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余秋雨《借我一生》《文化苦旅》
贾平凹《废墟》

　　礼教又称儒教，是由儒家学说演化发展而来的。礼教的诞生，以汉武帝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礼教的第一个纲领。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他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传统的天神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 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信仰体系，与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相呼应，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

　　董仲舒将儒家学说进行宗教化改造经过了以下几个步骤：

　　一、在孔子“天命”观念的基础上，对先秦以来的天道观进行了修补，制造一个人格化的至上神——天，又以“天”来神化封建君主为“天子”，把皇帝变成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完成了神权与皇权的统一。

　　二、为了进一步说明天意、天志，董仲舒又吸收了阴阳五行观念，认为“天”的意志体现为阴阳两种形式：阳，是天志的积极方面，持“正”，主“生”；阴，是天志的消极或辅助方面，持“反”，主“死”。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他指出，阴阳两者虽对立，但阳是主，阴是辅；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隶属地位。由此产生了“男尊女卑”的理论。

　　三、提出唯心主义目的论。他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体现“天”的目的，人类本身的出现，也是天的目的。寒暑变化，四时运行，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

　　四、提出“天人感应”的观念。他认为，人的出现是天意、天志的最高产物；人类产生之后，其他的天地万物要为人类服务。“天”神按自己的形态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因而，天、地、人三者是统一的，是天意的体现。人有什么变化，“天”便会感知而有所反应；“天”有什么变化，人也会感知而有所反应。

　　五、提出“君权神授”的社会政治观。他认为，“君权”来自“神权”，君主的行为也要顺从“天意”，否则，君主也一样会受到“天”神的惩罚，如各种天灾。“君权神授”的观念，是遵守儒家学说中的“礼”和“仁”的规范，将儒学宗教化，便于君主更主动、积极地推行封建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六、提出礼教的人、圣观念。他认为，人性是“天”所先天赋予的，不可更改。人的仁，即善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阳的方面；人的贪，即恶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阴的方面。人的性（理性），体现天的阳的方面；人的情（情感、欲望），体现天的阴的方面。他得出结论：性可以产生善，情可以产生恶。因此，他主张以性控制情。这就要接受“圣人”的教化。

　　七、提出人性三品的观念，论证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按人性中的性、情对比不同，分为三类：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其实就是天子；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中民”或“斗筲”之徒。这样，“圣人”（天子）就成了百姓的老师，学生受老师的管教，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董仲舒根据这种神学人性论，建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是绝对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三纲”这种秩序，完全出于天意，不可改变。这样，就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法则，建立起神权、皇权、父权、夫权的封建道德观。

　　八、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董仲舒认为，由“天”选择“天子”来治理天下，“获德者受天命，失德者失天命”。因而，改朝换代是合理的，但天命的本质（德），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反映天命本质的封建制度是不可改变的。

　　董仲舒把儒家学说宗教化后，他的思想体系成了礼教的经义，儒家学说变成礼教经典。但此时的礼教只是雏形。到了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学说融合，使礼教进一步完善。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礼教的正式完成，朱熹的《大学章句》成为礼教的又一个纲领。礼教的发展，也进一步把孔子神化，他成了礼教的教主“至圣先师”。礼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广泛深入到各个阶层和每个家庭，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延续时间之久，是其他宗教难以匹敌的，它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对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专制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延续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腐朽意识，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对社会发展起了反作用。

封建礼教是怎样产生的

在古代，因为种群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所有的少壮男丁都被征召去当兵打仗。男人打仗，没有时间回家，所以，该种群的人丁繁衍就出现了问题。为了培育兵源，族长或国主号召，所有的男人不论何时何地，也不管任何方式，都可以随便跟任何女人发生关系。

女人也必须在随时、随地以及不择手段勾引男人。，战争结束之后，该地方女人这种风俗依然保持着。可是，一旦人丁兴旺，战争结束，统治的生存危机一旦过去，就会产生新的需求下，制定新的道德标准。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也就必须扭转女人这种随时随地的放荡风俗，于是，为维护统治者性霸权的封建礼教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远古，人类寿命很短，单独生活的能力很弱，这就需要借助族群的力量才能生存。一个人数少的族群，不仅难以抵抗野兽和自然灾害对抗，也难以抗拒其他族群的侵袭。所以，一个族群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多生育，不断增加人群的数量。于是，性能力强的人也就受到族群的尊敬和爱戴。

随处播种或性混乱的男人，也就那个时代最道德、最光荣的人。既然人们崇拜生殖，那么，花心男人也就成了道德模范，也就不存在什么受人指责的卖**嫖娼问题。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繁衍成了种族的第一要务，那么，性能力强的男人，也就享有更多权力。 

那时候，人群内杂婚。按照当时的**俗，每年的阳春三月，定为祭祀的日子，青年男女自由交往，任意**。因为这是种群繁衍的需要。如果那个男女胆敢抗拒性混乱的风俗，那么，就会受到头人的处罚和轻蔑。

