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个高潮迭起，毫无赘言，感动人心的千古名篇，令人一时难以下笔。值得一提，它和王勃《滕王阁序》的阅读体验恰好相反，《滕王阁序》的气势由强到弱，前半部分详写滕王阁之地理景色风采，极显魅力，后半部分抒发感慨，相较平淡。而《岳阳楼记》的气势是由弱到强，前半部分记事和地理景色描写平淡，中后部分景情交融，抒发议论部分，如浪头，一浪高于一浪。

而《滕王阁序》之所以在地理景色风采描写上极为出色，是因为作者有着亲身体验的经历。但《岳阳楼记》的背景是，作者几乎没有去过岳阳楼，没有去过岳阳楼的所在地湖南岳阳楼，作者完全是应本文提到的滕子京（滕宗谅，字子京），也是他的好友的“约稿”而写。据滕子京的《与范经略求记书》的记载，范仲淹得到的参考资料只有《洞庭晚秋图》，即“谨以《洞庭晚秋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这《洞庭晚秋图》听起来更像一幅画，当然也可能是一本书画，总而言之，范仲淹是缺乏实践经验的。

而我们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样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论十大关系》等名篇。网络中各类当代的、最近的、古代和国外的话题争论中，个人的具体的实践的经验在网友中往往更具有影响力。而我是一个新媒体行业的从业者，需要采访了解各行各业的情况产出内容，这样的内容往往更有说服力。

这些现象都在强调实践的经验之于非实践的经验（比如理论分析、细节和经验推断、个人感慨、想象等）的优先性。——而这篇《岳阳楼记》恰恰是“细节和经验推断”、“个人感慨”“想象”的产物，它的成就盖过了无数的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文章。这是这篇文章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1、

文章开头给人的气氛是平静、祥和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是1044年，滕子京受贬在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当知州（临时最高行政长官）。

据范仲淹后来给滕子京写的墓志铭《滕待制宗谅墓志铭》提到，当时还发生滕子京被人诬陷可能贪污的大案，幸亏范仲淹相救，减轻了惩罚。即：“会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遣劳之，其费近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诬以其数尔。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降一官，仍充天章阁待制、知虢州，又徙知岳州。”

滕子京在巴陵郡干了一年，巴陵郡的政事通畅，百姓和谐，并且洋溢着一种经济快速发展的气氛。于是，似乎有扬眉吐气之感的滕子京宣布重新修缮并扩建岳阳楼，还准备把“唐贤”“今人”诗赋刻录其上。据《与范经略求记书》，这“唐贤”具体是指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今人”是指宋真宗朝的大臣丁谓、夏竦等。看起来，这是一个大规模、大气派的基础设施建设，于是滕子京找了他的朋友范仲淹，希望他给写一篇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情。

1045年，滕子京54岁，范仲淹56岁，此时为邓州知州。据《滕待制宗谅墓志铭》的记载，两个人都是在1015年考中进士的。但初期也没有深入交往。直到在一起干过守护海堤的差使，范仲淹见滕子京处理不惊，就非常喜欢他，两人成为好友。虽然两人的起点差不多，但到了中年，范仲淹最高干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滕子京就相当平淡。所以，滕子京也是希望拉范仲淹这张“虎皮”做一张“大旗”，帮他把他在巴陵郡的政绩做一些宣传。

范仲淹写这篇文章是1046年10月17日，距离滕子京修岳阳楼过了一年多时间。可能是岳阳楼修缮时间漫长，所以范仲淹不着急写。又或者是范仲淹也比较谨慎，想要继续观察滕子京在巴陵郡的作为，然后再行事。值得一提，尽管时间充裕，但范仲淹显然没有亲自前往考察的想法。

接下来文章进入主要部分。范仲淹写道：“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岳阳楼记》）在这段话中，范仲淹很坦诚告诉读者，它描写的关于岳阳楼的壮观景象，前人的记述已经非常详尽了。与之相对应的是，它描写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些话（这基本上是是范仲淹写岳阳楼的地理和景观的主要内容），虽然壮阔精彩，但是较为粗略，可能不仅仅是岳阳楼，在其他长江流域的楼阁望去的景观也是用这些话来描述。

范仲淹显然是查过一些资料的，所以他才会说“前人之述备”，这些话很大程度是他在前人的画和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提炼和概括。但由于缺乏更多具体经验，他写的并不深入，显然也是主动避免写太多这方面的内容，防止露怯。那么，范仲淹怎么来完成这篇文章呢？

可以推断的是，范仲淹看着这些资料，有一个灵感迸发的时刻。这个灵感与他此时从高位退下的遭遇，与滕子京的贬谪遭遇密切相关，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在看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一个现象：历史上，在巴陵郡有过重要经历或者写下诗篇的贬谪士大夫以及诗人还不少，而且都是重量级的。比如，据说屈原沉江于此，杜甫、李白、白居易、孟浩然、韩愈等唐代主要诗人均在此留下诗篇，也诞生了名篇。举个例子，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范仲淹由此产生了一个追问，即“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范仲淹思考的是：他和滕子京等贬谪之人和历史上那些大诗人在登岳阳楼的心理情绪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们观察不同景观时触发的心情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心情与环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这样的想象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范仲淹也非常重视滕子京提到的“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这个细节，并且据此研究了不少相关资料，以上便是他阅读资料后的成果。

