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肯定篡改过历史。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帝王都篡改过历史，但基本的历史事实肯定不会改。李世民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他弑兄逼父亲李渊退位，但是在《唐史》中却把李世民描绘成了一个小可怜，这实际上与历史事实不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真正的历史。

根据正史记载，公元617年李渊是在李世民的建议之下起兵的，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最大功臣。按照史书的说法，当时李渊承诺一旦夺取江山便封李世民为太子。然而，实际上李渊却封李建成为太子，只封了李世民为秦王和天策上将军。李建成当了太子之后，也没有多少功绩，而是整日沉迷于酒色，甚至想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李世民。李世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先发制人，自己当皇帝。实际上，这段历史与真实的史实有很大出入。

当时晋阳起兵实际上是李渊所主导的，李渊派出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领路攻打江山。定都长安之后，李渊封李建成为太子，并让太子镇守都城。李世民则被派出去攻城略地，先后平定了窦建德和王世充集团。李建成当时已经在协助李渊处理政事了，是皇位的第一人选。简单来说，李渊当时并不想废太子，李建成也并没有史书描述的那么无能。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直接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还逼李渊退位，这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

李世民篡改历史，主要是为了美化自己。他把李建成描绘成一个心胸狭窄，沉迷于酒色的无能之辈，是为了给自己夺取政权提供一个合理性依据，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定要理性看待。但李世民的功绩也不可磨灭，他开创了贞观盛世。

李建成也想要皇位，想着办法的让自己的父亲李渊不在相信李世民，并且还串通李渊的妃嫔挑拨李渊跟李世民的关系，说李世民掌握兵权，万一有篡位的目的呢，李渊听后也将信将疑的，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就收了李世民的一部分军队，给了李元吉。

李世民和父亲兄弟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了，李渊立了李建成为太子，不想废掉，就算李世民非常优秀，也并不打算改变初衷，李建成看着李世民一天天强大，想着法的除掉他，利用很多人说动了李渊，最后李渊对自己的儿子动了杀心。

李建成跟李元吉还想着法的拉拢李世民的身边人，让他们替自己做事，背叛李世民，这件事让李世民大怒，也就出了玄武事变，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跟李元吉，也就是他的亲哥哥跟亲弟弟，逼自己的父亲退了位。

从此拉开了“贞观之治”的序幕。

李世民一开始是不知道他的故事需要写在国史里的，问褚遂良后深知自己的好坏，有给自己抹黑的地方，他所有的事史官都要纪录，《起居注》是不允许历代帝王查看的，可李世民就要看，为了不杀头，史官也为了保全自己，就改了李世民的《起居注》。

李世民觉得自己做的事都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改写了的他也不是很满意，怎能给他写成那样，所以又让史官改写了玄武门之变，让大家知道他是合法继承到皇位的，并不是篡位杀兄，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辩解，抹掉自己的污点。

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威望颇高，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征暴敛，连年战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

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镇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召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在晋阳命令刘文静伪作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李渊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

《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沿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设置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李世民不应该受着十宗罪，因为他是被逼无奈，同时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统治时期破手百姓爱戴！

被逼无奈：

说到被逼无奈，其实主要说的便是玄武门之变，我是李世民在无奈之下所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因为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和3d，李元吉已经策划，要对李世民下手，并且不顾兄弟之情，想要致李世民于死地。在当时的生死存亡之际，李世民不得已做出这个决定。因此可以说李世民的举动是能是出于人对自己保护的最直接表现。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之下都会做出跟李世民一样的抉择！

开启贞观之治：
之所以不能够背负那十宗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李世民所统治时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繁荣期贞观之治。因为李世民统治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稳定，所以产生了著名的贞观之治。李世民的玄武门兵变和一些其他的小的罪行而言，贞观之治应该说是历史上更具建设性更具积极意义的盛世。贞观之治完全可以抵得过他的一些小过错！

深得人民爱戴：

由于李世民创造了空前的贞观之治盛世，再加上李世民为老百姓着想，因此唐朝的老百姓对李世民是十分尊敬，十分仰慕，十分爱戴的。从民心角度来讲，李世民所犯的一点小错误也完全可以忽略，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民心，朝廷才能更加稳定，有了民心，国家才能更加繁荣，有了明星唐朝才能走得更远…………

综上三点所述，李世民不应该背负不忠不义等十宗罪，因为李世民的功远大于他的过，而且李世民的一些过，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开国君主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是唐代难得的治国之君。在其统治期间，唐太宗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执法慎刑，重农恤民，使国家形成了历史上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局面。他的雄才伟略、勤于政事甚为后人称道。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旷世圣人，他的一生仍是有很多瑕疵的，“玄武门兵变”内情历来让人生疑，而他后来的修改国史也为后人议论不休。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修改国史呢？对此，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隋唐卷》是这么写官修正史的――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由合法继承得到的，而是其杀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

因此，唐太宗夺得皇位之后，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认为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时录》时，大肆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煞太子建成在唐朝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并极力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杜撰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获得近似于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修改国史？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