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1、废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2、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
　　3、除旧布新
　　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4、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5、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6、引领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更正一下，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没到两亿，明末时期是六千万，康熙末年才八千万，乾隆初期过亿，乾隆末年才过两亿。
首先从战斗素质来说，汉族人从宋朝以后尚武之风渐失，因为宋朝重文轻武，“好男不当兵”这句话就是从宋朝才有的，大家看水浒传里林冲都让人欺负成什么样儿了？元朝害怕汉人造反，严格控制民间武装，菜刀都是几家合用一把，宋元两代几百年下来，到了明朝，汉族人的战斗力就更加不堪了。
而反观满族人，其实应该叫女真人，早在宋辽时期，辽国人就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一直控制女真人的人口数量，因为女真人长年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渔猎为生，“上山如猿，下水如獭”，骑马射箭功夫不输蒙古人，特别是明朝后期努尔哈赤这一支，不但有女真人的血统，更加混杂了西伯利亚荒原上通古斯人的血统，战斗力更强，如果不是人数太少，袁崇焕根本挡不住，明末满洲人一入关，那真是龙入大海虎入羊群，汉族人根本不是对手。
前面说的是冷兵器时代，使用武器的能力决定了战斗力的高低，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日本人再厉害，枪子儿打上也是一个眼儿，就算中国人打枪没有日本兵准，那还有人数优势在，战斗素质的差距被武器中和了，再加上中国巨大的战略纵深，拖也能拖死日本人。

明朝注重的是科技，人多是好，人在多科技好了人多了也没用，你看日本人打朝鲜不是一样被明军的大炮打的溃不成军，就连日本人称打不死的鬼岛津都很害怕，要不是明军的大炮卡壳，丰臣秀吉又会少一员大将，要不是明朝大将邓子龙放走了努尔哈赤，大清会有那么强大

