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林则徐,林则徐是当时晚清时期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当时的林则徐...
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
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直到今天,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看世界的视野,是否真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开阔高远?他试图改革中国的思想和手段,是否真的那么高明而有效?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11月22日,广东潮州普宁县,苍山如海,残阳似血。
一代名臣林则徐已处于弥留之际。他遥望京师,满目凄凉。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神州烽烟四起,列强虎视眈眈,大清正值多事之秋,用人之际,却不料自己会终老于这个偏远无闻的南国小县。多少襟怀抱负,都付与残山剩水。壮志未酬的林则徐满心不甘,寂然远去。
【勿谈国事只为明哲保身?】
1841年9月3日,道光以办理禁烟不善为由,将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随之革职。次年五月,盛怒之下的道光帝因为广东战败,归咎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充军伊犁。发配新疆之前,林则徐再度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以他和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饱受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
此时形同屠杀的战争仍在继续。英军破一岛则一省震动,骚扰一省则各省惊恐。天朝上下,充满了一种末日来临的紧张情绪。
作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林则徐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1842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声:敌人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我方炮弹打不到他们,他们已经先打到我方,这是武器不如人之处;敌人放炮如放连排枪,可连续不断,而我方则是放一炮后再装填一发,辗转费时,这是技术不如人处。敌方胜过我方,就是武器精良,技术精湛……因此要战胜敌人,第一要务就是拥有他们那样厉害的大炮。舍此而外,即使岳韩在世,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奇怪的是,在给友人的这封信中,林则徐明明知道大清的长矛弓箭不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的对手,却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请朋友务必严守秘密,绝不能将他这一看法透露给别人。这和那个铁骨铮铮,苦胆忧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相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林则徐已饱经宦海沉浮,开始变得瞻前顾后,忧谗畏讥。他从此不再轻易表达忧国忧民的真实想法,而将自己深深裹进明哲保身的安全外壳,以免再引起保守派官僚的攻击。连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对此都失望地说: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林则徐经历了怎样一番痛苦难熬的精神苦旅。
禁烟以来,最难琢磨的是皇上的心思。想当初,他深受道光帝器重,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皇上八次召见,嘱托殷殷。隆遇之盛,实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道光明确表示一切由他全权处置,断不遥制。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他热血沸腾,宵衣旰食,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后来才知道,鸦片绝不绝,自己回不回,不是他说了算,是皇上说了算。而皇上内心究竟作何打算,他似乎从未真正弄明白过。当他虎门销烟初战告捷时,道光帝大喜过望,在他的奏折上朱批大加褒奖:卿之忠心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而当战端突起,定海失守,道光又在上谕中怒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皇上的心思就是六月的天气,忽剿忽抚,总无定见。最终道光还是归罪于林则徐处置失当,开罪英国,才导致后果不可收拾。捉鬼的是钟馗,放鬼的也是钟馗,总之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到头来,他这个坚决执行圣意的耿耿臣子,反倒成了有罪之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平息英人怒火。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尽心尽力苦干半年,满心希望会免于暮年戍边之苦,谁知等到东河河工告竣,所有人都论功行赏,唯独他得到的是一道仍往伊犁的冰冷谕旨。众情难平之时,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滂沱,深觉有负于林则徐。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下,西出玉门关的林则徐的心境,正和北宋遭贬的陆游一样——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他的意志变得消沉起来。到了伊犁后,他开始变得只关心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在西域的冰天雪地中,林则徐四处写信、寄诗,向毫不相干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对于东南时局,则三缄其口。
林则徐毕竟是标准的封建儒臣,他这种当时官场的职业通病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人心中不避艰险、力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复出之后手握重权时,却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救亡图存任务放到一边,只一意埋首于剿匪平叛、维护大清统治的传统事务,做起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大清官僚。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难道真如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不成?
【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该承担何种责任?】
评估问题的焦点,便是关于林则徐由来已久的一种争议: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到底有没有存在失误,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有人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妥协投降所致,也有人认为是清廷战略模糊指挥无方所致。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林则徐操之过急,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延烧到南京,才使清军与洋人打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的判断更无以服人。腐败衰弱的清王朝当时最为明智的策略,当然是尽量避免与强大的英国轻开战端。即使一战,最好也应该是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以后。清王朝当时也确实希望避免衅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
林则徐何尝不想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禁绝鸦片?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在《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中,还向道光皇帝建议,鉴于英夷远隔重洋,可能并不知悉天朝法令,现在既然遵谕全部上缴走私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因此仰求皇上,法外施恩,免追既往,并对上缴鸦片的洋人进行奖励,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
查禁鸦片原本为大清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行动,林则徐还想到给主动缴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以奖励,如此做法,难道天朝还不够温和仁慈?
