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具有凝练,简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语言风格,是中国文学的精品.本文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语言分析,试图寻找鲁迅的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的成因.以此透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在经典作家笔下是如何进行的,并且试图启发这样一种思考,即白话文的普及运用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地丰富它和发展它. 关键词:鲁迅 作品 白话文 语言风格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准确,简洁而又极为丰富,因而具备足够的弹性,恰到好处地表现种种思维的,情感的节奏,使行文富有韵味而魅力无穷. 本文主要从虚词运用,文言句式和词汇的运用等方面考察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一 虚词的大量使用 虚词有助于表达深沉曲折的意思,妙用虚词,既能长话短说又别具韵味. 例1. 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至于"二字若不用,也通.但"黯然泣下"四个字却不能表达尽"黯然……终于泣下"的动态,而这一动态恰恰重现了刘和珍君的情感过程,真切动人. "此后不曾相见",是普通自然的表达方式.然而,鲁迅先生在这里是痛悼刘和珍君,苦苦追忆往事,连用虚词"似乎","就"显得何其认真!"似乎"二字又传达出了这种信息:刘和珍君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许没见,也许见了但不曾注意.尤显出刘和珍君的沉静而不凡.同样的这几层意思,若不采用虚词表达,则不但用字太多,行文也会不够紧凑而显得"薄",当然无法锁定这种深沉的感情. 2. 但从别一方面来看,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译文序跋集·序》) 大量地使用虚词是鲁迅作品的一大特色,很多人凭这一点就能认出他的作品来.有人觉得他的作品因此而不顺口不通畅.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大量使用虚词恰恰是力求准确力求简洁的必然结果,也是使得文脉不被打断,有节奏有缓急地顺畅而下的重要手段. "或者也不是无意义"似乎和"也许有点意义"差不多.但是前者包含了更多的疲惫,无奈和执着的希望.与作者所说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合拍,道尽了一种欲语还休的沧桑和虚微但坚定的执着.这与双重否定句的独特效果有关,下面再谈. 3.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野草·雪》) "……否耶 "是文言虚词运用的典型例证.鲁迅在这里用,有和"博识的人们"开玩笑的调子,也暗暗地埋了讥讽的意思:你们博识的人认为他单调,他可并不以此为不幸啊! 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他并不排斥文言的借鉴使用,使行文更加生辉. 4.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有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后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而已集·当陶无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这句话的末尾,连用三个"的"字,使得句子变得笨拙并且滑稽,是鲁迅先生故意安排嘲弄那些一句话里用许多"的"字的人.在同一句话中就安排了嘲讽,不但犀利,也是他行文凝练的原因.这是鲁迅对虚词运用自如的一个结果. 二 文言句法以及古语词的使用 白话文运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面对着极大的语言荒芜.后人也许觉得那时只不过用话记下事情来就是了,实际却是极困难的.有鲁迅当时的话为证:"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邹恬先生指出:"五四"小说语言与传统语言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小说语言."五四"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意义不在于白话通俗易懂,易于为读者接受,这一点传统白话小说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而是创造了一种适应新的内容,反映新的审美要求,具有不同艺术功能和艺术表现力的语言.它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诞生,标志着小说语言现代化的开始.此外,"五四"小说还实现了一个变革,即以书面语言代替口头语言.传统小说受说书影响,口语化程度比较高,它便于讲述,易于理解.而"五四"小说语言有它所传递的内容规定,必须更精致,更含蓄,构造更复杂,层次更丰富.它需要读者坐在案边反复仔细地思索领略,咀嚼回味.[1] 邹恬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变革,逼迫着"五四"作家们作出好的语言安排.在运用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策略时,文言句法和古汉语词汇是鲁迅语言表达的后备部队,因为他"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在表达不利的情况下,宁可向古人借用语言. 