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兴衰那都是世界大势，从古代几千年历史来看，大国兴衰那都是不断更替，后浪推前浪的。而且基本上都有定律，那就是400年一个兴衰轮回，我国古代王朝也是如此，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大英帝国都是如此。但是唯独有一个国家却打破了这个定律，兴盛300年而不衰，这到底是为何呢？其实原因主要是三点。

在欧洲近代先后崛起了很多国家，但是到现在基本上300年，都成为过眼云烟，成为三流国家。最典型的就是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现在在也没能崛起和强盛了，就连法兰西和英吉利都衰落了。但是俄罗斯似乎却打破了这个定律。

俄罗斯从1547年建国以来，就不断的强盛，到17世纪基本上已经崛起，到1721年建立帝国，全世界扩张。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跨度已经超过400年，在这400年中，俄罗斯那是一直强盛无比，后300年更是世界强国，而且一直都是世界强国，到苏联时代更是达到最强。虽然现在有所下降，但是不可否认还是世界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统领全篇的起首语。确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在“分”与“合”这对矛盾的斗争、统一中前进的，中华民族因此不断遭受磨难和危机，也不断获得新生和发展。 那么，这种“分”与“合”有没有什么规律呢？换句话说，多长时间要“分”，多长时间再“合”呢？一般说来，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偶然性，要找出其在时间上的周期性是困难的。但中国历史恰恰相反，周期性非常精确地出现在几千年的和平与动乱中。 这种周期性是李四光发现的，他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一文中，对中国的战争与冲突提出了他的调查数据，揭示出中国的和平与动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周期性远远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许的界限……也许可以说太精确了，如果用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去判断，则决然预测不到的。 以幽默著称的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对李四光的研究很感兴趣，他在他的名著《吾国吾民》中转述了李四光的发现，他说：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每一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上与关联上的相同性，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机械般的准确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建筑工程来说明这种准确性。这些工程都发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准确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命中注定的规律性。具体说来，它们都开始于每次文化繁荣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建造豪华的宫殿，如阿房宫，后者不久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修建了不少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乐皇帝也因为《永乐大典》而闻名）。 “这些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间约830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8—1367年），其间约780年； 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表明在过去600年间， 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为界，明清两朝五百年的和平，现在似乎已经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本周期已经第一次大的内战浪潮。我们现在正处在动乱与内部分争的顶峰。首都也已遵照传统于1927年从北京迁至南京。” 林语堂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间是1934年。这个时间，日本已经侵战了东北，其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但还没有大的进一步行动；蒋介石正在对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第五次大围剿，这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个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危机的时代。 然而，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过去周期的时间表推进。外来民族的全面入侵很快到来，但经过八年抗战，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八年时间虽不算短，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与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汉族与外来民族长期对抗相比，八年更显得短暂。南北对峙也只在1949年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而不象第一周期的南北朝、第二周期的南宋时期，南北对峙都持续了一百多年。当然，最后结果依惯例仍然是以北方的胜利、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可以说，历史象放快镜头一样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以往周期中需200年走完的路程，很快，中华民族开始了持续的和平发展，似乎一个新的周期开始了。这个周期之初的几十年也遵照传统修建了巨大的建筑工程，如人民大会堂、长江大桥、葛洲坝等等。1978年的三中全会标志着周期之初的动乱结束，真正的和平时期已经到来。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被迫加快步伐的。在1840年以前，由于地理原因，中国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她的东面和南面是广阔无垠的大海，西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大沙漠，北边是寒冷的、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规律。然而，历史进入近代，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地理障碍被轻易突破，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在这激烈的洪流之中，那种悠然的、史大夫似的、八百年一个周期的步伐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沧桑、“年轻而又古老”的民族，她总是能克服各种危机，获得新生和发展。