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明亡在崇祯期间,为何史学家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呢?为何史学家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呢?明朝确实是亡在了崇祯帝...
明朝明明亡在崇祯期间,为何史学家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呢?
为何史学家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呢?明朝确实是亡在了崇祯帝的手中,但是崇祯帝上台之后,勤勤恳恳不敢丝毫怠慢国事,而万历帝继位之后,不仅28年不上朝,而且没事还喜欢藏些私房银子,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私库创收,大明的腐败的恶化,也有着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史学家们都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
万历帝继位的时候只有10岁,当时他命比较好,有个能臣辅政,便是张居正,张居正主政期间虽然得罪了不少明朝的权贵,但是却将明朝治理的很好,他实行了一系列变法,不仅给万历帝留下了颇丰的家底,而且还让万历帝的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就连万历帝的朝堂也焕然一新,可惜张居正后来病逝之后,万历帝多年来在张居正的压力下成长,一瞬间便爆发出他的不满与愤怒,于是他上台之后,但凡与张居正有关之人不用,当然万历帝刚刚亲政的时候也是一个勤勉的好帝王,所以张居正的成果在万历帝早期十年中被成功地保留了下来。
可是后来因为涉及到万历帝国本立嗣问题,万历帝与大臣们怄气,居然28年不上朝,当然明朝的内阁制度帝王不上朝,国家照样也可以转,但是万历帝不上朝了,总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吧,于是他开始积攒私房钱了,他为了可以创收,当时将天下的矿业开采权全部帝王私有化,并且派太监驻守各地的矿业,将收入纳为己有,这还不够,后来他还要求官员给他上孝敬银子,按照银子的多少作为考核臣子一年表现的标准,明朝官员的俸禄原本就不高,为了让自己的可以在帝王面前政绩好点,自然只能剥削老百姓了。
比起万历帝崇祯帝只能怪自己太倒霉,他那么勤勉工作,还是没有挽回大明的灭亡,但是说到亡大明的根本其实还是在万历朝。
大明朝的万历帝可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因为立太子的问题,跟群臣怄气便30多年不上朝。并且他还是中国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藏私房钱的君王。
万历帝对私房钱的渴望远远大于对朝政的兴趣。虽然他贵为一国之君,这全天下的钱财都是他的,但是,财政收入一般都是要入国库的,当然作为君主的万历帝自然不会生活拮据,但是当时万历帝想要随便擅自打开国库自己使用,也是需要跟群臣商量。所以索性这位君王就自己藏起了私房钱。他的私房钱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在明朝大肆垄断矿业开采,他将所有收入纳为自己的私房钱,第二个渠道便是根据各个官员孝敬自己的银子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万历帝当时这两个方向倒是让他的私库私房钱日益充盈,但是却苦了当时的百姓。矿业在万历帝的时期达到了顶峰,很多平民参与其中但是待遇不是很好。官员们为了表现自己当然要多孝敬银子给万历帝,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官员便加重赋税,百姓的日子便苦不堪言,朝堂之上更是贪污腐败盛行。
还有就是万历帝的国本问题,30年不上朝的万历帝最终没能改立太子。就是因为他宠幸的郑贵妃有可能主导了明宫三大悬案。所以朱常洛继位仅仅一个月就暴毙了。但是郑贵妃的儿子还是没能坐上帝位。这个时候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便继位了,也就是后来的只会做木匠的明熹宗,明熹宗在位期间宠幸宦官并且朝堂之上还有党争,这也给了腐朽的大明朝最致命的一击。所以说因为有了万历帝玩命的折腾,所以“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
古代国家其实和现代国家一样,如果长期入不敷出,国家就会破产,灭亡。
明朝在万历时,经济的总崩溃已经无法逆转了。
简单的说,国家没钱,而从大地主手里完全收不到钱,便只能去压迫百姓。最后李自成们只能反了。同时辽东前线的将士又领不到生活费。
明亡在崇祯,为何史学家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
崇祯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君王,他也成为了大明王和亡国之君,但是真正埋葬大明王朝的时代却是在万历时期。崇祯只不过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接过了这个烫手山竽,他已经无力改变大明王朝灭亡的事实,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延续大明王朝的寿命,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明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崇祯只能成为大明王朝灭亡的牺牲品和陪葬品,“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这句话也揭露了大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万历时期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万历执政的前期在张居正的看护之下还算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君王,张居正作为先帝留下的辅政大臣,他掌控着朝中局势,掌控着万利生活工作,不仅仅是万历的臣子更像是万历的父亲,而且是一个极其严厉的父亲,在张居正的看护之下,万历想做一个名垂千古的君王。大明王朝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历史,这个过程积累了很多的弊病,万历年代急需一个人物站出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除朝廷疑难杂症。
张居正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始医治这个国家的疑难杂症。但是张居正的寿命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持续的改革动力,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所有的改革都被抹杀。而亲自抹杀张居正改革措施的就是万历,张居正给万历带来了很大的生活阴影,他早就想逃出张居正的约束,万历真正掌权之后开始对张居正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要抹杀张居正的历史存在,他要抹杀张居正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痕迹。
而这一切仅仅是万历疯狂行为的开始。万历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长达二十年不上朝,以后很多的君王都效仿他的行为,大明王朝从这一刻彻底失去了希望。
大明亡国,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张居正,为何这样说?