有人认为鲁迅的文章"文言杂糅",且不谈这"文言杂糅"该如何定义,用今天的语言规范去衡量"五四"时期的语言,这本身是一种颠倒.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规范正是"五四"以及以后的作家们不断进行语言尝试的结果.是他们历尽辛苦为我们开拓的语言天地,现在我们坐享其成,不但不努力去寻求汉语的更为美好的明天,在陷入日甚一日对汉语的麻木里的同时,置前辈的努力于不顾,甚至还指责他们的奋斗,实在值得深思! 下面是鲁迅作品中几个使用文言句法的例子: 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有: 1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味"名词活用如动词.用"深味"这很经济的两个字就更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句子的后部"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这里的两个"的"字拉长了句子的后部,使之成为句子的重心.这种时而极省俭笔墨,时而多加字数使句子具有了一种时缓时急的节奏感,而文言的单音节字正有助于这种节奏的实现. 2.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面"名词活用如动词,使句子紧凑. 3.其一是手枪,立仆. "立仆"两个单音节词,是文言用法. 4.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 "为……所……"被动用法属文言结构,但在现代汉语中也不时被用到.这可能与现代作家们的使用有关. 在《阿Q正传》中也有典型的文言用法: 5.所以者何 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这里用"所以者何 "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更富有讽刺以及调侃意味. 在鲁迅的作品中,常常会有点文言的影子,当然,本来文言与白话的分界就很难说.有一些文言句式,虚词是在今天也常常用到的,再举两例: 6.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野草·希望》) 7.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坟·说胡须》)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在找不到恰当的字眼的时候,宁可向古人学习,盼望总会有人读得懂.这个倾向在小说语言里,比较突出.这当然与小说这个文体更注重艺术性,也更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有关. 1.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彷徨·伤逝》) 愧恧:惭愧.宋司马光《为庞相公让官表》:"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忧."[2] 2.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彷徨·祝福》) 歆享:神灵享受供物.《史记·孝文本纪》:"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3] 蹒跚:旋行貌,徘徊貌.又写作" 跚". 五代范资《玉堂闲话·高辇》:"梦见一老僧著屐,於卧榻上 跚而行."[4] 3.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彷徨·长明灯》) 辟易:退避,避开.《史记·项羽本纪》:"……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5] 4."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长明灯》) 阴鸷:阴险凶狠.《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四年》:" 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6] 5.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呐喊·端午节》) 准此:按照这样办理.旧时常用于对下级及平级的公文.明代亦用于诰命.清俞樾《茶香室丛钞·钦此钦遵》:"今公牍中有'准此'二字,惟上司行属员用之."[7] 6.我愕然了.(《呐喊·故乡》) 愕然:惊讶貌. 《 史记·黥布列传》:"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布愕然."[8] 7.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朝花夕拾〉小引》) 幻化:犹言变化,变幻.《列子·周穆王》:"……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9] 8."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 忤逆常含有两层意思:(1)冒犯,违抗.《后汉书·陈蕃传》:"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 (2)不孝顺.明沈榜《宛署杂记·圣谕》:"三月,说与百姓每:孝亲敬长,不许忤逆,犯了不饶."[10] 9 但他又立刻觉得对于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复回头,目送她独自茕茕的出去;耳朵里听得木片声.(《呐喊·幸福的家庭》) 茕茕 :孤零貌.《左传·哀公十六年》"茕茕,余在疚."[11] 10 (1)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记念刘和珍君》) (2)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出离.(《华盖集·碰壁之后》) 出离:(1)犹佛家所谓涅盘.(2)犹超出.