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建文帝不作死，朱棣没有造反的可能和筹码。

即使他内心不忿，感觉大哥朱标死了，帝位就应该兄终弟及，能者居之，太祖理应把皇位给战功卓著的自己也没用。因为生气归生气，憋屈归憋屈，愤懑归愤懑，就造反这事他即使敢想也绝不敢贸然去做。敢想是由于他确实个人能力出众，而不敢做或者不应做，则是因为天下不是只靠一个人就能夺取的，民意也不是仅靠他一人的意志就能改变的。如果他连这点都看不到，而只是逞匹夫之勇，非强夺天下不可。那就说明朱棣只是勇冠三军，人中吕布而已，典型的智谋不足，见识短浅。而这样的人对于建文帝根本不足为患，也就没必要去搞什么削蕃了。

而只凭借战功卓著就想拥军造反而不成这种事，不用把 历史 往前翻去看西汉七国之乱或者西晋的八王之乱。即使在朱棣死后不过二十多年，他的儿子朱高煦就同样如法炮制的起兵谋反，结果两次都被摁下去了。同样的年轻有为，战功卓著，能力非凡;同样的长兄早逝，子侄继位，心中不忿，意图不轨。朱棣起兵时四十不惑之年，其子起兵时也是同样四十出头的年纪。两人也都是随父出征，深受重用。作战能力都是在战火中得到淬炼和检验的。前者随朱元璋四方征战，追亡逐北，后者则是随朱棣起兵靖难，勇冠三军。都是在军中威信颇高，且个人能力出众，单论攻城掠地，披坚执锐，乱军中取敌将首级。当世之时，不敢说无人可出其右，但也是绝对不会有愿与其为敌的。

但造反的结局却完全不同，不是因为朱棣的能力有多强，朱高煦不如他爹，也不是因为朱棣早有预谋所以准备充分。没人造反是闹着玩的，都会有思虑和提前准备，甚至朱高煦的准备比朱棣要早的多。而且朱高煦事实上所拥有的资源要比他爹好的太多，别忘了当年朱棣靖难被困于金陵浦子口时，朱高煦及时赶到。朱棣可是抚其背说：努力吧，世子长生病。这根本就不是暗示简直就是明确告诉他，你哥要是死了，你就是太子。

个人感觉朱棣心中始终不平自己不得帝位，这里也是有个人心绪表达的意思。所以他一定因为愤懑而有过不敬新皇的想法，甚至有逾越礼制的行为。但凭此就说他预谋造反，时久必乱。那和那些劝建文帝削蕃，后来在平叛方面却一个都指望不上的儒臣有什么区别？也因为这个原因事实上朱高煦当年起兵，不管是宫内宫外还是朝廷军营反而更有可能有人响应。毕竟当时的朝堂内外因靖难而得功勋握实权的人还有很多，而这些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相比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关系。他们和朱高煦不管是利益苟同还是驱利方向上，亦或过往经历和私下交情上都是更紧密一些的。有了随朱棣靖难而因功获封的经历，他们很明显对这种朱家内部斗争，然后自己仆从取利的行为更容易接受和追随。其实即使是朱瞻基的父亲仁宗皇帝朱高炽面对朱高煦这样常年追随父亲征战四方，军功卓著，而又反心昭然若揭的人也是压力山大，只能一边抚慰一边提防，很难一次性迅速彻底的斩草除根。

在靖难期间，朱高炽主要是留守北京城，这样和那些追随朱棣的谋士将军们的关系必然没有朱高煦这样常随左右的人来的熟络。男人之间有时候就是推杯换盏之间就有了构连和利益趋同。所以即使单论出师有名这一点，朱高煦都比他爹更有优势，更别说其他的可以利用的资源了。

但父子如此雷同的反叛，为什么一个靖难逼死新帝，君临天下。一个却起事即败北，投降作死而被杀？如果说朱棣强，其子弱，那么朱棣从被建文逼反之后，一直从建文元年1399年8月打到建文四年的1402年7月，整整历时四年，从北京周边打到辽东山海关，又打到山西大同、河北保定、山东济南，严格意义上来说直到1402年之前三年半的时间里，朱棣的反叛军连黄河都没有渡过，更不要说广大的江淮地区更是没有染指。直到在1402年开始朱棣改变战略目标后，才开始不再在北方靡战缠斗下去，决定一路南下，直捣黄龙，进攻南京城。之后义无反顾渡黄河，进徐州，攻宿州，占淮安，取扬州，从瓜洲渡口过长江入镇江，兵临南京城下。在南下的过程中朱棣基本上是在短期内迅速进军毫不迟疑不计后果的一路攻过去。大多数情况都是遇到城坚池深，抵抗意志顽强的就放弃，继续南下。遇到战斗意志薄弱，能轻取占据的就进行集中补给，然后毫不留恋的再次开拔。因此仅仅用了六个月就达到了战略目标，逼近南京，震慑了年轻无知的建文帝。而在这四年中朱棣几乎多次被建文帝的部队打的丢盔卸甲损失惨重，几度在生死存亡之间徘徊。即使到了建文四年四月份距离整场靖难之役结束只有不到百日的时候，在今天淮河北岸地区的灵璧附近的齐眉山朱棣部队依然被建文帝的部队击溃，建文帝部大胜，斩燕将李斌。同时又因为暑热，朱棣部队陷入了窘境，燕军众将要求北返，择地休整，朱棣不同意，说“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份人站于左侧，朱棣看到这样的军心所向大为恼火，因为这表明大多数人不愿意再打下去了，而是想回去了。战争打了快四年了，朱棣部队其实除了在开始的时候在李景隆的神奇操作下占了便宜之外，后来始终是在苦战，以北平一隅之地去抗衡整个国家的守备力量和后勤保障是很辛苦的，几乎是在置之死地而后生，而这后生又是如此的艰难险阻。而建文帝的武将部队并不是一击就溃的散兵游勇，也不是老弱病残的乌合之众。事实上在建文帝部这边有盛庸、铁铉、郭英、吴杰、瞿能父子和明初大将徐达长子徐辉祖等人，个个都是攻略有谋，退守有方的精兵强将，这些人朱棣碰上哪一个都是在踢钢板。事实上朱棣面对这些人的驻守地区时都是败多胜少，特别是盛庸驻守山东，简直就是朱棣克星。后来朱棣直接放弃进攻山东，绕过济南直奔徐州，一路南下去攻南京。

朱棣之所以可以靖难逼死建文帝，和他个人军事能力不无关系，但更多的是他侄子和手下那些当初劝他削蕃的儒生一次又一次的成全放水所造成的。朱棣一路南下的过程根本就是一路捡漏和拼运气的过程，如果你去认真看靖难之役的有关 历史 ，你会被建文帝的愚蠢和那些儒生的无能气哭。这世界上怎么能有如此天大的蠢才把大好江山就这么轻易的拱手让人了呢？