然而,只有当老虎和狮子相遇时,才可能维持和平相处的均势。当雄壮的英国老虎遇到的是一瘦弱的大清黔驴,老虎又怎么可能放弃到口的鲜肉呢?对此,蒋廷黻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美国学者张馨保则明确地指出鸦片战争的实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
从当时的世界大势看,为了扩充资本主义更广阔的市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并不会因为有一个善意的中国钦差大臣,而使结局发生改变。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
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以为首战告捷,正欢呼雀跃时,战争的恶魔已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虎门销烟发生仅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已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前往中国兴师问罪。这位懿律,便是被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击败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堂弟。弟弟代哥哥报一箭之仇,可以想见他的心情会多么迫切坚决。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的自信,对远隔重洋的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他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从我到广东后观察到的情况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首先,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其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这是英国人的恫吓,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到四艘,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他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争,当作司空见惯的武装走私,并信誓旦旦对道光皇帝说,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对敌人在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过手的英国人,林则徐在1839年9月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并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只有任人宰割。
正是基于过分的自负和偏见,林则徐大大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一举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则徐还认为洋人嗜好吃牛羊肉,若无从大清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就都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为此,他亲自写了一份准备递交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文书,颇为自信地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他以此发出警告,想迫使英国人遵纪守法,回到正轨上来。
【睁眼看世界究竟看了多少?】
今天看来,这些充满错觉甚至荒谬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对于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来说,无疑让人匪夷所思。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对他寄望尤重。林则徐本人也对办理洋务自信十足。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充满信心地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林则徐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利用身为封疆大吏的有利条件,广泛招揽人才,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将部分内容附呈于奏折中,供道光皇帝参考。已经55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他还经常向外国传教士索要地理书籍,请教国际公法。1840年,他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命名为《四洲志》,成为后来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的珍贵底本。