(3)走出,离开.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二:"一齐观瞻,见个书生,出离人群."[12] 上面所引用的鲁迅的两句话分别使用(2),(3)义项. 由于鲁迅的学识广博,在行文的时候有多方得宜.正如"出离"一词的使用,其独特给人以深刻印象.鲁迅还同样用过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字,这里引用李瑞山先生的一段评论文字: 作者常以这样的词语用在诗中:《复仇(其二)》中的"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死火》中的"大火聚",特别是《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醉心的大乐","遍身有大光辉","运大谋略,布大罗网","大威权"等.这里用的"大"字,多是模仿古代汉译佛经的语气.(据《野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失掉的好地狱》注释2).这当然与有的诗作涉及到佛经的内容有关,但也可以说是作者喜欢这种构词方式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散文诗中,以增强词语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作者在写《自言自语》时就这样用过,如《我的父亲》中:"大安静大沉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从而抒发了作者的愤激,悲慨,痛切的感情.一个单字,习闻常见,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与一定的词语相结合,就变得如此传神,能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感情.看似单调平淡,实乃意蕴丰富,反映了作者锤炼语言的功力.在《野草》中,这样严谨的句法结构和凝练而传神的词语是很多的.这对于作品深沉含蓄的风格的形成,给了很大的助力.[13] 三 双重否定的使用以及鲁迅语言的节奏 鲁迅喜欢说"不",即使在表达"是"的时候,他宁可用双重否定来代替一个肯定.双重否定的使用有力地烘托出作者孤冷的心境,在自述心路历程的时候,作用尤其明显.举《〈呐喊〉自序》中的几例如下: 1.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2.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 3.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双重否定句的运用,使句子读起来不那么顺畅,似乎有碍于好的表达.然而事实上,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恰恰是那么一种讲不清楚又不得不讲的,伤心不愿示人的厚重的痛楚.这种痛楚是时代与生存本身的悖论,是忘不掉丢不开的魔障.这种感觉正是在这种不那么顺畅的表达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在行文的过程中设置障碍,让读者感受被迫停顿,再次被迫停顿;被否定,再次被否定的挫折,才能模拟出这样的一种心态,使之在阅读过程中短暂而又连续地发生,并且随着双重否定句的不断出现使得这种过程不断地被重复,逐渐强烈,表达的效果也就越来越显著;也正是由于这种不顺畅,使读者在阅读的不断停顿中得到思维以及感觉的逐渐扩大的空间. 这种不顺畅的感觉,其实不仅是由双重否定句引起的.前面提到的虚词的大量使用,古汉语句法和词汇的使用都使得鲁迅的文章缺少了让人眼睛一亮的明丽和一读到底的痛快.而这种不顺畅不是因为炼字的功夫不够,而是因为鲁迅在表达的准确性和简洁程度上的苛刻要求. 鲁迅的作品成为公认的中国语文的精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沿承了中国语文的传统——尽管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艺术感使他的行文能够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传统的阅读习惯,而这种新与旧的连接点就是行文的节奏. 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到中国人是一个很爱音乐的民族,这在大众表现于对戏曲的喜爱;在知识阶层则还表现在行文的韵律,节奏. 行文的节奏,有语言的节奏,有感情的节奏,有思维的节奏.节奏的流驶,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跃动的游戏状态,使写作和阅读都变得富有趣味.感情的节奏和思维的节奏与文章构思关系较大,也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倾向关系密切.而语言本身的节奏,则是由作者运用语言的自如程度所决定的.下面仅举几例,略谈一谈鲁迅作品中语言所蕴有的节奏感: 1.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彷徨·祝福》) "不如所料","竟如所料","恰如所料"三个词形成了一种节奏,使得这个复杂的表达显得悦人耳目一些,因此不那么讨厌. 2.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 排比,对比的穿插使用,把这种矛盾性极强,戏剧性极强的性格特征大致概括了出来. 3.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转劝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呐喊·狂人日记》) "起头"和"下手",由于用字相对而形成一种节奏感. 4.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故乡》) 排比的运用更有助于表达一种强烈的不满和无奈. 此外,"在鲁迅作品中,反复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14].