这里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建文帝是怎么把自己的江山给丢掉的。朱棣被逼谋反后，手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兵士，而是趁北京城内留守的建文帝的使臣不备诱骗斩杀后，迅速夺取对北京城的控制权。然后建文帝发兵平叛，派的是当年随朱元璋征战的老将耿炳文，此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被朱棣击退，但兵力未损，耿炳文退守真定城内固守不出。朱棣攻城不下，就撤军走了。但建文帝的神奇操作从这里就开始了，先是临阵换将，换的是草包将军李景隆。李景隆是建文帝的表兄，而这个人是谁推荐的呢？是当初和齐泰一起为建文帝谋划削蕃的儒生黄子澄，然后你就看到读书人的意见有多么不靠谱。在李景隆的英明领导下，建文帝派出去平叛的几十万部队损失殆尽，各种淄重火炮武器马匹全部丢弃给了朱棣，还让朱棣进入了德州获得了大量的粮草。而本身在朱棣跑去大宁诱骗宁王兵权时，李景隆率部攻击北京城，都督瞿能率几千精骑杀入张掖门，却因为后援不至，只能停止进攻。而李景隆贪功，要求瞿能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贻误战机，使本应可以迅速结束的平叛，变成了旷日持久的靖难。李景隆指挥失当，贪功误军，不能尽快结束战争，造成最终几十万大军败北的严重后果，他要付全责。而当初力荐李景隆的黄子澄等人也要求诛杀李景隆以谢三军，但是那是建文帝的表兄呀，建文帝舍不得，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个人认为我如果是黄子澄，就应该为自己举荐不力引疚自裁，可是文人是难有自杀的勇气的，不晓军事只会耍嘴皮子的儒生更是如此。所以建文帝优柔寡断、好儒孤弱在此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应杀不杀，应留不留，几十万大军没了不心疼，杀两个罪臣却舍不得。这样的人失了天下真的是咎由自取。

而在之后的战争中，建文帝个人的废柴表现更是让人瞪目结舌，甚至于在战争白热化的时候宣布诰命要求自己的部队进攻时不准伤害了自己的叔父朱棣。结果让部队由于害怕战后清算问题，作战中根本不敢放开了去打，甚至出现了朱棣的帅旗被射成了刺猬，但朱棣却毫发无损大摇大摆穿梭于乱军之中的奇事。到最后发展到，朱棣部队兵败撤退时，因为这条昭命朱棣甚至敢于单人独骑的去殿后。战争打到这种地步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可即使南京城里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儒生们已经荒诞到了如此地步。驻守地方和前线拼杀的将士们依然在不辱使命的竭尽全力扼制着朱棣的野心和进攻的步伐。

而单就建文帝不允许伤害叔父这一条，真的无力吐槽，他在逼死湘王朱柏全家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那也是他叔叔了？史书记载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朝廷削齐、湘、代三位亲王，废为庶人。湘王朱柏不堪受辱，为保名节举家自焚；齐王朱榑被软禁在南京；代王朱桂被软禁在封地大同。两个月后，明廷削岷王朱楩，废为庶人，徙漳州。害死这么多无罪的叔叔伯伯们心里一点愧疚没有，到了起兵反你，要把你碎尸万段还要刨你爸陵墓挖你奶奶祖坟的逆臣贼子这里你开始慈悲为怀了，不想背负骂名，要求什么毋使朕有杀叔父名。当湘王披坚执锐，身骑白马一跃入火海之中自焚之时，建文帝毋使朕有杀叔父名这句话就已经预先成了笑话了。而湘王入火海前的回首一笑，仿佛在讽刺建文帝的虚伪懦弱，早晚会自己作死自己。后来建文帝也是燃殿自焚，从此消失在满布迷雾的 历史 尘埃之中。

即使李景隆撤职后的战争，朱棣也并没有势如破竹，反而陷入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焦灼之中，好几次都差点死在建文帝的部队手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的事也是经常发生。将士眷乡厌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表面化。从北京到山西、河北、山东、直至江淮地区，朱棣的靖难之役就是不断的进攻受挫，不断的抗争求生的惨淡过程。对于建文帝一方，形势虽然不好，但也压根没坏过，所以南京城里的建文帝和儒生们还能在那高谈阔论，安享太平，北方的残酷战斗一点也没影响到金陵城的大好风光。

但朱棣这边就不一样了，战端一起就是生死存亡，所以朱棣虽然受挫但始终不弃，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能，造反是身死族灭的事。建文帝刻薄寡恩，对宗亲压根不留情。投降一定是死路一条，继续打下去，再难也有一线生机。所以这才是朱棣在四年的靖难之役中坚持下去的动力。并不是他军事能力卓著，信心满满。在旷日持久的作战中，朱棣的个人作战能力的优势已经被消磨的差不多了，最开始的愤慨和冲动早该没了。当时的他没得选，现在更是没得选了。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欲哭无泪，壮士断腕的悲壮，估计朱棣做梦都在叹惋和哭泣。当年宁王同样兵强马壮，且个人智谋卓越，但却始终没有反意，估计也是聪明的察觉到，这种大势之下谋反如果不是苍天辅助，根本不可能成功。

至于为什么朱棣还是进了南京城逼死了建文帝，一方面是他改变了策略，开始放弃北方的缠斗，直接进攻江淮地区，直捣黄龙。一方面是建文帝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真的太昏庸无能了，他手下那些儒生更是误国误民，即使前方盛庸、铁铉、徐辉祖等人死战，甚至瞿能父子为之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没能保住建文帝的天下。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在这场四年的战斗中，朱棣的坚持大于他的能力，而功劳最众的应该是建文帝自己的神助攻。至于方孝孺等儒生的最后的大义凛然引颈就戮的事，只能用一句呵呵来表达一下嘲讽了，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不能兴国利民还要装出一副为国捐躯的样子就太恶心了。

靖难四年，北方大地战乱不休，死了多少老百姓，四方将士奋力搏杀马革裹尸，死伤无数。这哪一条的人命死的不比你们这些大言不惭的儒生们壮烈，可后世记住的确是这些庸碌无为殆误国事的废物，那些长眠地下的英灵和万千无辜百姓们却没有一个记得。别说朱棣为了巩固帝位和泄愤要杀他们，诛九族十族。就是瞿能父子在地下想通了这事，不把这些人千刀万剐都对不起自己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征战多年最终身死人手所受的委屈。

所以不削藩极有可能会有人造反，但不一定是朱棣，这要看造反的必要性和成功的可能性。不能总是阴谋论的去假设事情会怎样发生。很多事本身不一定是必然，只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或者为之会更好。就朱棣靖难的过程我们就知道，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运气好，碰上了建文帝这么个没受过挫折深宫养大的娃娃皇帝。所以才能在被四方围剿，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依然夺了帝位。他的儿子朱高煦比他筹划的时间更长，从朱棣开始当皇帝的那几年就已经有了想法，一直到朱棣去世开始蠢蠢欲动，一年后大哥朱高炽前脚刚死，侄子一继位，立马就要起兵造反。可惜的是他遇到的不是建文帝那种废柴而是朱瞻基这种从小就和爷爷朱棣在一起而且被朱棣特别培养的接班人，不管是文治武功还是智谋方略，哪怕是心理素质和战略眼光都是比建文帝强千百倍的有为君主。朱高煦造这样的人的反根本就是自取灭亡，毫无胜算的事。所以这边朱高煦大旗一举，那边朱瞻基就亲冒矢石率军兵临城下了。这样无畏英勇且胸有成竹的君王就是朱棣自己也不会蠢到去反叛，更别说和朱棣相比不仅运气不好而且能力也差了那么一点意思的朱高煦了。果然瞬息之间被灭，最后自己把自己作死在缸里了。

