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故事：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阮籍故事：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属今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为人志气宏放，博览群书，尤好老子和庄子的哲学。爱饮酒，能长啸，善弹琴。文学艺术才能超群。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蔑视礼教，与司马氏多所牴牾。诗多五言，对当时黑暗现实多所讥刺，辞语隐约。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咏情诗》80余首。
我个人认为他是个超现实的人，博采多学的人，每个朝代或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存在

很帅

很狂

很超然

虽然貌似洒脱但是还是对时局有一种使命感，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死

太飘逸了，无法说的

魏晋名士……
狂妄“识时务”

good

当时情况是秦军大兵压境，随时会攻打韩国，而韩国根本无力抵抗，随时会被秦国灭亡，所以解决眼下问题最重要，根本来不及考虑以后的事情。

短期效益，长期效益的如何平衡问题
当时确实要尽快的削弱秦国，至于长期来看秦国会更强，已经顾不上了。
举个今天的例子，柯达公司，是影响方面的顶级公司，尤其在胶卷上，是世界最成功的。

但是，大家不清楚的是，柯达在数码影像上也很强，1970年代就研发了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
柯达公司也有人认识到，未来将是数码相机的时代，胶卷迟早要被淘汰。
90年代初，柯达多次召开董事会，讨论是否关停部分胶卷工厂，将胶卷研发的费用倾斜于数码相机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柯达不愿意放弃已经很成功（也许是世界最成功的）胶卷业务，不愿意接受短期的损失（关停部分胶卷工厂），坚持做胶卷，2000年前后，公司倒闭。
直到倒闭，柯达的克罗姆胶卷仍然是世界最好的胶卷。
这就是如何权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问题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举以下以明之：

《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释义：

夜里睡不着觉，起床坐着弹琴。月光照在薄帷上，清风吹着我的衣襟。孤鸿（天鹅）在野外哀号，飞翔盘旋着的鸟在北林鸣叫。这时徘徊会看到些什么呢？不过是独自伤心罢了。

这首诗是他全部咏怀诗的序曲，为其咏怀诗奠定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基调。统观全诗，诗的主人公从夜中不寐而披衣弹琴，看到月映薄帷，感到风动衣襟，再听到或想象到孤鸿翔鸟，诗人以情观景，以景衬情，诗人通过大胆的想象，层层变幻，把那难言的忧思和愤懑生动地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其抒情的一大特色。

上例可见出阮诗长于抒情的特点，其情或激越，或缓和，或深广，都与作家所处的险恶的时代环境以及中国美学重视抒情的民族特色不无关系，加之作家心灵负荷的沉重、对老庄哲学的仰慕、嗜酒佯狂的放达性格，其《咏怀》组诗中的抒情味可见一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

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6�1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魏》。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6�1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6�1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6�1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6�1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6�1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6�1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6�1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艺术特色：

　　前代论家谈到阮诗便常称其善用比兴手法。陈沆曾谓阮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诗比兴笺》卷二）。“赋颂”偏重于铺陈，而比兴则“文已尽而意有余兴”（《诗品序》），这正符合阮籍的创作原则，故其“比兴多于赋颂”。后人也有责怪阮籍比兴使用不当的而失于隐晦的，这就是由于不明白阮籍之用比兴是为了更好的“得意忘言”，而不是为比兴而比兴的缘故。硬求其比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要么穿凿附会，要么就茫然不知所云了。
　　阮籍用典还较多地采用了藏词这种修辞手法，这与他那“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如在“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三十）这首诗中，他巧妙地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毛诗注》）两个典故掐头藏词，这样便使人初读时不能一览无余，大可玩味，几经细品，其意自现。这种能充分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积累的诗作，真是美哉！又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三十一）这句诗，将“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史记·孟尝君列传》）和“原宪君鲁，环诸之室，茨以蒿莱”（《韩诗外传》）两句话藏入诗中，既将作者胸中那突涌澎湃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讥嘲之意淋漓致尽地表现了出来，又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击节称绝。

　　中国古代的咏怀诗，如果要再进一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淑世情怀，第二个类型是超世情调，第三个类型是游世情趣。 如送别诗《渭城曲》、《别董大》、《送武判官归京》等，鉴赏时要分清楚谁送谁，表达情绪是依依惜别之情还是别后思念。又如羁旅行役诗，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君子于役》等，一是出门在外的人思念家乡；一是妇女对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开拓了五言诗的写作范围，在体例和技巧等方面有不少创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结合其具体作品，从三个方面对他的艺术成就做一些简要的分析：一、阮籍的《咏怀诗》忧愤深广，表现出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二、阮籍的《咏怀诗》意旨隐微，寄托遥深，并且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三、它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作者简介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咏怀诗>风格特征是质直而曲折，明朗而又晦涩。意旨时常难以把握。唐李善说，"（《咏怀诗》）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钟嵘评价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虽"归趣难求"，但诗中的大体指向并非"难求"。其精神实质是与建安风骨一脉相传的⑺。"情言其志"（《诗品》序），只要把握住阮籍心中志向，他诗里所要表现的感情也就显而易见了。《咏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巨大，在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在形式上继承了《诗经》比兴寄托、象征寓意的手法，在情感上又带有浓厚的楚辞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记载了钟嵘对其诗的评价："嗣宗诗，其源出于风雅，无雕虫之巧，而咏物咏怀，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犹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源出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可谓确评。后世东晋陶渊明《饮酒》，北朝庾信《拟咏怀诗》，唐代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等著名组诗，都是阮籍风格体式的延续。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而且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