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朱元璋时期，当时的朱元璋实行了卫所制度，就是如果一个人选择做军户的话，那么他的后代也将是军户，而且当时如果选择当兵的话那么国家就会分配50亩农田和耕牛等工具，等收成后军士可以自己留12石自己用，剩下的上交到卫所，作为战争所用，但到了崇祯时期，我们要知晓崇祯之前的皇帝可谓是战争不断，一方面是军士没啥时间劳作，另一方面则是贪官很多，属于军士的田地都被豪绅或者是宦官所占了，以至于最后没有发军饷。

明王朝建立时期当时往往也是受到周边异族的侵扰，因此往往也是需要在边境布防诸多的将士，但对于当时的明王朝来说是很难承受得住的，因此卫所制就在此背景下推出来了，为了军士有军饷，因此每位军士都会分地分牛，除了自身的所需之外其余都上交存做战争时期所用，虽然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但他却没有想到的一点则是人心了。

我们要知晓当时朱元璋建立卫所制度，更多的则是与北方民族做斗争，因此一方面则是随着明军的战斗力下降，北方的许多土地被异族最占据了，所以农耕的土地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则是被豪绅与宦官所占领，人都是会有贪心的，因此当时的很多官员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就占据了军士们的土地，使得当时的农民土地越来越少，上交的份额越来越多，以至于民不聊生，所以纷纷起义。

土地被占据不仅仅是让明朝时期发不出军饷，更多的则是使得很多的百姓自己都活不下去，所以才纷纷起义，使得在崇祯时期整个明王朝陷入了纷乱中，最后灭亡。

在我看来，崇祯皇帝之所以不去招安李自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李自成并不想效忠于明朝，第二个原因是崇祯皇帝给不出李自成要的条件。下面，我就这个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1、李自成自由散漫惯了，并不想归顺朝廷。

其实崇祯皇帝并不是没有想过招安李自成，在很早之前崇祯就向李自成提出过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李自成叫崇祯皇帝给他一个西北王当当，他能够帮助崇祯皇帝扫除战乱。但是李自成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跪皇帝。崇祯皇帝是一个小气的人，他根本不能够接受李自成这个要求。因此，李自成和崇祯皇帝两个人不欢而散。崇祯皇帝之后也就没有了想要招安李自成的想法。

2、崇祯皇帝没有钱来招安李自成。

在明朝末期，国库其实已经很空虚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根本拿不出让李自成满意的条件。并且打仗是极其消耗财富的一件事情，没有钱，根本就无法打仗，更不要提雇佣别人给自己打仗了。崇祯皇帝穷到什么地步呢？说不定，李自成这个白手起家的人都比他富有。那么李自成怎么可能去帮助崇祯皇帝打仗呢？

综上所述，李自成根本就不可能投靠崇祯皇帝，李自成巴不得崇祯皇帝早点去世，那么李自成就能够早日用自己的势力去做出一番事业。因此，崇祯皇帝不是不想招安李自成，而是没有条件去招安李自成。

周文郁，是明朝崇祯时期辽东前线的一个武将，曾经在孙承宗、袁崇焕等名将手下效力多年，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间的很多关键战事。周文郁不仅武勇过人，且文采斐然，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边事小纪》，记述了自己的一生征战生涯和耳闻目睹的重大史事，历来被后世视为研究明清战史的第一手史料。书中记述了崇祯三年的一次小规模战斗，这次战斗少有人知，但却对当时的明清战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战斗是“两灰口之战”。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明朝武将刘兴祚，带着一支百余人的骑兵小队，在永平城外的山区两灰口一带，“陡遇贼数千骑，”突然遭遇清军数千骑兵。刘兴祚率部拼死力战，但因为众寡悬殊，明军很快伤亡殆尽。刘兴祚浴血奋战且战且退，因战马受伤逃逸，被清军团团包围。刘兴祚仍不肯屈服，“箭衣力战，自卯至申，杀贼无算”，最后被清军乱箭射死。

两灰口之战，看似明朝只损失了一个武将和百十人的小部队，但却使得明朝武备实力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创。因为战死的刘兴祚，虽然知名度不高，但他是当时明清战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史记》记载，楚汉相争时，项羽派说客武涉劝降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这句话用在刘兴祚身上也是差相仿佛。