显然，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将再一次恢复自信，以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发展与气候变迁的“巧合” 我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仔细研究了我国最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著有长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们把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周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和平时期都以温暖气候为主，而动乱岁月常常是寒冷的。最寒冷的时代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抗最激烈的时代，而且常常以汉族的失败而告终。 上面这个图显示的是第一个周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起，到公元588年北方鞑靼入侵止。 秦朝建立仅15年就被推翻，刘邦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25年西汉结束，二百多年里，中国总的来说是和平发展的，而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中记载“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现在的山东是种不了桑麻的，要到湖北、江苏才能种；陕西的渭河平原更不能种竹子，往南的湖北、四川才有。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时代），黄河决口， 人们砍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口一带的竹子是很繁茂的，现在早看不到了。这些都说明当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 东汉最初几年战争频繁，气候也有趋于寒冷的倾向。有几次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了不少穷苦人民。但时间不长，随着局势逐渐好转，气候又转暖了，在河南南部种的柑橘获得了丰收。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南北朝，是这个周期的后400年，也是战争频繁的400年，这段时间产生了一批后来十分著名的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周俞等，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 这段时间的气候也日趋寒冷。东汉末年，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三国时代，曹操的儿子曹丕到淮河广陵（现在的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淮河突然冻结，演习不得不中止。那时候的气候已经比现在还要寒冷。 这种寒冷的气候不仅一直持续下去，还逐渐加剧了。到公元366年东晋时期， 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往来车马和三、四千人的军队。 南北朝（420—589年）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在长江以北建立了政权，原先生活在长江以北的汉族大户人家携带着他们的名贵书画、细软逃到了江南。江南的汉族政权以现在的南京为首都。他们以前在北方生活时，常在冬天利用巨大的冰块建立冰房，以储存食物。到了南京，他们照样能建立起庞大的冰房，而现在的南京是找不到大块冰的。这说明当时的南京比现在要冷得多，根据竺可桢的研究，东晋到南北朝是这个周期最冷的时期，同时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最活跃、南侵最远的时期。 南京这个地区，从南北朝开始多次成为北方汉族人的逃难地，也多次成为亡国之都。三国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时期的南唐，明朝的建文、弘光，这些朝代灭亡的悲剧宛如走马灯一般在南京上演，真正是“南朝自古伤心地”。所以南京周围的文人们所写的作品都是伤感、怀旧、哀怨缠绵，凄艳阴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就是根据南京作家苏童的作品改编的。读苏童、叶兆言、鲁羊等江苏作家的作品，常能感受到这种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强化几乎都是在气候变冷的时期。 第二个周期从公元581年隋朝结束南北纷争、统一中国开始。 与第一周期的秦朝一样，隋朝曾大兴土木，并很快灭亡，被更为强大的唐朝代替。从这时起到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之前，中国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影响十分深远，以致于现在的海外华人还自称“唐人”。这时期的气候也是近2000年来最暖和的。公元650，669和678年国都长安无雪、无冰。西安南郊梅花盛开。柑橘也种植于长安，公元751年秋天，宫内有几株柑橘结了150多颗，味道与江南进贡的一样。皇帝一时高兴， 还叫太监把宫内所产柑橘赐于大臣。现在的西安，梅树和柑橘都是无法生长的，因为气温达不到它们的生长要求。可见唐朝的气候十分温暖。 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动乱岁月。这个时期没有留下什么物候材料可作依据，无法判断气候情况。但根据“动乱岁月必然天冷”的一般规律，这时候可能发生了降温。 到北宋，气温比唐朝明显降低，华北已不知有梅树，王安石嘲笑北方人把梅树误认为杏树，他的咏红梅诗中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但这时期的气温还不算很低，与现代差不多，北宋总的来说，也算以和平为主，人们基本安居乐业。 到十二世纪初期，气候急剧转冷。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以现在的北京为首都。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这是第二周期气候最冷的时期，面积广阔的太湖不仅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以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广东、广西、福建的荔枝也遭受很大伤害。元朝初年，气温有所回暖，但后来又开始变冷。元朝曾有几十年的和平，这几十年气候比现在要暖和些，曾经有段时间，西安设有专管竹园的“竹监司”，后来又取消了。 第三个周期从公元1368年明朝的建立开始。与上两个周期相同的是，明朝曾大兴土木；不同的是，明朝没有在短期内灭亡。明朝的二百多年是基本和平的，气候则经历了冷暖交替。温暖期为1550—1600年，寒冷期为1470—1520。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总的气候是寒冷的，明朝的气候在这阶段相对来讲算是比较暖和的。最冷的是明末清初，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淮河、汉江时常结冰，广东、广西下雪。北京周围的运河要封冻105天，而现在只封冻56天。 这个时期正处于太阳活动最弱期，太阳上几乎没有黑子出现，全世界气候都寒冷异常，有人把它叫做“十七世纪小冰期”，因为地震、慧星、陨石雨频繁出现，我国又叫它“明清宇宙期”。这是两千年来我国最冷的时候。这个时期，来自东北的满族人经过与明末小朝廷短期对抗后占领了整个中原，并很快把势力推向了长江以南，掌握了中国政权。 后来气温有所回升，1770—1830年，正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气候显得比较温暖，不久又恶化了。