而单论当时的藩王势力，个人感觉宁王所拥有的兵将也比朱棣强。宁王朱权带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均骁勇善战。朱权多次会合诸王出塞作战，以善于谋略著称。可以说年少有为，智勇双全。并且比朱允文还年轻一点，清末蔡东藩称其燕王善战，宁王善谋。说明大家都认为论征战四方攻城掠地朱棣首屈一指，但论谋略得当致胜千里宁王很明显更胜一筹。个人认为即使有藩王谋反也应该是像宁王这样兵强马壮，谋略深沉而又年轻的人去做，不应该是朱棣这类已经年近四十不惑之年的中年人去做。朱棣之所以反很大程度上是他心有不平，而刚好形势给了他不得不为的错觉，所以他顺水推舟去做了自己想做但本不该做的事。并不是他大权在握，对谋反十拿九稳。如果当初建文帝足够英明果断、明睿通达，大可以迅速发昭命让宁王驱兵攻破北京，以宁王的智谋、手里的精兵强将和精于骑射的朵颜三卫，即使正面和朱棣战斗不一定能一举歼灭。但困住朱棣，等待建文帝派耿炳文等老将率大军赶到合围朱棣父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宁王从始至终都没有去主动参与过朱棣叛变事宜，是被朱棣欺骗挟持参与了这场本不该有的宗室斗争。而朱棣之所以第一步就跑到大宁骗取宁王兵权就是因为明白自身不足才去寻求外援，也侧面说明宁王所统辖的部队战力是不逊于朱棣所驻守的燕京所部的。在朱棣起兵时也有藩王响应朱棣，比如驻守大同的代王朱桂就想起兵，结果被大同参将陈质控制住了，陈质之后又收复归附燕王的城池，后来陈质因为这事被继位后的朱棣诛杀。史书记载：代王欲举兵应燕，质持之不得发。及燕兵攻大同不下，蔚州、广昌附于燕，质复取之。成祖即位，以质劫制代王，剽掠已附，诛死。这也说明了朱棣的部队在很多地方并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事实上只有原先燕王所辖的燕京地区的城池望风而降，迅速依附，这都是他自己的部下官吏所辖地区。而等到出了北京城，北攻张家口南取保定东进济南都是困难重重的艰苦作战。比如攻打济南时就踢到了盛庸和铁铉这样的钢板，结果是朱棣靖难四年未入济南城。直到后来建文帝败亡，盛庸才投降，之后不久受谗自裁而死。其他各地区朱棣部队同样难以迅速攻克占据，所以朱棣靖难四年的前几年都是在北方各地缠斗，而难有建树。直到最后半年才决心挥师南下，直逼金陵。然后就神奇的成功了，这里还要给绝地二五仔李景隆发个小红花，这边朱棣刚骑马入京，他就立刻做了内应开门投降，建文帝真的气的脑袋嗡嗡的响。不过这货也没得好下场，很快就郁郁而终了。

所以明朝建文帝如果不削蕃，朱棣会不会就不造反。不能说一定不会有人造反，但短期内来看不可能有人蠢到去造反，至于朱棣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被野心冲昏头脑压根没有理由去造反。

其一朱棣不是藩王中拥兵最重最强的，至少不是唯一拥有精兵悍将的藩王，单论驻守大宁的宁王朱权所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北边要镇。所统封疆九十城，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诸胡骑又骁勇善战。其人智略渊宏，被服儒雅。数会边镇诸王出师捕虏，肃清沙漠，威镇北荒。 有这样强悍睿智的人在其边侧驻守，绝对足以扼制野心勃勃的朱棣。事实上按照朱元璋设计的制度，由皇帝、藩王、外戚、驸马组成的家天下体制，应该能够在权力、礼法和亲情的共同作用下稳固地支持大明王朝的江山。然而，文弱的侄皇帝与身边的书生们未能掌握制约桀骜不驯的叔王的办法，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制度终于酿成大祸。

所以建文帝个人的不明和身边儒臣的无能是朱棣可以成功的直接原因。而朱元璋也曾经对朱允炆有过担忧，想过立朱棣为太子。明史中记载的是：明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死后，朱元璋召群臣于东阁门议立太子，说：“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当时皇室诸王多拥有重兵，尤其是燕王朱棣“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振”，凯觎皇位已久。对此立储大事，百官谁都不敢多言。此时刘三吾却挺身而出劝谏“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适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朱元璋听后不答，大哭而入。后立懿王太子之子允炆为皇太孙。刘三吾因此“忤旨”，再次由翰林学士降为国子监博士。朱元璋内心也很无助，不立朱允炆心里割舍不掉，立了又恐有祸患。但很多事人力难为，往往多是如此，不管怎么抉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其二靖难之中朱棣打的如此辛苦也能看到造反这事没那么容易，如果不是他运气好，可能早在起兵半年内就被瞿能父子斩杀了。至少北京城内的朱高炽等朱棣亲族百官一定会被俘。之后大概率会兵变，然后朱棣被绑缚京城或者传首各地，警示天下。

其三天下初定，民心所向是和平稳定，你搞事情肯定是违背民意的，必然是被群起而攻之。而且天下承平，希望通过军功快速获得荣誉功勋的人不在少数。单独的藩王起兵造反，简直就是羊入虎口，一定会被撕的粉碎。纵使你是朱棣这样骁勇善战的英才，也是猛虎架不住群狼，早晚得死，而且不会太晚。形势不许，人力难为。这样如果不削蕃，至少不着急削蕃，一定不会有藩王谋反。建文还年轻，等个二十年，和宁王这样的聪慧的藩王建立好联系，扼制燕王这样早有野心的藩王。一家人和和美美先度过一代人，等朱高炽、朱高煦这样的人继承了王位，即使想举兵，也难成大事。那时自己正直壮年，敏锐通达，成熟稳重，说摁这几个后生还不给闹着玩似的。

建文削蕃，为后世所诟病的始终是太急太狠太没有方略。而不是该不该削蕃的问题，我想朱元璋早就想到削蕃一定要削，但一定不是在建文这一朝去削，防权臣相对防宗亲，安民心固河山相对于清藩王收地方在建文一朝更迫在眉睫。但建文不懂爷爷深意，而身边儒生又太聒噪，年轻人很容易就被左右了思想，做一些不切实际而出格的事。别说一个在深宫之中养成的小皇帝，就是我们普通人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还有为爱情奋不顾身，为义气两肋插刀的过分理想主义的事会做。建文帝这个年纪作为一个普通人年少无知冲动乱为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帝王倒行逆施，肆意妄为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 历史 已经给出了答案，供后人各自评说。

