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两汉，儒家地位非常非常高，是国家意识形态。 春秋公羊历代都是王者之学，看起来是在研究圣人真意，事实上全在借题发挥，算是政治学吧。今文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几乎贯穿整个两汉时期（汉武以后，郑玄以前）。和后代是一种类似学术争论不同，在汉代，那绝对是政治争论。而且汉代确立儒学取士，虽然孝廉、秀才啥的都是推荐的，但其实也是要考试的，考的重点还是在经学与时政相结合，要是不懂经学，还是上不去的。汉代经学重视师承，讲究疏不破注，非常严谨，其实也正是适应了政治需要。每一个字都是要命的好么……都代表利益好么……后代学术研究讲究创新，但是一旦和巨大的利益捆绑上了，就不能有个人的随意创新，否则真会乱的。中国在汉代以前，没有在石头上大规模刻字的传统（一般勒石记功也就刻没多少字，比如秦始皇东巡泰山，刻字也没刻几个字），但是儒家经典在汉代就刻在石头上，为的就是统一，每个字都要统一……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在汉代，儒家经典和西方中世纪的圣经有一比的。孔子素王，代汉立法……现在看来都好笑……孔子知道汉代么？隔着那么长时间，真心是“先知”了。但是汉代儒学就是那么说的……受命于天这四个字，现代人看起来很扯，但是在汉代，那是不折不扣的真理。而什么是国家之德，什么是天命所归，解释权在儒家经典里面。
魏晋的时候，汉代全面崩溃，四百年的大汉，在当时人看来就是天下……而汉朝的奔溃，使得知识分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开始不相信儒家经典里面建构的体系了，急切地需要重建整个信仰体系。而这个时候佛教和道教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但是在官方，儒家思想，儒家经典永远是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如果翻开史书，会发现有大量秉持着儒家思想的人活跃在每个政权之中。而玄学，也并非是纯粹的道家和佛教思想，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三教合流。 《世说新语》记载了这么一个事：阮宣子 有令闻，太尉 王夷甫 见而问曰：”老 庄 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意思就是老庄和儒家的本质是一样的……这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想法，援道入儒，甚至援佛入儒。当然，玄学也是很复杂的，也有很多政治的意涵在里面，具体的就太多太多了。什么裸奔啊，嗑药啊，美男子啊，这些是后世的放大。当然，相比较两汉和宋，”士风轻浮“也是汉魏六朝一直被人诟病的点。但是我不同意那种轻浮是主流。世代经学方有世代门风，世代门风方有世代门阀。

从以前百家争鸣，变成了一枝独秀，从此儒家开始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国人的脑里根深蒂固。

在西汉以前的春秋战国，属于百家争鸣的时代，即使是思想性流派，尚有道家与之抗衡。而到了秦代，对法家的绝对尊崇又使得儒家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期。
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历史便开始了了以儒家为正统的时代。到科举制形成后，出题范围也没离开过四书五经。可以说，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

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是中国官员中的最高职位之一，负责国家政务，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尚书的职位变迁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权力的变化：尚书作为最高行政官员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权力。随着尚书职位的变迁，政治权力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汉代，尚书主要负责政务和文书的处理，是皇帝的重要助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的职责逐渐扩大，成为了国家政治和文化管理的核心。
2. 社会阶层的变化：尚书职位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在汉代，尚书主要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的任命更多地考虑个人的才能和表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
3. 文化传承的变化：尚书职位在汉代还涉及到文化传承的问题。尚书负责编纂和管理国家文献，对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和文化传承的关系更加密切，尚书负责管理国家图书馆，承担起了保护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职责。
总之，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的变迁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政治权力、社会阶层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和发展。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官职，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在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的职位变迁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影响：汉代时期，尚书主要负责国家的文书和印信，具有非常重要的行政和监察职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逐渐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核心之一，具有审议政策和制定制度的权力，成为官员选拔和提拔的重要渠道。尚书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变化。

文化影响：汉代时期，尚书的主要职责是保存和编纂国家的重要文件和史书，因此在文化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逐渐成为文化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仅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还是批评和反思现实社会的平台。

社会影响：尚书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官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尚书职位的不断扩展和权力的逐渐加强，尚书的地位和权力更加凸显，成为社会各阶层争相追求的目标。

总之，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职位的变迁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之一，主要负责文书、政令和法律等事务。随着时代的变迁，尚书职位的权力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尚书主要负责文书的撰写、审核和管理，是皇帝的重要助手，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随着汉朝的衰落，尚书的权力逐渐受到了削弱，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又重新成为了重要的行政机构，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和文化任务。

隋唐时期，尚书的地位和权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了皇帝的最高助手，主要负责军国大事、法令制定和政治调度等重要工作。宋代时期，尚书的职权逐渐被分散，不再是单一的行政机构，而成为了多个部门的名称，如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负责不同的事务。

总的来说，尚书职位的变迁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历史变革，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答案】：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 罢法家、纵横家，开“独尊儒术”先声
汉武帝即位后，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在选拔贤才的标准中明确了学派方面的限制，即法家、纵横家人士不得参选，开始了罢黜百家的先声。当时所要罢黜的学派中还不涉及道家或黄老学派。
(2) 置五经博士，确立儒家的主导地位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在尊儒方面又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置五经博士”。这一举措，确立了经学整体在官方学术代表博士中的主导地位。
(3) 采纳董仲舒的《对贤良策》，“独尊儒术”文教政策正式确立
建元七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光，策问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董仲舒《对贤良策》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广采《诗》、《书》、《易》、《春秋》之义，引用孔子的言论和事迹，主张以儒家的“德教”作为治国之道，并设计了求贤的具体方案，其中之一就是“独尊儒术”。董仲舒从理论的层面上阐发“独尊儒术”的意义，而且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奠定了“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及模式。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最终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以下资料来自网络：
汉代董仲舒的思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以得出三纲；“可求于天”可以得出天人感应；“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以得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据材料一“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可以得出大一统．
结合所学知识可从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角度进行回答．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董仲舒思想使得儒学思想逐渐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体系中，成为维护专制政权的工具．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趋势：儒家思想吸收各派思想，逐渐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