时光进入二十世纪，气候又开始变暖，但其温暖程度从来没有达到汉朝和隋唐的水平。 人口、文化和气候 为什么中国历史呈现出如此精确的周期性呢？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从许多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林语堂从艺术文化方面给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解说，他在《吾国吾民》中说： “在南北分裂对峙期间，诗歌、文学中呈现了一种道德品行的堕落……。第一周期的北方入侵时期，即六朝时期，从东晋至隋统一中国，这时，北部中国被未开化的部落所征服和占领；第二周期的北方人入侵入侵时间，从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雅。 正是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下去。在六朝，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吻合：南部中国在这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黄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陈后主。它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林语堂不过指出了一种现象，即颓废、细腻的文学风格总是出现在南北对峙期间。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并没有明确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入侵时期，那些原来居住在长安、洛阳一带并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们被迫南迁。到了江南，由于总总原因，比如他们自己长期生活在骄奢的环境中，缺乏勇猛向前的精神；统治者颓废、无能，甘心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等，他们不可能金戈铁马，挥师北上，“气吞万里如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苦闷之后，他们中的大多都返诸自身去寻求器官的刺激以证明自己的感觉和存在，他们不自觉地投向了女性的怀抱，如同怀旧一般，去寻找一种温馨、伤感而又虚幻的呵护。当然，他们都是贵族，经济上是优裕的，经济上的优裕与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构成了江南文人畸形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冶游山水，或恣肆声音，培养了敏感纤细的审美触觉。相应的文学风格在南北对峙期间的南方出现还有什么奇怪吗？ 颓废、伤感的文学风格的出现只是局势动荡、南北对峙的副产品，那么什么是导致这种动乱局面的原因呢？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个非常看重家族的国家，而人口越多，家族力量也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几百年的和平给生儿育女提供了良好机会，于是人口激增。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很慢，粮食单产几乎没有多少变化，新增人口的粮食只有靠扩大耕地——开荒来解决。大规模的垦植势必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果这时气候变冷，天灾频繁，大面积的饥荒不可避免，动乱自然紧跟而来。 考察历史会发现，在每个周期全国（汉族）总人口有个限量，超过或接近这个限量，当时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就不能承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乱就会发生。第一个周期这个限量大约是6000万。如西汉二百年的和平使全国人口在公元2 年达到了5960万人，接近了限量。不久，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人。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政权，全国持续了大约100 年的和平，人口于公元157年达到了5650万人，又接近了极限。不久发生了黄巾起义，从公元184年到280年是百年混战，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三国归晋后于280年清点人口，仅剩1626万人。 第二个周期的人口限量还要低一些，大约是5000万左右，这可能是第一个周期400年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或其它什么原因，待考。 隋朝人口曾于公元609年达到4600万人，在其后短短的11年时间，隋末农民大起义就使人口减至 1000万。盛唐的近百年和平使人口达到5290万，这是第二周期人口曾达到的最高数。仅仅5年时间，由于“安史之乱”，人口减至1699万。北宋的和平也曾使人口于 1110年达到4675万，随后的“靖康之乱”，人口仅1684万人。这个周期中有两次人口达到4600多万就发生了动乱，有一次则达到5200多万。可能，盛唐时温暖的气候，较为合理的生产关系使得同样土地的承受能力要强一些。元朝的统计数字曾接近6000万，但元朝的疆域广大，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比较价值。 第三周期跨近现代，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加上中国已卷入世界历史发展洪流，人口与其它方面的关系复杂，不容易确定一个不变的人口限量。但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感到人口压力的统治者，丰年粮食价格坚挺引起了他的警觉，经分析认为是人多的缘故。但歌舞升平的盛世使他产生了麻痹思想，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口与生产的关系。这个时候类似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在一些有远见的文人中产生了，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见，人口的增长与历史的周期性发展有某种关系。 气候的变迁也是值得注意的。每次动乱，北方游牧民族总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们多次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有两次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华大地。他们挥师南下的时候又都是气候最冷的时候。很可能，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温暖气候和相应的良好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而气候急剧转冷（气候常常是突变的），北方草场大面积沙化，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这些少数民族也许早就觊觎中原的青山绿水和发达的文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乱，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机，这时不南下，几时南下？于是，在最动乱又最寒冷的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动皮鞭，势如破竹地汹涌而来。中原的汉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赶过淮河、赶过长江，以至更远的地方。