只是事与愿违，为后世戒之吧。

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封王建藩之制与明王朝相始终。本文试就明太祖实施这一制 度的原因与宗藩对明代政治、经济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
洪武二年，朱元璋“定诸王封建之制”①。次年封皇子朱樉等九人为亲王。史称：“ 明太祖定天下之三年，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封诸子，待其壮 而藩服”②。历史表明：实行封王建藩之制与否，并非宋元覆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历 代封建王朝中，元朝统治者是极为重视封王建藩的③。清朝统治者中就曾有人指出：“ 明祖欲大封诸子，假此立言(按谓宋元孤立)，实为未允。”④那么明太祖建国伊始，即 作出封王建藩的决策、加以实施的原因究竟何在?
朱元璋是在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明王朝的。元末农民大 起义打垮了元朝的统治，也有力地冲击了元朝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有关措施。但有些落 后的制度仍然不同程度作为残留而存在下来。明初建立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免打着元朝的 烙印。如从元朝的分封制度中，尤其是从元世祖分封诸子为王，代表皇帝镇戍一方的措 施中就可窥见明初封王建藩之制的影子。今人指出：“朱元璋的分封诸子为王，就是元 代分封制度的继续。”⑤
促使明太祖作出封王建藩之制，加以实施的，主要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巩固皇权 的迫切需要。
初建的明王朝面临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诸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漠北存在着构成严 重威胁的元朝残余势力，它们亟图卷土重来，不时进扰明边。明初建都应天，距北陲遥 远，鞭长莫及。加强边防，遏止故元的再起，对明统治者来说，是关系到统一全国、巩 固统治的大事。明太祖对此极为重视。洪武四年九月，他曾告谕群臣说：“惟西北胡戎 ，世为边患，不可不谨备之耳”⑥。洪武末年，他还书谕统军深入塞北的晋王朱棢、燕 王朱棣，“明于事势，机无少懈”⑦，慎固边防。明王朝与故元残余势力之间始终是剑 拔弩张的。
随着反元战争的胜利与统治地区的扩大，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逐渐发展。暴发为新 贵族、官僚的开国勋臣宿将，亟亟于政治权力的争夺和土地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他们争 相侵夺民产，隐占国家的编户及赋役，纵容管庄人役欺压黎民。这不仅激化了农民与地 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且加剧了贵族官僚之间的矛盾，损害了封建国家的权益。这 是与朱元璋的“休养生息”，增加赋役收入，稳定统治秩序的政策相背离的。臣僚不守 封建法纪，恣情专擅，更是朱元璋所不能容许的。早在他自立为吴王时，就曾告诫大臣 ，以元朝的覆亡为鉴，谨守法度。并警告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不得纵容家僮“恃势骄 恣逾越礼法”⑧。建国以后，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等三十四人为公侯，赐予铁券、庄 田及佃户。勋臣藐视朝廷法纪如故⑨，多恃铁券犯法。明太祖不得不下诏制作铁榜铸申 诫公侯令颁行⑩。这一严厉措施充分反映了公侯之家占夺官、民产业，欺压人民及役使 军士等骄恣违法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发展，明太祖担心朝中权臣专擅，大将掌握重兵，长期戍 边，尾大不掉。尤其是惧怕权臣和宿将交结，与皇权抗衡，窥伺帝位。因此，他对勋臣 日益猜疑，亟图排斥、翦除。当时，明统治集团内部皇室与勋臣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极 为严重的地步。
比之元末，明朝初年阶级矛盾有一定的缓和，但东南沿海地区及北方某些州县民人小 规模的起义、起事，时有发生。为此《明律》特别加重了对危害封建国家的人民反抗行 为的镇压。
面临着上述的政治形势与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朱元璋看来，只有他的子孙才是维 护明朝统治最可靠的屏藩。这是他广建宗藩的主要原因。
　　　　二
明太祖施行的封王建藩之制以及有关措施，有它一些特点：
一、明初藩王居于极其隆崇的地位，有极大的政治特权，掌握兵权。史称：“秉钺部 兵，崇权握势。”(11)
明制规定：公侯大将如见亲王，“伏而拜谒，无敢钧礼”(12)。诸王有移文中央索取 奸臣，举兵清君侧的权利。(13)藩王拥有三个护卫军，“少者三千余人，多者至万九千 人”(14)，并可节制封地守镇兵。建藩险要地区的藩王，战时有调遣两军作战的大权(1 5)，这大大超过汉、晋所封同姓王拥有的兵力(16)。从洪武十一年起，首封诸王先后就 藩，秦王樉之国长安、晋王棢之国晋阳，燕王棣之国北平，周王櫹之国开封，楚王桢之 国武昌，齐王榑之国青州，潭王梓之国长沙，鲁王檀之国兖州，郡王靖江王守谦之国桂 林。嗣后明太祖又封朱椿等十五个皇子为亲王，洪武后期，有九人就藩。镇守西北及北 方边陲重镇的秦、晋、燕、宁(权)等诸王，兵力尤强。其它诸王星罗棋布分镇内地各重 要城市。
在封建时代，皇子皇孙总是处于极为特殊的优越的地位，但是像明太祖赋予藩王如此 大的政治特权则是罕见的。
另一方面，为了防范藩王对朝廷构成威胁，朱元璋对诸王的兵权、行政权亦有所限制 。他在谴责陕西都司擅自增加秦王府护卫谕中阐明了地方军事机构与王府护卫互相制约 的关系(17)，指明藩王虽可节制封地的守镇兵，但绝不能削弱、分割皇帝的最高统兵权 。藩王有监视地方臣民的权利，而不能直接管理地方民政、财政等事务。王府范围以外 封国地区，均由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管辖。藩王没有如汉初同姓王那样跨州连郡的领地， 及元朝宗王的封邑。即所谓“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18)。
二、宗藩岁供优厚，世世坐享宗禄，拥有很大的经济特权。关于亲王、公主以及以下 各级宗室的岁供、赐田，明初均有具体规定。洪武二十八年诏中的规定，作为永制(19) ，亲、郡王的岁供固然减少了，“而亲王岁禄本色万石，则过唐宋远矣”(20)。且将宗 室岁供下延至皇帝的七世孙——奉国中尉与五世孙女孙婿——乡君与仪宾。越往下延， 宗室人数愈多，势必增加岁供数量。
明太祖担心诸子纷争，外人乘机夺取帝位。谆谆告诫帝位继承人与藩王“各守祖宗成 法，勿失亲亲之义”(21)。他把有关亲王的地位、政治特权、兵卫以及应恪守的“藩辅 之礼”等等，均一一载入《皇明祖训》中，强调封藩之制是永远不容改变的。
明太祖一方面实施封王建藩之制，屏藩皇室，使之永远世袭下去，所谓“万世一系” ；另一方面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强化皇权，“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22)。在他心 目中，这二者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互为用。这是永保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
洪武时期的封王建藩固然在当时对巩固边防、积极抵御故元残余势力的进扰以及防止 大将专兵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封藩之制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毕竟是一种离 心力。明太祖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遏止不了诸王争夺帝位的贪欲。正如明人陈子龙所 说：“诸王皆亲高帝子，或从帝定天下，无不有帝制心。虽跨州连郡与汉不侔，而厚拥 资财，盛设兵卫，纵横之资具矣”(23)。一旦条件具备，有隙可乘，他们就会把贪欲变 为行动。这就是建文初年“靖难之变”爆发的主要原因。燕王朱棣即位以后，坚决实施 削藩及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永乐以降，藩王政治、军事特权大减。随 着汉王高煦、安化王置鐇、宁王宸濠之反先后发生，宣德以来，历代皇帝在政治、军事 上对于藩王严加防范，藩禁愈来愈严密。但在经济上仍然以人民的脂膏满足宗藩的挥霍 。尤其是对于新封的近支宗藩，赏赐更为优厚。旧封子孙绵延，新封不断增加，皇子皇 孙，骄奢纵逸，放情酒色，荒淫腐朽。他们“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甚至花生 螟育”(24)。专事生子发孙，请名请封，以谋获取更多的爵禄。兹就所见的有限史料， 简述洪武年间至万历后期二百二十余年宗室人数繁衍的概况：年代 宗室人数 人数增加倍数
洪武年间(1378—1398年) 58人(25)
永乐年间(1403—1424年) 127人(26) 三十年左右增加一倍
嘉靖卅二年(1553年) 19，661人(27) 永乐末年至嘉靖卅二年一百二十九年
间，每三十年增加约二点八倍。
隆庆三年(1569年) 28，492人(28) 嘉靖卅二年至隆庆三年
(24，109人)(29) 十六年间增加约零点四五倍
万历廿二年(1594年) 62，000人(30) 隆庆三年至万历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中增加一倍多。
万历卅二年(1604年) 80，000人以上(31) 万历廿二年至卅二年十年中，增加约
三分之一。
如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世，从上列数字中可以看出永乐末年至嘉靖三十二年的一百二十 九年间宗室人口增加倍数最大，每一世平均增加二点八倍(32)。其原因是洪武、永乐时 期所封藩王，到嘉靖后期已繁衍了数代，从洪熙到嘉靖后期陆续封了二十六个亲王，其 中建藩之国的有二十人(33)。他们的子孙亦繁衍日盛。其它时期宗室人数大体三十年左 右增加一倍(34)。明初宗室人数基数小，增加一倍，宗禄增支不多。明中后期，尤其是 嘉靖万历年间，每增一倍，动辄一两万人，宗禄激增。
