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1]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2]而雅典城邦的贫民(被保护民、“六一”汉)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汉们是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体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财产资格(以地产收入为基础)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是贫民。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3]，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但这不能让人信服。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国家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雅典国家一开始便卞同于东方文明古国的特点之一。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淮典国家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国时代还主要使用木犁、木器来耕作。到中王自时代在埃及才出现青铜工具。铁在新王国时期还因其稀少而被视为贵金属——此时距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已经历了大约1000年。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古雅典国家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

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三面环袍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对外来浪食的依赖和出口手工业产品和衣产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样，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在梭伦时代，“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象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口沟本身了。”[4]与之相反，古代东方文明国家普遍地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5]“这些田园风味峋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7]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8]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这些条件相互间紧密联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社会不同于古代东方文明国家的那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命题简单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萌芽中的国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议事会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是雅典国家极其重要的机关。为了防止议事会的独断专横，雅典人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剥夺了议事会原有的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最高权力，确立了陪审法庭最高司法审判和监察权，甚至于使陪审法庭拥有保护宪法的权力。亚里士多德记述：“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15]在议事会内部，也采取措施，防止权力集中。议事会实行十个部门(三分区)的50人团轮流担任主席团的制度，每个主席团任期约一年的1/10。主席团中每天由抽签选出一名总主席，负责保管国家金库、档案和庙宇的锁钥和国玺；并在民众大会、500人会议开会时任主席。但总主席任职只一日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此职。这些措施，有利于避免因长期任职形成事实上的权力集中以至专制独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与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国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没有人能处于法律之外，享受特权。

雅典人虽然极其珍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从来也没有沦入无法无天、“人人各行其愿”的地步。“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全。”[17]这是因为，在象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里，解决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和斗争时，基本上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律程序，于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的事很少见。

雅典人极重视法律的稳定和权威，虽然允许修改法律，但有着严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议案事先都要经过议事会的审查。公民个人虽然可以在民众大会上提出修改或废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议案，但若这种提议得不到通过的话，则将被起诉为不法行为，提议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视成文法，而且也重视习惯法。“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21]

结 语

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靳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园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向盟中的各邦进行控；ji啊口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同时，雅典夺取各盟邦的》军，向各盟邦推行军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装步兵身份移后同盟城邦领取份地，克里昂台这样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对属民统治的暴君统治；……你们峋帧号权依靠你们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们对你们的好感。”[22]

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诀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表明，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国家非但可以很好地履行对奴隶、非公民群众专政的职能，而且可以很好地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较长期地保证政治稳赳口经济繁荣。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的组织形式。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专政；另一方面是占人数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参预国政的权利。正由于这种本质上的不同，正由于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的专政，所以，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在保障人民内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而应采用的政权组织形式，使其不断完善，这对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还是意义非常大的,奠定了欧洲文明多数民主的思想,虽然在封建社会时期极需要人皇统治的社会阶段时有其制约性,所以在封建社会时远落后于中国,但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多数民主政治体系越来越发挥其作用与力量,最后终于在近代,在政治上和科学教育上超过了中国.

　　一、 当代世界的民主大潮

　　� 处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当我们回望即将告别的这个世纪，会识别出主宰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四股浪潮：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这四股浪潮孕生于西方文化，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大西洋岸边。到19世纪，已经将全世界卷入它们的漩涡。百年来，它们汹涌澎湃，鼓荡起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景观。正是它们使人类在这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在它们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从没像今天这样光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迷惘、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几股浪潮（除工业化浪潮外）似乎仍然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未来的世纪仍将受它们的支配。