但是作为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林则徐对于当时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为何存在那么多错误狭隘之处?他对西方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事实上,苛刻的历史老人并未给林则徐从容细致研究西方的机会。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黑船开国不同,美国人最先开进日本的是商船,英国人隆隆驶进中国的却是战舰;美国人递给日本幕府的是文质彬彬的照会请求,英国人在大清海岸架起的却是黑洞洞的钢铁炮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完全没有预感到中国即将遭受一场灾难深重的持久侵略。他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将昏睡中的统治者猛然摇醒,告之即将到来的千年大变局。
对此,林则徐不得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抓紧时间从西方文化中攫取几味灵丹妙药,以救危局。由于军情危急,他只好从西学中主要拣取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驭夷大计。他在虎门设置13座炮台,秘密购进西洋大铜炮,组织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督促训练军尽快学会使用发射。外国的帆船无法引进,他便绞尽脑汁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千方百计进行改装,以尽快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以对付游弋在家门口的强敌。这些短期行为,使林则徐的西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无法自成系统,大大妨碍了他学习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忠心耿耿的臣子林则徐,不知道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末世清廷,已是腐朽不堪,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难力挽狂澜。林则徐的西学实践只能就事论事,无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他为眼前制夷需要而被动学习西方的狭窄动机,注定无法解决晚清社会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尽管他呕心沥血,亦仅收开风气先河之功,得器物皮毛之实,不能撼醒天朝迷梦,挽救这个落日残照下的王朝。诚如蒋廷黻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但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
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未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首当其咎的,实则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锁国传统。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在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束缚之下,中国人无法准确理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西方书籍在中国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样闭塞落伍的环境下,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林则徐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高高在上的华夷观念,承认中华文化已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在他的奏章、笔记中到处可见对洋人夷、奸夷、逆夷的种种称谓,将其比作犬羊、鸡狗一类,蔑称为异种。他在称呼英吉利、米利坚的国名时,一定要在每一字前冠一口字,以视警告与轻蔑。林则徐只承认西方的坚船利炮比中国的优越,从不认为他们的文明也比中国先进。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不屑地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美国独立自主的各州州长,在他眼里犹如蛮夷之地的土司头人。
在天朝上国心态的支配下,林则徐轻敌思想在所难免。他看不到英国为了满足本国资产阶级扩大远东贸易市场的要求,将要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可能性,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笔账又岂能都记在林则徐一人头上?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包括道光帝在内的统治者又有几人足够清醒?当鸦片战争已经打响,被俘虏的英国兵被押解到北京,道光皇帝还迷惑不解地讯问道:英吉利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英吉利与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而这样可笑的问题,在康熙年间早已是常识。可到了道光皇帝这里,居然不知道英吉利到底在地球的哪一端。清代康雍乾三朝,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教皇也数次遣使来华,然而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中,清廷竟一次都未派遣使者考察西欧,采风问俗。自大无知的谬论让中国人画地为牢,自欺欺人,习惯了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沉酣不醒。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履,显得无比艰难沉重。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苍凉的历史帷幕缓缓落下,林则徐再也不用为生前身后的宠辱悲欢而纠缠。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放眼天下的旧式知识分子,要扒开一间千年的铁屋,让外面照进一丝微弱的亮光,该有多么痛苦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从荆棘蛮荒之地,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在他身后,无边的暗夜中正逐渐响起后来者的脚步声,大地召唤着黎明。