中国历史的变迁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56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最早阶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开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2.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统一时期，秦朝和汉朝分别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和第二个大一统王朝，统一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3.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1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侵略，中国陆续分裂成为三国、六teen国、南北朝和隋朝分别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四、五个大一统王朝。4. 唐宋元明清时期（公元618年-1911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时期，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分别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六、七、八、九、十个大一统王朝，其中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5. 近代时期（1840年-1949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中国在此期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等事件，最终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富裕的城市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对种植中不使用农药或肥料的农产品越来越感兴趣。尤其随着疫情暴发，更是促使人们对 健康 食品的需求逐渐上升。目前中国有机产业仅释放了12%左右的产能

文|《 财经 》大势看 财经 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8月22日上午10点，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上地五彩城广场开始营业，农户在摊位上吆喝自家农产品，称不打农药、不施用化肥。绿叶菜上可见虫眼，韭菜香气浓郁，猪瘦肉间杂着雪花般的沉积脂肪，不少农产品价格比市场均价高一至两倍，仍然售卖火爆。“只有不吃化肥农药的农产品，才有真正的农产品本身的香味”。市集的一位工作人员对《 财经 》记者说。

“沃翠源”的农场在河北保定有100多亩地，摊主陈子彧告诉《 财经 》记者，他们根据作物和季节不同，使用大蒜汁、韭菜汁、辣椒水、烟叶水等替代农药，预防害虫。“有机的就是常吃它对身体好。”陈子彧举例说，农户在种西瓜时，会在根部放上两片药，一片防蝗虫，一片防病害，但西瓜在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吸收药物成分，对人体 健康 造成慢性伤害。

而有机农产品倾注了农民更多的心血。“不像现在大面积的农田，普遍的化学生物，没有感情。”几乎每天早晨，陈子彧都要去地里转一转，看看作物生长情况，是否可能产生病虫害，“就跟伺候月子差不多”。

食品安全问题曾不止一次搅动过 社会 的敏感神经。据了解，中国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一，2021年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为39.2%、39.8%，与发达国家50%至60%的利用率存在一定差距。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向《 财经 》记者介绍，以往的无公害农业仅指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绿色农业是减农药、减化肥，而有机农业则要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一切化肥与农药。