　　这四股浪潮是相互激荡的。不过，与其它浪潮相比，民主化浪潮却显得步履艰涩，一波三折。它时而翻涌泛起，时而销声潜迹；时而奔腾向前，时而迟滞洄旋。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自上个世纪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在西方，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逆流一度使它受到巨大挫折。在非西方地区，它在不同的文化壁垒前受到阻滞，也因各国的低度发展水平而削弱了势头。一党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等各类现代权威主义政治，甚至传统的君主专制、家族统治、部族政权、教派专制，显得更适合本国国情。它们被打扮成各种地区特色、国家或民族特色、意识形态或宗教文化特色的民主，顽强地抗拒着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直到本世纪70年代，民主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人们对民主在各不同文化区域的普适性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向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传播中的阻力最小，合理的官僚政治模式的传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文化成份，这些成份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他问道：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作为一整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框架中移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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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在这个世纪临近结束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巨大的能量。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前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出现了民主化的改革或躁动，有的建立的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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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原有的一些民主国家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些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结果是涌现出一批“准民主”、“半民主”的或“软权威主义”的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强大的民主势力与权威主义政权处于尖锐的对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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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20余年中，实现了向民主过渡或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从地域上，它涉及到从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高原之邦的尼泊尔，也包括热带非洲国家；从文化类型上，世界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含其三个分支）、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拉丁美洲)、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发展水平上，它囊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在这股浪潮中，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失败和危机也导致民主；和平改革叩开了民主的大门，高压政策也为民主催生；甚至一些偶发事件都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总之，几乎所有的政治变动都指向民主，各种权威主义政体都以民主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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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类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就在本书脱稿的时候，统治印尼30多年的政治强人苏哈托在强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辞职，新政权作出了民主的允诺。这个长期以来似乎难以摇撼的权威主义大国也展现出了民主的前景。黑非洲权威主义大国尼日利亚一直抵制民主化浪潮，最近由于军人首领的病逝，按“还政于民”的时间表过渡到民主有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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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胜利了”，这个世纪末的人们可以如是说。因为人们看到了稚嫩的民主幼芽在20世纪的凄风苦雨中幸免于难，看到它在这个世纪末伸展了它的枝蔓，开放得繁花锦簇。它在新世纪的进程也许不会太轻松，一些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正在品尝着民主化带来的苦涩：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经济困境…… 一些国家也许还会出现反民主化的回潮，但人类民主化进程从总体上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经验就是，在那些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容易一些，民主制度更稳固一些。经过此次民主化浪潮的扫荡，权威主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已丧失殆尽，民主的根基扎得更深了。当我们跨进新世纪的时候，是否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困扰着人类的关于民主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向已经非常清楚，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信息技术不可阻遏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断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推动着民主。此次民主化浪潮昭示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代社会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分配政治资源，组织政治权力，如果拒不承认这个真理，就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终将失败。所以，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民主，也无论民主是好是坏，现代政治必然是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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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人类向民主的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会的每项进步都是推动民主的助力，所有的事和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讲这番话的时候，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先见之明，而在今天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普通人的共识。托克维尔还没有注意到民主价值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这在本世纪曾引起激烈的辩论。今天，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为此作出了结论：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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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化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缺陷较少的制度；民主不见得最有效率，但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民主制度也会犯错误，但它有着较好的纠错机制，所以不容易犯最严重的错误。历史上民主制度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或个别人。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的确，民主制弊病很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点，那就是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遵守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服从自己参与选择的公共权威，而不是屈从于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这是现代人要求民主的绝对理由。民主也不是灵丹妙药，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实行了民主就能解决的，但是，民主也许比其它制度更能有效地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总之，民主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凭借它，人类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步入理性化和人道化的光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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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权威主义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不是政治发展的终结。民主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僵化的终极模式。几百年来，冲击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的发源于西欧和北美，它由那里泛起并漫延到其它地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进程最初都是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启动的。西方政治文化也是对非西方国家一波波后续冲击的源头。所以，为了把握政治发展的新趋向，为了应付非西方国家今后会遇到的新的政治挑战，我们需要了解在率先实现民主化的西方国家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需要了解它们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初显端倪的新趋向。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近几十年中，西方民主一方面不断在扩张，另一方面也经历着转型的深刻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民主生活的深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它们使公民更广泛、深入和直接地参与政治，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历来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她们在本世纪初才获得了选举权。60年代西方各国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在推动妇女参政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社会里新的通讯手段“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为民主又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开创了直接民主和电子民主的新时代…… 对我们而言，这些变化也许预示着西方政治文化新一轮的冲击波。

