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

　　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我的中专”之三 “电322班”陈 健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歌词”

　　“不是歌颂极“左”，只是如实记录那个年代的事情。毕竟，我们是热爱共产党的。”

　　作者“题记”

　　终于到最后一个学年。我们也成为可以自豪的“毕业班”了。

　　我们这个充满激情的“认为”，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

　　 学校宣布，从我们这个年级开始，改为四年制，这是为了减轻同学的学习负担，使大家学的更好一些。针对我们班，把“水电专门化”也取消了，重新回到“电”专业，目的是使大家而后分配工作，可以适应的面广一些。

　　 这就是说，我们还要再上两年，这对一些家在农村，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同学来说，无疑增加了家里的负担。

　　 大家牢骚满腹，无处发泄。

　　可是，对决定，还必须服从。

　　 开学典礼上，宁校长宣布，全校停课一周，集中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他批评，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尤其是取消“政治”课，这是绝对错误的，同学们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资产阶级思潮趁机泛滥，这些问题，都要在即将开始的整风中解决。

　　 他提出，在学习中要抓两个重点，一是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一段，讲的是辩证法。

　　每个同学发了一本“问题”

　　 新班主任是女老师，叫朱家星，她曾是全校有名的307班的班主任。我们相信，她能搞好那个班，就一定能搞好我们班。

　　她将教我们的“电气设备”课。我们，尤其是女同学，对朱老师是欢迎的。

　　朱老师到班上的第一件事，是选举新班委会。

　　选“砸”了。

　　 候选人写了一黑板，第一次选，都没有过半数，只好选第二次，勉强过了半数，两个党员，都落选了。尤其特别的是，我们班产生了全校第一个女“灶委”，大家选中了杨月琴，她哭着不干，不少人还欢呼起来。

　　 杨万湘老师很快找班上个别同学了解情况，于载蒙也去了，她回来对我说，杨老师只听，什么也没有说。

　　她觉得蹊跷。

　　 学习开始了，要求大家先看，然后讨论。薄薄的小册子，很快就看完了。没有人辅导，叫我们各抒己见。文章有十二个问题，只好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大家漫谈，说不上有多少收获，说到学校要开始的整风，大家提了不少意见，一个是改四年制，一个是同学大量留级，有人说，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至于干部作风，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和我们来往最多的老师，他们在学生面前的形象，都是很完美，无可非议的。

　　 我们只盼望赶快上课。

　　 发书了。

　　 精装书，三本一套，苏联巴普季丹诺夫著的“发电厂和变电站的电气设备”，上下两册的“电力网”。

　　“水电专门化”的课程取消了，增加了一门“发电厂的热力部分”，还是殷老师讲。

　　 瘦小的个子，有神的大眼睛，带有保定一带口音的普通话，青华大学的高才生，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朱老师。

　　我们的专业课，全面铺开了。面对学习，大家又恢复了热情。

　　走了十个人，教室空多了。

　　朱老师上“电气设备”的第一课。

　　 她首先讲了电能生产的特点，不能储存，必须是外界需要多少，系统供应多少，要时刻维持这个平衡，这就给生产带来了许多配合、调整的问题。

　　 她说，这个学期，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短路电流”的计算，这是我们确定主电路、选择电气设备、拟订保护装置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是必须掌握的。

　　 她也直言不讳的说了这部分内容的学习难点，就是“折算”，这是不能含糊的，她打算给出一个典型的主电路，讲一点，计算一点，讲完，计算完，凑起来，就是一个设计范例。

　　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电力网”老师叫王宏业，是关中一带人，蓬头、厚嘴唇，穿一双火箭皮鞋，他在讲台上跳来跳去，好像在舞场，大家忍不住的笑了，他不在意，仍然兴致勃勃的说着。

　　王老师讲课不大注意章法，在黑板上东写一个名词，西写一段要义，弄的我们没法做笔记。

　　不过，他对同学倒是很热情，晚自习他来辅导，问他问题，如果是男同学，他就按着同学的肩，然后和同学挤坐在一个凳子上，详细的把问题讲清楚，直到同学弄明白，他才高兴的站起来。

　　大家说，这是一个朋友老师。

　　殷老师这是给我们带第三门课了，他说，电厂的“热力部分”关乎到电厂的安全、经济生产，大家虽然是搞电的，但是，对热力系统和主要设备，还是要有基本的了解。

　　他先讲“工程热力学”，又给大家引进了许多新的概念……。

　　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很高兴，又是发月饼，又是会餐，晚上演了电影。

　　半夜，魏鸿儒的肚子疼，越疼越凶，在床上翻滚，不一会，又有几个同学肚子疼。

　　很快，全校有几十个人出现同样症状。

　　 学校意识到，可能是“食物中毒”，立即请对面的“陆军医院”诊治，大家把有病的同学送过去， 他们做了紧急处置，几个小时之后，病情缓解了。

　　有的人说，月饼不新鲜，有的说，红烧鸡的味道不对。

　　宁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伙食科长，说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国庆节是很热闹的。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我国自造的汽车、拖拉机、飞机，都展现出来，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了人们极大的鼓舞。

　　十月四日，一则轰动消息，格外使人振奋。

　　苏联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卫星，大家都知道，而“人造的”则是了不起的事情。

　　广播、报纸，不停的宣传报道，更播放了卫星上的声音信号，好象尖锐的哨音，到处都在用通俗的方法，介绍卫星是如何绕着地球转动的，于是人们知道了“宇宙速度”之类的科普常识。

　　学校举行了专题报告会，着重讲卫星上天的伟大意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对帝国主义阵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教室里的黑板报上，用红字写着“CCCP”，介绍苏联的科技新成就，大家高唱苏联歌曲，歌颂伟大的中苏友谊。

　　我去看病。

　　还是那个黄医生，正在口若悬河的给人们讲“相对论”，他说，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七个半人理解，他就是那半个人。

　　明知他在吹牛，大家还在津津有味的听。

　　他在大谈高速系统中的时空观，听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我相信了。记得物理张老师在课堂上附带的提过这些东西。

　　我想弄清楚这里的究竟。

　　我在钟楼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爱因斯坦和狭义相对论”的小册子，回到学校，张保善先拿去看，两节自习，他就翻阅完了，他把一些令常人无法接受的现象，说给我听。

　　我从光速、以太、有名的“迈克尔逊”实验，逐渐阅读，终于明白了“狭义相对论”的要点，随着速度的增加，时间可以“膨胀”，而长度则“缩短”，这要抛弃旧有的“时空观”，然而，克服习惯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从这里开始，我忽然有学习一些近代物理知识的强烈愿望。

　　我准备了笔记本，从图书馆借了史包尔斯基的“原子物理学”，一节一节的阅读，并认真的记下重点，微观世界的奥妙是无穷的，我为此倾注了很高的热情，除了听课，我把大部分自习时间都花费进去。

　　 我又借了一本“量子力学”，第一节就是“拉格朗日”方程，我不懂，去找数学齐老师问，他用简单的方法给我讲了一下，使我知道了一些基本东西。

　　对这些非专业的投入，必然要影响到正课学习。

　　终于，在一次测验中，我得了第一个2分。

　　 我为此懊悔不已，心里很难受，我没有搞清“主次”“业余”，不学好眼前的专业课，掌握不了本领，对得起国家吗？

　　我立即刹车，尽管我对这些东西，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现在不是学它的时候。

　　见异思迁的幻想，终于偃旗息鼓。

　　 齐老师书写的速度很快，他的本子上是一溜“外文”符号，这使我们一些同学很感兴趣。原来他的是用汉语拼音。我和卞知九觉得新鲜，齐老师把他订阅的一些拼音杂志拿给我们阅读。我俩很快的掌握了拼写方法，写起来果然快。

　　 下一次上课，我用拼音来做课堂笔记，老师叙述的要点几乎都可以记下来，我为此高兴不已。

　　 记录的速度确实快，可是阅读时，就要一个一个的拼了，这实在不方便，看一段话，要比原先要多费不少时间。

　　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做笔记，只能用在其他场合。

　　无论如何，算是学到了一个新的书写技巧。

　　 “电工”姜老师调走了，到南郊的“汽车运输学校”去教学，名义上是“工作需要”，可是我们从几个专业老师那里听到，主要是教学副校长把他排挤走了，大家感到惋惜，我们对社会的复杂确实知道的太少了。