2005年4月，中国发布了首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将有机产品界定为“一种真正天然、无污染、优质、安全、营养的 健康 食品”。而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有机农业耕种国，国内的有机食品消费市场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机生活正成为一种主流的 健康 生活方式。有专家预测，有机食品是食品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 健康 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的上升，有机农业或成生态农业和农业污染治理的突破口。

中国有机农产品不贵

8月8日，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市的红星农场刚刚下过一场雨，雨中的黑土湿滑如油，金色的麦浪在风雨中沉寂，原定的小麦收割进程也中断了。作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旗下专门生产有机粮食的农场，红星农场从2003年起将开发较晚、无污染的黑土地用于有机种植，如今有机作物面积达4万亩、年总产能2.4万吨，被认定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此处土地完整、平坦，近半年时间被冰雪所覆盖，农场采用进口机械种植小麦、大豆、白菜、玉米等有机作物，期间不使用农药与化肥，兼用物理方式除虫。加工出有机面粉、有机挂面、有机黄豆酱、有机酸菜、有机杂粮等50多种产品被贴上“亲民食品”商标，运往全国各地的沃尔玛、山姆、物美、盒马鲜生等大型商超，其中部分产品也出口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红星农场依托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的集团化管理，引入耕作机器人等现代化机械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管理，近年来在发展有机食品产业方面进行了 探索 。

前不久，红星农场与薇娅团队进行了三次带货直播，累计销售有机饺子粉10万袋。今年上半年，亲民食品实现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比增长44%。然而，红星农场董事长姜耀辉却对《 财经 》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坚守有机农业种植加工17年，前15年一直亏损，近两年才刚有微利。2021年亲民食品一年营收7300万元，虽不算特别理想，但仍然坚守有机农业的实践。

“产品从出厂到一级经销商、二经销商，这几个环节价格可能相对已经够高了，但是最终没有让消费者享受实利，而且我们工厂也没有获得太多。”姜耀辉介绍，出于土地轮作的要求，当地必须种植大豆。大豆按照有机操作标准规范管理，每斤成本比普通大豆高出6毛钱，而农场缺乏大豆深加工条件，如果直接卖初级农产品，可能需要低于成本价进行销售，一吨亏1200元钱，一万吨就得亏1200万元。下一步如何切入大豆深加工，正是他们思考的重点。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21）》显示，2021年，中国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有机植物面积为410.8万公顷，新疆、黑龙江、内蒙古、辽宁、贵州分别名列前五。有机动物产品的总产量为279.68万吨，有机水产品的总产量为55.95万吨。但多位专家向《 财经 》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有机产品的销量仅为产量的一半。杜相革指出，国内有机产品有价无市、有机生产无法当有机卖，已成普遍现象。

按理，有机产品的定价高出普通农产品不少，生产者为何仍称赚钱难？《 财经 》记者在红星农场了解到，有机饺子粉三斤售价42元，市场上某知名品牌的饺子粉六斤售价45.5元，贵一倍；有机酸菜一斤装15元，淘宝上某销量过万的酸菜五斤才12.8元，贵五倍。辽宁一家民营酸菜厂的老总就曾问红星农场北京公司总经理李栋说，“我们的酸菜5元一包，你们得挣多少钱？”

然而，有机产品的内部成本十分高昂。李栋以红星农场的有机酸菜生产链条为例介绍：规模化的有机白菜种植基地、300人的人工除草团队、每年缴纳有机产品认证费用、2007年投资7000万元建造的酸菜厂、为实现有机加工而投入的技术研发，以及有机酸菜产品才盈利两三年的现实……实际上，少有企业能够像这家国企一样承担如此高额的长期投入。

虽然投入了更多资金与劳力，有机粮食的单位产量反而更低。李栋介绍，当地采取高度机械化作业管理与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但与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农田相比，红星农场各类有机作物的产量还是折半。杜相革认为，有机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低，市场购买力不足，生产成本只能转嫁到少量可出售的商品上，由此推动形成了市场高价。“比如有机苹果，可以卖20块钱一斤，但是能有多大比例能达到这样的品质？”