他们认为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奶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库空虚的问题,不过也给大明江山社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最终在崇祯时期被引爆,炸的大明粉身碎骨。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认为明朝不是亡在崇祯手里。因为相比于崇祯之前的君王,他可以说是一位明君。既然不是崇祯背锅,那总得有一位君王扛起责任。所以就有了现在流行的“明朝亡于万历”、“明朝亡于天启”等说法,近年来又有“明朝时亡于张居正”的说法。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断章取义,从片面彻底否定张居正改革的所有积极意义。
明朝张居正被誉为千古一相,是明清时期公认的最有才能的宰相。面对万历年间明朝腐朽的现状,张居正推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条鞭法”,张居正规定大明王朝所有的赋税都要折合成白银上缴到国库。也就是说,以往的农业、商业税收全部以白银结算,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拿粮食、布匹当作税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国库空虚的尴尬局面,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那么就会给明朝注入强心剂,让它重新焕发生机。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在里面“动手动脚”。由于是以白银结算,而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货币多以铜钱为主,经常需要兑换白银,这时候就有一部分得到官员支持的黑市从中谋利。再加上不富庶的地方靠种田没有能力兑换白银,所以他们只能抛弃种田,另寻出路。这样看来,张居正的改革不但没有减轻百姓负担,还导致一部分农民改投它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为崇祯时期没有粮食的局面奠定了坏的基础。
不过张居正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出了问题。如果给张巨正充足时间,那么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不过很可惜,这种被迫造成缺粮食的局面没有解决,到了崇祯时期,缺粮问题的爆发直接导致明朝政权的灭亡。
明实亡于万历还是崇祯?
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国行政陷于长期瘫痪。万历皇帝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1620)逝世。《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麽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家庭
妻
孝端显皇后王氏
昭妃刘氏
孝靖皇后王氏,光宗朱常洛生母。
恭恪皇贵妃郑氏
端妃周氏
贵妃李氏
兄弟
宪怀太子朱翊釴
靖悼王朱翊铃
潞简王朱翊镠
子女
子
光宗,母孝靖皇后王氏
邠哀王朱常溆,生母无考
福恭王朱常洵,母恭恪皇贵妃郑氏
沅怀王朱常治,母恭恪皇贵妃郑氏
瑞王朱常浩,母端妃周氏
惠王朱常润,母贵妃李氏
桂端王朱常瀛,母贵妃李氏
永思王朱常溥,生母无考
女
荣昌公主,万历二十四年下嫁杨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寿宁公主,二十七年下嫁冉兴让。
静乐、云和、云梦、灵丘、仙居、泰顺、香山、天台八位公主,皆早逝,追册。
参考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明神宗,名朱翊钧。明嘉靖帝之孙,隆庆帝第三子,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庙号神宗,所以历史上称为明神宗,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皇帝。�
明神宗在位48年,在明王朝276年的历史中,明神宗一朝就约占五分之一的时间,也就是从1572年明神宗即位到1620年病死。这一时期正是整个世界处于大变动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开始没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即将诞生。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发展到了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明神宗一生的政治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明神宗统治前期,是他承业治国的辉煌时期,此时他能以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还是勤于朝政的。自从明神宗万历20年(1592年)开始,明神宗几乎全面停止了视朝,不理朝政了,这期间,他身居大内,贪图酒色,不事祭祀,不御朝讲,不见群臣,不批奏章,完全不治国政了。�
公元1563年(嘉靖四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有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所以直到5岁时,朱翊钧才有了这个名字。�
嘉靖皇帝晚年更加多疑,他怕裕王朱载垕威胁他的皇位,连过年过节都不准裕王去看他,更不用说平常问安了,这种不正常的父子关系给裕王的精神上带来很大不安,但是,朱载垕知道,中国传统的父死子继的法规是不能变的,也正是这一点支持着他,给他希望和安慰,让他安静地等待时机,因为嘉靖皇帝此时只有他这一个继承人了。如其所愿,1566年,嘉靖皇帝病逝,临终遗言和第一条就是让裕王朱载垕继位。同年,朱载垕即皇帝位,是为穆宗。这一巨变,也彻底改变了的朱翊钧的命运。原来,人人畏惧,无人敢谈的名字,如今得到的是一片赞颂。确实,朱翊钧也令他的父皇喜欢。1568年(隆庆二年),朱翊钧被立为太子,那时他刚刚6岁。有一天,父亲朱载垕在宫中驰马,跑得很快,朱翊钧对父亲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小心点,别摔着。”穆宗皇帝听了,高兴地跳下马来,把他抱在怀里,并给予赏赐。陈皇后有病另居别宫,朱翊钧每天都随母亲李氏去探望,陈皇后听到他的脚步就非常喜欢他,总是勉强爬起来出门迎接。皇后拿来经书考问他,朱翊钧总是对答如流,李氏也很高兴。由于他的关系,两宫相处十分融洽和睦。�
朱翊钧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正是他继位之初能勤政原因。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后,穆宗皇帝便任命张居正为太子太傅。每当太子读书,阁臣和太子太师都尽心辅导。朱翊钧的母亲李氏,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要长时间罚跪。即使朱翊钧做了皇帝以后,她也不放松。正是由于太子太师等臣的尽心辅导,李氏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努力,朱翊钧的学业进步很快,学习了不少治国治民的本领。然而正当朱翊钧一心一意用功学习的时候,他的父亲穆宗皇帝却因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开始不思图治,追求享乐生活了。他把国家大事全部推给张居正,自己却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后宫,任情纵欲,寻欢作乐。由于纵欲过渡,身体越来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仍然纵情色欲,不听臣下劝谏。后来朱翊钧长大后和其父一样贪酒好色,真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公元1572年,穆宗皇帝病死,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史称明神宗。明神宗继位后,内廷听从两宫皇太后的,外廷之事则全部由张居正处理。�
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有两条千古不变的原则:一是世袭制;二是终身制。皇帝在位时间的长短,并不取决于其人的才能、品德,功过治世明暗,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生命的长短。朱翊钧就是由于这些原因成为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颇长的皇帝。�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明神宗朱翊钧才真正自己掌握实际权力。1583年(万历十一年),明神宗21岁,第一次以“偶有患病”为由,传令暂免朝讲数日。自此以后,他不断以有病为由,停止视朝和讲读。皇帝耽于酒色,必然耗精力,伤身体,朱翊钧便小病大养起来。十二月,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发生了火灾,人们有所议论。礼科给事中万象春,上书陈言二事:一曰:“当今急务,无如保圣躬”;二曰:“节财用”(《明神宗实录》卷145),实质是请皇帝慎重起居饮食,节制色欲,不要以一时之快意,损伤龙体,糜费钱财。吏科给事中邹元标,也以慈宁宫火灾、皇上留心声色之娱,奏陈六事,其中包括“保圣躬”,“节财用”这两条。明神宗朱翊钧看罢奏疏,非常恼火。压下三日未作处理,值此之时,湖广道御史范儁以宫中火灾又出来进言十事,其中仍然包括廷臣的热门话题“防色欲”。这下更惹火了朱翊钧。下诏处罚邹元标、范儁,也不听其它大臣的讲情,然而当天夜里雷雨交加,狂风大作,第二天,朝门外面积水至深3尺多,明神宗以为上天给警示,怒气渐消,令范儁削职为民,免予廷杖,把邹元标贬出朝廷。此后又有礼部主事卢洪春上书奏事,这一下神宗真的暴跳如雷,下令重打60棍,革了职,永不续用才算了事。�
自从张居正死后,被张居正压抑的反对派,开始重新抬头,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针对新法的一些弊病,提出了弹劾。明神宗也觉自己受压制这许多年,如今才算“独为乾纲”,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虽然谕告里没有提张居正的名字,实质上暗示对张居正的否定,这就使反对派纷纷跑出来,群起而攻之。张居正去世两年后,明神宗抄没张居正的家产,把他的子弟发配到边远地区。�
