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博物馆可能没想到，有关颜真卿《祭侄文稿》展览的事情，引起了如此大的愤怒——

　　“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东京博物馆将举办“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展出的文物中有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这个消息去年就在台湾引起了争论。澎湃新闻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回应称“这是在三年前冯明珠院长时期就谈定的交流展”，但遭冯明珠否认称，“拿出合约来看看”，经她查实，《祭侄文稿》外借东京博物馆是前任院长林正仪在2019年5月敲定的。

　　台湾网友们愤怒非常——

　　今天轮到了大陆网友们——

　　我下午询问了一些负责文物展览的专业人士，他们认为，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祭侄文稿》出境借展合乎法定审核程序，这次送展就算做是正常的中日交流展出。

　　实际上，日本博物馆展出中国的国宝级文物，《祭侄文稿》不是第一件。之前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也曾经多次借出文物到日本展览。

　　▲  颜真卿《祭侄文稿》

　　为什么到了《祭侄文稿》，大家就出离愤怒了？

　　我想讲两个故事。

　　公元758年，一个戊戌年。

　　九月，蒲州刺史颜真卿终于等到了衣衫褴褛的颜泉明，叔侄二人抱头痛哭。

　　颜泉明带给叔叔的是一堆残破遗骸。一支腿骨一个头骨，分别来自颜泉明的父亲颜杲卿和弟弟颜季明。

　　在颜季明的还原下，50岁的颜真卿终于知道了三年前那最惨烈的一幕：

　　天宝十五年正月，在洛阳，安禄山对着满脸血污的颜杲卿怒不可遏：“你原本是我的部下，没有我的提拔，焉有你的今日？为什么要反叛我？”

　　是的，当时所有的唐朝守将“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在安禄山看来，颜杲卿是最不应该反抗的那一个。

　　颜杲卿看了看天上的太阳，轻蔑地笑了：“世为唐臣，常守忠义。”

　　当着他的面砍下孙子颜诞的手足，颜杲卿不肯投降。

　　当着他的面砍下儿子颜季明的手足，仍不肯投降。

　　安禄山大怒，把他绑到桥头柱上，派人钩断他的舌头，然后问：“复能骂否？”

　　他把碎了的舌头含血喷在同伴的脸上，含糊着继续骂。

　　最终，他被一刀一刀凌迟，“比至气绝，大骂不息。”

　　对此惨景，连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对着那颗残破的头颅，颜真卿似乎还能感受到牺牲者最后的怒气和悲凉，这背后，是颜家儿男三十余口性命。久经沙场的颜真卿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九月初三，他沐浴更衣，正冠而坐，为逝者写一篇追悼词。

　　我们所熟悉的颜真卿，字迹以“蚕头燕尾”著称，筋健洒脱，力透纸背。

　　然而此时，他收去了所有锋芒和锐利，剩下的只有一个亲人的痛彻心扉，一个忠臣的满腔怒火。

　　写下，涂抹，再写再涂，写了又改，一个个浓重的墨团，是颜真卿内心滴落的斑斑血迹，哀恸到不能自己。一开始写下自己的官职时，颜真卿的情绪还较为稳定，然后写到侄子的名字“季明”时，笔画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等到写到“尔父”两字，“父”字捺笔中有显著的停顿，在那一停顿中，想必颜真卿已经悲彻透心。

　　我试图把这篇文字记录下来，连带着那些被他涂抹的字：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涂去“从父”）叔银青光禄（脱“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

　　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涂去“方凭积善”），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涂去“制”，改“被迫”，复涂去），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涂去“恐”），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涂去“贼臣拥众不救”）。贼臣不（涂去“拥”）救，孤城围逼。父（涂去“擒”）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乎哀哉！

　　吾承天泽，移牧（涂去“河东近”涂去）河关。泉明（涂去“尔之”）比者，再陷常山（涂去“提”）。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涂去“亦自常山”）。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此处看不清，有二字涂去），卜（此处看不清，一字涂去）尔幽宅（涂去“舍”）。魂而有知，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尚飨！

　　上面的图片里可以看出，到“父陷子死”时，书者的悲愤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尚法度的唐代书法来说，《祭侄文稿》显然不能算是一篇完美的书法作品——但却超越了完美。