王希杰先生在《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一文中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 5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划线句紧凑而具文言风采,句前,句后则相对有较缓之感.这种近乎由白话渐入文言,由文言渐入白话的写法使得文章词句时缓时急,比一缓到底的白话要有回味些,简洁些.鲁迅对于这种节奏感的把握,我认为是他的文章能够恰当表达出他的情感,他的想法的关键.上面所提到的虚词运用,文言句法和词汇的使用,双重否定句式的运用也是服务于这种节奏的完善的. 尽管鲁迅的作品并不算人见人爱,但是它独特,清新,丰富和有回味,这是中国语文的骄傲.而鲁迅的这种把深沉,敏感,广博和热爱融入语言,为后人开拓新的美的语言空间,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否能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对于中国语文的建设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鲁迅先生的写作风格有很多样，分为前期和后期~但其实我相信一句话~就是至少在三十岁之前，鲁迅是读不懂的~我也就只能很浅薄的说一说~鲁迅先生创作前期呢~主要是为了批判，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欲以文章改造国人之灵魂，但是这个目的一致实现不了，所以他一直抱有希望，继而绝望，继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继而最终绝望，达到一种虚妄的状态。
鲁迅先生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有体现的，比如《故乡》，他失望受挫回到故乡，想在少年玩伴闰土的身上找到希望，但最后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喊他“老爷”的闰土，然后绝望，然后离开故乡，然后在受挫。。。。（以下循环）。
在《狂人日记》中，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部作品中的孩童形象，鲁迅先生并没有把他们设计成阳光，纯洁的形象，而是恶狠狠的吃人者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他的绝望，既是对孩童的绝望，也是对中国的未来的绝望，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社会把鲁迅先生“请”出初高中课本的原因之一。
还有，鲁迅先生的虚妄体现在对“文学改造国人之灵魂”上，他一直在怀疑文学的作用，所以在《呐喊》的自序中他说道（我记不太清了，简言之）就是一群人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他们将因没有氧气窒息而死，是叫醒几个人，让他们反抗，痛苦的死去，还是就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这也是鲁迅先生所一直纠结的问题。
我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只有这么多，谈不上有多深刻，只是对这时期他的作品的一个阅读的感受，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指教。
希望你满意。
ps:如果你对文学究竟能否改变国家之命运，改变国人之灵魂的探讨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聊聊~

这可是个大题目。不好答啊。如果是专业的呢，建议你去看论文了，如果是业余爱好者，只想知道区别，以便选择他们的散文的话，区别如下：
鲁迅散文：深沉博大，充满哲理和深邃的思考，如《野草》，又有明快基调的如：《朝花夕拾》。鲁迅是一个杂文大家。
周作人是一个散文大家，虽与鲁迅为亲兄弟，其散文冷，颇重意味。

哈哈 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等那个时代的散文都差不多，大多是叙事题材。
周作人绯闻多，散文比较多样性，有点消极，自嘲，也不乏幽默。周作人说“好的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件也没有实现过，坏的事情几乎都做了，历史记录了一点点。”周作人晚年生活很有意思
不想 他哥 那样就知道拐弯抹角的骂人。
嘿嘿 小弟愚见 本人现在比较喜欢 林语堂，王小波，古有 袁宏道，李笠翁

晕倒,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周作人,是真名,父母取的名字,
鲁迅,是笔名,也是我们熟知的名字

一楼错啦 鲁迅 原名周树人 周作人是他老乡啊 呵呵 然偶鲁迅是大文豪 他老乡不是饿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

《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

扩展资料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

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鲁迅

鲁迅文章特点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一、思想的自由驰骋