明代宗室岁禄究竟开支多少，未见详实统计。各级宗室岁供种类、数额虽有几个则例 ，但各时期各王府宗禄有增有减，变化很大，实际支出数，难以计算。兹就以下材料， 估计明中后期宗室岁禄支出概况。嘉靖卅二年礼部官员欧阳铎称：全国宗室岁禄支出共 八百五十三万石(35)。嘉靖四十一年监察御史林润上言也是上述数字，十年间大体无大 变动。再看这十年间宗室岁禄在全国田赋收入中的比重。据统计：嘉靖三十一年与嘉靖 四十一年，明朝政府全国税粮收入，米为18，224，774石，麦为4，625，821石。米麦 合计为22，850，595石(36)。同年全国诸府岁禄为8，530，000石，占当年全国税米总 收入的46%，当年全国税粮米麦总收入的37%。嘉靖卅二年全国宗室为19，661人，嘉靖 卅一年全国在籍居民共63，344，107人(37)。除去皇室、勋戚、官吏、军队及缙绅地主 约数百万外，大抵六千万人民供养近二万名宗室。当年每个宗室人员岁禄平均数为433. 9石，每个百姓一年要负担宗禄一石四斗。巨额宗禄的开支使人民的赋役负担繁重，亦 造成明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此势穷弊极的情况下，明世宗不得不采取节减宗禄的措施 。嘉靖四十四年所定《宗藩条例》中，关于岁禄部分，规定各级宗室部分折钞，示意亲 王奏减部分岁禄，并裁减冒滥领取者(38)。隆庆年间，全国宗室岁禄，本色为3，768， 220石，折色为8，604，780石，本折总计为12，373，000石(39)。宗室本色岁禄固比嘉 靖三十二年有所减少，本折总数却有增加。而隆庆以后，宗室仍在继续繁衍，宗禄势必 随之递增。当时，礼部郎中戚元佐等，深感宗藩问题势成痼疾，危及明朝统治，纷纷上 疏提出处理宗藩问题的建议，如限制亲、郡王子女受封的名额，超额者不给爵禄；允许 宗室任官或从事士、农、工、商等业；撤消宗人不得出城越关的禁令等等(40)。由于诸 王竭力阻挠，建议被置之高阁。宗藩问题继续拖延下去。
明廷解决宗禄的主要办法就是加征加派。史称：“嘉靖年间，天下财赋岁入太仓者二 百万两”(41)，万历晚年加派的白银五百二十万两，作为正式税额征收(42)。明廷额派 ，加征的赋税中就有一部分供宗藩挥霍的。如衡王建藩的山东青州府所属诸城、日照两 县，“每岁额派禄米盐银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四两三钱一厘”，加上王府其它用度，“共 银二万六千一十五两一钱六分一厘，此皆民粮供亿”(43)。陕西白水县，“嘉靖加派一 百八十两八钱七分，万历加派七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补疮”(44) 。白水是当时全国极其贫瘠的县份之一，加派激增。可以想见全国其它各地人民由于宗 室繁衍而额外增加的负担。
王府收受禄米，并恣意提高折银价格。正德时南昌府宁王宸濠“每年指收禄米，违例 每石折银二两(按：约为明廷规定折银的三倍)，过限倍征”(45)。嘉靖年间，监察御史 周进隆题称：“江西各王府收受禄米，每石用银壹两陆柒钱，小民困苦，要行禁治”(4 6)。这种情况岂只宸濠一人，又岂只江西一地的王府。
明中期以来，宗室内部贫富分化。各王府掌权的亲、郡王，贪婪无厌，借口宗人繁衍 ，禄粮不敷分配，尅扣贫宗岁供，或怂恿他们向州县索取。经常发生宗人殴打地方官吏 事件。并往往白昼抢劫百姓财物。宗藩岁禄问题，既加剧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激 化了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明朝藩王还通过种种方式恣意侵夺、兼并官田民产，广置庄田。明代拨赐藩王庄田是 从明仁宗开始的(47)，嗣后相沿成例，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成化年间宪宗赐给亲 、郡王、公主等宗室十六人田土，共计一万九千四百八十余顷(48)。为英宗、代宗赐给 亲、郡王田土数的二十七倍。武宗时，“诸王、外戚请求及夺民田无算”(49)。世宗晚 年赐给他的庶四子景王载圳庄田，据说达四万顷(50)。神宗赏赐尤滥，他的兄弟潞王建 藩河南卫辉府，受赐庄田四万顷，年征租银四万两；他的儿子福王常洵受赐良田两万顷 ，年征租银四万六千两(51)。天启三年，福王之弟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分别 建藩，熹宗给赐各三万顷庄田。陕西、湖广两布政使司竭力搜括不足，熹宗强令摊派给 四川、河南、山西“协济”(52)。此外光宗女“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顷) 计”(53)。可见明代后期藩王、公主受赐、奏讨田土数额之多。
藩府还通过夺买、“投献”及强占等方式兼并民田，数额巨大。如正德年间，宁王宸 濠在南昌府“强夺官民田动以万计”(54)。嘉靖时，景王载圳建藩湖广德安府，“越界 夺民产”(55)，滥收投献，“其它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56)。宗藩还到封城以外 的州县侵夺民田。神宗在一个诏书中指出：“有等豪暴强宗，往往擅离封城，于各州县 吞占田产，有司知而不问”(57)。可见这种情况的普遍性。诸王府占夺的官产民田数量 大大超过受赐、奏讨的庄田。如成化十三年，吉王见深开始在湖广长沙府建藩，宪宗赐 给他庄田一千二百多顷。到崇祯十五年，吉王府占有长沙府长沙、善化两县官、民田七 、八千顷(58)，为原受赐庄田的六倍。这表明王府往往以受赐的庄田为据点，不断侵夺 周围及附近地区的民田官产，扩大王庄。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王朝后期经常发生的现象。明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 还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特点。不仅土地兼并极为剧烈，数额之多惊人，而且皇 室带头占夺民田，冲破了一切限制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樊篱。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 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的。明中期以来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嘉靖、万历年间出 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此种情况下，皇室、贵族、官僚大地主变本加厉地掠夺劳动人民 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万历年间，仅神宗诸子册封、冠婚等一笔费 用即耗银一千二百万两(59)。为当时全国每年赋税收入数之三倍(60)。史称：“万历以 后，迄于天(启)、崇(祯)，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61)这一股奢侈之风当然 是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煽起来的。他们享乐胃口的膨胀，又增长了攫取更多的土地 、财富及劳动力的贪欲。所以，嘉靖中期以后，藩王奏讨及占夺官田民产越来越多。
明代累朝共封皇子六十二人为亲王，其中有五十人就藩。这五十个王府共拥有庄田多 少，文献史料中未见有比较完全确切的记载。明朝灭亡前夕，全国还有廿八个王府，亦 无详实的庄田数额。但从万历至天启年间，仅神宗的弟、妹及其子朱常洵等四兄弟以及 光宗的两个女儿等人受赐及奏讨的庄田就有十多万顷。还有其它二十三个王府受赐、奏 讨庄田数、各府亲、郡王以下宗室拥有的庄田数，尤其是各王府非法受献、夺买、强占 的田土数量，一般来说比受赐、奏讨获得的田土更多。上述三类庄田数的总和当为神宗 、光宗赐给他们子女的庄田的许多倍。
诸王宗室在占夺田土，广置王庄的过程中，大量农民沦为王府庄佃。他们无论被集中 在王府庄所生产，或一家一户佃耕庄田，均遭受苛重的地租剥削，并负担王府的差役。 由于藩王宗室有更大的封建特权，王府佃户的人身隶属关系更强。尤其是随田赐给的“ 钦赐佃户”与被隐匿或被迫投充的佃户，他们的人身完全隶属于王府，世世代代被固着 在王庄上，与王府的关系实际上是封建的主奴关系。
王府恣意增收地租及额外苛索。如建藩长沙府的吉王府便是一例：“初征之时恐百姓 不从，每亩止征银四分，……正德以来，……每亩加追租银五分二厘，连前九分二厘。 其管收(旗)校人员外又勒要煎销火耗，供给纸札及柴菜之类，愚民有被骗至一钱三五分 者，莫敢谁何。间有不从，每亩要纳本色租谷三斗，又加耗一斗二升，民皆畏怕临仓车 扬，淋尖踢斗，加耗垫席等项，加倍不勾，又且百般刁难，在仓守候月余不收，只得依 从充粮”(62)。
王府对佃户进行残酷的剥削，且稍有不遂，即横加迫害。如宁王宸濠加租未遂，即将 佃户魏志英、民人辜增“家眷二百余人尽行杀害，房屋焚烧一空”(63)。万历四十三年 ，福王府伴读阎时往汝州征租，每钱加收五分，因勒索不遂，乃将佃户鲁国臣毒打致死 ”(64)。以上仅仅是王府杀害佃户及其家属累累罪行的一二事例。史称：“王府官及诸 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抢杀庄佃 ，所在骚然”(65)。这不仅是福王府残害农民的情景，也是各地广大农民惨遭宗藩大地 主迫害的一个缩影。
明代宗藩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及残酷野蛮的迫害，充分暴露了皇族大 地主的腐朽寄生性与残暴性。他们激化了封建社会后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宗藩大土 地所有制的发展，也阻碍了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成长。明末农民大起义便是当 时空前激化的阶级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各地农民反抗明廷、宗藩、官僚、豪绅等地主阶 级长期的斗争汇合而成的革命洪流。明末农民大起义又推动了各地反抗宗藩的斗争。崇 祯十六年夏，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进入湖南，长沙人民起义响应，“令吉藩退田”(66) ，吉王朱慈煃狼狈而逃(67)。同年，湖广武冈州爆发万人起义，攻下岷王府所在地武冈 州城，“捕执岷王，杀之于殿阶，火焚王府宫室”(68)。次年四月，建藩山东青州府的 衡王朱由棷闻大顺农民军攻下明京，极为惊恐，企图南逃。“阖城士民，恐其窜也…… 遮留不放”(69)。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锋芒直指明朝皇帝，以藩王宗 室、勋戚、官僚、豪绅大地主为打击的主要对象。李自成发布文告，指出明廷“利擅宗 绅，闾左之脂膏殆尽”(70)。农民起义军驰骋南北各地，三年间先后摧毁了福、襄、徽 、崇、楚、吉、秦、肃、韩、晋、代、瑞、蜀等十三个王府，逮捕及镇压了血债累累、 恶贯满盈的藩王朱常洵等十多人，有的合族受到惩处。这是对压在人民群众头上达二百 多年之久的皇族大地主集团的一次总清算。