　　 姜老师的家暂时还没有搬走，他休息回来的时候，我常去看他，他也很关心我们的专业学习，他再三强调，我们现在学习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所以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些课程学好，我十分感激老师的教诲。（“塞翁失马”，一年后，这个学校“升格”为“公路学院”，姜老师被“交通部”任命为“教授”，他是当之无愧的！）

　　苏联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到了。

　　学校开了庆祝晚会，表演苏联歌舞，演唱苏联歌曲，观看苏联影片，大家对苏联的崇拜和向往，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报上也是这样说的，无论是什么建设，前面总要写上“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等等，我们用的国内编写的教材，在“序言”部分，都强调苏联对中国的电力工业的巨大贡献。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红场向群众招手的大幅照片，登在报上最显眼的位置，毛主席特别说，“东风压倒西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说，我们这一代，将亲手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他们的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社会主义风光无限美好，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短路电流“计算，虽然复杂一些，但是朱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交代的很仔细，我们逐渐掌握了方法。

　　大家觉得内容混乱的是“电力网“课，王老师不按照书讲，而且系统性不好，更要命的是，他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些“电力系统稳定”的新内容。

　　他说，这本来是大学里的知识，你们出去要当技术员，掌握一些全局的东西，对指导生产是有好处的。

　　问题在于，这涉及到过多的数学，王老师往往写了一黑板的微分方程，还没有等大家抄完，就急忙擦去，而对于物理意义，则一带而过。

　　这全凭我们在课后去复习了，一些同学为此叫苦不迭，尤其怕期末考试中遇到这些东西。

　　平心而论，“系统稳定“的知识，对我们以后分析系统的确有用，问题在于老师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所以搞的双方都有些被动。

　　学校对同学谈恋爱，是顺其自然，不鼓励也不提倡。

　　经过两年的相处，班里的少数男女同学，开始密切的来往，由秘密到公开，大家开他们的玩笑，他们也司空见惯了。

　　一篇署名“良心”的黑板报稿件，塞到我的课桌里。

　　内容是指责一个男同学“不义”，在爱情上“挖了别人墙角”，对这样有损于别人隐私的匿名文章，我和张宝善、杜新民几个负责黑板报的同学。商议后，决定不予刊登。

　　可是，内容已经透露出去，一些好事者强烈要求公开，几个同学向我要稿子，我曾经为此征求了团支部书记袁兴洲的意见，他说，这不利团结。因此，我不给他们看。

　　六个女同学集体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匿名作者的不负责任行为，班长黄斌也写了文章，支持女同学的批评，他说，这种现象，在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中，是不正常的行为，有意见，可以通过谈心来交流，暗中搞动作，说明作者的心理是隐晦的，是见不得人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班在思想品德上，还有许多问题。

　　“良心”的风波，暂时“搁浅”了。

　　那个很少露面的党总支乔书记，调走了。新来的书记叫王严明，是个很会说话的中年女同志。她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学校的整风开始，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

　　第一阶段是“大鸣大放”，只在教职工中进行，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觉得遗憾，也想热热闹闹的贴一通大字报。

　　不少人议论，夏天已经弄了不少“右派”，“右派”都接受了教训，这回学校里该不会有“右派”了。

　　这个学期的课程还是很重的，大量的作业，把我们的课外时间，除了体育锻炼之外，几乎全占完了，星期天，多数人都在教室，殷老师布置的一道计算“卡诺循环”效率的习题，他说，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我们实际用了一整天，题目很“刁”，前面一错，后面一连串的都错了。不过，流了汗水，对内容的理解确实深刻多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又感谢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

　　困难的还是“电力网”，王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留下许多“悬念”，笔记上没有，书里也翻不出，有时，他出乎意料的问一个同学，“一吨铜有多重？”，搞的人无法回答。

　　对王老师的教课意见，很快的反映到教务科，科里拿去了几个同学的课堂笔记，又在小范围内开座谈会，大家觉得，主要是系统性差，无法掌握要领。

　　王老师很快的把编写的讲义，印发给我们，这比他在课堂上的讲解详细多了，也使我们把一些问题弄清了，大家很满意。

　　缓解了一年多的吃粮问题，又突出起来，伙食科按照定量标准，发饭票给大家，自己掌握，可以相互调剂，这个办法，很受大家欢迎，但是对个别饭量特别大的同学来说，肚皮就要受到一些约束，他们有意见，开会时说，“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

　　我和魏鸿儒在一起吃饭，饭票由他保管，每顿饭他都怕我吃不饱，总要我多吃一点。我有时在广播室，直接到灶房吃饭，不交饭票，所以，我们的饭票“节约”了不少，他支援了别人。

　　周六的下午，多是会餐，好菜摆了一桌子，鱼和鸡，往往剩下了，陕西同学对条子肉是格外喜欢的。

　　经过动员，教职工中的“鸣放”开始了，教学办公楼里，顿时热闹起来，一楼到三楼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课间十分钟，我们都要赶去看看。

　　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到各个方面，教学的、生活的、领导的、群众的，都有，我们当作猎奇，了解到许多不知道的事情，也有不少令人开心的笑话，一个老师写到，教务孙副校长没有修养，和体育宋老师吵架，理亏了，便叫宋老师立马还他借的两块钱。

　　王书记在全校大会上，肯定了教职工的热情，要求把目标集中在领导上，特别是党员干部上，她张着镶金牙的嘴，大声说，我相信，大家都是热爱共产党的，那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也就是把你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们要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家都为领导这样谦和的态度而感动。

　　群众的确发动起来了。

　　教学办公楼的墙上，贴了一个醒目的专栏大字报，标题叫“第一炮”，署名是“教师第二团支部”。

　　“第一炮”的火力果然很猛烈，批评王书记“高高在上”“不下绣楼”的“官僚主义”作风，说她在学校工作，“从不过问教学”，批评宁校长“不抓教学”“一年才看了三十多页《教育学》”，这样的领导，怎能胜任？还有涉及到领导之间不团结的问题，也提出了这两年发展的党员“质量不高”，都是“阿谀奉承”“之辈”等等。

　　这些内容，很引人注目，观看大字报的师生很多，大家都为文笔犀利，言辞尖刻，切中要害而叫好，不少老师也贴出“坚决支持”的大字报。其中，署名“因斯”的大字报，言辞也很犀利，同学们很喜欢看，回到班里，还议论不断。电网教师周先生画了一幅讽刺宁校长的漫画，他披着军大衣，拿着拖到地面的讲稿，对众人演说……。生动的几笔，把宁校长的脸形，勾画出来，观看的人，都齐声叫绝。还有一幅漫画，画着宁校长在“踢皮球”，因为他在一个会议上说，“小小电校，就和一个皮球一样。”漫画的题目是“看我老宁，玩它一玩！”同样吸引了不少人。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等待下一批大字报出现的时候，制图老师马江彬首先贴出了大字报，说“第一炮”是向党进攻的一炮，紧接着，开始声讨“第一炮”的大字报，成批的贴出来。

　　形势逆转，“第二团支部”中的一些人，阵前倒戈，贴出大字报，说“第一炮”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第二团支部”的负责人、语文教师李先生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

　　很快，西安电力学校的第一顶“右派分子”的“桂冠”，戴到李先生的头上。

　　李先生写大字报申辩，然而，这招致更多的“讨伐”，大家说他，“疯狂反扑”。

　　李先生没有给我们带过课，我们听过他做的文学作品阅读辅导报告，他很年轻，侃侃而谈，流露出令人羡慕的才华。

　　对共产党的热爱，使我们的态度向党倾斜了，我们在团支部会上，也表示了对李先生的愤怒情绪，少数曾经和他来往过的同学，也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

　　几天之内，衣冠楚楚，受人尊敬的老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狗屎堆”。

　　我们被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震慑了。

　　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右派”的本性，就是要向党进攻。

　　更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还在后面。

　　我们的老班主任、王文源老师，也被“选”（大家对“划”不习惯，一直说“选”）为“右派分子”，我们在下面议论纷纷，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和“右派分子”都是不沾边的，况且，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大字报。

　　班主任朱老师说，王老师是在党总支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肃反”提出了“批评意见”，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王老师，你为什么这样不慎啊？