这要从刘兴祚的出身说起。刘兴祚，原是明朝关外开原人，自幼生长于明清战争最激烈的辽东第一线。万历三十三年，刘兴祚弃明归清，成为努尔哈赤手下一个士兵。至于刘兴祚归清的详情，明清双方史料各执一词，明朝史料《边事小纪》、《天香阁集》都记载，刘兴祚是在后金军进犯明朝时被掳掠而去，但清朝史料《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却记载，刘兴祚是主动前去投奔。但刘兴祚出身明朝人的身份是确切无疑的。

刘兴祚归清后，因其通晓文墨，且有胆有识，努尔哈赤正在崛起阶段，东征西讨战事频仍，正在用人之际，刘兴祚凭借自己的才能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日益受到努尔哈赤的重视。万历四十六年，升任后金备御，天启元年四月升任参将，当年八月又在对明朝战争中立下大功，升任副将，独当一面，负责辽东四城金州、盖州、海州、复州的防务，跻身于后金重要武将之列。此时的刘兴祚已被努尔哈赤视为心腹干将。为了笼络刘兴祚，努尔哈赤丝毫不顾虑刘兴祚“非我族类”的身份，亲自做主，把自己孙子萨哈廉的乳母之女许配给他，从此刘兴祚也俨然成为半个“皇亲国戚”。《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甚至曾经当众把自己的貂裘赠给刘兴祚，以示器重关爱。

然而让努尔哈赤始料未及的是，刘兴祚的内心正在经历着一场难以排解的纠结矛盾。随着年龄增长，刘兴祚对故国明朝的思念之心日甚一日，对八旗军对明朝军民烧杀掳掠暴行日益反感。由于相关史料缺失，谁也无法准确获知，刘兴祚思想为何突然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早在天启元年年末开始，刘兴祚已经暗中开始了叛清降明的准备活动。他多次故意拖延努尔哈赤下达的征收粮草税银的任务，有意阻挠干扰清朝军事行动，《边事小纪》记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他甚至利用自己身为后金高级将领的机会，获取后金军情机密，暗中与明朝边将传递消息。《崇祯长编》就记载，“大清两次入关，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简直成了明朝在清朝的大卧底。

崇祯元年九月，刘兴祚孤注一掷，抛家弃子，孤身叛逃明朝，正式回归到他梦寐以求的祖国怀抱中。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最先意识到刘兴祚的重要价值，他对刘兴祚的归来极为兴奋，于崇祯二年上书崇祯，极力强调刘兴祚的忠诚可靠，与其可利用价值。

袁崇焕无愧于一代名将，慧眼识人。刘兴祚身为清朝高级武将，深受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厚爱重用，却叛清降明，使得清朝对他恼怒万分，恨之入骨，换而言之，刘兴祚从此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他的忠诚度毋庸置疑。刘兴祚担任清朝高层将领多年，长期参与清朝高层决策，对清朝军国大事内幕知之甚详，对八旗兵的布防配置、惯用战术、强项和缺陷都了如指掌，能为明朝提供对清朝作战至关重要的决策参考，使得明朝从此知己知彼。

更为关键的是，刘兴祚本人就是一员虎将，剽悍善战，勇武绝伦，足智多谋，在当时明军武将序列中是一员难得的将才。《边事小纪》记载，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兴祚接受明朝经略孙承宗派遣，参加永平保卫战。刘兴祚只带八百骑兵，乔装改扮成清军队伍，打着清军旗号，在青山营冒儿头对清军大营发起突袭，“当阵斩获五百九十二级，马骡称是。贼尽弃所掠妇女辎重而去”，小试牛刀，大获全胜。

看似战果不算很大，才斩杀五百多清军，但意义非凡。须知明清开战以来，自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辽东战场全面转入守势，明清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巨大差异，使得明朝一方只能依托城防凭坚固守，很少敢与清军硬碰硬野战交锋，只要野战对敌，明军几乎必败无疑，单次作战斩杀清军数目，往往少得可怜。《明季北略》记载，明朝总兵贺世贤，在一次战斗中仅仅“斩一级、获一盔、夺四鞑马，而遂诵功于部院”，就堂而皇之向兵部报功，让人啼笑皆非。刘兴祚不仅敢于出动出击，并且一次斩获五百多首级，可谓空前绝后。他的勇气和战斗力，在当时明朝武将中绝无仅有，堪称崇祯手下的“王牌”战将。