此外，在被第三方机构认证为有机产品前，农场需要渡过转换期，期间须完全按照有机标准进行管理，杜绝化肥与农药，但还不能采用“有机”“organic”等字样进行宣传。在中国，植物的转换期一般为2至3年，畜禽产品的转换期根据生命周期确定，如乳牛的转换期一般为6个月。这段时间，农产品难卖有机价，对后期价格也起到一定抬升作用。

如果对比国外，中国有机产品的价格是否偏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乔玉辉观察，在国外，有机食品的价格比普通食品价格一般高20%至30%，贵一倍已经较高，而中国有机粮食贵1至2倍、有机蔬菜贵3至10倍，差距明显更大。

但是，与学生们就北京周边有机产品价格做过调研后，乔玉辉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机产品的售价并不算高。“有机农业少用农药、保护了环境，维持了生物多样性，避免了后期环境治理成本，产生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乔玉辉向《 财经 》记者表示，国内普通农产品的定价未考虑环境的成本和收益，相较国外更为低廉，二者价差由此变大。

中国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需求日益上升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富裕的城市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对种植中不使用农药或肥料的定制化农产品越来越感兴趣。尤其疫情爆发更是促使人们对 健康 食品的需求上升。

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2021年创办了分享收获农场，目前在北京有300多亩有机基地，定期向1000多户家庭配送有机的菜蛋肉。据她观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孩子在0至18岁年龄段的家庭是中国有机产品的主力消费群体。而比起价格，生产者是否值得信任，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主要因素。

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与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显示，2021年全球有机农地面积超过7150 万公顷（包括处于转换期的土地），澳大利亚的有机农地面积最多，为3570万公顷，其次是阿根廷、中国。2021年全球有机农业农用占常规农业用地的平均数值为1.4%，而中国2021年占比为2.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对应的是，2021年全球有机食品和饮料的销售额超过950亿欧元，需求仍然集中在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士、瑞典等欧美国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21）》指出，2021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比例为45%。亚洲有机国际联盟主席周泽江曾介绍，截至2021年底，中国有机食品人均消费43元。可见，中国的有机消费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北京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罗发洪曾表示，中国有机产业仅释放了12%左右的产能，深层原因是生产过程不透明、上下游信任关系打通难。如何才能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构建起信任链接？《 财经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中国，对有机产品品质的确认，主要依靠国家认监委批准的有机认证机构进行第三方认证。而且，从严格意义而言，根据中国现行法规，只有通过此种方式进行认证的农产品才能被称作“有机产品”。

据了解，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建立于2005年。2004年以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对标国外的有机认证标准，陆续制定发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对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标志和销售以及管理体系做出了具体要求。2021年至2021年，中国先后修订了上述文件，并发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的有机产品认证与监管体系堪称“史上最严”。

诸如2021年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各项标准，对生产有机产品的土壤、水质、空气做出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有机农田需要和周边农田有相当程度的隔离，避免被飘散过来的农药所污染；土壤需要通过加入有机质、动物粪便等恢复其肥力，通过对植物进行轮作而非长期耕种单一作物，以保持其肥力的均衡。此外，第三方认证机构须对产品所有生产季（茬）进行现场检查。

国家认监委今年7月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有机认证共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等在内的23家认证机构。截至2021年底，中国境内共有12226家生产企业获得了中国标准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18955张。所有获得第三方认证的有机产品都拥有一一对应的17位“有机码”，可在国家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进行查询。

在此背景下，PGS 参与式保障体系在中国零星出现。这一模式由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根据拉丁美洲和欧美的有机实践提出并推广，在印度、巴西等国已被国家有机标准采纳，北京农夫市集自2021年设立至今一直采用。石嫣介绍，PGS体系重在实地调查，考察者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包括农资库、大棚、地块、有机肥等情况，都要详细观察和询问，考察中农友也可以相互学习。