　　二、西方政治文化与非西方政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不同模式

　　� 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特别是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民主与国家同时产生，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国家形成初期有过发达的城邦民主。随后的帝国时代仍然保存着某种共和形式，以及城市和教会的有限民主。到中世纪君主制盛行的时期，君权受到习惯法的限制，早期的贵族会议，后期的等级议会和城市自治，还有教会内部有限的民主形式，都分散和制约着君权，使其难以成为绝对专制和独裁。即使在17~18世纪专制主义极盛的时代，教会的独立、城市的自治权和等级议会也没有完全消失。至于民主的理论传统，则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所以，民主文化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在西方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自然形成的，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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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西方传统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民主的传统成为西方人构建现代民主的能量源泉。从中世纪盛期到近代初期，西方的每次革命性变革都仿佛是对传统的回归。罗马法复兴、教皇革命、亚里士多德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每次回归都对包含着对民主传统的吸纳、唤醒和组合重构。直到19世纪，传统的资源似乎耗尽，西方人开始掉转头来朝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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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民主文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外塑型的、衍生型的、继发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民主传统，至少民主的传统很微弱。神权政治、绝对君权、家长制以及部落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已经形成的公共权力和抽象权力的观念对这些地区还是非常陌生的，人们只知道神的权力，家族、部落或部族的的权力，也就是各种私人化的权力。作为民主制度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还不存在，人们不是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而是以消极、怠惰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个人还没有挣脱社会自然联系的脐带而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获得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支持，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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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从15世纪起，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到1914年，地球上84%的土地被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所控制。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法意瓜分时，这个比例又进一步提高。只有俄国、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等少量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这些在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受到西方的强劲冲击。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的回应，构成数百年人类文明关系的主题。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问题而言，西方政治文化构成非西方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的“第一冲击力”或“原始推动力”，从此，这些国家在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轨道。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借助于内在的动力而自动地运行，这就使各国的民主化道路千差万别，民主制度也着上了民族的颜色。同时，在各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一波波新的冲击力，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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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然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自足的。对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的确，西方文化究竟会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还是灾难的深渊，至今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西方文化绝对是一种“强势能”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具有扩张性，在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其它文化成为“弱势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力，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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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较强的冲击力，较大的能量，首先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精神。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普遍具有整体主义精神，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它需要压抑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将个人溶合于整体之中。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当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它侵蚀和毁坏传统社会整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引发个人脱离整体而独立，释放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和本能。这种个人的欲求一旦释放出来，就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自我膨胀性，数千年为阻止个人的膨胀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制度建构和生活模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所以我们看到，当西方文化的冲击波遇到其它文化的壁垒时，产生了类似“释放魔鬼”或“拆除堤坝”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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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的强势能还来源于它创造的巨大力量。西方人以其较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超过了其它民族，这使西方人能够以其国力的强盛而征服世界，将其文化强加给其它民族。其它民族的精英也因西方国家的强盛而服膺其政治价值。所以，许多国家的政治先行者接受民主价值，并不是出于内在的需要，而是由羡慕西方的强大而产生的联带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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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西方国家遇到西方文化冲击后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仿佛是一个头足倒置的过程，带来头晕目眩的反应。所谓“现代化的阵痛”在政治领域表现尤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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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性现代化国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文化带给它们的是现代民主的成熟形式。在它们这里，民主没有一个起源积聚的长期过程，而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中世纪贵族享受的民主和近代少数有产者的民主都创造了一种集体统治形式，排除了个人专制。随着平民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获得和扩大了政治权利，民主的基础不断向下层扩张，直到最穷的人、黑奴和妇女都获得政治权利。在民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给有资格享受民主的人以民主权利，使真正有民主要求的人得到民主权利。非西方国家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民主观念，它的民主一建立，就只能是全民的民主。结果，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在多数国家，摹仿西方民主的结果是民主制度难以健康运作，或者将民主的理论原则与政治现实相妥协，建立一种民主的折衷形式，或者虚假形式。直到20世纪末，民主的条件在多数非西方国家才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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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西方文化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说来，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接受其政治文化。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首先是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有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文化由表层向深层不断渗透，而非西方国家便经历了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当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在理性上被接受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便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各国传统王(皇)权的垮台。王权的垮台仅仅表明传统的统治形式已经不可能，但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结果，王冠坠地后，王座并没有被搬倒，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和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的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这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蹴而就的。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一种现象：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且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变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这些人希望国家民主化，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民主化，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民主的政治人格。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主精神才有可能内化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民族的气质和性格，民主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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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民主文化的传播部分地是通过代际更迭来实现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社会广泛出现的“代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一般说来，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受影响更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代人之久或更长时间的反民主的回潮后，前一代人学习西方的成果被清除和遗忘，后代(有时是隔代)人还要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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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沿着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村，由少数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带来的负作用可能会刺激起内地对沿海、农村对城市和民众对少数精英的反抗，结果可能出现超前激进的知识精英被大众所淹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被农村和内地的影响所压倒的情况。政治现代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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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的过程来看，西方政治文化对各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但并不是均匀的。国际上大环境的变化和各国内部的变化，使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波浪式的冲击形式。当浪潮扑来时，其势汹涌，仿佛一切都被淹没，浪潮过后，一切似乎又复原如初。但每次冲击都侵蚀了传统政治的根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传统政治几乎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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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基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而发生畸变，或与西方政治文化中某种特殊的因素（如西方的极权主义）相结合而结下现代化的怪胎，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极权主义。结果，政治现代化误入歧途。在这些国家，只有割除现代化的毒瘤后才走上正常道路。