春秋时期的齐国，每当当祭祀日子，男女关系极其放浪和自由。每当这样的日子来临，男女混杂在一起，打情骂俏，互相调戏，犹如一个大妓院。到了晚上，人民大会堂上的灯烛一灭，男女**开始。这就是“群婚制”的时代。

随后是群婚制和对偶婚制的漫长的斗争。只是社会发展到了文明时代，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群婚制才被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的对偶婚制所代替。但是，对偶婚制之后，才有了通**和卖**的问题出现。

私有制出现之后，为了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私有制，规范和约束两性关系的礼也就跟随出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封建礼教。封建礼教，也就是让人的性活动“发乎情，止乎礼”。封建礼教的目的，就是节制**，让混乱的性有所调节。随着礼教的进一步发展，礼教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禁欲主义。

贞节成为法则是产品有了剩余，族群生存危机减少之后的事情。在生育不在是族群第一要务之后，男人为了防止自家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开始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

早在先秦时代，随着奴隶制的产生，专供天子诸侯取乐的宫中美女，倡优和女乐越来越多。秦汉时代是礼教得以发展与完善的时期。攫取更多性资源的统治者大力提倡贞节，表彰节妇。秦始皇为褒奖寡妇而修筑女怀清台以劝导贞节；西汉宣帝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奖励贞妇的行为。与此同时，一些道德文人根据统治者的需要总结封建道德。比如刘向编撰了《列女传》、班昭写了《女诫》等书，专门宣扬对妇女的贞操道德。

封建礼法出发点就是维护男人的特权，特别是性资源的占有权。因为女人也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为了男人的利益，封建礼教必然剥夺女人的权力，特别是性的权力。比如“三从四德”“七出之条”以及后来的贞洁牌坊，显然是私有制下男权对女人压迫。

《周礼》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一步表达了男权阶级对女性强烈的占有欲望。班昭推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原则，强调“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

只是到了宋代，封建礼教对女人性权力的压迫才达到了极端程度。宋代以前，虽然礼法里还没要求女人忠于婚姻，但是，女性的性权力还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

宋代以后，女性的性权力进一步被剥夺。礼法不仅严禁女人婚外性行为，并且明确要求女人一辈子只能跟一个男人（自己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如果自己的丈夫死了，那么，这个女人的性权力也就完全被剥夺了。后来发展到了，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女孩子也就没有了性的任何权力。到了南宋，程朱理学的兴起，封建礼教完全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极端。

压制普通人的性权力，不过统治者压制、限制老百姓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开始。为什么统治者要极力压制普通人的性权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私有制决定的。假如每个男人、女人性不受节制的话，那么，性混乱受到冲击最大的统治者秩序，特别是家庭秩序。因为他们占有更多的性资源。

近来，中国的专家提出了性商、性小康问题。性商是性能力的综合指标。即性渴望度、性能力以及性调控等方面的能力。无论性的质量和性的次数，都说明中国男人的性商远不如西方男人。

中国性商低，除了饮食结构不科学外，中国人上千年的性压抑导致国人性心理普遍萎缩。也就是说，中国封建文化造就了国人独特的性心理，而独特的性心理制约了人的性能力，甚至性能力的遗传。所以说：中国人性商每恢复或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给既得利益者的家庭和财产造成冲击。也就说：如果中国性商一旦大幅度提升，中国的集权社会就一天无法维持。

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统治者要求百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穿了就是维护封建统治者对财产（包括性资源）的占有。如果，老百姓也跟统治者一样任“性”乱来，统治阶级不仅后院会起火，还可能影响整个独裁统治秩序。

其实，封建礼教的产生在当时社会性混乱造成的。就是因为性的混乱，带来其他方面，特别是秩序的混乱，所以，儒家的老祖宗们为了让古人的性达到统治阶级可以容忍的地步，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靠个人自觉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性道德。此后，一些在性方面极端的人，引进了佛教里“因果报应”，性教化也就因此带有精神惩罚的欺骗。

封建礼教的性道德说教，对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加上后来的既得利益者的强制作用，使得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性道德的同时，自觉地遵守统治阶级的制订的其他规范，自觉地为统治者服务。在接受性道德的灌输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外来强加的规范就会转化为人的内心，成为自觉制约人们行为（包括性）的一种内在强制东西。目的就是让拥有三宫六院或三妻四妾的性资源占有者能够独自安心享过多的性资源。

儒家的性教化，也并非全部是不合理的，最初的封建礼教也有很多尊重人性的内容。最初的礼教，虽然从维护统治的现实利益和管理要求出发制造了性的新道德规范。但是这些规范在上千年的时间内，起到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礼教的日益成熟之后，也就必然走向日益没落。但是随着性的解放，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小，人们就会在性的冲动下，形成新的性道德标准。

人们从野蛮社会向文明过渡的过程，其实，是既得利益男人对社会、对资源（包括性）的掠夺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过程，也就是既得利益攫取的过程，包括对性资源的攫取。

性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原动力。性的权力，也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性的权力，其他权力也就无从谈起。作为底层的人们，在一个集权的社会，不妨先追求性的平等权力。只有在性解放之后，性资源在向占有更多资源男人流动的同时，占有更多资源的优秀女人也会向底层寻找性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