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以前，也就是元明之间，日本相对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各地大名实力强大。北条时宗之后的日本时代，无论是南北朝时期，还是室町时代，乃至后来的战国时代，从元朝两次征日无功而返后，日本接近40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能够约束地方大名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叛乱、造反频仍。

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下日本社会矛盾加剧，人民生活贫困，被消灭的大名家的流浪武士、平民们只能出海讨生活，同时还要加上九州、濑户内海沿岸的渔民以及土豪，最初这些人只是劫掠中国沿海地区，到后来发展到与内地中国人勾结进行走私或者倭寇贸易。

然而这种情形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德川幕府成立，江户时代的来临，逐渐消失。从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葡萄牙、西班牙人东来，天主教开始传入日本，而天主教的传播对日本的统治造成了威胁。早在丰臣秀吉时，日本就开始施行“锁国令”，严禁也学以外的其他船只驶向国外，严禁日本人到外国，违者处死。

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实力大名们通过海外贸易经营来累积对抗幕府的财富，也为了驱逐天主教，避免来自国外势力的对统治造成的威胁，进一步强化了“锁国令”。

德川幕府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很好地控制住了沿海走私贸易，使得大名无法通过海贸累积大量财富对抗中央，当然这种“锁国”政策之下，所带来的贸易冲击也是巨大的。但好的地方在于，德川幕府得以实现长久的统治，日本自此到“黑船事件”时都没有爆发过大的动乱。

虽然日本国内社会矛盾依然严重，但随着战乱的减少，以及强力执行的“锁国”政策，日本浪人们再也组织不起来对中国沿海的侵袭。

同时，此时的大海至上，已经没有了日本倭寇的机会，随着台湾郑氏家族的覆灭，东南沿海的贸易早已经进入了新时期，实力强大的欧洲各国纷纷参与到这条贸易航线中来，再也不是明朝时那种没有什么国家势力参与的海贸时代了，划着小舢板下海的日本倭寇在大海上弱小得很，根本无力渡到海对面了。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沿海的敌人（前期主要是郑氏家族，中后期主要是西夷），从164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683年，清廷对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发布了内迁30-50里的诏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下海贸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决。

在内陆杀得人头滚滚的清廷，早已经把东南的士绅海商们吓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搞走私贸易了，而丧失了中国商人和海盗们财力支持和带路，即便想要铤而走险的日本浪人们连大海都过不来，何谈侵袭沿海？

世界局势的突然变化，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一衣带水的东亚几个国家同时开启了“锁国”政策，他们拱手将大海让给了欧洲人的同时，自身之间在海面上的利益也就丧失殆尽，缺乏利益支撑的下层海盗，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对入侵内陆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竟到了17世纪以后，东南沿海的海盗们再也形成不了诸如王直、颜思齐、刘香、郑芝龙那样动辄间聚拢上百条船而又亦商亦盗的大“海贼王”了。欧洲人的巨炮快船，使得海面上再也没有能够聚集起来肆虐的亚洲海盗们的生存空间了。

时代变了，自然倭寇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明朝初期，日本海盗没有造成严重的灾难。嘉靖皇帝的统治期间,政治腐败,宽松的海军,和工商业的发展沿着东南海岸,一些有钱的商人和海盗如王志和徐海与日本海盗勾结掠夺，导致日本侵略加剧，沿着海岸灾难,危及粮食运输。自1552年以来，日本海盗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掠夺，造成多人死亡，明朝的政府腐败无能，这是明朝的“倭患”。

倭寇要到中国必须得有两个基本条件：必须有能力到达中国海岸，而且收益应该大于支出，前者的问题不大，倭寇自然关心的是后者，亏损的生意是不能做的。

事实上，随着明朝海防的加强，在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将领的努力下，“嘉靖倭患”运动基本结束。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成本和微小的收益使得它非常不经济。

因此，日本这个强大的国家宁愿卷入内讧，也不愿去中国。当时，日本的战国时代即将结束，独立的海盗被强大的势力镇压。例如，织田信长击溃濑户内海的海贼众、丰田秀吉收编九鬼嘉隆的水军。

崇祯皇帝即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没有任何枷锁的痕迹，一直延续到清朝。

这种观点又回到了日本，1588年丰臣秀吉统一该岛后，颁布了“海盗停止令”，一半渔民一半海盗被开除，专业的水战人员被编入战斗部队。

在这方面，丰田秀吉控制了日本沿海的交通，并为即将到来的侵略战争做好了准备。当然，日本军队在明军和朝鲜军的入侵中失败了，沉重的教训开始让他们平静下来。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于1603年建立江户幕府，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并对盗岛者加以约束。