　　西方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类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种异质文化都有相溶性因素。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是人作为一个类的表现。人有共同的本性，人类的文化也能够相互融通。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一些因素是容易被其它民族接受、吸收和消化的因素，也有不易被溶合和消化的因素，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溶合消化的因素。前者如官僚制度的组织形式、卢梭式诉诸情感的激进民主要求等，后者包括对待政治的理性态度、强调宽容和妥协的价值、权利义务观念、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宪政观念等。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中能够真正理解洛克式民主与卢梭式民主区别，认识到卢梭式民主隐含着极权倾向的人，也是不多见的。至于能够认识到民族主义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则可谓凤毛麟角。西方学者强调，代表西方价值特征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一般的民主。这一点在民主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而各种非自由和非宪政的民主大量涌现的时代更具有突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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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决定了现代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在这方面，以下几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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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方文化与各国文化接触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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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渗入式(或浸润式)。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缓进的，以这种方式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相对来说社会震荡较小，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不强。第二，嵌入式。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强加到其它社会的机体中，本土文化对其产生了本能式的拒斥反应。第三，遮入式。一个国家完全沦为西方人的殖民地，西方人以其统治地位，全面系统地实行西化政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和得到重新塑造。特别是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深。一位前法属非洲的政治家就曾坦率地表示：“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法兰西的儿子(桑戈尔)。”第四，混合型。它包括上述各种形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西方文化不同形式的影响。(2)各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距离不同，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难易程度不同。

　　从历史上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各种非西方文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独立型，包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等，这类文化是在历史上独立形成的，没有或很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第二类是混合型，其发展过程中受过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或是由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融合而成，这种文化中已经包含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其中有俄罗斯那样“文化上不知所属”的文化和拉美那样与西方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拉美文化可以说属于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亨廷顿)。当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后一种类型无疑比前一种类型的文化更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同一文化圈而言，一种文化的核心区、发源区或自源区由于其文化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较深，文化积累较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文化较难，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区、外缘区由于其传统文化本身也属于外来因素，根基不深，所以对西方文化的拒斥较弱。而在这样的边缘区，历史上就长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所以容易接受和包容外来文化。此外，世俗文化易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宗教文化则会产生对西方文化较强的和持久的拒斥反应。

感觉上这话说的不对,

政治民主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变革,而文化并不是政治变革的动力或基础.

没有一种文化的目标和方向就是为了在政治上闹事的.

古代中国实行小农经济，人们安土重迁，不愿迁移；古希腊土地面积狭小，人们迫于生计航海去冒险。因此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属于比较保守的，便于管理；而古希腊人则富有独立自主的冒险精神，因此适合发扬民主。
君主专制制度：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宗教祭祀与军事征伐是君主专制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中国的“王”字，有两种解释。一是董仲舒的看法，参通天地为王；二是甲骨文中的“王”，为斧的象征，故而历史传说中的周公“负斧依南向而立”。

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我国的封建制度。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常称皇帝或国王，女性称女皇或女王）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虽然有的宗教权威可能有能力阻止君主的某些行为。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 君位采用世袭方式产生。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拥有最大的，一般来说无上的权利。大多数独裁的君主是世袭的，少数是选举出来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有时，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不仅是世俗的首领，而且也是宗教的首领。

所谓的“民主时代”，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这一时代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

此外，对外战争的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繁荣的局面。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和波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战争，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而战后许多希腊城邦成立海上同盟，以防御波斯侵略，雅典成为盟主。此后，雅典的经济和政治日益欣欣向荣，也迎来了古希腊文学的黄金时代。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代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典范。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人类历史的首创，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现代西方国家语言里，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的“demokratia”一词演变而来。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一词，由“demos”和“kratos”两部分构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区”，“kratos”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因此所谓“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

小农经济滋生集权政治，中国是小农社会。农民只要能维持生存可以对统治者作出一切让步，统治者就会有更多为所欲为的权力。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
商品经济滋生民主政治。工商业阶层对忍受不了专制统治。因为专制统治使独裁者及其代理人官僚阶层的权力太大，也就是官府敲诈勒索、为所欲为的权力太大。工商业阶层的生存在于利润，获取利润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皇帝的横征暴敛，官吏的敲诈勒索会增加工商业阶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影响他们利润甚至造成亏损。再影响工人的就业。希腊不适合农业种植，大多数人从事工商业。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关系到他们的饭碗，关系到他们的生计，关系到他们能否活下去。
商品交换一个重要原则是交换双方是自愿的、平等的原则，所以工商业社会也滋生了人的民@主、平等意识，到了政治上也要讲民＠主、平等。

古代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止,其间一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另外,公元前356年开始的持续了十多年的秦国商鞅变法,是中央集权建设的开端.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以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为奠基石的,其后经过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逐渐完善.

所以楼主的说法是基本正确的.

错 封建时代 大家都一样 你要是了解希腊历史 应该知道 他们所谓的民主走了多久

我觉得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说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过民主萌芽。

其实在明清的时候是有产生过民主萌芽的，但是没多久就消失了。

并不是这样的，在一些时期确实产生过，只是并没维持太久。

肯定会有萌芽，只不过说萌芽没有多久就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