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两位大历史学家，一位是孔子，他写的《春秋》后来成为“儒家”必读的五经之一。另一位就是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他所写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成为我国“纪传体”的第一部历练巨著，也是后来“二十四史”的典范。《史记》因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在文学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祖辈世代都担任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38岁时(即父亲去世后三年)，在丞相的竭力举荐下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司马迁42岁那年，汉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他开始着手著《史记》。司马迁在动笔之前，对将要记载的历史事件，除了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外，无不进行实地考证。

司马迁夜以继日地工作，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手稿呈给汉武帝，汉武帝先是很高兴，但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接着是大发雷霆。原来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记录了汉武帝的错误。汉武帝的宠妃懿妃曾经想让司马迁为她写赋，因遭拒绝而记恨司马迁，这时便趁机进谗言：“听说司马迁恃才自傲，自比圣人，根本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汉武帝听了，更为生气，立即召集文武大臣，问罪司马迁。汉武帝将《史记》手稿交给大臣们传阅，大家都不敢讲话，只有一位大臣因受懿妃的指使而极力怂恿武帝严惩司马迁。老丞相跪地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边。汉武帝无奈之下，从轻发落，让司马迁修改《史记》。

司马迁得知让他修改《史记》，无比痛苦，肝肠寸断，悲愤地想要去辞官，并说：“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但是，这时他又想起了在父亲灵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定修改手稿，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汉武帝的过错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这样就不易被发现了。

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汉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想为卫青立传，但是他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所以他决定也要为李广立传。有人善意地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司马迁却一笑了之，根本就不以为然。因为他写的都是事实，无愧他的良心。

司马迁正在写李广传时，一个朋友来看他，就顺手拿起刚写出的部分手稿看起来。朋友发现，司马迁写李广打仗退敌、脱险、射虎等，写得神采飞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广的赞扬和敬佩;但后面又写李广心胸不宽，公报私仇。于是，朋友就问司马迁：“你后面这样写李广，不会有损他的形象吗？”司马迁则说道：“我写历史，真实是第一条。不能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朋友连连点头称是，也从此对司马迁心生敬佩之情。

李广传写得文采华美，汉武帝看后非常满意。但是懿妃又无事生非，指责史稿有蔑视朝廷之嫌。她说：“李广如此勇猛善战、战功卓著却未得封侯，而且在战场上只让他起辅助作用，这不是批评朝廷用人不当吗？还有，他自刎而死，这不是说朝廷逼害忠良吗？”汉武帝突然明白过来了，但是一言既出，又无法收回，只好忍气作罢。

事隔不久，朝廷得到消息：本朝大臣李陵兵败被俘后投靠了匈奴。汉武帝一气之下，下令诛杀李陵九族。有一武将冒死求情，汉武帝盛怒，也将其斩首。于是，满朝文武再没有人敢为李陵说话。汉武帝还吩咐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书，以警后世。司马迁四处寻访，得知李陵家世代忠良，一心为国。李陵投降匈奴也只是为了救手下士兵的性命。司马迁又找到李陵的旧部，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于是，他心里有了底，毅然决定要写出真相，决不让忠良之人蒙受不白之冤。

在他的朋友中，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就又提醒他，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千万不可书生意气，不然，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司马迁却不改初衷。他大义凛然地说：“先父在世，曾谆谆教诲我，史须采实，著史须以事实为准，我也深知此理，所以，我又怎么能违背父、训泯灭良知，不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呢？”

汉武帝看了司马迁的手稿之后，脸色骤然阴沉下来，立刻下令将司马迁投入大牢，定为死罪。老丞相得知司马迁被抓，立即向汉武帝请罪，并要求与司马迁同担罪责。汉武帝无奈，只好应允司马迁可以用钱财或宫刑替代死罪。老丞相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司马迁，司马迁却苦笑着说：“钱财——我家徒四壁，没有钱财可抵罪。宫刑——士可杀不可辱。我无法接受！没有办法，我就等着被处死吧。”

这天夜里，司马迁思前想后，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他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父亲，父亲言之谆谆：“忍辱方能负重，我辈著史，只为传真相于后世。你如此撒手而去，谁人能担著史之重任。咱们家虽然没有钱财，但是你可以忍受宫刑呀！孩子，听我的，忍辱负重写下《史记》！”司马迁听完父亲的话就惊醒了，又陷入了沉思……最终，司马迁决定接受宫刑。

受刑之后。司马迁从此忍辱负重，发愤写作，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司马迁也因《史记》这一书，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为：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史记》，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忍辱负重一生其死重于泰山也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但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是有肯定，有否定．

著名的文学大师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就很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见<前汉书>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 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但毕竟承认其书“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知几《史通》里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如《左传》和《汉书》．

唐代以前的学者基本都是“尊班（班固的《汉书》）抑马（司马迁的《史记》）”。宋朝开始，史学界的“会通”思想逐渐盛行，很多史学家试着写通史，学者又开始“尊马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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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
幽愁发奋，铸成信史照尘寰

司马迁（前145-约前90），字子长，汉朝龙门（今陕西韩城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所著的《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也是文学名著，对后世散文的影响极大。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一九四零)，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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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卫建民 《读〈关系千万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邝海炎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方舟子 《悼念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的）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
——贺兆田（社科院文学所）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吴思、甘琦《 “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
——傅国涌《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 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 John Updike 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台湾）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
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
——（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灼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台湾）邱澎生 《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湾）张惠菁《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
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烦森

绝对不是，司马迁被称为中国炒做业始祖，那本史记小说味太重，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除了历史上真的有过这件事外，其他的具体情节（比如对话和动作）都有可能是虚构的。他虚构情节，违背了史学研究中必须忠于史实的原则，而鲁迅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天知道是骂他还是夸他呢，他只不过比别的人先写出中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才被尊为史圣。

若说古代史学家，中国上无人能出其左右。。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史学已经不单单是考据、论证、整理、钻故纸堆，它必须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作出相应的完善。。
而中国古代由于科技的局限，尚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与近现代的史学家相比，司马迁所做的仅仅是史学中一小部分而已，若把历史延伸到近现代，司马迁绝对谈不上“历史上最好”。。

其实历史上很多人对司马迁评价并不高.主要是因为史记中倾注了太多的感情色彩.所以史记读起来非常精彩,是经典的散文.也才有"无韵之离骚"的评价.这就不太符合通常的历史学家"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观点.
比如他对飞将军的浓烈感情.对刘邦和项羽的形象的描述,都有点象小说或传奇.
还有列传第一选伯夷叔齐就比较莫名奇妙,有点象经书或教科书,教化意义太过.
等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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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马迁批评与给他的赞扬一样多.具体内容请自己了解.

是，他被称为“史圣”，试问历史上的史学家有多少，可史圣却只有他一人，足见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若他不是最优秀的史学家，那何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