明神宗看到从张居正家里抄来的的大量金银,财物,想到自己年节给宫女的的赏赐是多么寒酸,更增加了对张居正的反感。他把从张居正家里抄没来的珠玉首饰,分赏给后妃和宫嫔。这些女人打扮起来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彩,也都特别的高兴。明神宗看到这一切,忽然有一个想法:这些珠玉虽然不能吃穿,却能让他心爱的女人高兴,因此这想法便成为他后来横征暴敛的思想基础。�
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明神宗加紧修建寿宫,他令取出太仓库银二十万两,作为赏赐之用。回宫后,另外又赏赐了阁、部大臣和管事太监。�
明神宗在万寿山建造陵墓,起名“定陵”。这座陵墓,共用了6年时间,每天有三万多军匠和民工在为他出苦力。石料是从相距一百里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来的,木料则是由云、贵、川等地采集的楠木和杉木。许多人为采石和采木累死了,特别是南方伐木的民工,到深山老林里去采树木,那里野兽很多,又遍地毒瘴,进山的人多半不能活着出来。�
明神宗建这座陵墓共耗白银八百万两,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田赋的总和。他跟国库要钱,不能够满足要求时,便派太监去搜刮。他还大兴皇庄,强占农民的土地;在大城市里开皇店,进行盘剥;他还派出税使到各地,设立关卡,凡舟车、粮谷、油盐、酒茶等,没有一项不征税的。东厂太监张鲸倚靠权势和皇宠,招权纳贿,横肆骄恣。1588年(万历十六年)十二月,新任吏科给事中李沂,给神宗皇帝上疏,揭露张鲸罪恶,并指出张鲸由于向皇帝广献金银财宝,才得以免罪。李沂是神宗继位以来第一个公开上疏揭露他贪财好货的人,这一上疏触及了明神宗的要害之处,遂下令重打李沂60大棍,直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而张鲸却仍逍遥法外,没有治罪。�
明神宗已经尝到了搜刮的甜头,他竭力掩饰自己的贪财好货,由于李沂上书一事,怒气总是难消,便以此“连日称疾不视朝”(《明神宗实录》卷206),从此,明神宗懒性越来越大,也越发贪酒好色,荒废朝政。1589年(万历十七年),他再次下令传免,“临御益稀”(《明神宗实录》卷209)。�
对于明神宗不治朝政,朝臣早有上疏。神宗非但不听劝谏,反而大为震怒,凡上疏官员,皆罢免官职。1590年(万历十八年),万历帝“不御朝,免百官朝贺”。而在宫中召见辅臣申时行等人。重复解释自己不视朝政的原因。他说:“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膈胀满。近日调理稍可。又为雒于仁奏疏肆口妄言,触直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这一年的二月,神宗对于大臣们请他御朝讲,干脆不再答复。到这时,他已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巨大转变,他再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励精图治的君主,而是除了掌握住大权之外,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干的人了。1592年(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又上疏,指出“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神宗见罢诏书,又是大怒,在阁臣极力劝解下,冯从吾才得以免遭廷杖。�
明神宗朱翊钧从1583年开始,便经常以身体有病为由,下令免朝。从1589年(万历十七年)之后,长居深宫内院,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见群臣,不览奏章,不补缺官,亦即“万事不理”。1592年(万历二十年)九月,阁臣赵志皋奏言:“皇帝深居九重,天颜未睹,孚信未能上述达”(《万历邸钞》)。到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礼科给事中范济世奏说“已二十余年不复睹继体守成之主”。1613年(万历四十年)五月,礼部代理尚书孙慎行说:“皇上二十余年不亲郊庙大亨、臣僚章奏一概留中不发。”从上述奏章中可以看出,神宗皇帝的确久已不亲祭祖庙,不理朝政了,到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风翀说:“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
群臣上书言事,明神宗一律不予答复。明朝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员空阙严重,也不予增补。�
由于明神宗的不理朝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致使明王朝纲纪废弛,加剧了廷臣的党争。引起统治的削弱,从此以后明朝开始走上衰落之路。�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较长的。但他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不理朝政的帝王的典型。中国古代不治朝政的皇帝,一般都没有实权,而明神宗却始终把皇权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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