虞朝是个怎样的朝代?为何被称为“神奇的朝代”?
虞,“唐尧虞舜夏商周”嘛。很早,但实际上当时还不能称为“朝”。这里简单说一说。
虞不能称为“朝”,按现在的情况,最公道的说法只能称为“一个治世”。
“朝”是什么?“朝”体现的是中央集权,朝见、朝拜,省视首领。但是在尧舜之时,不存在这种频繁的“朝”制,所以,虞不能够称为“朝”。它也不是世袭,那就更不能称为“代”。
虞治世之下,大部分当时很普通的角色,拿到后世都是人文大神。虞治世时期,以“社”为本。它也是最后一个极度重视“社”的治世。因为到了禹,禹传子、家天下,天子制度下,“社”的意义被淡化了,否则要对天子权威产生威胁了。
比如后世《礼记·郊特牲》记载:冬至祭天约郊,夏至祭天曰社。
《礼记外传》记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故建国军民先命立社也。
《周礼·大祝》记载:大师宣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
社,古代部落必有的一个区域,设石主,它的本质代表的是“生殖”。因为在上古时期,人口就是一切。
社神,就是地母,是最早的女神,其地位和尊崇度在人文学上要远远压倒三皇五帝和女娲。比如女娲源于阴康氏,而阴康氏也设“社”,女娲是神,地母是女娲的神。三皇五帝也一样,他们是神,地母是这些神的神,这个神格就有点高得离谱。正因为虞治世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虞治世时期的人物地位一下就起飞了。比如鲧、禹、敳颓、伯益、仓舒、由简等等,在当时就是普通人,但是到了后世,这些人都是其他神祇望尘莫及的大人物。
虞治世也是目前发现的,能够证明夏以前中华并非“大一统”的治世。换句话说,你认为尧舜禹地位高,其实在当时,他们也很普通,同样的势力有的是。
而且,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些上古首领,其实他们不是“串联”的而是“并联”的。
比如颛顼。以前都认为,虞治世和颛顼时代时间不同,但是现在知道了,舜与颛顼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两个人分别是两个不同部落的首领。
最能证明这个情况的,就是上古时的“三面事件”。而且,这里有着史籍记载中最大的争议点。《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日月所人。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
三面是颛顼的儿子,而且还是鲧的哥哥、大禹的伯父。传说颛顼有廿四子,他是其中一个。
在故事里,鲧死后化为三足鳖,三面就干了一件很高 科技 的事,拿钓杆去钓鳖玩儿。
禹知道了之后暴怒,请来了另一位伯父敳颓,再加上一员大将叫伯益,一起去收拾三面。三面玩得正高兴,被人打扰了,大怒,打伤了敳颓,还当着他们的面把鲧变成的鳖给解剖了。万幸,鲧在这时神力大增,化成蚩龙闪人了,只留下躯壳。也就是《归藏·启筮》里记载的:“鲧……剖之以吴刀,化为蚩龙”。
颛顼的另一个儿子,三面的亲兄弟仓舒,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气愤,从幽都借来“不周风”,想杀了三面。但是三面是不死之身,不仅没死,还把不周风给吞了,并且发动了北海晦昏之水,要将全天下给淹掉。
——这就是史籍上有最大出入的地方。大洪水,我们知道的另一个版本是“共工怒触不周山”和“女娲补天”。而在这一个版本里,大洪水是三面引起的,没有阴康氏那个女娲什么事。 这也说明,颛顼讨伐共工,其实就是去打三面,所以后边的故事,与大禹治水,全部连起来了。——这与我们原来看到的版本完全不同,不仅更加合情合理,而且解释了过去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颛顼为什么不顾廉耻去袭击共工氏,因为共工氏对于颛顼来说是招降纳叛了。此描述可见《淮南子·天文训》;晋代张华《博物志》;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王国维释注《经义述闻》;刘节《古史新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甲骨学》1961年8月第9号刊;《文物》1979年第6期;邢公畹《语言论集》;杨宽《古史新探》;袁诃《中国古代神话》;闻一多《古典新义》;何新《诸神的起源》第三章《女娲与大禹故事的真相》等。
也就是说,虞治世的故事,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推翻了过去的神话给出的 历史 时间线,不是神不神奇的问题,而是整个把过去神话里描述的上古 历史 给颠覆了,这是它最牛的地方。越去解读虞治世的 历史 ,越觉得奇妙,这些 历史 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它是完全颠覆曾有学说的,这段 历史 的价值,在考古人文上的意义是非凡的。
我国古代 历史 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具有特殊的 历史 地位。
我国古代 历史 上,世人通称的是夏、商、周三代,某些古籍或称虞、夏、商、周四代。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并说舜在位五十年;而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者都在十人以上,有虞氏作为一个朝代而言,似乎十分勉强。