和日本打的时候，我们有陆亿人了。而且明朝的时候通讯不便，人民消息闭塞，不能集聚力量来反抗。抗日的时候已经有了电台和广播

因为跟日本打了太久，才导致后来打不过满族
当时中日都消耗了大量国力

必要性：
满洲清国占领中国后，把中国由最先进，最开放，最发达的文明国家，变为非常落后，非常黑暗，非常封闭的办野蛮国家。中国已经被满洲人亡国了，中国人都被满洲人经过200多年的杀戮和文字狱，改造称标准的奴才，奴性已经进入骨髓。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就继续被满洲清国统治，甚至被满洲清国和其他国家共同统治，中国人成为双重的亡国奴。中国那时候就真的用无出头之日了，甚至要有灭种的危险。
因此，必须推翻满洲清国的野蛮统治，恢复中华的文明。
正义性：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统治中国。
满洲人是中国以外的蛮夷，他们统治中国即不合理，也不合法。他们只能用野蛮落后的手段统治文明的中国人，文明的中国人被他们统治得也变成了半野蛮人。因此，推翻满洲清国的野蛮统治，恢复中华文明是正义的。
进步性：
野蛮的满洲清国为了统治文明的中国人，不得不消灭大部分中国文明，使得中国降到满洲人的水平，中国文明因此被大规模毁灭。满洲人禁止中国人继续开拓文明，中国人因此不得不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才能发展。中国推翻满洲清国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在短短的30多年，赶上了西方300年的发展速度。例如，在西方发明飞机后的几年，中国就能自己生产飞机了。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辛亥革命是进步的。
回答 卡丁之神 的问题。
1，中国什么时候是封建制度，什么时候不是封建制度，这在中国历史学界，根本没有定论。很多人认为，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时期，就没有了。连明朝是不是“封建制度”都没有公认，更何况“中国封建制度由盛转衰从明朝就开始”了。
明朝，尤其是明朝晚期，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公认的。满洲清国入侵中国明朝后，中国才开始衰落，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
2，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满洲人都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只有解放后，我党为了安抚满洲人，不让他们闹事，才含糊的说，凡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连欧洲的俄罗斯族都是了，这简直成了笑话。事实上，按照中国人5000年传统观念，中华就是汉族，是跟四方的蛮夷对立的。满洲人属于蛮夷，根本不是中华。
辛亥革命是明确的反满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翻满洲人、把满洲人赶走。同盟国的最高纲领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再也明显不过的表明，赶走满洲人，恢复中国人的文明，是辛亥革命的根本目的。“五族共和”是满洲清国抵抗不住民国的进攻后，抛出的糖衣炮弹，只有满洲清国和北洋政府才讨论过“五族共和”。孙中山在很多次公开演讲中，都没有谈到“五族共和”，反而多次强调汉族的重要性。例如，在《三 民主义》讲座中，他说：“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关于“康乾盛世”。这完全是吹出来的。康熙末期，是满洲清国最强大的时候，但那时候，人民的财富，也就是人均GDP，连明朝灭亡之前那几十年都达不到。也好意思说是盛事？
3，人类的进步性，当然是文明的进步性，难道还是杀人手段的进步性？满洲清国占领中国后，中国文明各个方面都在开倒车，以至于在短短的200年间，完全被欧洲赶超。这是最大的退步。
卡丁之神说满洲人象中国人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这完全是不懂历史，自己编造。任何了解满洲清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满洲人全民皆兵，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他们的所有生活来源，都依靠到中国去抢劫以及靠掠夺来的中国人当奴隶来剥削！他们在崇祯年间多次到河北山东抢劫，最大的一次竟然掠夺了40多万人民和无数财产，在济南一城就杀了17万中国人。满洲人占领中国后，更是跟生产没有任何关系，满洲清国规定，凡事清国的国人（满洲人）在8岁后，都有俸禄，再也不用为生计操心。中国人的民脂民膏供养了他们200多年，以至于辛亥革命后，满洲人失去了每个月的俸禄都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卡丁之神又说，满洲清国效仿中国的六部内阁制度。这更是不对。稍微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明朝的权利机关是内阁，而满洲清国的权利机关是军机处而非内阁，更不是六部。为什么？因为满洲人统治中国是不合法的，是非正义的。因此，必须时刻靠武力镇压中国人的“反清复明”的起义。所以武力是满洲清国的根本。这完全不是明朝的制度。况且，日本也有内阁，而且日本的内阁也是日本的最高权利机关。难道日本就有理由侵略中国了？日本就能当中华民族了？
卡丁之神问“少数满族人达到中国文明容易还是消灭根深蒂固的中国文明容易？”。非常遗憾的回答你，满洲人基本毁灭了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什么？是“华”“夏”。中国有衣冠之美，故称华，中国有礼仪之盛，故称夏。因此，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因此被成为衣冠之国，礼仪之邦。然而，这两个都被满洲人消灭。满洲甚至把他们萨满教的跳大伸当作他们的礼仪。（参见《清史稿◎满洲跳神》）弄得中国到现在根本没有衣冠礼仪。“唐装”是什么？是满洲人的服饰。我们可以从现在满大街的旗袍马褂，以及电视里满天飞的大辫子看看，到底是满洲人文明了，还是我们的中华文明被毁灭了。

楼上答的不大准确：
1.中国封建制度由盛转衰从明朝就开始了，这是历史学公认的。我认为对于必要性来说，摆脱野蛮走向文明是其次，[主要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且清政府“立宪”缺乏诚意，]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但它的初衷是“救国”“富强”，这从孙中山后来提出要让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可以看出。
2.满族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孙中山一直推行“五族共和”的民族和解政策，辛亥革命之正义性并不在于满族人统治不合法不合理，何况，他们也创造了辉煌的“康乾盛世”，[正义性主要是晚清政府卖国求荣，软弱无能，对内镇压百姓剥削民众，而辛亥革命是提倡“民权”，实行三民主义]
3.进步性也不是主要体现在文明进步上，满洲人起初也是向中原汉族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他们入关后也效仿了明朝的六部内阁制度，并不是说他们故意消灭中国文明，试问少数满族人达到中国文明容易还是消灭根深蒂固的中国文明容易？只是落后的闭关锁国制度使中国落后于西方。[辛亥革命的进步性体现在：一、以往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等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基本上都是由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领导的，具有局限性，戊戌变法虽由进步的资产阶级领导，但缺乏革命政党。辛亥革命有革命政党（同盟会等）有先进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有明确的建国纲领（《三民主义》），所以说它是先进的。]

(1)物质和阶级基础：20世纪初，民主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提供了民主革命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
(2)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辛亥革命爆发作了舆论准备。
(3)组织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为辛亥革命爆发作了组织准备。
(4)群众基础：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和各地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收回利权运动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