　　不少人为王老师难过，作为学生，我们无可奈何！

　　很短时间，学校弄出了四个右派分子，另外两个是力学教师刘先生和财务科干部李先生。

　　电校的整风，共产党“请君入瓮”，首战“告捷”，大获全胜！

　　如果说，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那么，身为“共产党员”的人，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党呢？

　　政治老师说，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比党外的“右派分子”更狠毒，因为，他们在内部向党进攻。我们通过“大鸣大放”的方式，让敌人自动跳出来，然后“集中歼灭”，这是电校党组织贯彻了党中央“引蛇出动”方针的结果。

　　我们确实憎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是，对面前的李先生、王老师这些“右派”无论如何，恨不起来！

　　王老师受到严厉的处置，开除党籍，降了工资，被贬到学校的“线路工程队”监督劳动，他默默无闻的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看到我们，便低下头快步走过去，我们的心中真不是滋味。

　　铅灰色的天上，落下雪花，一片一片，越来越大，终于，丰富多彩的世界，被白色包裹了，呼啸的北风，无情的肆虐着。

　　报上说，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不平凡的春天”，我们说，电校一九五七年的冬天，是严寒的冬天。

　　学生这边，正常的活动，还在按照计划进行。

　　文艺比赛又要举行。

　　我从广播室刚刚买回来的新唱片中，选取了一首歌，是男声独唱，“真是乐死人！”，节奏明快，声调优美，很适合改编成男声小合唱，不足之处，就是时间短，不到两分钟。

　　我和文娱委员、于载蒙、张中林几个同学商议之后，决定就唱这首歌。

　　定了六个男同学，有张中林、卞知九、耿致军、刘有绪等同学。

　　我们很快的就学会了，唱的有声有色，加上手风琴伴奏，确实不错。

　　针对时间短的问题，我们增加了一些诙谐幽默的动作，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情感尽量发挥出来。

　　我们从学校对面的“军医大学”里，借来学员的军服，领章、肩章、武装带，确实增加了我们的“帅”气。

　　大家站在舞台上，自我感觉好极了。

　　这次演出，我们得了第二名。

　　紧接着就是元旦，学生会举办大型化装舞会，庆祝一九五八年的到来。

　　班里的几个人在策划之后，决定扮做“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由班长黄斌当“团长”，他的名字是苏联有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魏鸿儒等七个男同学，反串演唱俄罗斯民歌“妈妈要我出嫁”。

　　于是，大家分头准备，练习歌曲、筹借服装，而“团长”，则要准备一份带“俄语”味道的演说。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饭后，教室里热火朝天，大家高兴的做最后的准备。

　　男同学化装成“俄罗斯”少女，嘴唇涂的红艳艳，头上包着女同学的纱巾，“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穿上了西服，“团长”带着礼帽，拿着文明棍，小胡子加墨镜，气派十足。

　　八点钟，晚会开始，宁校长向大家致节日的祝贺，然后，化装人物出场和大家见面。

　　第一个出来的，是扮做黑人运动员的体育宋老师，他的脸抹得黢黑，在热闹的哄笑中和大家见面，他弯下腰，抓起地上的杠铃，大喝一声，用劲的举起来，获得热烈的掌声。

　　我们班的“代表团”集体登场了。

　　“团长”“伊萨科夫斯基”在麦克风前，说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俄语”，用夹生的中国话，介绍了“代表团”的成员，然后，魏鸿儒几个同学就开始唱“妈妈要我出嫁”，歌名一报出，全场便大笑不止。男声的粗犷音调，忸怩羞涩的少女表情，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其他班的化装，也很有特色。

　　大家热情的跳起交谊舞。

　　午夜的钟声快响了，“新年老人”在舞台上向大家祝福。

　　新的一年开始了，人们狂欢起来！

　　带着白帽子的胖厨师出来，他手托一个大盘子，向大家兜售元宵，他说，他的元宵，“天衣无缝”，美国人用电子显微镜都找不到缝隙，苏联的科学院士都研究不出“馅”是怎样“跑”到元宵里面去的。

　　这个出色的“厨师”，是团委书记徐志韬。

　　大家尽兴了，大家盼望着新的一年国家兴旺！我们在专业上继续进取！

　　元旦早晨，大家正在会餐的时候，学校工会主席韩杰义老师带领老师们，走到舞台上向同学们贺年，师生的情谊充满了校园。

　　“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名为“乘风破浪”，政治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主要精神，就是要在十五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他说，经过“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一个热气腾腾的建设高潮，即将到来，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当革命的促进派！

　　两节课的形势教育，我们心里感到火辣辣的，都希望尽快的投身于伟大的电力事业中。

　　紧张的复课，期末考试。

　　第一门考“电力网”。

　　几乎全班都考“糊”了。

　　笔试。

　　王老师只出了一个题，计算一条高压线路。

　　这类题，我们曾经做过作业，至少要一个上午时间，如今，要在一百分钟完成，实在是困难的事，而且，只要前面的数字有误，后面就一直错下去。

　　到考试结束铃响，都没有一个人交卷子。

　　全班陷入沉闷的气氛中，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在自责的同时，也批评老师不该出这样的题。

　　估计能及格的没有几个同学。

　　次日上午，我们听到一个突来的消息，张中林退学了。

　　令人吃惊，一点征兆也没有。

　　我们赶到宿舍，他的床铺已经空了。

　　决不能让我们的好伙伴走，我和苏天福、魏鸿儒几个同学，急忙到他家里。

　　他不停的流泪，说，没有想到，“电力网”考的这样糟，他觉得无望，去找学生组的杨万湘老师，杨老师说，要么就退学，他一横心，说，退就退！

　　就这样！

　　大家七嘴八舌的劝慰他，说我们友情的可贵，让他千万冷静，不要做出自己以后后悔的事情。

　　他总算和我们一起回来，我们感到欣慰。

　　苏天福去找杨老师说明情况，杨老师收回成命，批评了张中林。

　　他还是我们集体中可爱的一分子。

　　晚上，他躺在被窝里，伸着手，让我坐到床边，他只是笑。

　　“电力网”考试的情况，反映到教务科，学校很重视，调阅了全班的试卷，觉得同学的意见是属实的。

　　最后决定，每个人增加一分。

　　这样，班里大部分人是三分，四分是个别的，没有五分，不及格也只有少数几个人。

　　其他几门课，还算顺利，都考的不错。

　　要放寒假了。

　　团委号召同学，利用寒假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这不单是挣点钱的问题，也是在社会实践中，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都想“勤工俭学”，那就困难了，几周的时间，能干些什么呢？

　　学校又给各班布置了“爱国卫生”任务，假期结束，每个班要消灭若干个老鼠，开学时，把老鼠尾巴交来。

　　学生组要进行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培训，要占用两周假期，任务和内容都是严格保密的。

　　于载蒙也被抽去学习，但是，我决不在她面前打听这方面的事情。

　　假期开始，学校里的学生还不少，因为培训，杨老师让正常开放广播，我只好留下值班，偶尔回家转转。

　　看了几场好电影，尤其动人的是“柳堡的故事”，影片告诉我们，一个革命者，应当如何摆正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爱情，那首动听的“九九艳阳天”，立即成为众人喜爱的歌曲，连广播电台都不断的教唱。宿舍里，大家到熄灯还在议论“二妹子”，说这是最漂亮的女演员。

　　外班的一些同学，很会动脑筋，他们和百货、文具商店联系，把一些日用品和本子之类的商品，拉到校内出售，方便了大家，也得到了一些收益。

　　广播室的一些小东西，不翼而飞，连我自己的一个变压器和小风扇也丢了。

　　我责怪节日临时替我管理广播室的学生会生活委员党宗仁，他说，他们班的一个叫熊名家的很可疑，他的箱子里，有大量的电器材料。

　　学校的保卫干事，知道了这件事，暗中进行了一番调查，最后，请新城区公安局来人搜查。

　　在熊名家的物品中，找到了我们丢失的东西，还有，“电工实验室”的“万用表”。

　　请有关人员估了一下价，超过百元。

　　熊名家被逮捕了。

　　他交代，是藉节日松懈，广播室的小窗子没有关好，夜间爬进去的，实验室的仪表，则是利用实验后，顺手牵羊弄来的。

　　他被判了四年刑。

　　春节过后，学校整风到了后期，开始下放干部，教师和职工都有，布告栏里贴着红纸写的名单，第一批有二十多个人，他们也写大字报表示决心，要在农村把心炼红！

　　名单里有殷老师等给我们带课的老师，那个没有多少事情的“专职”广播员老冯，也在其中。

　　学生会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的把他们送到灞桥的一个农业社去。社里给他们准备的不错，住处打扫的很干净，房间还生了炉子。