十三爷胤祥是雍正皇帝的铁杆兄弟。铁杆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先看看清史稿里面记录的十三爷胤祥的一些事情：

福建总督刘世明，陕西总督查郎阿，

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

川陕总督岳钟琪 。

这一个个手握实权，开牙建府，起居八座的诸侯，土皇帝，都是十三爷力荐的结果。这些人在整个雍正年间，甚至到了后期的乾隆初期，都是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中坚力量。

我们再看看十三爷的其他一些管理细节：

雍正5年正月初一，胤祥命造威远将军铁炮十尊；

雍正6年正月三十，胤祥命造子母炮100尊。

雍正7年七月初三，胤祥命造炮车4000辆。

同年七月，胤祥命造腰刀一万把，用于封赏出征军人。

人事权，军权十三爷胤祥都有。极得雍正的信任，而他对雍正又是忠心耿耿。他们既是兄弟，又是君臣，成就了一段明君贤臣的佳话。

返回问题：说如果十三爷活着，那雍正会不会杀掉弘时呢？

篇幅限制，我们简单说说雍正为什么要杀弘时，按小说的说法，弘时准备杀掉弘历（乾隆），取代他的太子身份。

为了不给自己的儿子弘历留下祸患，雍正就把同样也是自己的亲儿子的弘时也给杀了。而那时候十三爷已经去世了，无法求情，所以雍正就留下了一个杀子的恶名。

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撇开虎毒不食子，更何况是皇帝这个实际情况。就单独 历史 来说：

雍正4年2月18日，雍正将自己的亲儿子黄三子弘时过继给了他的政敌胤禩为儿子，（他俩一直走的很近）。

可在同年九月初八的时候，胤禩就病逝了（当然也有人说是被毒死的）

而这三皇子弘时是在雍正5年八月初六死的。

如果雍正怕皇三子弘时与八爷胤禩合伙谋害弘历（乾隆）的话，那八爷胤禩死后就没有必要杀他这个儿子了。

所以就不存在他将亲生儿子杀掉这一说法。。

但小说中为了增加矛盾，杜撰了弘时死于他亲爹雍正之手的说法。甚至还说如果十三爷活着，就一定会劝雍正不要杀掉他的儿子。

可 历史 的真实情况是：

十三爷胤祥是雍正8年五月初四去世的。那个时候八爷胤祀还有皇三子弘时，都死了三四年了。

如果说雍正真的是下毒手将自己的亲儿子弘时杀死的话，以十三爷侠王的性格一定会阻止的。

事实上弘时在雍正5年就死掉了。我们可以反正得出弘时是正常死亡，而非雍正杀死的。

这才是真相！

就是十三爷不死，弘时也会死。

因为弘时的事就是十三爷临死前告发的。

虽然雍正没有生康熙大帝那么多儿子，也没有九子夺嫡的大戏，但是弘时一直在为夺得皇位，暗地里结党营私，对自己继承皇位最大威胁者弘历多次派人去暗杀，就是为了尽快上位，还差点利用隆科多带兵进了畅春园意欲手刃雍正……

这些十三阿哥清清楚楚，也就是在临死前禀报给雍正。就是让雍正尽快处理。

一，无才无德的弘时野心勃勃。

其实，弘时是雍正的三儿子。

由于前面两个哥哥早夭。弘时就成了大阿哥，根据继位的长幼之序，弘时做起了继承皇位的美梦。

但是，雍正似乎对弟弟弘历非常好，弘时就觉得是自己最大的威胁！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弘时通过旷师爷收买了江湖中的亡命之徒。

也就在弘历去山东办差时，在湖上遭人沉船，在江苏遇人追杀……这些都是弘时所为。

也就是说，为了皇位，弘时孤注一掷到手足相残！

二，借力八叔，要胁隆科多，弘时铤而走险。

为了当皇上，弘时真的是绞尽脑汁。

A，借力八叔，铲除障碍。

其实这一步险棋。雍正最反感有人跟八阿哥走近。

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做——就是借八叔的势力与雍正抗衡。

B，要胁隆科多，直扑畅春园。

那次雍正出京，由于没有接到消息，很多人以为雍正出事！

八阿哥窃喜。

弘时立即胁迫九门提督隆科多带兵去畅春园，就是乘机夺权。

没有想到雍正正在畅春园。

一步不成，二次未成，弘时仍不收手。

终于东窗事发。

由此可见：弘时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雍正在宗人府赐他死已经是别无选择！任何人帮不了他也保不了他。