不过，农业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哪种认证方式，要实现24小时监测实属困难。姜耀辉指出，有农场投机取巧，仅在农产品采收前7天或15天不打农药，实则是“结果有机”。含农药残留的豆粕等饲料流入养殖场后，导致肉类污染，最后可能出现各方推卸责任的局面。“我们要理解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他并不一定非得要一个有机的标签。”石嫣认为，生产者不必把“有机”概念拔得过高，消费者更注重是安全与信任，有机生产关键是要说到做到，尽可能完全透明生产过程。

对于确保消费信任，姜耀辉、李栋等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明确监管职责、避免“九龙治水”，食品监管、农业农村、环境生态、海关等部门应形成有效配合的有机监管机制，采取信息化手段建立农场的有机档案，掌握肥料、农药使用的计量与种类等情况，确保有据可查。

有机农业正在成为主流

“有机是按照人规定的标准去生产，还得是认证的，而认证本身是个生意。”张志敏是北京农夫集市的农户，从国际贸易转型务农已经23年。她创办的天福园在北京郊区有150亩地，如今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可观，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在她看来，“有机”只是这个时代显得“先进一点”的词语，自己做的不是有机农业，而是“中华农耕”。

实际上，有机农业的起源的确可以追溯至1909年的中国。彼时，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富兰克林·金游历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将对东亚三国农耕体系的考察，写成《四千年农夫》一书。书中认为，相较美国使用大量化学肥料、不到百年便穷尽地力，东亚农业食物取之于土，泄物（有机肥）还之于土，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形成了有机循环，使得地力常新。

“有机农业”的概念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实践起步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工业快速发展造成严重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更加受到重视，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以“一根萝卜的革命”掀起有机农业推广高潮，伴随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成立，有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的有机农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以出口为目标，将符合国外标准的有机大豆、茶叶、葵花籽、芸豆等出口至日本、欧盟及北美，直到2000年后，国内有机产品市场才开始启动。

如何理解当下的有机农业？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有何不同？

多位专家认为，有机农业是一种商品化的农业。杜相革指出，种子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中国农民用自留种播种，产量低下，而今的杂交种可以带来更高产量。此外，过去对病虫害听天由命，现在可使用天敌等生物农药，尽量减轻农业生产的损失。

石嫣认为，有机农业和以化肥、农药支撑的常规农业，在“西红柿什么时候打叉”等管理细节上也并无不同，差异主要在“世界观”层面。好比中医与西医之分，有机农业将植物、动物、土壤、环境视作一个整体，将植物生病与环境要素连接起来，将昆虫数量与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喷农药快速解决植物的病害。

“有机农业可以损失掉10%的产量，让虫子去吃，我得到90%，但是这个体系可以持续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如果把这些虫子杀死了，把虫子该吃的那10%也全部夺取了，最后整个生物链条断了，这个体系可能只能持续100年。”在石嫣看来，发展本地化的有机农场，理想的目标就是实现“生产者维护消费者的生命，消费者保障生产者的生活”。

目前，有机农业被中国农民与消费者接受的程度仍然有待提升。在石嫣看来，有机农业与其依靠监管，不如强调前端生产。有机农业的科普和推广目前主要依赖于第三方认证机构，而认证机构靠收认证费生存，可能会告知有机农业走捷径的方法，因而应当由某个国家有关部门牵头承担起有机农业的科普教育和推广工作，让更多从业者首先学习什么是有机农业。[1]

杜相革提到，农民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希望向土地索取产能，通过化肥、农药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诸如在北京，政府拿出财政资金补贴工厂培育瓢虫、赤眼蜂等天敌在农村灭害虫，但由于不如打农药来得迅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用下去。类似的还有土壤改良，如同中医调养一样见效慢，“你土不好，怎么能长出好庄稼，种出好品质来？”

但农业本身不挣钱，使用化肥农药颇属无奈。乔玉辉指出，发展有机农业，传统农民在技能、思维、销售渠道等方面很难融入。特别是农村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农民平均年龄55岁，“让他们怎么转变？