　　书法创作，抒情是头等难事。《祭侄文稿》的可贵，在于我们第一次通过纸张，看到了千年之前一个唐人最真挚的情感。

　　颜真卿的三件代表作品《祭伯父文稿》《争座位帖》以及《祭侄文稿》曾经珍储在宋徽宗的宣和御府，三稿凛凛正气，熠熠生辉。

　　而今时代更迭，当年三稿只剩下《祭侄文稿》硕果仅存。

　　这样的珍贵，无怪乎在准备故宫文物南迁时，《祭侄文稿》是第一批打包文物。

　　1933年2月，北平。风萧萧兮。

　　25岁的故宫一等办事员那志良耳边响起的是两年前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话：“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

　　瓷器用棉花缠绕，内里再用棉花塞紧，复裹棉花之后再包上纸，稻草捆紧再填充以谷壳；石鼓用高丽纸浸水蒙覆，棉花按捺，再包棉被，麻绳捆紧稻草塞紧……这样的包裹事后被证明是有效的，在欧阳道达的记述中，运送的文物有一个一吨重的石鼓，负责装载的车翻到沟里，木箱摔裂，但层叠包裹的石鼓完好。

　　那志良即将展开一场绵延几十年的国宝万里漂泊。

　　▲  南迁文物在故宫外装车。

　　这是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在16年间，13427箱又64包古物颠沛两万里，走遍半个中国。

　　▲  文物迁徙路线图

　　装文物的箱子要进行5面编号，确保无论从哪一面看都能迅速找到对应的文物。文物后来在四川落脚的时候，当时的院长马衡曾去抽查，随便选一个箱子，只要五分钟，工作人员就能把文物立刻找出来。

　　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装箱完毕的2118箱故宫文物在神武门广场装车，负责押运的是故宫秘书吴瀛。板车推着木箱，由军队一路荷枪实弹护送至前门火车站，文物整整装了18节车皮。在那志良的记忆中，那一晚很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

　　▲  故宫文物在神武门装车

　　火车载着第一批文物往南京浦口驶去，夜间不敢鸣笛，路过重要关卡灭灯驶过，随行人员和衣而睡。可是到了南京，文物依旧不能安心入库，因为调度问题，政府高层在“把文物存在何处”的问题上争议不断。有人建议运往陕西，而宋子文说运到上海，那志良形容当时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因为落脚地悬而未决，文物搁在火车站，吴瀛每天都要从饭店跑去车站，一守就是一夜。

　　之后，文物从南京搬到了上海，存在法租界的天主教堂仓库。在上海，新任院长马衡组织了清点登记，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而文物箱子分别用“沪、上、寓、公”作为代号：原古物馆的编入“沪”，图书馆的编入“上”，文献馆的编入“寓”，秘书处的编入“公”。在法租界的小楼，一万多箱文物度过了4年春秋。

　　1936年，故宫在南京的库房落成，文物在故宫南京分院待了不过半年，“七七事变”，文物们不得不经历再次搬家。

　　▲  1936年4月15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保存库奠基典礼，纪念碑左侧为蔡元培，右侧为时任院长马衡。

　　西迁的文物兵分三路，南路的80多箱文物由水路转陆路到达长沙，中路的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重庆，北路的7000多箱则沿着来时的路经过郑州到达宝鸡。当最后一批走中路的文物到达中山码头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一艘中国船只了。负责押运的牛德明只能跟英国船交涉，请他们帮忙运到汉口。

　　一番风雨路三千。那志良不止一次遭遇了车祸。走到宁羌时，遇到大雨，不知怎么的，车一下子向左边翻到了稻田里。那志良和司机从车里爬出来时，都是一身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观察车后面的“货物”，在发现没有受损时，他们都笑了。

　　▲  文物南迁之路遭遇历经劫难，大雪封山、汽车翻覆、敌机轰炸等等，图为1937 年第三批南迁文物途经川陕公路之险况。

　　最早出发的南路最先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安顿下来，但是还没等到押运队在岳麓山开山洞藏文物，日军的轰炸就开始了，文物被迫迁到贵州安顺华严洞。就在文物撤出后的一周，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

　　在曾主持故宫南迁工作的庄尚严之子庄灵的印象中：“每到一地都是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贵州的路上，乌江上有一座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走过去。” 在华严洞存放6年后，这批文物又在1944年由15辆卡车运往四川巴县。

