”中的“象”而言的，它是鲜明、突出的；隐，是就“意”而言的，它是隐蔽、多义的。隐不是深奥晦涩，秀不是雕章琢句。要求在自然、鲜明的形象中表现无穷的意味。三是风格问题。刘勰把文学风格归纳为八种，即“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且“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刘勰认为文学风格是作家个性的表现，是“因内而符外”的，作家个性的形成有先天和后天两种因素，先天因素是“才”“气”；后天因素是“学”“习”。四是“风骨”问题。“风清骨峻”是刘勰的审美理想，他希望通过有感染力的刚健清新的文风来矫正当时的柔弱的文风。风，是对作品情感内容的美学要求；骨，是对作品语言形式的美学要求。此外，创作论还涉及表现技巧问题，如《附会》论结构问题；《比兴》论表现手法问题；《声律》论声韵问题；《夸饰》论艺术夸张问题等等。

试述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的文学发展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通变》篇和《时序》篇。《通变》论述文学发展自身内部的继承与革新问题；《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变化的关系问题。前者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内因；后者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外因。《通变》中说“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有常”指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写作方法，这是“通”；“无方”指作品的具体面貌各各不同，千变万化。这是“变”。“变则堪久，通则不乏”，通和变互相联系。《时序》篇认识到文学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所以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比如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建安时期，“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又如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谈谈刘勰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知音》篇。一是考察“知音难逢”的原因。从主体来说，“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等原因都可能导致知音难逢。从客体来说，“文情难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知音的条件。首先是“博观”，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较高的鉴别能力，即“阅乔岳以形培嵝，酌沧波以喻畎浍”。其次，要有文学实践，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还要有正确的态度，“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等等。三是知音方法。即著名的“六观”说：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六观宫商。

第七章
试论钟嵘的“直寻”说。
“直寻”说是钟嵘的诗歌创作理论。许文雨在《诗品讲疏》中说：“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灵妙，即禅家所谓‘现量’也。”意即好的作品总是作家在触景生情，情与物冥的过程中产生，形成美妙的意象，并非由苦苦思索，呕心沥血得来。而是即景会心的产物，即直觉的产物。首先，“直寻”说是在“吟咏情性”诗歌本质观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诗歌不同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些实用文体“应资博古”“宜穷往烈”，而“吟咏情性”的诗歌不贵用事。故“直寻”说的含义首先是不贵用事，这也是针对当时诗歌“殆同书抄”的不良文风而言的。其次，“直寻”说包含着对情与景、心与物的关系的认识。钟嵘所谓“即目”“所见”就是即目会心的意思，评阮籍诗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就包含着对形象性的深刻认识，要求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同时形象又含有无穷的意味。说玄言诗“淡乎寡味”也是说玄言诗缺乏形象。再次，“直寻”说，包含有钟嵘对自然美的追求。认为诗歌过分讲究用事，就缺乏“自然英旨”，评颜延之的诗引用汤惠休的话“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另外钟嵘反对过分讲究声律，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如果“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真美”即“自然英旨”的意思。钟嵘的“直寻”说和他的诗歌本质观“吟咏情性”以及诗歌审美观“滋味”说是密切相关的。

试论钟嵘的“滋味”说。
“滋味”说是钟嵘诗歌审美理论。“滋味”即审美感染力。钟嵘是在比较五言诗和四言诗时，说五言诗比四言诗有“滋味”，因为五言诗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指事”“穷情”就表情达意而言；“造形”“写物”就塑造形象而言。诗歌的形象性是有无“滋味”的一个重要条件。钟嵘说玄言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就是说玄言诗缺乏形象性。其次，钟嵘在谈“赋、比、兴”时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认为正确使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使诗歌有“滋味”的条件之一，如果单用比兴，意思太深不行，如果单用赋体，“患在意浮”，也不行，所以要“酌而用之”。另外，“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要求“风力”和“丹彩”的有机统一，也是获得“滋味”的必要条件。即刚健昂扬的情感感染力和华茂的语言文采的有机统一。除此之外，“滋味”说和“直寻”说是密切相关的。只有“直寻”的，才是有“滋味”的，反之，有“滋味”的，必须是“直寻”的。

第八章
四、论述题：
如何正确评价齐梁文学。
齐梁文学总结了自魏晋以来将近四百年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新成果和新经验，重视文学的“缘情”本质，讲究艺术形式的华丽，注意运用多样化的表现方法，初步形成了近体诗的格式和雏形。这些毫无疑问对文学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可以说没有齐梁文学的发展，也就不会有唐诗的繁荣。齐梁文学的不良倾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当一部分作家中有片面追求形式美而不注意内容充实的缺点，有些作品内容贫乏，情调低下。二是艺术上偏重辞藻、典故、声律等具体技巧，而对审美意象的整体塑造方面较为忽视。