　　同学们又欢聚到一起，大家相互诉说假期见闻。

　　“卫生”任务，都没有完成，有的班同学，把白箩卜根剪下来，沾上炉灰，拿去充数，上面也收下了，还表扬了这些同学。

　　开学了。

　　先劳动三天，任务是植树，从学校东面的“苗圃路”一直到“万寿路”，马路两边和中间，都栽上树苗，领导说，要让“韩森寨”一带的“信箱”都淹没在绿荫中，使敌人无法察觉。

　　挖坑、培土、浇水，搞的大家很累，学校请来剧团演出，观看的人很少，大家都抓紧时间睡觉。

　　王书记给全体同学做了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动员报告。

　　她说，大学里，在学生中进行“反右斗争”，学生里，划了一些“右派”，对中专学生，开展正面教育，通过大辩论，弄清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化运动、教育方针等大是大非问题，不搞“反右”，不划“右派”，大家可以针对一些问题鸣放，没有任何框框。

　　规定每周停课一天，加上几个晚自习时间，估计两个月。

　　书记最后说，现在，全国已经出现了跃进的局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要做革命的促进派。

　　这个学期的课程变化不大，“电力网”改由高永昌老师上，“热力部分”因为殷老师下放劳动，由谷应鸣老师上。

　　新增加的一门课是“高压工程”，老师叫赵文中，是和朱老师同样精干的女专业教师。

　　我们对这门课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一开始讲的放电理论，确实有些难度，不过赵老师很有耐心，大家不懂的地方，她两遍三遍的讲，直到大家明白，我们很感动，又遇到一位好老师。

　　赵老师对实验很精通，到实验室实验，都是她亲自讲解操作要领，她特别注意检查安全。

　　高老师讲“电力网”，大家很满意，他讲的很有条理，重要的结论，他讲清意义和应用，对王老师上个学期的讲课，他说，这主要是大家不习惯的缘故，其实，王老师讲课，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谷老师讲课，则是另外的风格，他突出的优点是，语言精练，概念清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在课堂上，从来都是严肃的，因而，一些同学有些怕他，尤其是课堂提问，如果回答的不对，他微笑的看同学一眼，紧跟着就是“2分”，所以有的同学说，“谷老师笑，两分到。”

　　这个学期，“热力部分”开始讲“汽轮机”，这一部分，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感性知识，所以，还是比较难接受的，特别是“调节部分”，困难更大，不过，因为是“考查”课，死背一些结论，测验能过关，就可以了。

　　王书记动员几天以后的一个晚自习，“社会主义大辩论”正式开始，班主任朱老师主持会议，在这之前，班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开了几次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朱老师说，“大辩论”的第一个阶段，是提意见、谈认识，什么都可以“鸣放”，然后进入“专题辩论”，最后，每个同学都要制定自己的“跃进规划”。

　　她解释为什么要定规划，也就是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前，两年干完三年的事情。

　　有人小声议论，既然要跃进，那为什么还要延长我们的学制呢？

　　会场很沉闷，没有人发言。

　　我站起来，就一个同学对助学金的使用情况，提出质疑，这个同学做了回答。

　　又有几个人，对学习负担重，提了意见。

　　第一次开会，没有涉及到“大是大非”问题，朱老师让大家再准备一下。

　　团支部开会，再进行动员，书记说，积极发言是热爱党的表现，共青团员一定要走在前面。

　　下次开会，大家就活跃多了，纷纷起来说话。

　　家在农村的同学说，成立“高级社”以后，许多农民的生活，不如“初级社”时期，分的粮食少了，几乎没有钱花。

　　大家对上个学期的大批“留级”，特别有意见，说这是蓄意“整”同学，个别老师，对同学进行报复。

　　牵扯到大政方针的意见也不少，多是对情况不熟悉。

　　谈到“反右斗争”，大家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还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对我们身边的“右派”，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对原来的班主任王文源划为“右派”，大家想不通，有人说，也许他是“右派”中的“好人”。

　　两个女同学更敞开了心扉，她们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去安慰过王老师。

　　外班的“鸣放”似乎比我们班更热烈一些，课外时间，大家也相互交谈发言情况。

　　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学校允许大家贴大字报。

　　教室大楼里，顿时升温，大家挤在走廊，对大字报进行品评，发表个人看法。

　　学校决定，停课三天，集中“鸣放”，大家的热情更加高涨，饭后就到教室写大字报。

　　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贴老师的大字报，主要是给学生组的杨万湘老师，说他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可从来不出面给大家讲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在下面“悄悄的”了解，“鬼鬼祟祟”，像个“特务”。

　　有的同学说，共产党是“坐轿的”，人民是“抬轿的”。

　　有的说，“右派分子”是“墙倒众人推”。

　　有的人还给毛主席提了意见。

　　有的同学说，苏联从来不是真心真意的帮助我们，赫鲁晓夫不是个好玩意。

　　一些同学在大字报里说，前两年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只会“喊口号”“说空话”，“质量很差”。对我们班的两个党员，大家对袁兴洲的意见似乎多一点，主要是他接近群众少，喜欢用大帽子压人等。

　　同学之间，也互相贴大字报。

　　上个学期的“良心”稿件，也被提出来，我不得不公布出原稿，不过，这些小事很快的淹没在大是大非的声浪中。

　　在“党的领导”和“自由与纪律”的专题辩论中，一些同学几次提出去年秋季班上选举的事情，按照杨老师的判断，这其中一定有幕后操纵，特别是在全国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还能把党员都选举下去，他并且提出了几个怀疑的同学，让注意他们的言行。

　　有的党员，在发言中，认为自己就是代表党的，“党员不代表党，还要你群众来代表？”咄咄逼人的口气，令人不爽，学习委员赵友忠立即贴出大字报，“你谦虚一些吧！”。对待选举，魏鸿儒站起来，和几个同学进行辩论，他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认识来套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用辨证的、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一些事情，这段有水平的话，赢得不少同学的赞许。 (爱情语录 )

　　杨老师没有弄到什么证据，对我们班的注意松了一些。

　　我比较懒，换下来的衣服经常不及时洗，影响集体的卫生，理所当然的受到批评。

　　广播室的门前，也有一些大字报，说我们经常播放“四季歌”之类的“靡靡之音”，对同学喜好的秦腔，很少播放。

　　在写大字报的同时，各班“鸣放”会，如烈火干柴，越烧越猛，发言争先恐后，一个接一个，大家无所顾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似乎少说一句就吃亏了。大家热爱共产党的情感，毫不亚于年前“鸣放”中的教职工。

　　班主任、党员，在不停的记录。

　　情况很快的汇报上去。

　　一些尖锐的意见，被特地“剔“出，让大家讨论，如“坐轿”问题，对毛主席的意见、对苏联的批评等。

　　在各班党员的引导下，大家对这些意见，由评论到批评，由批评到批判，逐渐升级，最后认定，这些说法的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立刻，成批的大字报，集中到这几个同学身上，大家愤怒的声讨他们“反党”的“狼子野心”。

　　他们也贴大字报为自己辩解，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开展运动，继续停课两周。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已经在等待他们，我们这一级，有五个同学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名字，比“右派”更难听。

　　有的同学私下议论，王书记不是在会上说，不戴帽子吗？

　　这话，立即遭到党员们的反击，他们说，没有给他们戴“右派”的帽子，但是，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各班的学生党员的权威性，立即大增，我们无论是敬佩，还是畏惧，大家都开始紧跟他们，按着他们的号令行事，党是什么？就是我们身边的党员，听他们的话，就是听党的话。

　　我们班上没有戴帽子的“分子”，但是，那两个同情“右派”王老师的同学，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团干部，招致了猛烈的“火力”，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表示坚决跟党走的同学，对她们批判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她们一次次的检讨，都过不了关。