　　去往陪都重庆的文物也没好到哪里去。重庆在1939年遭到大轰炸，文物被转移到宜宾，最终落脚乐山。走得最艰难的要数北路。到宝鸡不到3个月，日军就追来了，在狂轰滥炸中，文物只能继续西迁。国民政府按照仅次于运输军火的优先级调了300多车次，带着文物翻秦岭，最终到达峨眉。那志良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

　　为了这些文物，无数人的小家被迫离散。

　　那志良和妻儿分别十几载再相逢，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父亲在北京困顿而死——这是那志良一辈子的痛苦。

　　但他说，个人得失在文物保护面前，是沧海一粟。作为儿子，他永怀愧疚；但作为中华儿女，他责无旁贷。

　　1948年，内战爆发。海军“中鼎”轮、“昆仑”舰和招商局“海沪”轮上，2,972箱故宫文物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便在“中鼎”轮上。

　　一道海峡，分割开了两岸，从此，我们有了两个故宫。

　　但两地的故宫人，有着的是同一颗中华心。

　　《三联生活周刊》曾经采访了纪录片《台北故宫》总撰稿胡骁，他采访了一些身在台北故宫的老故宫人：

　　台北“故宫”现在的文物编号依然是用的1924年清史善后委员会的文物编号，那时候是用《千字文》来标明编号的，《千字文》有999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故宫有999间房，每间房用《千字文》中的一个字来代替。这个宫殿所有的文物都编在这下面。秦孝仪有一个想法，就是1933年南迁的箱子到了台北，他说这些箱子我都不动，有朝一日，我把这些文物全都装回箱子里运回北京去。他们还是抱着这个理念。

　　我这次采访的索予明，90岁了，他是第三船押运文物去台湾的，是搞漆器研究的一个专家。我问他将来对台北“故宫”有什么打算？他说台北“故宫”是由两个单位合并起来的，一个是“故宫”，另一个就是叫“中央博物院”（现在的“南京博物院”）。他就说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故宫”的文物还都回到北京，我们“中博”的文物还回到南京，我也还回到那里去。实际上“中博”已经消失60年了。而且现在台北“故宫”的文物和“中博”的文物在编号上还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地方。

　　——王晓峰 《台北“故宫”背后的人文精神与乡愁》

　　1980年，负责押送文物前往台湾的庄尚严在台北病逝前，留下六字遗言：“北平！北平！北平！”

　　▲  上世纪 50 年代初，国宝迁台后曾暂放在台中雾峰北沟库房达 16 年，图中的大木箱为万里播迁而来所使用的原箱，随同流徙的故宫技术人员正挪动著它们。

　　1994年，故宫专家单士元先生曾经去台北见那志良，两个人在宾馆对坐，一个人报出一个名字，问这个人的现状，另一个人便回答。结果，一一回忆过去，发现绝大多数名字，都是“不在了”。单先生和那先生都没有说话，久久的。

　　▲  卡车把国宝分批迁运台北，穿西装者为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

　　人不在了，文物静默，《祭侄文稿》不是一般的国之重宝，它于我们的意义，非同凡响。从一个戊戌年到又一个戊戌年，颜真卿一千多年前的那股悲怆和激荡，直到今天，仍然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直到我们死去，仍旧绵延不息，这便是中华儿女的血脉。

　　这与局势无关，和政客无关，甚至和立场无关，这便是我们听到《祭侄文稿》被送去日本展览时愤怒的原因。

　　《祭侄文稿》里，留下了这样一枚印章——“子孙保之”。我想，盖章的人一定也能够理解，我们在听到《祭侄文稿》被送去日本展览时，为什么要愤怒。

　　*参考文献：

　　1、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紫禁城出版社 2004年1月

　　2、 穆棣  ，《祭侄文稿》墨迹中的积案破解举例，荣宝斋  2019-06-15

　　3、黄松，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澎湃新闻2019-01-14

　　4、 余浩然，劫难重重：颜真卿《祭侄文稿》与其赴日展览的社会争议，新美学100人https://mp.weixin.qq.com/s/0gUKx_BuJ9S1caxFmDKFLw

　　5、杜浩，人书同构—浅析颜真卿人品与书法风格之关系，荣宝斋2019-07-15

　　6、袁越，玉痴那志良，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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