《朝花夕拾》中，鲁迅在《无常》一文里，围绕着活无常的故事，忽而人间，忽而阴间，忽而“下等人”，忽而正人君子，他想得多么广，多么远，又多么自如呵！他想到：我们的人民——统治阶级眼中的“下等人”，是怎样地“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没有一点“生的乐趣”，他们竟然“神往”于“阴间”，这期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多少不平，多少愤怒啊！他想到：就是这些被统治者踏在地上的“下等人”，他们用自己的理想，创造了“活无常”，这是一个怎样“活泼而诙谐”，“爽直”而“有人情味的可爱的形象啊！这些“下等人”就是值得尊敬的珍贵的美的艺术品。他想到：有压迫，必定有反抗。即便在阳间不能反抗，就是到了阴间也要反抗！不是到了阴间无论贵贱，无论贫富，……有冤的得申，有罪的就得罚吗？“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哪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活无常的歌声不正代表人民的呼声吗？他想到“阳间”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又是多么的可恶！他们竟然不如“活无常”有人情——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吗？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这乾坤颠倒的世界啊……这真是：才华横溢，浮想联翩！一个最普通的题材，经过鲁迅上下驰骋的开掘，竟然引发出如此丰富，而又如此深刻的思想！而我们当前的一些散文，或所谓美文，读起来如此乏味，不正是因为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想得不深吗？要想写好散文，就得老老实实向鲁迅学习，在“思想的开掘”上下一番功夫，让“思想冲出牢笼”，展开翅膀飞起来。
二、内容的自由驰骋
读鲁迅的《朝花夕拾》，你就像走进一个丰富的知识之林，科学的道理、历史的知识、生活的掌故、故事、神话、传说……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使你大有“应接不暇”之感。《狗、猫、鼠》里有鲁迅自己的文章《兔和猫》，以及由此引起的议论；有德国文学家覃哈特博士的《自然史的国民童话》里关于猫与狗的故事，以及由此引起的议论；有 “翻筋斗”的猴，“请安”的象；有关于猫的特性的绝妙描写；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讽刺画家的铜版画；有学者弗里特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有中国《北史》关于“猫鬼”之说；有“八戒招赘 ”“老鼠成亲”的民间花纸；有“老鼠数铜钱”的传说；有关于隐鼠墨猴的有趣描写……这么丰富！这么渊博！你能不赞叹吗？你能不被深深吸引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比起当前的一些无病呻吟的散文，只有几个干瘪的条条，纯粹是在做文字游戏，真是有天壤之别啊！那么我们写文章为什么不敢放开写呢？为什么要把如此丰富的生活写得如此枯燥无味？为什么要把如此广阔的天地变得如此狭窄呢？既然是“散文”，那就散一些吧。鲁迅当年曾对读到《朝花夕拾》初稿的青年说过，要锻炼着撒开手，只要抓紧辔头，就不怕放野马，过于拘谨，要防止走上小摆设的道路。要知道：战战兢兢地抓住马鬃，亦步亦趋地蝺蝺而行，生怕离开划定的轨道一步，这样的“走马”是不会给人以任何美感的；只有在天边的原野上，撒开蹄子自由地飞奔，这样的“奔马”，才会给人以壮美，要写好散文就学习鲁迅，放开手，飞奔吧！
三、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人们往往被鲁迅天才的讽刺艺术所折服，习惯于把鲁迅看作是一个喜剧家，但实际上鲁迅同时是一个抒情诗人。如果说可以从鲁迅的小说《故乡》、《伤逝》、《在酒楼上》、杂文《纪念刘和真君》、《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多少领略一点鲁迅那抒情诗人的气质的话，那么，在《野草》与《朝花夕拾》这样自我解剖的作品里，就处处响彻着抒情的乐曲，处处洋溢着诗的激情，处处充满着诗的意境。人们也往往被鲁迅作品中精辟入里的剖析所吸引，而把鲁迅看作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大师；但实际上，鲁迅同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而且鲁迅是从革命浪漫主义走向革命现实主义的。鲁迅早期的诗歌创作（《祭书神文》等）。小说创作（《斯巴达之魂》等），都表现出对积极浪漫主义的偏好，更不用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拜伦、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积极介绍；就是五四运动前后鲁迅的《狂人日记》、《铸剑》等创作里，都包含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积极因素。当然鲁迅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是《野草》。在《野草》里，他近乎冷酷地剖析着自由的灵魂，不惜将灵魂最深处最隐蔽的黑暗，所有一切彷徨、怀疑、失望以至颓唐统统揭示出来，绝不是孤苦自赏，也不是玩弄这些东西，而是为着克服，为着更快、更彻底与纠缠着自己的可诅咒的“古老的鬼魂”决裂，与“旧我”告别，“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不是浪漫主义是什么呢？这种雄奇的夸张，超能的想象，正如天马行空，潇潇洒洒，是写好散文的重要手法之一。
四、艺术创作上的真善美