　　对共产党的热爱，使一些同学越来越激进，把什么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来认识。

　　一个同学说，“中国青年”杂志不好看，招致了批评，又一个同学说，共产主义远着呢，现在“劳而无功”，受到严厉的批判，被迫作了检讨。

　　我在去年“反右”初期说的“放长线、钓大鱼”，被贴了大字报，党员要我从立场的角度检查。

　　这个问题暂时结束，又开始了关于“红”与“专”的大辩论。

　　党员说，“红”是统帅，没有“红”，就没有前进的方向，因此，要“先红后专”；另外一些同学说，没有“专”，“红”是空的，喊叫几声，铁塔就会立起来吗？；还有几个同学提出“红等于二分之一加ε”的说法，“ε”是希腊字母，在数学中表示微小的“增量”，这个意思就是说，“红”和“专”各占一半，但是略微偏“红”一点。

　　这场关于“红专”的辩论，颇为激烈，各说各的理，班主任请政治来做专题讲解。

　　政治老师说，“红”就是政治，“专“就是业务，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和业务从来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没有什么“半斤八两”的平等，政治永远是统帅，是灵魂，业务永远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业务，当然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然，只有统帅，没有兵，也不能作战，所以，政治和业务，也就是“红”与“专”，是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我们的正确提法是，“又红又专”。

　　这个结论，很快的被“红透专深”代替了。

　　“专”的标准容易解释，那么“红”的标准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是入党。但是，这种说法，很快的被否定了，六亿人口，党员毕竟是少数，那么跟随党前进的广大群众都不“红”吗？也不能这么说。

　　班主任朱老师说，入党是政治上进步的必然结果，但不是一个度量的标准，一个人政治思想的进步，必然会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对于同学们，就是为了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学习。

　　大家总算明白一些，说来说去，还是要学习本领。

　　一些刻苦学习的同学，会心的笑了，他们不怕党员给他们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

　　反击了“双反分子”，加强了党的领导，端正了学生的政治方向，“大辩论”的目的基本实现，剩下的几个小专题便无足轻重，很快的过去了。

　　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对“整风”和“大辩论”进行总结，宣布了学校的“跃进规划”，各个学科的老师都登台发言，信心十足，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大干一场，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体育教研组说，要培养若干名包括“健将”在内的“等级运动员”；理化教研组则表示要在“基本粒子”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语文教研组要发动同学大搞文学创作，争取拿出几部有名的“长篇小说”；专业课老师表示，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新型电器的设计、试验，争取创新。最后，学校宣布了“三勤”方案，即“勤俭办校”“勤劳生产”“勤工俭学”，要大搞电器制造，创造利润，不用国家开支，自己养活自己。

　　听着诱人的数字，我们热情的欢呼电校新时代的到来，大家摩拳擦掌，决心投入到这个伟大的洪流中。

　　誓师大会，开了一天，所有的人，都是喜气洋洋的。

　　按照上级精神，电校下放给省电业局管理和领导，也就是中央部里不再管我们了，尽管这是领导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一点失落感。

　　宁校长调走了，他走前，给师生留下一个“笑料”。

　　他的秘书是贼，是在下放劳动干部中发生的一件盗窃案件中被查获的，据他交代，偷了学校不少东西，就连他代管校长的工资和饭票，他也偷了不少。

　　不过，这两年，宁校长为学校带来的新变化，大家还是念念不忘的。

　　新来的校长叫胡秉坤，原来是省电业局的办公室主任，他是“智取华山”的英雄团长。

　　大家对这个矮个子，有点胖的校长很敬佩，他一来，就到操场和大家一起踢足球。

　　运动搞了一个段落，开始正常的上课。

　　我们按照老师要求，都写了“跃进规划”，重点都是在专业技术学习上下工夫，多看一些参考书。

　　团支部改选，袁兴洲任书记，韩守潼当组织委员，我当宣传委员。

　　团委立即下达了“整团”的通知，目的是清理共青团员在“反右”和“大辩论”中的错误思想。

　　那个同情王老师的同学，在团内又受到严厉的批判，最后，给了“留团查看”的处分。

　　贯彻学校的“三勤方案”，学生中开展“勤工俭学”是重点，这个学期，各班专门设了“勤工俭学委员”，刘有绪负责这项工作。

　　我们买来铁纱、搞了些竹片，做起蝇拍，星期日，大家都在教室忙着。

　　四百个蝇拍很快卖出去，赚了六块钱，我们把第一笔收入，做了班费。

　　刘有绪觉得这样费工，挣的钱少，下个星期天，他组织男同学到铲河捞沙子。

　　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步行到十多里外的铲河，大家跳进齐腰的水中，捞河底的沙石，一锨弄不了多少，饿了，就吃带的馒头。

　　一方沙石，给六块钱，我们三十多人，干到下午，才捞了四方多，已经累的直不起腰，回到学校，许多人都没有上晚自习。

　　干了一天，一人还没有赚到一块钱。

　　还要继续想办法。

　　团委在团干部会上提出，要批判“勤工俭学”中的“单纯经济观点”，也就是为了“弄钱”，可我们付出了劳动，得不到收入，那如何来帮助自己的学习呢？

　　刘有绪觉得无所适从了。

　　不过，大家还是肯定了他的热情，选他出席学校的“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代表会”。

　　各行各业都在跃进，领袖提出以“除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领袖指出“麻雀”为其中首恶，全国必共诛之。

　　繁殖力极强的麻雀，到处都有，要彻底根除，确实不易，领袖从群众中汲取经验提出“疲劳战”的战略思想，就是全民出动，扰动麻雀在天空飞翔中，不得休息，最后，疲劳而死。

　　这个作战方针，一经提出，全国上下，闻风而动，一场陷麻雀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立即在神州大地展开。

　　西安市委发出了动员令，要在“五一”节前，在全市进行一次对麻雀的“围剿”。

　　任务下达，层层落实，党团部门都做了“战前动员”。

　　大约是四月二十七日，五点钟，大家就起床了，吃完喷香的红豆小米稀饭，带着馒头，到操场集合。

　　出征的大部队由胡校长带领，身体不好的教职工，在校内坚守，由王书记负责。

　　王书记最后给同学们鼓劲。

　　扩音机搬到三楼的“临时指挥部”去了，因而无法使用麦克风，她憋足了声音，大声说，“右派分子”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麻雀”则是自然界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我们要把“打麻雀”提到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党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学们！加油干！毛主席在等待大家胜利的捷报！

　　胡校长则反复叮咛大家，注意安全。

　　出发了。

　　我们的“阵地”在北关外很远的一个大村子，大家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农业社的社长和书记在打麦场里等候大家。

　　男同学一律上房上树，女同学在下面。

　　村上的广播响了。

　　八点整，市长张锋伯在广播电台发布“总攻”命令，一时，喇叭里杀声震天，鞭炮声、呐喊声和

　　喉叫声交织在一起，加上广播员热情洋溢的语言和音乐，组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值得回味的乐章。

　　我们在树上，脖子上套着哨子，胸前的小挎包里，装着零散的纸炮。

　　声音由远而近，表示“敌人”已经出现，于是，我们大喊，“麻雀过来了！”“麻雀过来了！”同时吹哨子，放炮。

　　一群落魄的麻雀飞过来，在一片巨大的震慑声中，无枝可依，只得摇摇晃晃的飞走了，其中一只，竭尽全力挣扎，最后，像中弹的“敌机”那样，直线坠地，一个女同学跑到麦地，检起麻雀，只见嘴里含着一小团鲜红的血，终于衰竭而死。领袖“用兵”真如神！

　　书记很快把死麻雀拿走了。

　　广播里不断报导各区的“战况”，三百、五百……，不断上升，一个区的复转军人，组成“突击队”，专门用枪来击毙“敌人”。

　　我们不知打退了敌人多少次“来犯”，大家在树上呆了几个小时，也很累了，便顺势靠在树叉上休息，眼下正是槐花盛开的时候，一串串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醉人的香味，我望着远处已经“灌浆”的麦田，想着农民一个多月开镰后的喜悦，情不自禁的高唱起“丰收之歌”。