《韩非子·显学》说:“虞夏二千馀岁。”按照这种说法,有虞氏决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由于虞代可知之事甚少,致使世人将其处之于可有可无之间,所以有虞氏在 历史 上的地位,很有必要探个究竟。可以先从有虞氏的世系说起。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按照这个说法,幕、禹、契、弃都是本族中最有地位的人。不过到后来,禹、契、弃常被人称道,而虞幕却很少有人提到了。
《国语·鲁语上》记有春秋中期展禽的话:“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而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在这个说法中,幕的地位是和杼、上甲微、高圉、太王相当的,也就是说幕还不是有虞氏的始祖。
《左传》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晋国的史赵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在这个说法中,虞的世系很长,舜与遂二人尤为出众,至于瞽瞍,也不是像后世传说中的那样顽固不化。又《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记晏婴之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这都是有虞氏可以考见的几个名号。
《史记陈杞世家》《索隐》引《世本》云:“陈,舜后。”宋衷注云:“箕伯、直柄中衰,殷汤封遂于陈以祀舜。”是虞遂为夏殷间人,箕伯、直柄犹在其前,当为夏时人;伯戏在其后,则已入殷代。
《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记载,少康为寒浞之子浇所迫害,得到虞思的庇护。虞思能协助友邦之君恢复故国,说明其国力尚强,其时代应在箕伯、直柄之前。又襄公二十五年郑破陈后,子产献捷于晋时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名满,亦称妫满。又舜之子商均,虽未为天子,而犹为列国之君。
可知虞之立国,历夏、商而不绝,至周时转而为陈,战国时则为田齐,史书中已有系统的记载,须加辨明者为夏代以前之事。
经过战国时人整理的史书系统,以历代帝王之祖皆为黄帝之后,写成《五帝德》和《帝系姓》二文。其中所记虞之世系,从黄帝到舜共为九代,而尧为黄帝的五世孙,从黄帝到禹也是五世。
最令人不可解者,是尧传位给舜,并嫁以二女,其后舜又传位给禹。从时间和伦理方面说,这都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但其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关于有虞氏多出来的四个名号,即穷蝉、敬康、句芒、牛,原有一定的来历,传说整理者不能任意取消,为了建立一个统一于黄帝之下的古史系统,虽有很明显的矛盾也顾不得了。
根据以上所引用的资料,可以列出有虞氏的世系如下:幕,穷蝉,敬康,句芒,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共十五个名号。其间的关系,除瞽瞍与舜及舜与商均为父子外,其他都已很难了解。又按展禽之言,“幕能帅颛顼者也”,似应增加颛顼一名;不过颛顼的问题较复杂,舜的时候还有颛顼氏这一氏族的存在(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能有虞氏为出于颛顼系统中的一支,而在这一支中可知的名号,应以幕为最早。有虞氏的世系既可略为考定,则其 历史 地位不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有虞氏为共主的人可能较多,在虞幕与舜之间,穷蝉、敬康、句芒、牛等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几个名号。而舜的成就最大,任用禹治平水土,举用八元八凯为十六相,除掉浑沌等四凶。这些美政不能合于“无传政”的五帝时期,因而不能不承认有虞氏为一个朝代。
由于有虞氏为共主的时间本来很长,舜只是其中最后的一个,故从属于五帝时期亦无不可。这样看来,有虞氏的 历史 地位是较为特殊的,既不同于后世一系相传的朝代,亦不同于惟有名号传于后世的五帝时期。这是古代 历史 上实际存在的一个时代,而且是很长的时代。其时可能已经有了瞽史,所以能够保存虞代的一些名号和事迹。韩非称,“虞夏二千馀岁”,其根据应即为瞽史的传说,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总之,这个史实应该受到重视,不可因无视传说的史料价值而轻率的予以否定。
大禹传位夏启之后,中国 历史 上才有严格意义上的王朝时代。从炎黄到尧舜禹,中国只能是部落之间的联盟,权力没有向中央集中。联盟首领只是靠着威望和本部落的实力来向其他部落发号施令。虞可能代表虞舜时代,甚至是尧舜禹的整个时代。相比炎黄时期营造技术和管理水平进步了很多,所以首领的权威也强大了。这个时期农耕文明相对成熟,与游牧文明逐渐分开,对日月星辰天文气象的观测掌握了许多自然的规律,刺激了生活生产速度。这是个漫长的时代,为后来夏历创立,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展提供了极其巨大的基础。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时代,没有天长日久的观察,模仿,记录,归纳,总结,人类就不可能从原始 社会 直接迈进帝国王朝!天文,历法,数学,文字,生物生长规律,工具制造,神权统治,这些东西的形成实用,是需要千万年的实践证明!如今有许多人盲从西方 历史 推测,说没有发现夏朝的证据,就不能证明中国的 历史 具有的时代。是一种目光短浅,好高骛远,盲目崇拜的思想!古老的传说和传统的理念,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个问题需要重新界定一下。由于我们没有任何虞代的考古资料,所以仅能讨论 文献中记载的战国初期到汉代,人们对虞代的认识及其变化。
