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善于抓住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情趣的画面，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的叙述、热烈的抒情、鲜明的形象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构成了他清新高雅、含蓄幽默的艺术风格。

《天山牧歌》因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人的美好爱情和愉快的劳动生活，而广为人们称道，闻捷的诗也因此被誉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在《天山牧歌》中最受好评的是两组爱情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

 闻捷借助少数民族的生活景象，把爱情写得真挚， 在闻捷的爱情诗中优秀的诗篇还很多，如《河边》《追求》等等。这在当时确实并不多见。闻捷这样热烈的爱情诗与在此之前对于爱情作模糊而胆怯描写的爱情诗，是很有些不同了，但是，它们与五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

诗人力扬当时说闻捷的爱情诗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是和劳动紧紧结合着的爱情，是服从劳动的爱情，是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是有着崇高道德原则的爱情。这就是说，闻捷的爱情诗表现了爱情生活中的新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把爱情与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联系起来。

在艺术表现上，这些诗大都有简单的人物和情节，通过对生活画面的描述来抒情。闻捷所注意的是那些蕴蓄着浓烈情感因素的生活现象，诗的情节很单纯，这都使他的诗感情充沛。当然闻捷的诗也不单是爱情诗，也有其他不少的诗篇。

扩展资料

5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闻捷的诗歌也变得更为耸动。一九五九年后诗人所发表的作品内容如何，由其标题已可见一斑，如《我们遍插红旗》《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等。因为这些诗作，闻捷被誉为“大跃进运动的战鼓”。

与此同时，闻捷因为个性使然，逐步卷入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文化沙皇张春桥素有嫌隙，沦为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

一九六八年，闻捷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其时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三个女儿有两个“志愿”到东北落户，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而最可怕的命运还没有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时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而闻捷正因反党反国家的罪名遭受隔离审查。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戴比闻捷小十五岁，年轻时候就读过闻捷的爱国诗篇；她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诗人也会沦为叛徒。

就在此时，闻捷的妻子自杀、三个女儿被赶出家门，而戴奉命告诉闻捷此事。一九六八年是中国现代史最荒谬的时刻之一，闻捷与戴厚英的遭遇其实无足为奇。他们两人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狂热的坠入情网。

一九七○年，戴与闻同被下放干校。二人地位相当，相互了解更形深入。同年十月，二人已公然在“五七战士”眼皮底下用餐散步，谈情说爱了。

闻捷与戴厚英完全低估了党政机器的胁迫力。两人按规定申请结婚、等待批准，却被粗暴驳回；与此同时，戴厚英得知已被重新分配到东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对与日俱增的谣言、奚落及压力，闻、戴上诉，却注定劳而无功。

张春桥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亦强行拆散这对恋人。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于是与戴厚英断绝关系，走上了戴曾警告他不要走的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闻捷吞吸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

在闻捷的爱情诗里，男女相爱绝非仅仅为了营造个人生活的小巢，而是鼓舞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促进力量。在《告诉我》一诗中，年轻的边防战士从对故乡和情人的思念“增添了一股力量”，他象忠于祖国一样忠于纯真的爱情。《夜莺飞去了》中的那个吐鲁番的年轻人，为了参加祖国建设，翻过天山奔向“金色的石油城”。然而故乡是美好的，这里“葡萄甜、泉水清”，“姑娘美丽又多情”，这一切使他不仅走时怀着“留恋的心情”，而且到了石油城以后还爬上油塔“从彩霞中瞭望心上的人”。但是，正是这真挚的爱情鼓舞他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矿工。

诗人在这里寄托的美学理想是：让爱情的鲜花为壮丽的事业开放，让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谱写青春爱情的乐章。此外，《葡萄成熟了》一诗中那轻快活泼的笔触和风趣幽默的情调，《赛马》一诗中那深沉、细腻的心理描绘，都是颇值得注意的。当然，闻捷的爱情诗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美丽的枣尔汗姑娘对求爱者的回答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巴拉汗姑娘和情人相约的婚期是：“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金色的麦田》）诗人力图鄙弃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把爱情建立在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这种描写看出，他往往受到当时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影响，又为当时某些生活的表面现象所局限，有时不免把爱情的丰富微妙的生活内容简单化了。

闻捷的诗在刻画人物形象的同时，善于截取生活中的细微片断，用一个典型的细节、一种微妙心态、一处自然景观，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在这些诗的后面，一颗充满了生活爱意的心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