　　在下面的任兰英，拿出一个书包，递给树上的一个同学，让弄些槐花。

　　我看到那个同学在捋槐花，立刻愤怒起来，共青团员怎能置党的任务而不顾，居然干起自己的事情。我立即写了一个条子，扔下来给任兰英，要她马上停止。

　　她接受了我的批评。

　　午间热的要命，我们的手脚都感到不灵活了。

　　胡校长不停的巡视，他鼓励大家坚持到底。

　　下午四点，市长终于下达“停战”的命令。

　　我们从树上下来，腿麻了，坐在地上休息了好一会，才恢复。

　　全校班师，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完了将近二十里的回程。

　　全市出动五十万大军，用了八个小时，消灭了大约两万只麻雀。

　　胡校长笑着说，真有些得不偿失。

　　不料，这话被某党员干部听到，汇报到党总支王书记那里。

　　两年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这成了校长的“罪行”之一，时任党委副书记的王某，主持批判了党委书记胡校长，迫使他做了检查。这是后话。

　　第二天下午饭时，任兰英用饭盒装着蒸好的槐花，拿给同学尝新，大家要我吃，我坚决拒绝，我觉得她在坚持错误。

　　团支部听了我的汇报，让她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

　　四十多年，我一直为自己的偏激，感到内疚，我伤害了任兰英，当我的手指在轻敲键盘的时候，这几个字，不由自主的跳出来：

　　“任兰英同学，对不起了，你能原谅我吗？无论你能否看到这些文字，你的同学都已经为此反思了。”

　　“五一”节来了。

　　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们为跃进的局面而欢欣鼓舞。

　　新城广场的铜管乐队奏出的强劲乐曲，通过广播，震撼着人心。

　　 “跃进！跃进！大跃进！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十五年要赶上英国，

　　 中国人民有信心！

　　 跃进！跃进！大跃进！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的口号是多快好省，

　　 社会主义早建成！”

　　游行的部门，都在努力显示自己的豪迈气魄。东郊的军工厂，把自己造的小拖拉机开在游行的队伍中，人们轰动了。

　　各种新产品、新设计都展示出来。

　　电校把“三勤方案”中的具体措施，作成图表，也很引人注目。

　　这是一个鼓干劲、长志气，催人奋进的盛大节日！

　　“干劲”是衡量一个人对党抱什么态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我们每天清早唱的歌，就是：

　　 “拿出革命干劲来，

　　 拿出革命干劲来！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

　　 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踢开困难，排山倒海！

　　 咱让那工业农业大跃进，

　　 咱让那社会主义鲜花处处开！”

　　普选开始了，经过选民登记，红色的选民证发到大家手上。

　　我拿着选民证，越发不安起来，十八岁才够选民资格，可是我今年才十七岁啊！那多出的一岁，是我在三年前，为了报考电校加上去的。

　　这不是欺骗党吗？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找班里负责选举的党员李兴林说了这件事，他立即汇报上去，学校核实了我的户口，证明我确实是十七岁，收回了我的选民证，批评了我，也向我解释，年龄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算不得隐瞒。

　　我卸了一个包袱。

　　选举的结果，406班的谢俭同学，当选了人民代表。

　　团委在教学办公楼三楼的大阅览室举行批判会，重点批判划为“双反”分子的那几个同学，各个班派代表参加。

　　分给我的发言内容是，批判一个同学“反苏”的言论。

　　我在阅览室翻阅了“电力技术”杂志，就苏联帮助我国发展电力工业写了简短的发言稿。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欧电力系统，在1947年，已经建成380千伏的输电线路，而我国最高的电压等级才是220千伏，这何等落后啊！这对我们，应当是一个激励。

　　团委副书记、403班的同学、团支部书记孙建德主持会议。

　　我用三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任务。

　　别的发言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批判。

　　一个发言者批判，某某说，共产党是“坐轿的”，人民是“抬轿的”的反动论点，他的批判文章很长，引用了许多经典语言，大家为他有力的批驳感到振奋，他可能忘乎所以了，索性放下稿子，即席发挥，他说，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是人民的大救星，“坐轿”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心甘情愿的、高兴给共产党“抬轿”，我们感到光荣……。

　　与会者面面相觑，孙建德制止了他的发言。

　　各行各业都要跃进，都有具体的指标，最后都还要落实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被“政治任务”占满了。

　　“除四害”，麻雀首当其冲，几乎断子绝孙。下一个重点，就是苍蝇，规定每人每天二百，逐日统计上报，学生会在饭厅门前，立着显示各班进度的“评比牌”。

　　完不成任务，是有压力的，尽管没有受到点名批评，人们也会把这提高到对“党”的态度上来认识。

　　课间操的休息十分钟，我们快步跑到学校围墙外的大粪堆，对着成群的苍蝇，狠狠的拍打，午饭后，本是睡觉时间，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不得不冒着炎热出击。

　　团委号召各个团支部，开展“团的工作自动化”，意思是主动的开展工作，让党放心。

　　团市委在青年路礼堂，召开了大中专院校团干部的大会，大家纷纷登台，拿出具体措施，决心大干一场。

　　精神还没有传达到团支部，这项“自动化”的创新，便被共产党市委封杀，理由是，“有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

　　团委遂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要实现“报刊发行”的跃进，团员和团干部，尤其要带头。

　　班上有“西安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都是学校给订的，加上阅览室丰富的报刊，足够大家阅读，现在还要大家自费订报，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不订还不行，于是我在报刊目录上找内容可以还便宜的报纸。

　　“中国电力报”，每周一份，每份三分钱，一个季度不到四角钱，于是订了。

　　其他同学，也这样办。

　　总算完成了任务。

　　食堂搞跃进，在早晨的稀饭上下工夫，熬稀饭时增加一倍多的水，稀饭快好的时候，加入一些面糊，这样，一两饭票可以吃到两碗稀饭，女同学根本吃不了，以后，加水更多，索性交一两饭票，随便吃，饭量大的同学欢迎，可是，再也感受不到老早稀饭的香味了。

　　市上要开中专系统运动会，各班的体育“尖子”都抽出来，集中训练，我们班的王运生、苏天福、张中林、刘有绪、魏鸿儒、韩守潼、张金河、于载蒙、任兰英几个“名将”都在其中，清晨五点钟就在操场上练习。

　　我很羡慕他们，我的体育成绩，只是中游水平，没有什么长项，仅是长跑的耐久力好一些。

　　王运生，我们称他“飞毛腿”，发令枪一响，他像出弦的箭那样，快速的向前奔跑，他的步子很大，双臂摆动的极为和谐，几秒钟以后，他已经超越了别人好几米，大家不断给他加油，他一股劲的冲向终点。

　　于载蒙的个子小，同学开玩笑的叫她“三毫米”，可她的短跑在全校女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她的百米记录，在中专系统保持了好久。

　　我和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

　　王运生，也爱好无线电，我们有许多这方面的共同语言，星期天的清早，我们常相约到城墙边的破烂市去看零件，他神经衰弱，头疼，学习有些吃力，我们常在一起讨论功课。

　　可是，他在“大辩论”的一次发言中，断言我和于载蒙在“谈恋爱”，这使我们感到难堪又被动，一些好心的同学，都来解劝我们。对这种“突然袭击”，我有点气愤，于载蒙要我冷静一些，不要理睬他的话，我们还要一如既往的搞好集体的工作，至于感情上的事情，她说，我们的年龄都轻，不能因此在毕业时要求组织照顾，至少在“二五”期间，我们不能谈论这些问题，我接受了她的话，心中像掠过一阵暖风。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做了“总路线”的报告，我们这才知道，总路线不仅是那简单的十二个字，有许多具体的内容，党向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具体的跃进目标，其中有关电力工业的内容，使我们更加振奋，我们为自己即将参与赶超英国的神圣事业而自豪，不少同学修改了自己的跃进规划，表示要尽快掌握本专业的内容，向高等学校的目标进军。

　　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的劳动增加了，教室大楼下面的“教育计划“玻璃框”被取走了，大家关心的是里面培养目标里的“技术员”三个字，胡校长在大会上解释，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说，大家要做能劳动的技术员，我们不明白了，技术员就不劳动了？班主任朱老师说，这里主要是指“体力劳动”。

