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也是历来有关历史研究人员最为关心的问题，万历那么久没有上朝为什么没有被架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以内阁大学士行丞相职权，一直到清末都没有恢复。

内阁制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数人，官秩仅五品，为皇帝侍从顾问，无所掌印信，在翰林院履任支俸，此即内阁之滥觞。

到了成祖朱棣即位，于当年（1402）八月和九月，特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人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因文渊阁地处内廷，阁臣又常侍皇帝于殿阁之下，故称内阁。其时，专理诏册和制诰，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章奏亦不通过内阁，一切章疏批答皆出自皇帝。紫禁城太和殿入阁诸臣谓之人阁办事，后渐升至学士、大学士。

洪熙时，内阁权力渐重，可以条对皇帝提出的议题，大学士加官至师、保及尚书、侍郎。自后，多以尚书、侍郎授殿阁大学士，六部也逐渐要禀受内阁奉旨而后施行。宣德和正统时，先后设东制敕房和西诰敕房，由中书官掌办文书，是为内阁属吏，阁制始备。皇帝批答内外所上奏疏，始命阁臣拟出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在各疏面上，谓之条旨或票拟。

然后，由皇帝朱笔批出，谓之批红。大事大疑仍命大臣面议，议定后再传旨处理。英宗以幼龄即位，凡事令内阁议行，票拟遂成定例。内阁以有代言拟旨之责，渐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中央机构。内阁之职不同于前代之相，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明中叶后，大学士主持阁务者称首辅，余称次辅、群辅，朝位班次皆列六卿之上。

嘉靖至万历初，首辅独专票拟，阁权至重，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六部不过奉行而已。明代著名大学士有杨士奇、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其中尤以张居正事功最显。

正统以来，皇帝往往不亲政事，阁票人内，例由司礼监承旨批复，故内阁之权多为宦官所制。隆庆、万历间，阁臣相构，时与司礼监相结，以为助力。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以内阁为羽翼，内外大权一归宦寺。

这种制度在当时，除了皇帝之外，内阁和言官都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加上当时的文官制度，做什么事都需要出师有名，何为出师有名？那就是皇帝的支持，因此，有内阁首辅可能会专权，但不可能架空皇帝。就算是严蒿也办不到。

万历从小是在首辅张居正和冯保的呵护和教育之下成长的，从能力上而言，当一个皇帝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多年以来在张、冯二人的严格要求下，其心理应该是走向了极端。

在万历立前已经 有先例，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君臣之关系保持得相当和谐。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冯保的指导，把张居正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批写几本，其他的批写，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矫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张居正死后，万历如同脱缰野马，把张居正和冯保都给清算了。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

他想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被文官们用口水都淹死了，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

因此，万历皇帝用怠工和罢工的方式进行对抗。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万历的不上朝只是懒得与他的大臣见面而已，并非完全不理国事。为什么没有人造反或架空万历呢？

万历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达到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

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

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这也算是万历年间的一大奇观了！这也是引发大明王朝开始走向灭亡的开始。

众所周知，皇帝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处理政务，特别是要上朝和百官大臣一起商讨国事。但是，有这么一个皇帝近30年都没有上过朝，手中却依旧握着大把的权力，没有被臣子架空。这就是明神宗朱翊钧。

先来说一说万历皇帝真正意义上把控朝政之前，万历在10岁的时候就因为父亲明穆宗驾崩而登上了皇位。从万历皇帝登基开始的十年，一直都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教导万历皇帝，并且处理朝政都是经过张居正的授意，因此张居正当时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

从明英宗开始，明朝内廷的格局其实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臣团体占主导，甚至在有些朝代，皇帝还是被文臣团体操纵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万历皇帝十几岁的时候当然并不明白文臣团体的强大，一直到登基的十年后，万历皇帝发现了张居正手中握有的权力过于大，几乎要大过自己。

1582年，一生勤勤恳恳工作的张居正因为过于疲劳而去世。虽然万历皇帝在他去世的当天赠上柱国。但是仅仅几天以后，曾经张居正力荐的潘晟被弹劾下位。而这次的潘晟下台，正标志着张居正一派的失宠，也是万历皇帝开始针对权力过大的文臣团体的反击。

之后，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从中抄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废掉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功绩，而张居正的家人有的被饿死，有的被流放。

惩治了张居正一派之后，万历皇帝从1586年起，很少上朝，甚至持续了近三十年。而这三十年里，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是手中的权力也并没有被佞臣架空。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内廷的环境很好，并不存在佞臣、奸臣或者太监扰乱朝政，甚至连一般朝堂上都会存在的党派之争都很少。除了内廷是和平的，当时的明朝国内以及国外都没有大的动乱或者起义，这些都要归功于万历还没有怠政之前做出的各种努力，在这样和平的大环境里，万历皇帝手中的权力当然不会因为党派之争而被架空。

虽然万历怠政、不上朝，但是这并不表示万历一点都不管国事了。内阁虽然是主事的，但是当内阁遇到无法处理或者存在争议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将这些事情报告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依旧是做出最终决断的人。

如果有些国事非常棘手，万历皇帝还是会召集朝廷内部的重臣，开个小会，倒不用大动干戈地召集所有臣子处理。只要内阁不突破万历皇帝作为皇帝的底线，万历皇帝都是放手让他们去做的，只不过决定依旧是他做。

除此以外，从万历皇帝处理张居正的事情上来看，他其实是一个杀伐果断、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人，万历皇帝这样的治国方式，无疑是给一些有异心的臣子敲响了警钟，再加上朝堂中大多是正直的臣子，万历皇帝即使近30年都不上朝也可以让自己的权力被架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