之所以是这两个时间点,是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关于虞朝的文献材料最早不过战国初期,而到了汉代,故事基本定型不再发展。——这些是我们对虞朝所知的全部。
〇.《史记》记载
我们用《史记》的记载代表汉代对虞朝的主流认识。《史记》对「虞朝」的记载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一方面司马迁知道「虞」是一个朝代,但另一方面,他又要照顾「尧-舜-禹」依次的禅让故事。所以两个一结合,「虞朝」就只有虞舜一个人了。虞舜从尧那里接过位,建立了虞朝,转手给了夏禹,虞朝又没了。真所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而且不仅虞朝是一代,按《史记·五帝本纪》的世系往上推,禅让给舜的尧所处的「唐」,也只有他一个人,舜以前的帝王都是一代一个人:
这和一般理解中的「朝代」是不合的,更和文献中「虞夏二千馀岁」[1]等说法是不合的。
于是我们先从「虞朝」的代表人物——虞舜说起。
一.舜的世系
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系。
A世系 :
颛顼 … 幕 … 迵 … 瞽叟 舜 商均 … 虞思 [2] … 箕伯、直柄、虞遂、伯戏 … 虞阏父 胡公满 … 陈敬仲
这个世系除「迵」[3]外,散见于《左传》《国语》和《史记》,我们称这种世系为「 A世系 」。参考文献如下:
B世系 :
黄帝 昌意 颛顼 穷蝉 敬康 句望 桥牛 瞽叟 舜 … 胡公满 … 陈敬仲
这个世系出自《五帝德》《帝系》《史记·五帝本纪》,这些记载同出一源,我们称之「 B世系 」。
还有一种糅合两种的「吕梁碑」世系,但不太关紧要,所以不谈。可以看出,「A世系」和「B世系」对舜的后代都没什么异议,即周初的胡公满,周朝封之于陈国,是陈国的始祖。春秋的时候,陈国的公子陈敬仲因内乱逃到齐国,其一代代子孙便在齐国扮猪吃老虎,终于在战国初期篡了齐国的权,建立了田氏齐国。
问题出在向上追溯。舜的父亲两种世系都认为是瞽叟,先祖也都认为是颛顼,没有争议。但颛顼到瞽叟这中间的一段,两种世系则完全不能相容。按「B世系」的记载,舜的祖先都是草民,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谓「自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者。但「A世系」里有一个虞幕,根据《国语》的说法,他是有虞氏一个地位崇高的先王:
第一条记载将有虞的虞幕和商朝的上甲微、周朝的太王并称,他们是商周有名的先王。第二条直接把虞幕和夏商周的始祖禹、契、后稷并举,已经抬到始祖的地位了。虞幕显然不会是什么草民。
所以「A世系」必然无法与「B世系」相容。古往今来的注家都很想把两种世系糅合起来讲圆,但往往扞格而不通。这只能说明 两种世系有不同的来源 。
二.战国前中期的「虞朝」
1.传世文献的「虞朝」
文献中常常以「唐」「虞」并称,因在后来的观念,尧建立了唐代,舜建立了虞代,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但其实学者很早就发现,这种并称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仔细分析文献会发现,至少在战国人的观念里, 「虞」确实是一个历时悠久朝代,但「唐」不是。
传世文献中常常以「虞夏商周」并称,但从来言不及「唐」:
《礼记》亦常并举「虞夏商周」四朝,文例太多就不备举了。《韩非子》亦云:「虞夏二千馀岁」,这其中显然是没有「唐」一代存在的空间。
《国语》云:
这句话说尧殛共工是在「有虞」之时,显然也认为尧属于「有虞」一朝。
所以至少在战国人眼里,「虞」是「夏」之前一个悠久的朝代,其中既包含尧,亦绝对不可能起源于舜。
然则我们还需解释,既然只有虞代,没有唐代,为什么会有「唐虞」连称的说法。之前学者因之怀疑所有「唐虞」的连称都是后期文献窜伪所致,未免求之过深。要解释这个问题还须求助一下出土文献。
2.出土文献中的「虞朝」
《上博简·容成氏》真是上古史的宝藏:
《容成氏》记载说,上古某帝王让位于有虞迵,有虞迵死后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大家推举尧为天子,尧当时是一个有百里之地的诸侯。尧年老后也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传位给虞舜。
这个故事可注意的有三点:
其一,虞朝确乎是一个长久的朝代,绝非舜所建立。舜只是虞朝的首领之一。《上博简·子羔》里也暗示了这点,《子羔》说舜是「有虞氏乐正瞽瞍之子也」,明显说明在舜前就早有虞朝了。文中出现的虞代首领虞迵,则是传世文献中未曾见的。
其二,尧本是虞朝的诸侯,尧的上位是因为虞迵没有合适继承人,由诸侯推举而来,后来尧又禅让给虞舜。这个过程和西周的「共和行政」非常相似: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后,诸侯推举共伯和行天子事。后来周宣王长大,共伯和又把王位还给宣王。
这个故事在传世文献中其实是有类似说法的:
所以「唐」实际上指的尧所在的国家,并非朝代名。文献中所有的「唐虞」基本直接指代「尧舜」,并非朝代名的并列。认为「唐虞」是朝代的误解是汉代以后出现的。
其三,文中说虞迵的治理「不赏不罚,不刑不杀」,这和传世文献中关于有虞氏的记录吻合:
可见《容成氏》这个故事在战国时期是流行的,「不赏不罚」也是战国时人对虞朝政治的普遍评价。
《容成氏》写就的时代我们一般定为战国中期,《左传》成书大概在战国初,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总结战国前中期人们对「虞朝」的认识:
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全部。
三.对「虞朝」认识的变化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对「虞朝」的认识,会变成后来《史记》的那一套。基本整个朝代的故事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尧舜两个人,而且舜的世系也直接变了样。
这里有两个问题:1.虞朝的故事为什么没了?2.虞舜的世系为什么变了?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虞朝的故事为什么没了?