十三爷肯定会求情保三阿哥弘时，但是雍正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雍正决定的事情是很难受到别人影响的，即使是对他“掏心掏肺”的十三阿哥，在很多时候都选择对老十三的隐瞒。

当年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前，当时还是在府里当着郡王的胤禛想要接手刑部换死囚案。最后胤禛从邬思道哪里汲取了智慧不去接手，但是心里又有着当初康熙要他当“孤臣”的叮嘱。所以他先主动接手了刑部的案件接着，后来晚上的时候他来了个“冰火两重天”，先用“炭火烤炉”再用“凉水洗身”，第二天便风寒卧床不起。当时作为“吃瓜群众”的我，细想按当时的医疗水准来看，万一医不好，胤禛卒，全剧终，“ 历史 上可要少了一名贤能勤政的皇帝了。”

后来太子被八阿哥胤禩通过诱审肖国兴逼上绝路，四阿哥胤禛当着十三阿哥的面嘀咕

但是实情如何，胤禛也没有告诉十三阿哥。

十三阿哥自己也知道雍亲王府里的事儿和雍正当了皇帝以后的很多事儿，他都不便插手

李卫刚刚到胤禛府里的时候，十三阿哥来看望，顺便让他们到自己府里玩。可是李卫说，

十三阿哥自然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位哥哥虽然和自己关系密切，但是自家的事儿还是各归各的好。所以胤禛府里的事儿，十三阿哥只是负责传达，至于如何做，那就是胤禛自己的事情了。拿坎儿（高福）的事儿来说，坎儿因为爱情失利，伯伦楼买醉被八阿哥府里的管家套路。十三阿哥胤祥要说对坎儿也是有很多感情的，但是他提醒了胤禛说他府里的人和八阿哥府里的人打的火热。至于怎么做，胤禛夜里让高无庸毒死了坎儿，十三阿哥也丝毫没有过问。

老三弘时所作所为其实过分了。不仅派人刺杀弟弟弘历，还要和八阿哥党一起篡夺父亲的皇位，所以十三阿哥在临死前把这个事儿告诉了雍正，至于怎么做，自然雍正自己决定，十三阿哥胤祥必然不会参与。

弘时的事情已经涉及到雍正自己的脸面和威严，属于雍正的丑闻，自己的儿子和别人撺掇反对自己。这件事儿即使满朝文武，宗亲王室都知道也是不敢说的，因为这件事儿涉及皇帝自身，一旦揣摩不到圣意就可能掉脑袋，俗话说的好

这个事儿一旦说出去，就表明将皇帝和自己的儿子放在了对立面，这是十分可怕的结果。

所以说这件事儿只能老十三说，老十三其实也在心里有好一段时间了，所以弥留之际也一定要说出来。十三阿哥走之前，要为以后少人分忧的四哥做一点事，也是发生了“八阿哥党逼宫案”以后，十三阿哥也为后面的大清列祖列宗的事件出一份力。

如果十三爷不死，弘时还是会死。

只是死得迟一点而已。

为什么呢？

用雍正的活说：弘时弑父杀弟，欺君灭行。依据大清律令，凌迟处死。

也就是说，弘时死罪难逃。

那么，十三爷不死去给弘时求情也不能改变。

更何况，十三爷根本不会为弘时去求情。因为弘时死有余辜。

一，弘时的动作不断。

其实，弘时是一个自作聪明的皇子。

也是一直自诩聪明过人。

在雍正登基后，第一次京城科举考试，弘时胆大包天，从监考官张廷璐那胁迫拿到考题，竟然在派人在考场附近兜售考题答案。牟取私利。

后来，张廷璐被处死，弘时似乎与他无关似的。

为了夺皇位，弘时胆大妄为，勾搭八叔，胁迫隆科多，借二人之力，还密谋发动一场兵变，企图在畅春园对雍正下手！

担心弘历成为争夺皇位继承人的劲敌，弘时指使师爷去江湖买凶对弘历痛下杀手。

甚至是为了魇镇雍正和弘历，弘时买了不少法物。

这些事，一件件，一桩桩，都是死罪。

二，其实，十三爷早就察觉弘时有异，只是提醒希望他迷途知返，没有想到，弘时一路不回头。

早在隆科多带兵开进畅春园时，十三爷感觉不对劲。

当时八爷装病，能调动隆科多，只有在京的弘时。

十三爷想到这一点后，也曾经暗示过弘时点到为止，同时十三爷开始提防弘时了。

没有想到弘时一路走到黑。

而且，弘时心之狠毒真的是无法想象。为了让那些知道他的丑事的当事人消失，更加的疯狂。

为了让隆科多死，让他半夜背土。

为了让八叔死，叫医生别给他治病。

为了把追杀弘历约谢师爷干掉，花重金找江湖杀手！

总结：可以说，弘时犯了滔天大罪，哪有不死之理？！

这个问题问得，被电视剧误导了。弘时是雍正五年去世的，老十三是雍正八年去世 的，弘时去世的时候老十三还活着。而且，弘时应该不是雍正杀的。

老十三活着，弘时还是去世了，就算是雍正处死了弘时，老十三也没插手，也不会阻拦。一方面这是皇帝的家事，另一方面又涉到了皇权问题。弘时被记载为：少年放纵，行事不慎。但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又没说。但是弘时确实是触怒了雍正。已经不可挽回，雍正都把弘时过继给老八当儿子了。

雍正又把老八除去黄带，从玉牒中除名，弘时作为老八名义上的儿子，自然也是被除名，都不算是皇室的人了。到乾隆年间，才给他恢复。雍正和弘时的父子之情已断是真的，但是还不至于处死他。

老八的亲儿子被发配充军，而弘时又交给康熙的第二十一子抚养，雍正还是不忍心的，没把事情做绝，至少不会处死他。在这么处理之后，过了一年半，弘时才去世。雍正要是想动手早就下手了，不会再等一年半。弘时自从被过继给老八，他就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机会，弘历登基已经没有什么阻碍了，雍正没必要再处死弘时。

老十三虽然和雍正关系很好，但是无论是谁，都不敢管皇帝的家事。要是老十三想劝阻的话，就不会让弘时过继给老八了。再说弘时也站到了雍正的对立面，他知道自己继位无望，至于他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结果就是父子反目。但是上面也说了，不管再怎么反目，至少不会伤其性命。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对的，被电视剧误导太深。这部剧固然很好看，但是并不是全部都是真实 历史 ，不可全信。

导读：如果与正史比对的话显然不成立，所以还是按照影视剧《雍正王朝》的情节来做响应的推理。正是十三爷临终前和四哥的谈话中提醒雍正，弘时身上有老八的影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是暗指要雍正堤防弘时。所以即便十三爷活着也许会求情保弘时一命（最低也是圈禁终生），但是绝对不会改变出发弘时的初衷。而雍正本身就刻薄寡恩且深受九龙夺嫡的危害，所以最终下狠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况且弘时不但要谋害弟弟篡夺太子之位，而且还联合老八搞八王议政阴谋推翻雍正；皇权面前无父子，雍正面对这样的情况必然会鸩杀弘时。

雍正子嗣相对单薄，弘时作为长子在老八的熏陶下自然萌生了夺嫡的心思。对于八爷党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臣服过，志大才疏的弘时被鼓动夺嫡不过是九龙夺嫡的延续。老八胤禩对于从小陪伴的弘时亲近不假，但是利用弘时参与夺嫡不过是报复四哥雍正的方式。当然弘时利欲熏心打算攫取皇位也严重触犯了雍正的底线，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触碰终于让雍正动了杀机。为了江山有序传承、避免类似九龙夺嫡手足相残的情况再次发生，雍正还是鸩杀了弘时。