试述唐初陈子昂的诗文主张。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运动的主将之一。对齐梁文风中忽视作品社会内容，不注意整体审美形象表示强烈不满，针对这两方面，他提出“兴寄论”与“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兴寄”既是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同时也是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要求形象中有寄托，有现实意义。要求文学作品表现政治理想抱负，有济世安民的广阔社会内容。“风骨”则要求有刚健明朗的文风，反对过分讲究技巧。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就遵循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如他的《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等，就既有“风骨”，又有“兴寄”。与陈子昂同
时的卢藏用评价他说“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试述皎然的诗学思想。
皎然是我国诗歌意境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诗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对意境特征的认识上，他说诗境要“采奇于象外”，认识到诗歌意境于具体生动的景物描写之外，必须使人联想起许多更为丰富的象外之象，为刘禹锡“境生于象外”之先声。而且“缘境不尽曰情”“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这种象外之象，必须有含蓄不尽的意味。其次，必须气腾势飞，具有动态之美。《诗式 明势》条说“气腾势飞，合沓相属”，《诗有四离》条说“虽欲飞动而离轻浮”等等，用变化无穷、气势飞腾的山川形态比喻诗歌意境应当有动态美、传神美，认为能达到这样流转自如、生气勃勃的境界，方为造极逸格。再次，强调真率自然，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评谢灵运诗云“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自然风流”，评李陵、苏武诗云“天予真性，发言自高”。

谈谈你对意境理论的认识。
意境理论是在意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意象”这一概念，是由先秦的言、象、意经由魏晋玄学慢慢演化而来，作为文艺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文心雕龙 神思》篇“窥意象而运斤”，但这只是意中之象的意思，唐代以降，意象多指诗歌艺术形象了。主要是指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有机统一。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等著作中已出现“境”的概念，特别是皎然的《诗式》已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意境的基本特征，如“采奇于象外”“缘境不尽曰情”等等，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的提出，把对诗歌意境美学特征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并且直接启发了晚唐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的提出，到了司空图，已完成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研究，为后世意境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九章
四、论述题：
试论白居易的文学思想。
白居易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学要立足于现实，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文学应“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亦即要求文学反映人民疾苦，使百姓的病痛“稍稍递进闻于上”，让最高统治者有所了解。同时要求文学能揭露时政的弊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改革。二是创作方法上要求“直书其事”，要有“实录”精神。他所强调的“实录”主要指生活真实，他说“其事核而实”就是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他所说的“实录”有很强的政治性，他是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另外，在创作方法上，他还提出“美刺比兴”说，他所说的“美刺比兴”主要是“刺”，即讽刺的意思，他非常重视诗歌的讽刺作用，甚至要求“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以上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过分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作用，必然对文学的审美价值认识不足，对艺术形式注意不够。

试比较韩愈、柳宗元文学思想的异同。
韩愈、柳宗元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他们的文学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区别。一、他们都主张“文以明道”，但对“道”的认识是有区别的。韩愈所说的“道”是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柳宗元所说的“道”，虽以儒家之道为主，但也兼取诸子百家之道，他所说的“道”比韩愈要广阔得多。另外，柳宗元所说的“道”，还有较强的现实性，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二、对“文”的认识也有区别，韩愈所说的“文”是文章的“文”，还没有严格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而柳宗元已比较清楚地加以区分了,而且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有所认识，认为“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三、韩愈在《答李翌书》强调的“为文养气”的“气”，主要是指加强儒家的道德修养，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则扩大了韩愈的思想，对作者的创作态度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另外，韩愈有复古主义倾向，而柳宗元则反对“荣古陋今”等等。

为什么说司空图的诗学理论是唐代意境理论的总结。
说司空图是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王昌龄的“境思”、皎然的“采奇于象外”、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理论，认为诗歌形象是虚实相生的，是在有形的具体的景象描写之外，能借象征、暗示等手法创造一个无形的，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亦即具有召唤结构的艺术形象。二是在前人以“味”论诗的基础上，把“味”作为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提出来，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并且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理论。认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要求诗歌形象鲜明生动，如在耳目之前，而又不空泛，同时还必须含蓄深远，有无穷的意味。以上两点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前者就客体形象提出的要求，后者就审美主体提出的要求。三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是二十四种不同艺术风貌的诗歌意境。它们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老庄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在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中的体现。或者说，这二十四种诗境，分别是“象外之象”和“韵外之致”的有机统一，是司空图意境理论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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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 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美学风格问题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形象地概括地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这就使它既为当时的诗坛所重视，也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