在战国末期,各种神话传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随着统一趋势的出现,各个民族的神开始出现血缘关系,成为一个大家庭。顾颉刚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而要把舜纳入黄帝体系下,舜之前就不能有一个长远的朝代。本来《史记》里舜已经比尧和禹他们小上好几代了(见上图),而禹的神性摆在那里,又不可能离黄帝太远。如果把虞朝的 历史 加进来,尧舜禹就完全不可能同时存活,当然更不可能有尧舜禹迭次禅让的故事。
所以为了弥缝黄帝体系和禅让故事,人们对虞朝的 历史 只能选择性失明,将它割舍去。故郭永秉先生云:
再说第二个问题, 虞舜的世系为什么变了?
郭永秉先生继上文的思路,认为「B世系」中的舜的先祖都是编出来的:
我对此保持怀疑,因为几个名字毫无来由地直接被编出来,同样也是非常奇怪的事。其实回过头来看《容成氏》,里面也并没有记载舜是虞幕或虞迵的后人,《子羔》也只说舜是虞代乐官瞽叟之子,没有提及和虞代先王的血缘。
这令我怀疑「世系A」其实本身并不太准确。我们之所以在「世系A」中把虞幕排进去,完全来自于杜预的注「幕,舜之先」,而这种说法不见于先秦文献。这极有可能是杜预认为他们都曾是虞朝的王,所以口胡了他们有血缘关系,注释的时候口胡也不是稀奇的事。
也就是说,「世系A」只能代表虞代的君主传承,不能说明他们之间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而且虞幕看起来也是非常早期的人物,和舜不一定有关系。舜之前的虞代君主虞迵似乎也与舜没有直接的血缘,所以舜的先人皆微为庶人是极有可能的。这与《子羔》篇中贬损舜的出身[5],以凸显舜德的伟大是相符的。
所以综上,「世系A」实际记录的是虞朝的君王传承关系,而不是舜的祖先世系。「世系A」和虞朝 历史 一起在《史记》中消失,是为了给大一统意识下的「黄帝世系」让路。
另一方面,「世系B」中的人物可能确为舜微为庶人的祖先们,这个世系则被《帝系》等书直接继承,并拼接到黄帝下面,组建成一个黄帝大家庭。
亖.总结
1.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系:
2.战国前中期人们对虞朝的认识:
3.对虞朝认识的变化:
在我国的 历史 长河中,一共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朝代,这些朝代有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也有的朝代是大家不熟悉的,甚至在 历史 上关于它的记载都很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国 历史 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这也是目前流传最广的,但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夏朝并不是我国 历史 上第一个朝代,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那就是虞朝。虞朝是一个存在于夏朝之前的朝代,在一些史书中有过记载,在先秦的古书中也出现过“虞朝”。
但因为 历史 上对于“虞朝”的记载非常少,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能准确的推测出“虞朝”具体的存在时间。有的人认为“虞朝”主要是在尧帝去世之后的那个时间段,也就是舜帝存在的时间,因此在 历史 上将舜帝所建立的“虞朝”和尧帝所建立的“唐朝”一并称为“唐虞”。而这只是 历史 中对于“虞朝”存在的一种猜测,还有一种关于“虞朝”的猜测是在颛顼之后,在舜帝之前的时间段中,时间一共超过了几百年。
在先秦的一些史书中,对“虞朝”的记载相对其他的史书来说要多一点,比如在《论语·泰伯》中就有关于“虞朝”记载:“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在《史记·汲郑列传》中有过记载:“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除了这里所举例的两个例子之外,在史书中还有很多关于“虞朝”的记载,所以说“虞朝”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对这个朝代的了解还很少。
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人们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称为“三代”,但是在一些史书中却有“四代”,比如在《大戴礼记》中所记载的:“四代之政刑。”在《隋书》中也有关于“四代”的记载
雍正王朝:能够和康熙皇帝站在同一智慧高度的人,只有他
唐朝被灭两次,为何还是一个朝代?
