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是什么时候亡的呢？从课本上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明朝崇祯皇帝离世于1644年，李自成入京称顺，至此，可以认为明朝灭亡。而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也是1644年。然而，从北向南的征服还有待时日。在广大南方地区，明朝的统治还没有结束，仍然延续。但这段历史往往并不为人所关注。而由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就是聚焦于这段往往被人忽视的历史，介绍了南明从立到亡的全过程。

顾诚教授生于1934年，逝世于2003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明清史专家。著有多部代表明清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如《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等，本书也已再版多次。我所阅读的就是2022年由读客文化出版的最新版。封面装帧值得一提。完整的龙的形象跃然纸上，充分体现了帝王之气。据说后续要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设计风格也是一脉相承，也让人期待。

说来也惭愧，我对南明的了解还是始于《桃花扇》。印象中的弘光君臣尚不如李香君一介女子。而随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更是给江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还有一些小说如《伐清》等对这段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介绍。但直到通读了这本厚达1000多页的书后才真正对南明的这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明帝国晚期，党争不断，民变四起，外患叩关，最终导致了崇祯在北京离世，也是最后的“天子死社稷”了。李自成入京之后，想要收拾山河，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吴三桂的问题上，直接导致了山海关之战的失败，清军入关，大顺军撤离北京。并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与此同时，在南方的旧都南京，福王朱由崧首先监国，随后称帝，也就是弘光帝。就在那样外族南下的危急时刻，弘光朝廷内部还进行着激烈的党争。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一套。但是，敌人怎么会管这些事情呢？该南下还是要南下，该掠地还是要掠地。先攻西北灭大顺，后渡江淮平弘光。滥杀无辜以及改服易饰，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各地抗清活动此起彼伏。

继续南逃的明政权建立了隆武政权，还是内斗不止。在隆武帝遇难后，南逃的各部终于合流，大顺军、大西军联明抗清。拥立了最后的明帝永历帝。以西南、华南为根据地继续斗争。但是前前后后历经二十年的奋斗，最终明亡。

读罢本书，在关键时刻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能区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何为主要矛盾是南明最终败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在那样的棋局中，谁又能真有全局意识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惟愿不

《旧唐书·魏徵传》中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唐太宗以隋亡之鉴，开创贞观盛世的一面镜子；并在《帝范》中阐释：“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就是为了告诫李治，要吸取历史上治乱兴亡的教训，让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些话，也同样告诫我们要“知史鉴今，观照未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阻挡。可以说，历史既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还可以让我们了解社会发展史，有利于我们自身素质和精神品质的培养。历史本就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它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且不可改变。

好比明清易代之际的那段历史，即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还是有能人贤者，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通过不断地钻研和考证，还这段历史以真相。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明末沈万三的故事，传说他是巨贾大富，家有聚宝盆，甚至在他的老家，江苏省昆山市的周庄声名大噪。可是，经过史学家查证，原来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去世，并未活到明朝建立；还有，史籍中有关他在洪武年间的一些活动，纯属讹传。

而查证这个历史真相的能人贤者，就是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顾诚教授。顾老著文钩沉史料、严密考证，一度引起学术界瞩目。并于1984年创作了《明末农民战争史》，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另辟实证蹊径；后于1997年再次创作了姐妹篇《南明史》。

有幸读完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南明史》，被顾老的史学造诣所折服。这部南明史，讲述了从“充满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公元1644年开始，向我们呈现了一卷“明崇祯”、“清顺治”、“李自成之大顺”，三个敌对政权一起逐鹿中原的历史画轴。

这套书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将南明朱家朝廷的兴衰贯穿其中。还有一个主要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共同反抗满洲贵族的野蛮政权。只是遗憾，这场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南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行政上倒行逆施，文武官员私心深重；而有才能之辈也是拥兵自重、各自为营；这些现象，严重分散和抵消了抗清力量，致使南明最终沉没在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读这段历史，依然会令人扼腕叹息。

此书为顾老呕心力作，他在书中引用的“地方志”高达237部，以及其他古代典籍和档案资料也多达320多部，考订之细，同类著作无出其右，顾老运用可靠的史实，向我们重新描绘了明清易代的这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

著名史学家秦晖曾如此评价这本书：“所谓十年磨一剑’，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已不足以形容本书的研著过程。”

那么，南明历史为何会令人扼腕叹息？它又是如何从“复明的希冀”里慢慢陨落？想要找到确切的答案，我们只能从书中一探究竟。

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下的大顺军攻克北京，成为“大顺皇帝”。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亡，这也标志着明朝的覆亡。