2、

而且，我们或许以此为线索捕捉范仲淹写下文的叙述灵感。接下来的内容，直观来看，是范仲淹的一种主观的想象、经验和个人感慨的集中体现。但很可能也是“唐贤”等诗文给他的集中反映。

比如，范仲淹继续这样写道：“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岳阳楼记》）这一描写说明范仲淹写到此时，其实已经完全撇开了真实的岳阳楼。范仲淹描写了一个长达数月一直阴雨绵绵的天气下的岳阳楼景观，比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景观显然都是可以想象到的。白居易的《题岳阳楼》写道：“猿攀树立啼何苦， 雁点湖飞渡亦难。”氛围是类似的。

但是，范仲淹在此使用了大量的四字简洁的短语，富有画面感和韵律感，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幅阴雨天的茫茫江景，十分逼真。这时候登上岳阳楼的贬谪士大夫，便很容易被勾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感伤。即范仲淹所写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景情交融，浑然一体。不同的是，我们观察杜甫的《登岳阳楼》，他描写了岳阳楼的壮观景象，但也写了自己的悲凉处境，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尽管另有一番“物是人非”的味道。

以上是一个悲凉的景象、情感的气氛的呈现，接下来则转换为欢乐的，与之对称。即：“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岳阳楼记》）

在范仲淹的笔下，当春和景明之际，岳阳楼景观是可以使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读着这些句子，似乎我们伸手就能触碰到洒满了灿烂阳光的岳阳楼景观，实在美丽和谐，如童话一般。当然，“沙鸥翔集”或肉眼可见，“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或不太可能肉眼可见。所以，范仲淹的描写中也有夸张成分。此外，这般景观和前者的情况似乎也一样，缺乏独属岳阳楼的景观特点。

我们看白居易《题岳阳楼》的诗句：“春岸绿时连梦泽， 夕波红处近长安。”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诗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些描写岳阳楼乐景诗句中呈现的岳阳楼还是颇有特点的。当然，如果看李白的《秋登巴陵望洞庭》：“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似乎也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李白描写的岳阳楼的气氛与范仲淹此段落所描写的更加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使用了相比前者更大的篇幅来写欢乐的景观。这其实也是应了滕子京的期待。据滕子京的《岳阳楼诗集序》：“岳去长安犹僻在，当时名辈出能至此者，率自迁谪而来，故所属篇类，多离骚叹惋之意。”对岳阳楼诗篇“多离骚叹惋之意”似有不满。而在写给范仲淹的《与范经略求记书》中说：“伏冀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间于异时。”希望范仲淹少写观点，多写岳阳楼的景色之美。

3、

范仲淹在文章中呈现了岳阳楼的两种文化和景观氛围，前者表达了对心忧天下的“迁客骚人”的同情，后者是一种对前者的鼓舞，寄托了范仲淹个人，也是他推崇的“宠辱偕忘”的人生情怀。相比于前者，后者更值得注意。范仲淹在描写了“迁客骚人”的困境后，并没有积极鼓励人们进取，以争取皇帝的宠幸，而是沉浸于美景之中，忘掉政治上的失意以及得意，彻底从被贬的困境中超脱出来。这也为最后的高潮埋下了伏笔。

即“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岳阳楼记》）

现当代人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比如“救救孩子”（鲁迅语）、“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食指语）这些经典言论所反映的那样。而范仲淹把希望寄托在“古仁人”。他发现士大夫除了“宠”“辱”这两种人生主要的模式外，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范仲淹从“古仁人”学到什么呢？不妨揣摩一番。容易让人想到和查到的例子如下：庄子《逍遥游》提到的“宋荣子”（宋钘，战国时期宋国思想家），有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风范。汉代礼学家戴德《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写过这样的句子：“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或可以视为范仲淹这一番感人、撼人的言论的部分渊源。此外，此时范仲淹已经经历人生的“失意”和“得意”这两个阶段，他有了放下以及超越这两者的基础条件。

据范仲淹玄孙范公偁《过庭录》记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疾，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在谏故人耳。 ”也就是说，有着远大抱负的滕子京还缺乏一个“得意”，这是滕子京的心病。这或许也是范仲淹“拖稿”的一个直接原因，对他来说，要说服滕子京变得宠辱不惊，显然是很困难的。

滕子京相当于给范仲淹出了一道人生难题，而范仲淹也积极收集和研究资料，重新思考不仅仅是滕子京，还包括了“古仁人”、“唐贤”，以及自己人生处境问题，借岳阳楼这样一个载体，为滕子京，为天下人，更为他自己答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生答案。最后一句话：“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似乎在反问别人，或许更在强调“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