　　说干就干了。

　　六月初，关中地区小麦开镰，农民搞跃进，人力告急，市委立即命令学校停课支援。

　　课正上个半截，电铃突响，于是全校师生立即集合出发。

　　先在东十里铺的农田里割了大半天，正在返回途中，市委又命赶到灞桥。

　　路边的麦子还不太干，麦杆还是湿的，我们只好连割带拽的把麦子给弄下来，王书记带汽车给大家送了两次吃的和水，人们感到精疲力尽，走路都摇晃起来。

　　回到学校，已经半夜。

　　睡了几个小时，又匆匆起来上课，高永昌老师正指导大家作“放线曲线”的计算，一条曲线没有算完，又接到市委命令，出征北郊。

　　赶到村里，天已经黑了，没有月光，社长让电工拉临时照明，大家干干歇歇，实在累的不行，就躺在麦垛间呼呼睡起来。

　　回到学校，太阳刚出来。

　　这段时间，学校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后面的实习工场，气锤沉重的敲击声和白亮的电焊闪光，成了夜间生动的景象，学校抽调的专业老师作为技术骨干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在铸就电校的辉煌篇章。

　　六月初，刻有“西安电力学校”铭牌的第一台变压器制造成功，工场敲锣打鼓的向党报喜，办公楼前成了欢乐的海洋，望着变压器上闪亮的高压瓷瓶，我们心潮彭湃，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天啊！全校师生在大饭厅开会庆贺，欢呼“三勤方案”的伟大胜利！紧接着，自己制造的大批的变压器、机床，出厂了。

　　与此同时，在水力老师的指导下，实习劳动的同学，在高陵、泾阳县一带，协助当地装了几座小型水电站，农民大为振奋，送来了锦旗和牌匾，欢呼“农村电气化”时代的到来！

　　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这是了不起的奇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总路线盛开的鲜花！

　　全校热气腾腾，跃进指标一改再改，人们觉得，“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就在眼前。

　　高年级的班级，都要轮流到工场参加制造劳动，我们班安排在假期，所以，匆匆考试以后，就放了假。

　　没有回家的同学，要进行勤工俭学活动，学校对大家的要求是“身体受到锻炼、思想得到改造、经济有所收益！”团委介绍大家去挖土，虽然累一点，但是对思想提高有好处。

　　支部书记袁兴洲决定带领大家参加。

　　地点在学校东面的仪器学校门前，那里要安装下水管，要挖两米深的沟道，工人已经挖了一米多，把最困难的给学生们干。

　　天刚亮，我们十多个同学，来到工地，施工部门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工具，我们就跳到沟里挖起来。

　　下面不通风，不一会，就大汗淋漓，大家索性脱掉上衣，只穿一个裤头，很快也湿透了。

　　把土挖出，扔到外面，更是费劲的活，这样强度大的劳动，连农村来的同学也觉得累，仪器学校传达室的老校工说，好干的话，这里的学生早就干了，轮不到你们！

　　回校吃了早饭，九点继续干，伏天的烈日当头，像火盆一样烤着地面，大家都觉得这活实在不好干，有的说，这钱挣不来！

　　下午，只来了几个人，效率也明显的下降了。

　　袁兴洲说，咱们坚持一下，晚上凉快，多干一点。

　　最后，只剩他我和勤工俭学委员刘有绪三个人。

　　这活动是自愿参加，不来也可以。

　　挖土只坚持了两天，每人分了几块钱。

　　我们在宿舍休息了两天，学校的线路工程队，要制作大量线路金具，希望我们去干。

　　我们有初步的钳工基础，又在室内干，工程队给的费用比较高，而且实行计工资，这就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我揽了一些套丝的活，六十公分长、直径十五的园铁，两端各套十二公分的丝。

　　我在钳工台上，望着墙上的挂钟，测算自己的工作速度，开始一个干了十五分钟，慢慢的我得了窍，速度提高了，最后到十分钟干完一个，三天下来，我一共套了一百多根。可是，手也肿的像面包，疼的拿不起东西，张中林说我是“二杆子”，我只好休息。

　　手好以后，我又和别的同学搭伴干别的。

　　十天下来，我们完成了任务。

　　我得到了七十元的劳动报酬，实在开心。我给了家里五十元，下余的钱，买了不少科普小册子。

　　晚饭后，大家都聚集在操场，今晚，团市委要召开共青团工作跃进誓师广播大会，团委书记老徐要在会上发言，我们多么希望听到自己领导人的声音啊！

　　是他的声音，大家欢呼起来，老徐还是用在校内讲话的口气，精神抖擞的讲述了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跃进指标，听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各个摩拳擦掌，当他说到体育大跃进时，特别强调，“努力锻炼身体，争取健康的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大家热烈鼓掌，他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二十天的暑假很快过去，我们要开始期盼的劳动了。

　　班主任朱老师做了安排，我们主要参加变压器制造，她按工艺的需要，把大家分成拔丝、包纱、裁片、绕线、总装、钳工各个组，安排了上班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分在裁片组，我是组长。

　　电工实验楼的北面，盖起一溜平房，是制造的各个车间，每个车间由一位专业老师负责，车间门前的空地，搭起了凉棚，一大堆变压器的铁壳，落在那里。实验楼的南面，临时盖起了一个工具材料保管室。

　　我们的第一个班是后夜。

　　凌晨一点多的风，已经凉爽了，望着闪烁的星空，我们快步走向喧闹的工场。老师和师傅们，还在夜战。

　　一间不到卅平方米的房子中间，摆放着像乒乓球案那样大的台子，很结实，两台人工操作的裁片机，摆放在那里，新的矽钢片放在地上，墙上贴着不同规格变压器铁心的尺寸图。

　　我们组的负责老师叫李文成，是个新来的大学生、电工老师，中等个子，浑厚的脸上，显示出诚恳的表情。

　　他说，铁心是变压器的基础部件，它的质量，关乎到变压器的效率，要裁出合格的心片，要严格控制误差，这就要把刀具的线性调整好。他把我们领到装有锋钢裁刀的机子前，向我们说，刀具后面的一排顶丝的松紧，可以改变线性。

　　他做了示范，就把设备交代给我们，说要在一周内，裁出五十台变压器的铁心。

　　我们围着裁片机，开始认真的操作，调整一次，裁一张样片，测量一下误差，很快，我们发现，这是一件十分精细的事情，要把误差控制在许可范围，是难度很大的。

　　三点多钟，李老师招呼我们到饭厅吃夜餐。

　　炊事员已经在饭桌上摆好了可口的菜，比我们白天的伙食要好的多，老师解释，夜餐费是工场出的，既然已经赚到了钱，那就给大家吃好一点吧。

　　我不感到饿，只喝了一大碗西红柿蛋汤。

　　我们接着调整，也发现了一些有规律的现象，就是动了一个顶丝后，前后顶丝的误差也要变，这样，我们就可以人为的控制尺寸的误差。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终于调整好一台设备。

　　下班了，回到宿舍，反而睡不着了，大家都在叙述自己的感受。

　　是啊！从课本上学习变压器的理论，到亲手造出变压器，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啊！

　　第二个班，我们一鼓作气，裁了将近十台的铁心，看到整齐的心片摆在桌子上，我们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喜悦。

　　趁工余的时间，我到另外几个车间参观。

　　在拔丝车间，拇指粗的铜棒，经过一个小孔模具，拉成了光亮的铜丝，然后送到包纱车间，就制成了漂亮洁白的纱包线。

　　外面大棚下，戴着面罩的袁兴洲，正在焊着变压器外壳，焊枪下，火花飞溅，耀眼的白光，划破夜空。

　　我们很快的发现，调整好的裁片机，用了不长时间，裁出的心片，尺寸就超差了。

　　李老师又和我们一起，琢磨这个问题。

　　他一不小心，手没有离开刀口，就踏下踩板，只听的他一声惨叫，就倒在地上。

　　鲜血淋淋，他的右手中指被轧断了一截。

　　工场场长和老师们赶忙过来，大家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对面陆军医院。

　　他面色苍白，右手放在托板上。

　　我们去看他，大家心里格外难过，他叫我们接受血的教训。

　　他把近期生产上的事情，交代给我。

　　我们商量了一下，对超差问题，不再处理，刀具一次调好，裁上十台，校正一下尺寸，再继续裁，这也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五十台的任务终于按时完成。