此时的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的新兴势力，与明帝国一样为汉族主体。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尚未完成从农民思维上的蜕化，仍实行以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造成官绅地主与大顺政权势如水火。因此，这种局势，对大顺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是极度不利的。

按理说，李自成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应该要避免重蹈覆辙。首先，要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因为从明中期开始，缙绅势力已成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势力）；然后，加强对辽东清廷的防务部署。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事务处理好了，大顺政权才能渐渐稳固。

但是，很可惜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点的重要性，一味的打击官绅地主，致使部分官绅倒戈叛逃，转投满清。

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从万历年末开始，满清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王朝十分棘手的问题，而李自成等农民军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与明清之间的抗战也是交织进行的。李自成本应在推翻明王朝的同时，转身就要迎战清军。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视他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在清廷招降吴三桂后，攻破山海关，直取北京，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李自成。

而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是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

因此，这场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导，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巨大。可以说，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将率领兵马独当一面，最终导致大顺政权致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和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尽的消息，很快传到因逃难泊居于淮安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周王和恒王耳里，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因此想到了这件事带给自己的影响。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领衔主导下，于1644年4月29日，福王朱由崧乘舟抵达南京城久燕子矶，众官绅皆前往朝见。文武百官朝见后商议立福王就任监国，遂颁谕天下。

朱由崧任监国后，他依照廷臣会推，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加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其他大臣和官员也一一做了安排，按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从而使朝廷建立之始呈现一派新气象。

同年5月15日，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然而，一度掌握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没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虽立，然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因此，顾老在书中说：“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穿于万历以后整个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这种党争和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最可恨的是史可法“偷安一隅”的想法，妄想以和谈的方式与清廷联手对付大顺军，然后让弘光朝廷继续偷安于江左。所以，对于已降清的吴三桂不敢指斥，反而在给多尔衮的回信中以赞赏的口气说：“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

这封回信通篇流露出苟且偷安的心理，让收到回信的多尔衮打消了此前的试探心理，从而激涨了清廷统一全国的骄狂气焰。这封回信也反映了南明弘光朝廷当权的基本政策，而这种愚不可及的消极避战政策，也是加速弘光朝廷走向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史可法和马士英都是政治庸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敢于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几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源于摸清了弘光朝廷的底细，最终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方法，让弘光朝廷就此覆亡。

清廷统治素以凶悍残忍著称，以及惯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做法，甚至一遇汉人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为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屠戮汉民，皇太极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屠杀抢掠，在许多地方志均有明确记载。就连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昀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因此，自弘光朝廷覆亡后，随着清廷的屠城惨剧不断上演，加上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等行为；以及多尔衮把汉族官绅百姓的束发和服制，视为“逆命之寇”，并将不愿剃发的官民一律斩杀惩处。这种凶残暴行，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则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面对清廷的暴政，各地官民自发组织抗清。

到了1645年6月，唐王朱聿键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就任监国，后即皇帝位，纪元从本年七月一日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也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称为“隆武政权”。

隆武朝廷是在国内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下建立的，主要特点就是抗清复明。所以，与弘光朝廷“镇压农民起义”（平寇）不同，隆武朝廷改为“抗清”（御虏）为主。弘光朝廷让拥明势力终于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清，只是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后来，由于内部官员的背叛行径和清军的战事紧逼，隆武帝被迫逃离福州，后于汀州遇难。时间为1646年八月，即顺治三年八月。

后由大学士何吾驺写信给肇庆当局另立新君，由生性懦弱的桂藩朱由榔任监国，后即皇帝位，改明年为永历元年。

这位新任的南明皇帝，自即位以来，一遇困难便闻风丧胆、自乱阵脚，最终逃亡缅甸以避乱。由于吴三桂向清廷请兵出征缅甸，迫使缅方交出永历皇帝，后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

自此，南明最后一帝烟消云散。

顾诚教授在《南明史》中，运用可靠的考证，向我们呈现了一段真实的，令人扼腕的南明史，以及明清易代的残酷事实。书中还为我们呈现了诸多抗清名将，在南明这段历史中功败垂成的经过，比如：施琅、郑成功、张献忠、李定国等。

翻开此书，从“南明的灭亡，可以看透人性的荒唐”；以及“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的惨痛代价——鹬蚌相争，最终让满清坐收渔翁之利。

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以古为镜”，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所谓读史明智，这部《南明史》，也让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从此休矣。

这部曾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南明史》，不仅是告诫后人要“以史为鉴”，同时也是提醒我们要从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训，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南明史》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南明史》读后感1