1633年，德川幕府宣布关闭这个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德川将军的三代将军家光终于完成了任务。

日本人不出海，自然就没有倭寇，自那以来，中国没有遇到麻烦。然而，日本的封锁并不是绝对的，仍然有官方的舰队在海外活动，也有不少间谍。

在明清两代，双方用数千枚炮弹互相轰炸，中国舰队的海战炮击模式，以及郑成功进攻荷兰收复台湾，这一情况已转达给日本，日本当时没有参加的资格。

残酷的现实使德川幕府彻底冷静下来，改变了早期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诚实地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明治维新。

比起从元朝中后期起，中日双方“你抢我抓”三个多世纪的“倭患”，特别是比起明朝嘉靖年间持续四十年，战火波及整个东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乱”，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倭患”这事儿却是很消停。

虽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几位港台“不老男神”“不老女神”主演的“戏说”题材清宫剧里，也充斥着大清皇帝手撕日本倭寇的热血剧情，但放在真实历史里，这事儿真没机会——海那边的日本，“老实”了二百多年。

当然，这“老实”也不是无缘无故，首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国情的变化。

清代年间的日本，既不是元明年间那个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也不是丰臣秀吉时代的那只梦想“迁都宁波”的猖狂野兽。

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后，出于稳定自家权位的考虑，对外厉行“锁国”政策：

除了长崎之外，日本对外的港口全数关闭，日本船只不许出海贸易，更不许擅自与海外往来，偷渡更是死刑大罪。

只有中国荷兰等少数国家的船只，可以在长崎进行贸易，却要遭到严密的监视。

出个国都要死刑？如此严密监控的锁国体制，也恰恰铲掉了倭寇作乱的土壤。

元明年间倭寇们肆意驾船“觅食”，想打劫就打劫的“好日子”，从根儿上就没了。

但拼命锁国的日本，与对岸大清王朝之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却也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当时“中日和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双方无比重要的“洋铜贸易”。

清王朝一统天下后，国家进入了长久和平，但一件大事，却关乎着国家稳定：铜钱。

要发行铜钱，就需要大量的铜，清王朝的产铜地，却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产量有限不说，运输更十分困难，运不出铜是常事。

可这事儿每年稍耽误一会儿，极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钱荒”。

还好，日本有！

与地大物博却缺铜的大清不同，日本岛虽说穷得叮当响，日用品要啥没啥，可就是金银铜等贵金属产量丰富，可以说“穷得只剩下钱”。

而且虽说锁了国，但对中国的各种货物，日本社会需求量也极大。那怎么办？拿铜换吧。

所以，自1683年，随着清王朝平定台湾南明政权，中日双方也就心照不宣，开始了长达一半个世纪的“洋铜贸易”。

每年大批中国船只从宁波广州等港口出海，满载着生丝等货物直奔日本，换取大量优质铜。

值得一提的是，虽说“康乾盛世”时代，大清朝对海外贸易高度紧张，乾隆年间更只留了一个通商口岸。

但对“换日本铜”的买卖，清王朝却是政策宽松，只要是去日本换铜，中国商船甚至可以不管相关禁令，带去大批重要宝货。

对这项关乎国家财政稳定的买卖，清王朝的态度，比起其他外贸政策来，实在太开明。

这开明的态度，也造就了一段后世几乎遗忘，当时却红红火火的中日贸易盛况。

康乾年间，清朝每年开赴日本的商船，常在百艘以上，每年登陆日本岛的中国商民，一度多达近万人。

从1683年至1840年，中国商船累计从日本赚走了三点八亿斤铜。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笔持久双赢的生意。

既然是双赢，中日双方当然也就尽力维持，和平，也就不难。

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却是，号称“漠视海洋”“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康乾盛世”年代里，却曾拥有一支威震东亚海洋的海上力量。

康熙年间时，出于与东南“南明小朝廷”作战的需要，“弓马骑射”起家的清王朝，也一度高度重视海军建设。

1683年中日开始“洋铜贸易”起，当时的清王朝，海军正如日中天，主力战舰“鸟船”长五十米以上，装备大型火炮三十门以上，即使比起亚洲海面上赫赫有名的荷兰战舰，继承明代造船技术的大清鸟船，当时也足能“单挑”。

而这样的凶悍的炮船，在当时的清军水师里，有六十艘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