唐朝实际上中途也被灭亡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武则天曾灭掉唐朝建立“周”,后来安禄山又攻破长安建立“燕”(差不多也相当于被灭),可是,为什么连续两次被灭的唐朝,却并没有被分开称呼,还叫做唐朝呢?周朝、汉朝、晋朝、宋朝在遭遇变故后,都迁都了。周朝都城从镐京迁到了洛邑,汉朝都城从长安迁到了洛阳,晋朝都城从洛阳迁到了建康,宋朝都城从东京迁到了临安。
不过,唐朝的都城却一直没有搬迁,一直在长安。
当初武则天建立武周后,就把都城从长安搬到了洛阳(据说她是害怕王皇后和萧淑妃死前说过的咒语),并且把洛阳升格为“神都”。但是,当唐中宗继位以后,又把都城搬回到长安。也就是说,这一次变故,唐朝的都城并没有改变。
后来,安禄山称帝,建立大燕。安禄山确定的都城是洛阳。不过,当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带领唐朝军队平定“安史之乱”后,虽然长安遭受了“安史之乱”的严重破坏,但是,唐肃宗依然确立长安为都城。
都城对一个朝代很重要,正是因为都城发生了改变,朝代的称呼才发生了改变。比如,长安在西边,所以前面的汉朝叫西汉。洛阳在东边,后面的汉朝叫东汉(这是现在史学上的称呼,以前的称呼则是“前汉”“后汉”)。
当然了,也并不能说都城迁移了,朝代就会变。历史上有盘庚、拓跋宏、朱棣、顺治等都迁过都,但是因为这些迁都并没有影响任何皇权变化,甚至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因此,并没有因此就把一个朝代分开成两个朝代。
(安史之乱)
二、唐朝的国土没什么改变。
周朝、汉朝、晋朝、宋朝,前后两个朝代,其国土面积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周朝在经过动乱和犬戎入侵后,失去了大片国土。周王室的王畿之地,更是变得非常少。晋朝在“五胡乱华”后,东晋也只是拥有南边的少量土地。宋朝北方的大片土地,也已经被金国给占领了,只能偏安南方。
而唐朝虽然经历了武周的改朝换代,以及“安史之乱”。不过,当唐朝恢复以后,国土面积却并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还是原先的那些。因此,这也让唐朝前后实质上改变不大。
(李显剧照)
三、唐朝的权力格局变化不大。
唐朝虽然经过了两次大的变故,但是国家的权力格局却几乎没有改变。唐中宗李显早就被立为太子,虽然被废过一次,但武则天当政的晚年,又把他再一次立为太子。虽说他后来的皇位,是靠自己夺取的。不过,就算他不夺取,等到武则天去世以后,他依然会当皇帝。也就是说,唐朝在那会儿除了改一个名外,其它几乎都没有改变。
至于“安史之乱”,严格地说,还不算唐朝被灭国,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当时只是控制了唐朝的一部分,他们建立的政权,只能叫割据政权。唐朝的权力格局,依然是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继承了皇位,而且唐肃宗早就被唐玄宗立为太子,他也只不过像唐中宗那样,提早继位而已。
除了皇帝外,朝中大臣,以及朝廷的权力结构体系,唐朝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大的震荡。
周朝、汉朝、晋朝、宋朝情况要复杂得多。汉朝和晋朝,后面那个朝代的皇帝,与前面那个朝代的皇帝关系,就不是很紧密。刘秀和司马睿,都只能算宗室成员,并不是原来朝代皇帝的嫡系。周朝和宋朝,后面朝代的皇帝,虽然是前面皇帝的嫡系(周平王是周幽王的儿子,宋高宗是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的弟弟),但是,他们都不是上一个皇帝确立的,是自立为帝的。所以,缺乏明确的继承关系。
因为有以上三方面的综合考虑,因此,周朝、汉朝、晋朝、宋朝都被分为前后两个朝代,而唐朝却没有。
至于“留学链底端”,无非是拿入学门槛和科研成果说事儿。但相对地,在看入学门槛的同时需要关注同期的毕业率;看科研成果的同时需要考虑课程类型。一般地,我们认为国内教育严进宽出,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则宽进严出,且在不同意识形态下,很难去评价哪种入学门槛好,哪种不好。另外,说到科研成果,国外的硕士分为research和coursework,二者培养对象和目的本就不同,所以用research的标准去要求coursework或者反之,都是不妥的。与之类似,国内硕士不也分为学硕和专硕吗?一样的道理。
因此,所谓鄙视链的说法,不过是一些没有去澳洲读书的网友人云亦云,和另外一些人在秀优越罢了。(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之前网上不是常说,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说母校的不好,却容不得他人指责,我想鄙视链里面也包括了一些毕业生们对母校的调侃和怀念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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