当时即使是孙承宗这样公认的名将，也只能采用“筑城退敌”的笨办法，在辽东前线修筑一座座星罗棋布的城池，作为明军防守据点，即所谓关宁防线，靠这种办法蚕食敌境，“恢复失地”。这种战术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成本实在太高。《崇祯长编》记载，孙承宗仅在天启年间，就在关外新修筑“四十七城堡”和小型堡垒敌台一百二十六座，每修筑一座城池堡垒都耗资不菲，每新增一座城堡都要新增一批守军，筑城数量和兵员数量激增，导致军费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书朝廷，对孙承宗这种“奢侈靡费”的战略痛加批驳，他算了一笔账，仅仅在辽东、登莱前线，一年要消耗军费五百二十万两。而明朝边防九边重镇，此前一年才合计消耗军费三百四十多万两，如今辽东一镇一年就消耗五百多万两白银，《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天启年间整个明朝一年正项财政收入“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明朝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辽东一地之军需，仅仅辽东军费一项足以让明朝经济崩溃。方有度指出，长此以往，即使“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即使清军不来进攻，明朝也要因此民穷财尽，彻底“破产”。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攻防两种手段缺一不可。即使明朝能够承受“筑城退敌”的高昂费用，明朝长期单一依靠凭借坚城防守，进攻端却极度软弱无力，很少敢主动出兵，与凶悍的八旗兵进行硬碰硬的会战，也就无法大量杀伤清军有生力量，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想赢得明清战争胜利，近乎天方夜谭。而刘兴祚的加入，则可以瞬间加强明朝进攻端力量，有望彻底扭转这种只守不攻的被动局面。如前所述，刘兴祚在清军中混迹十几年，本人骁勇善战，又熟谙清军打法和弱项，他只带八百人，就敢直接挑战精锐的八旗兵，光天化日冲进清军大营，打得八旗兵伤亡惨重大败而逃，在之前的明清战事中绝无仅有，其战斗力之强足以让当时所有明军武将汗颜。

明朝学者谈迁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国榷》中设想，假若崇祯能“假兴祚为锋，潜出万骑，逾辽河掩其后”，让刘兴祚带领上万精兵，深入清朝境内进行一次大规模反击战，“利则进，否则疾返，虽未即胜，令建虏知我不测，将来未敢轻目我也。”谈迁所说可谓真知灼见。以崇祯初年的明朝实际情况，国内农民起义还未成气候，明朝完全有可能抽调一批精兵强将由刘兴祚指挥，发动对清朝反击。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崇祯如果对刘兴祚善加利用，委以重任授以重兵，刘兴祚就会成为明朝进攻端的一把尖刀，明朝就能实现攻防两手硬的最佳状态，明清战局有望从此大为改观。清朝综合国力远不如明朝，所倚靠者无非是八旗兵强悍的战斗力，明朝有了刘兴祚这员悍将，就能从攻防两端全面遏制清朝，逐渐夺取战场主动权，指日可待。

遗憾的是，刘兴祚壮志未酬身先死，让明朝扭转败局的最后一个希望就此泯灭。刘兴祚之死，可以说死的很冤枉，死的很不值得。他是被明朝军队中一个沿袭已久的残忍陋习害死的。明军中不知何时起形成一项制度，每次战后，将士们把割取的敌军首级带回，送交上司过数，作为战绩军功的考量依据。你说你打了胜仗，一仗消灭多少多少敌军，口说无凭，把敌军首级拿来。

这种残忍陋习，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将士虚报军功战绩，但其弊端却更多，明军往往因此吃大亏。一代名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就指出，明军每当临阵大战之时，“杀倒一贼，三、五十人互相争夺，却将败贼忘了追杀”，激战正酣时，几十个人去抢一个敌军首级，白白放跑很多敌军，甚至在争抢首级时，敌军大队乘机反扑，明军反而大败。《建州闻见录》记载，明清萨尔浒大战时，西路军刘铤所部以清军交战，本来已经胜券在握，“胡兵几不能挡”，明军只要乘机穷追猛打就可取胜，但明军却突然不打了，“争割首级，无意力战。”“故以致败覆。”

刘兴祚也是吃了这个陋习的大亏。刘兴祚原本是清朝武将，清军并没有以首级记功的习惯。但他降明后，只得入乡随俗。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九的青山营冒儿头之战中，刘兴祚斩获清军首级五百九十二个。这些首级按照惯例，应该送到永平城由上司登记。崇祯三年正月初三，刘兴祚“押解金人首级，赴永平报验”，结果在两灰口遭遇清兵，壮烈殉国。设若明军中没有这项残忍的首级记功的陋习，刘兴祚也就不会有这次永平之行和两灰口遭遇战。只要这个重要人物不死，明朝对清战争大有可为。然而也许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明朝气数已尽。随着刘兴祚的死，明朝扭转明清战局的最后希望破灭，崇祯败局已定，永远失去了战胜清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