而若要靠消费拉动有机农业发展，目前销售的品类和渠道还有待丰富和完善。一方面，有机产品种类十分有限。杜相革介绍，大多数有机生产农户不具备深加工的能力，造成产品种类单一。石嫣表示，有机产品提倡按照季节时令吃本地蔬菜，农场提供的食物品种可能较少，配送时间有局限，同时还可能存在虫眼等问题，诸多因素都会促使消费者退出农场的有机产品订购。

另一方面，国内大型有机产品专业化超市、市场平台的数量仍然不足。乔玉辉指出，美国大型连锁超市WholeFoods销售的产品超过90%是有机产品，瑞士的Migros、Coop等零售商销售的产品百分之二三十为有机产品。中国近年来有机产品售卖的线上平台快速发展，但线下的专业化市场渠道仍然有待加强。

更大的挑战来自粮食安全。华盛顿州立大学作物与土壤科学系教授约翰 P.雷金纳德2021年发表在《Nature Plants》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有机农业的产量平均值比常规农业低8%至25%。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曾表示，“谁提议发展有机农业，就叫他先决定下哪5000万美国人要挨饿”，这种观点也反映了人们对有机农业的一种担忧。

不过，瑞士有机研究所研究员Adrian Muller发表的《有机农业可持续养活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文指出，中等气候影响下，减少50%的食物浪费以及50%的竞争食物的饲料，全球可以实现60%耕地的有机生产。此外，有机农业可以增加豆类作物弥补动物蛋白供应的减少，使人类膳食结构处于合理的状态。

202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举办的第二届生态大会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大量研究显示有机农业对环境和人类 健康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规模化推广。在未来，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趋势将如何？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有机农业虽然难以成为主流的农业模式，但有机农业的价值将更多体现为对整个农业体系的绿色发展起到引领带动作用，通过资源投入、水土光热配比、农业管理等改进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石嫣建议，要进行食物生产的真实成本测算，比如农业面源污染的后端治理投入应算入食物生产的成本中，进而测算如何补贴有机农业，大规模推广有机农业。杜相革具体认为，粮棉油等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品种应以常规农业为主，水果、蔬菜、茶叶、中药材等经济作物可因地制宜、多发展有机农业。现在中国有机农业的面积包括野生采集在内共4500万亩左右，今后可适当扩展至1亿亩。

多位专家提到，可参照日韩、德国的做法，通过补贴的方式优先向学校学生供给有机产品，在振兴国民体质的同时，为中国有机消费市场寻得一个突破口。同时，未来还要逐步建立有机食品全产业链与供应链，以及完备的产品追溯体系，建立起基于生态的消费信任。

严格意义上从来没有特别彻底的变革，只有相对较大的。如，商鞅变法，辛亥革命，三大改造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商鞅变法总的来说是比较彻底的，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虽然后来商鞅被害，但是其法则继续延行，可从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变革来看是比较罕见的。辛亥革命，史学家评论不一，其主要的是推翻了封建帝制，这也不得不说是革命者们的伟大功绩，虽说它没有深入农民阶级及国内工人阶级的人心，但是共和观念却使得 任何遗老遗少们无法撼动，所以即使后来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等丑剧，也只是短短时间。三大改造也不得不说一下，这也是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大改革，由于初期党认为中国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大陆进行了一次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全国国有化改造，这次大改造算是基本消灭了私有制，但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总是要受到惩罚的，58年大跃进及后来的3年自然灾害给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打击。人民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与其说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为了掩饰高层决策的失误，大陆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从来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这次改造终于背后来的11届3中全会给推翻了。78年低的这次会议给了这片古老的大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改革开放一直持续至今，并在今后要继续持续着。算算来说，这次改革开放也是在这些历史改革中的佼佼者，可以算得上为最大的改革，但，目前还不彻底，因为其中原因一言难尽，会牵扯到当局。否则，腾讯会把这个问题给当作敏感问题给屏蔽
采纳哦

这次改革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用它的意义来答。我这里一详细就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