　　明朝虽承祚二百余年，可是总给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感觉。偌大一个帝国，近三百年间，竟几无盛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直困扰。边务固然是大问题，先有瓦剌后有满清，沿海的倭寇海盗也不停闹腾;内廷也很少消停，悬案一直不断，文官集团不断分化内斗。先人已有很多评叙述，基本的观点是明朝实亡于党争。在此不必赘述，仅就司徒琳一书，谈部分读后感。

　　司徒琳的《南明史》几乎是国外第一本有关南明历史的专门著作。本书以她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为底稿，增减部分史料，而后，专门到台湾(彼时大陆尚未开放)逐一对所采信之史料进行再次的去伪存真，于论文完成之后十年乃成。书的篇幅不足二百页(不包括前言和参考文献)，却全无赘言，称得上是字字珠玑。统观此书，或可窥得国外历史研究之一二特色。

　　首先，非常注重大尺度上对历史脉络的把握。这点上有些大历史的意思，实际的行文来看，也确实接近黄仁宇的作品。当然，由于我只读过译本，所以不能确认两作者的行文方式或者叙事风格接近或者相同。

　　第二，对于作者历史观点的阐发非常到位。虽然没有读原文，但是我相信作者在语义的重述方面应该是很花力气的。其观点在除在前言中详细说明之外，在每一章都会强调和重述。

　　第三，并非事无巨细，但对关键细节的把握非常准确，描述时舍得花大篇幅。并且很注重相关的背景介绍，比如在介绍郑氏时，对郑氏的发家有一段背景的梳理。

　　第四，史实的篇幅和议论的篇幅各占约一半，仍有学位论文的影子。因为学位论文是不可能让提交者只罗列文献调研结果的，必须要有通读史料之后的观点。

　　在写这段读后感的时候，已经开始读顾诚的《南明史》。顾先生的书比司徒琳的晚二十年，相对来说所占有的史料更是较司徒琳丰富，故而其著作篇幅几乎是司徒琳的五倍。顾先生的作品同样是引证丰富，撰写时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且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标准对不同的史料予以采信。值得一提的是，两著作对于南明史的断代并不相同，起至时间都有稍稍差距。这或是南明史研究一个悬而未决之问题。

　　最后，司徒琳其书，貌似比较冷门，国内版本较少，我(当时)没有找到电子版。

《南明史》读后感2

　　顾诚先生花费十年寒暑编写的《南明史》犹如一坛醇酒，酒醒之后也回味无穷，如果现在的图书还是竹简制作的，那我可真要“韦编三绝”喽。南明史不堪回首，忠臣义士、国贼汉奸汗牛充栋，欺诈、背叛、血泪、无耻、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民族劣根统统体现在这二十年中。

　　顾诚先生对明清鼎革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深得我心。

　　李定国的一生应该充分予以肯定，他的英名和业绩永远光照史册，激励后世人民为反对压迫和民族征服而献身。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给以赞许之词，但他们所赞许的是李定国后半生的“改邪归正”，实际上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

　　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可谓定评。

　　何腾蛟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应当肯定。但纵观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瞿式耜、张同敞宁可束手待毙也不转移。究其心理状态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明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其次，根深蒂固的儒家成仁取义思想也促使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与其趁清军未到之时离开桂林也改变不了即将坍塌的大厦，不如待清军入城后，以忠臣烈士的形象博个青史留名。尽管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入空门、藏之深山的所谓遗民更高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

　　敬佩之余，也有个人看法。

　　第一：顾诚先生否认李岩的存在，我认为李岩这个人还是存在的。《南明史》不应让出现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之间，对明末农民战争起过重大作用，对大顺政权的兴衰起过关键作用的“李公子”置身事外。李自成的政治才干也认识不到笼络士人、招抚百姓的重要性，更加不可能认识到利用民间舆论——“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而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不能在关中立足，与牛金星卑鄙地诬陷李岩，李自成错杀李岩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假使李岩能够顺利领兵两万平定河南，为关中打下一片战略缓冲地带，潼关之役多铎也不可能全无后顾之忧地与李自成作战。

　　第二：顾诚先生认为史可法不应该起初打算拥立潞藩，而应该直接拥立福藩。顾诚先生的想法应该说不无道理，但是仅仅因为迅速拥立福藩就可以迅速确立南明政权领导核心？完全不可能，一个封建政权的成败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一个团体的“领军人物”确定这个团体事业的成败。福王素质之差，不可能是中兴之主。在崇祯太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不管立谁都会出现“泓光太子”案，南明统治核心都要受影响。南明依靠史可法一班腐儒，败亡是早晚的事。

　　罢矣，罢矣。

　　南明史正面三人：堵胤锡、李定国、张煌言。

　　南明史负面三人：阮大铖、吴三桂、朱由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