　　接着把矽钢片涂上清漆，烘干。

　　没有专用的烘炉，在车间外做了一条五米长的木炭炉，把矽钢片放到上面的铁丝网上烘烤，天气很热，加之近距离接触碳火，大家的手都烫的起泡了。

　　可是保管室不发给我们手套，我气的和保管员大吵了一顿，又到前面叫了还在休息的李老师。

　　他看了一下现场情况，和场长协商后，发给了我们手套。

　　报纸上以“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做通栏标题，整版的发表各地群众创作的“墙头诗”，编者按语中，热烈赞颂大跃进中的这一新生事物。

　　这些“诗歌”，多是一些豪言壮语的堆砌，或是顺口溜之类，可居然也得到了郭沫若等诗人的肯定，那就非同一般了。

　　我们响应团委的号召，几乎每个同学都写，有没有诗味也不知道，只要像快板就行。

　　黄斌、张保善几个写字好的同学，在教室的两块黑板上，写满了作品，团委老徐来看了后，说可以挑一些寄到团市委的“青年生活”专栏去发表，我和于载蒙、杜新明一起选了几首，还真给登出来了。

　　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张中林几个同学，坐在操场的平地上，望着眨眼的星星，唱起我们喜爱的歌曲：

　　 清清的河水啊，你从哪里流过来？

　　 光闪闪的锦鸡啊，你从哪里飞过来？

　　 啊！——，

　　 黑眼睛的姑娘，你从哪里走过来？

　　 ……

　　夏夜的凉风吹拂着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充满了对明天美好的憧憬，我们感到幸福，我们深信大跃进将尽快把我们带到社会主义的乐园，而我们也要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休息天，于载蒙约几个同学到刚刚开放的“兴庆公园”去玩，我们在碧波荡漾的湖边漫步，指点着哪里曾经是我们劳动过的地方，自豪感油然而生。

　　要在宝鸡峡的地方修渭河的水库，搞一个装机两万千瓦的水电站，局里决定，从我们这个年级中抽人到北京官厅水库去培训一年。

　　我们班抽了黄斌，大家依依不舍的告别，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们出发了。

　　八月初，我们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对这个生疏的名称，开始，大家不以为然，可不久，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农村里的若干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而对它的伟大意义，我们还体会不到。

　　这段时间，报纸的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全国不少地方开始放丰收“卫星”，粮食单产有的达到几千斤，超过一般的农田好多倍，大家开始不信，可是看了有开国元勋陈毅元帅亲自在实地验收的报道后，大家信了，毕竟是大跃进时代，什么都可以打破常规。

　　于是，把突飞猛进的生产指标，都称为“放卫星”。

　　学校也要“放卫星”了。

　　要在国庆节前生产出电动机。

　　这比变压器就难多了，主要在于有转动部分，工艺上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制造电器的劳动还在进行，矽钢片的边缘有裁切留下来的毛刺，这会加大损失，要清除掉，我们用人工，在砂轮机上磨，效率很低。

　　领导指示，制作清理毛刺的机械，李老师把任务下达给我们组，大家脑子是空的，不知如何下手，他建议我们外出参观。

　　我们到了市内的“矿山机械厂”，那里果然有一台机器，矽钢片自动进去，出来边缘就光洁了，清除效果确实好，而且减轻了工人的劳动。

　　拿着画的草图，我们讨论起来。

　　一切都是空的，领导叫我们“白手起家”，可我们连一个齿轮都没有。

　　过了两天，又把我抽调出去，帮助筹备电动机生产。

　　“电机”女教师张爱莲，带我到西大街的“中兴电机厂”。

　　我们看到最关键的工艺，“转子铸铝”，这是生产鼠笼电机的难点，张老师说，一时半会难以解决。

　　学校很快成立了“攻关小组”，做出了设计。

　　要铸造装置底座，需要大量的铸铁，学校一两也没有，胡校长在系统内求援，送变电公司给了不少线路瓷瓶，后坐都是铸铁的，于是让我们砸。

　　瓷瓶很结实，几个小伙子，抡了一个下午的八磅榔头，才弄了不到一百公斤的铁。

　　内行的师傅过来看了看，说，这是白口铸铁，铸造要用灰口铁，用不成！

　　白干了！

　　宿舍里像炸开的锅，吼叫的、谩骂的、发牢骚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其中最突出的声音就是，“头可断、血可流、专业不能丢！”“誓死保卫电专业！”。

　　先是消息，很快的得到了证实。

　　要把我们改成“热专业”！

　　说实在的，大家对“热”的印象很粗浅，在学校三年的时光，我们受到的专业教育，基本上是“电”的，这种熏陶，培养了我们对“电专业”——也就是事业的热爱和情感，这将会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而现在，在我们已经把“电”的专业课大部分学完之后，突然要我们从新走路，一年后的工作怎么办？我们能适应现场的要求吗？

　　正当的想法，加上青年人的“冲”劲，不满情绪自然爆发出来。

　　快要结束的劳动，不想干了，再干也没有什么意思。

　　大家的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已经知道情况的老师，也无可奈何，只得由我们了。

　　学校很快的掌握了同学们的思想动向，先党员、再干部、再团内的开会。

　　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大局必须服从，这是纪律，是党对大家的考验！

　　还能说什么呢？几个月前的“大辩论”，大家记忆犹新，青年人的世故不深，但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结局，大家还是明白的。

　　这次改专业，还要“合班”，拆开这个年级的前面两个班，把原来的八个班合成六个班。

　　三天以后，召开全班大会。

　　我们班和由原314班过来的十二个同学混坐在一起，还有一些老师。

　　胡校长讲话，他先赞扬同学们顾全国家利益，“全国一盘棋”的高尚思想。

　　他接着说，毛主席说，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陕西省的电力工业，在大跃进中，要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几个大型电厂即将上马，前景是十分美好的，电业局从全省电力工业发展的情况出发，测算了各类技术人员，结果是搞动力的太少，因此，决定把两个电专业班分别改成“热专业”和“水专业”。

　　这是学校在大跃进中新设的专业，师资、设备的力量都显得不足，我们要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说”“敢革命”的“五敢”精神，就可以克服面临的困难，针对教学时间紧、学习任务重的实际情况，“热专业”的老师们，将调整教学计划，努力使大家学到本领，党相信你们班这个热专业的第一个“卫星”，一定会胜利腾空！

　　他最后希望两个班的同学搞好团结。

　　不满的情绪转化成热烈掌声，我们毕竟还是听党的话的。

　　一个新班级，“热405班”，诞生了。

　　新专业只有四个老师，他们是，谷应鸣、李恩辰、杨文范和林应师，谷老师是专业主任。

　　李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几个老师先说了些干劲冲天的话，然后描述热专业的可爱，最后给大家鼓劲。

　　新过来的十二个同学是，郭新民、熊世光、程长快、刘振隆、康健民、钱秋鸣、吴兴义、李盈昌、梁灵君、刘学义、高琴子和牛育甫。

　　大家很快的熟悉了。

　　我们的劳动，虎头蛇尾的结束了，也没有什么“评价”“总结”。

　　连阴雨，还有几天开学。

　　我们都在校内活动。

　　一九五三年与电校同时设立的许多中专学校，在大跃进的热潮中，都戴了“帽子”，升格为“大专”，于是，南郊一带，诞生了“公路学院”（汽车运输学校）、“地质学院”（地质学校）、“邮电学院”（邮电学校）、“矿业学院”（煤炭学校）、“统计学院”（统计学校）等一大批高等学校。

　　对这些院校的“含金量”和以后对学生的影响，我们没有过多的议论，反而嘲笑他们是“南郭先生”，我们是“老牌的”中专，是“货真价实”的，一些领导则说，无论是什么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劳动者”。

　　大跃进使招收新生发生了困难，中学毕业生供不应求，招生人数大于报考人数，几乎是报名就录取，少数同学遗憾的说，我们失去了上大学的好机会。

　　我们的下一级“电328班”，也改成了热专业，新招了一个热“大专”班，一个电“大学”班，新生中设了一个“热133班”，这样，新设立的热专业，有四个班了。

　　还没有开学，几个专业老师，就给我们透露，开学上课一段时候，到陕南去安装热力设备，时间大约是一个多月。

　　尽管大家盼望尽快的接触新的专业知识，但是外出，毕竟是有诱惑力的，即可以学到实际本领，还能观光，年轻的心，又在激烈的跳动。

　　 2003年8月6日初稿于罗敷

　　（如有兴趣，可读拙文“江畔炉火”和“悲耶？驯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