鲁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抱着对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抒发真实感情，反映人民真实的情况。《野草》中，人们很难忘怀那“困顿倔强的过客”。你看，他“黑须，乱发，赤足”，在“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的荒凉破败的丛葬中“走下去，走到一个地方去”——“前面”！这种自强不息，奋然前行的不断革命精神，这种反对妥协，倒退，绝不回转去，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精神，是鲁迅创作《野草》时期的主导精神，即使苦闷、彷徨、怀疑，也是为了前进；即使倒在地上，不屈的头颅依然向着前方！这就是贯穿整部《野草》的革命灵魂，这是美的表现。《过客》里有一段描写十分重要。“过客”在与老翁辩论前进还是“回转去”的时候，谈到：“这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去。”这声音，显然是被压迫人民的呼声。“过客”永远“倾听着”人民的呼声，与被压迫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善的表现。而这段描写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鲁迅《野草》思想的一把钥匙。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永远倾听被压迫人民的呼声，时刻不忘人民的利益与要求——这正是鲁迅自身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这又是真的表现。鲁迅所有这一切忧郁、踌躇、彷徨、怀疑，都出自对于被压迫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这包含着怎样一个伟大的热爱啊！鲁迅在《野草》和《朝花夕拾》中这样无情的解剖自己，这样憎恶自己灵魂深处古老的鬼魂，难道不也是出于人民的无限忠诚么？请读读鲁迅的这段文字吧：“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是的，鲁迅无论在用笔战斗时，还是剖析自己时，眼前都浮动着革命下一代的形象，耳边都响彻着被压迫人民的呼声。他从不把思想的改造和写作看作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把它们与人民解放事业紧紧连在一起。“无私才能无畏”——鲁迅之所以能无畏地面对强大的敌人，能够无畏地解剖自己，就是因为他“无私”，心中只有人民，惟独没有自己。这又是何等的“善”啊！而如今社会上的一些散文，说的都是假话、空话，是在格子里填文句，没有丝毫作者自己的真实情感。如果一篇散文里，没有一点是真实的东西；生活里有的东西，你不写；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你硬编；甚至为了经济利益，造谣惑众，它的寿命就必然短促地局限在当天的报纸上。写作，首先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是为人民服务，抒发真情实感，抨恶扬善，针砭时弊。只有这样的文章，才会是永恒的。
五、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翻开《朝花夕拾》，顺着次序，从《阿长与山海经》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父亲的病》、《琐记》，再到《藤野先生》，最后到《范爱农》，处处都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
呵，长妈妈——我的保姆！我该怎样来叙述你的一生？不知道你的姓名，不记得你的经历，只知道你“青年守寡”，劳苦一世，榨干了最后一滴血，就默然地“辞了这人世”，只记得你“懂许多规矩”和“道理”，“满肚子都是麻烦的礼节”，是你给我讲“美女蛇”的故事，把我带入那神奇的世界，“别人不肯做的，或不能做的事”，你“都能够做成功”，你“确有伟大的神力”，怎能不让我油然而生敬意？……（《阿长与山海经》）
啊，闰土的父亲——我的第一个农民老师！你的聪明机智远胜我那“博学”的私塾老师，使我惊叹、羡慕不已，而你又是这样“诲人不倦”，我问你“得失的缘由”，你只静静地笑着回答，哪里像我那严厉的私塾老师，粗暴地拒绝我的问题，要我“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怎能忘记那和庸医周旋两年的恶梦般的生活，至今眼前还闪现出那“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的荒诞无稽的“药方”，至今耳边还听到父亲临终前对我那一声声大叫——啊，可诅咒的害人的庸医，可诅咒的封建迷信！（《父亲的病》）
于是，鲁迅到洋务派那里去求学——在洋务派头子张之洞主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里，他所见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片“乌烟瘴气”。“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洋务派此路不通……《琐记》
那留八字胡须的藤野严九郎对他的“物以希为贵”，那掉在水里淹死了身体却“直立着”的范爱农……
所有的这些，我们追随着鲁迅的回忆，看到了两个字“人本”。关注身边的人的命运这是散文的写作关键，要想写好散文，请多关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吧。
当然，鲁迅的散文特色远不止我所谈的这些，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好好地吸收和借鉴以上几点，我们的散文写作水平一定会突飞猛进。

鲁迅的文章冷涩精悍,没有废话水分。爱与恨、讴歌与抨击，旗帜鲜明犀利泼辣。沉郁中有诙谐，幽默中见辛辣。现在的许多所谓的文学大家一写就千万个字，一本一本的大泥砖大石块，却如烂棉絮浸水，说不明白什么事。鲁迅的三言两语一针就戳到症结所在。

先来老舍。
老舍作品主要有四个艺术特色:
一、语言幽默。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三、题旨鲜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四、语言通俗。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再来鲁迅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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