弘时也许有野心但是也不大，但是在夺嫡失败八叔的鼓动下野心膨胀；老八胤禩并没有安好心，弘时不过是他报复四哥的工具

太子是个高风险职业，但是依旧不断有人前仆后继的费尽心思的去争夺。虽然距离皇位一步之遥，但是很容易成为诸位皇子的众矢之的。古往今来很多太子都没能熬到继承皇位，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康熙的太子胤礽都属于此类。胤礽从几岁被康熙立为太子，由于康熙的长寿经过几十年依然是储君。而清朝从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所以胤礽的太子之位引发了让康熙恼火的九龙夺嫡。在太子党倒台后，本来打算顺利上位的老八胤禩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对手-四哥胤禛。

最终人才单薄的四爷党在邬先生的筹划下，干净利索的完成了坑老八、弯道超车夺取皇位的壮举。老八胤禩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一直对于“投机取巧”的四哥充满了深深地怨念。即便是雍正登基初期，老八在朝廷上呼风唤雨的实力也必然不会甘心。所以从小跟他亲近的弘时就成为其报复四哥的工具，所以老八不断鼓动弘时参与夺嫡。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就不安分的弘时野心勃勃的走上了不归路。

相对九龙夺嫡时诸位阿哥们勾心斗角，弘时夺嫡过程更显狠辣；弘时不但想除掉弘历夺取太子之位，甚至还曾经进行过配合八叔、隆科多逼宫的尝试

九龙夺嫡中诸位阿哥竞争非常惨烈，但是也仅仅是为了太子的位子；至少没有上升到肉体消灭这种毁人欲灭人伦的地步，但是弘时的狠辣与匈奴单于冒顿有一拼：打算杀掉兄弟弘历，赶父皇雍正下台。冒顿的行为尚可以依据强者为尊的少数民族传统，况且是尚且没有完全进入奴隶 社会 的落后时代；而被儒家文化浸染数千年的清朝是不允许弘时这种极端行为，也就是说可以竞争太子位必须保持底线不被突破。弘时不但派出杀手直接下江南刺杀弟弟弘历，而且阴谋联合八叔、隆科多等人发动政变推翻父皇的统治。以整顿旗务为名，联合多方力量图谋推翻雍正。老八串联关外王爷接管丰台大营兵权，以弘时为名串联九门提督隆科多控制内城。在这个过程中，弘时还阴险的利用的弟弟弘昼为自己背锅。八王逼宫失败后弘时果决的处理首尾，打算暗中处理掉隆科多终于被雍正发觉。

弘时的所作所为终被十三爷发觉，并在临终前提醒四哥注意继承人问题；尤其堤防弘时，所以老十三即使活着即使会求情也不会太坚决，所以终身圈禁是最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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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被二月河误导的问题；弘时，是胤禛的儿子，但是过继给了老八，只是在雍正年的时候，因为太过荒唐，行为太不检点，被踢出了宗室，自己郁郁而终的。死的时候24岁。到了乾隆年，又被拉回宗室了。

就按二月河的剧情来说，假设老十三活着，弘时死不死？

当然还是死，九王夺嫡的戏码演一次就够震撼了，胤禛怎么当上的皇帝自己心里没点谱啊？给自己儿子铺路还不铺结实了，就算老十三真的像邬先生说的一样能活99，就这一个理由，老十三就会自己下手帮弘历扫清上位路上的所有障碍！按照老十三的尿性，他四哥不便出手，不能出手的脏活儿，他当然义不容辞了！活到99也是保弘历到99，绝对不会看着弘时胡来的，政权这种东西，老十三没想法不代表他不站队。

所以，放你一万个心，弘历上位，那是玄烨就定下的事儿，不论是看他皇阿玛的面子还是看他四哥的里子，拼命十三郎也不会瞎保弘时的！

会的，杀弘时正是十三爷给雍正皇帝出的主意，虽然他没有公开建议但是十三爷一句从弘时的身上能看见八哥的影子就已经注定了弘时必须死，雍正皇帝想给弘历留下一个没有人与其争夺皇位的能够继续自己执政政策的朝廷，八爷是雍正皇帝一生的阴影和噩梦。有十三爷在弘时能够活的久一点但是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不会的，老十三在的时候跟雍正提醒过，怕乾隆续位不顺无法推行新政。当时雍正正愁，想着自己还在弘时反不了天。雍正感觉自己大不如从前了，李卫再次提醒雍正，不要把难题留到下位皇帝弘历。最后雍正决定杀了弘时

汉景帝为了保证汉武帝顺利即位，杀死废太子刘荣，汉武帝在自己临死之前杀掉钩弋夫人等，被 历史 所诟病，但是大家只说他们残忍，而没有说他们昏庸，那是因为这些举措毕保证继承人顺利接位，保证政权稳固。

所以，在经历九子夺嫡的巨变之后，十三爷不会求情，为了政权顺利交接也只能建议雍正杀死弘时！

孝陵 01 明朝宗室，指朱元璋的直系及其兄弟等人的子孙，包括亲王、郡王、将军等宗室男性和公主、郡主、县主等宗室女性，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尚未封赠的亲王、郡王、将军的子女、犯罪的庶宗及其子孙等等。 明初，朱元璋封了二十五个藩王，洪武年间，宗室人口共有亲王、郡王及以下男女五十八位。到嘉靖年间，人口急剧增加。据《宗藩条例》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宗室人口已达到了恐怖的28840人。 宗室人口为何增长如此迅猛？ 一方面，宗室为「 ”藩禁”所钳制，一心寻欢作乐。 自宣德以后，宗室越来越活在高压的「 ”藩禁”政策之下：宗藩不得干预兵事，不得参政、出仕，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出城有禁，藩王相见有禁，入朝有禁，与官府交结有禁，不许宗藩自置王府官。 种种严格的限令下，宗室虽为皇室子孙，却如同「 ”次等公民”。不能参政，空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能从事四民之业，发家致富也别想了；藩王相见有禁，逢年过节走亲戚也是不行的。 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做什么可以呢？——喝喝酒泡泡妞、抱抱孩子。对于找乐子、抒发个人情感这类行为，明朝廷不仅不禁止反而支持，「 ”乐善好书者百不及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 于是广大的宗室人，在经历现实的无情后，果断将心思全部投入到寻欢作乐上，孩子生了一茬又一茬，比起皇室动都不动就没有子嗣继承大统，可不知道生猛到哪去了。 另一方面，宗禄待遇丰厚，多生多有。 明初，朱元璋对百官的俸禄精打细算，给宗藩的俸禄却十分优渥。尽管后来有削减，相比之下宗室的俸禄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具体情形可参见我上篇文章明朝宗室起源 宗室大都生活在较为发达的地区，社会安定，生活条件优裕。明朝的宗爵制度，有个致命的缺陷：封爵的无限性。宗室成员只要不犯禁，都可以获封。宗室为了获取更多的宗禄，就需要纳更多妾生更多子，以此争取更多的封爵。甚至铤而走险，以庶出冒嫡生、以奸生冒庶出。 这时宗室间的风气就是「 ”多生多有”，人口膨胀起来自然毫不费力。 据《今言》记载，嘉靖八年（1529），宗室有人口8214人，但这次统计并未包括宗室女性在内。嘉靖二十八年，宗室玉牒记载的现存人口为一万余人。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嘉靖三十二年，有宗室19611人，其中包括亲郡王、将军和中尉9782人，女性宗室9183人。到嘉靖末年，宗室人口上升到两万八千余人。不到四十年，宗室人口增长三倍有余。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指出了宗室人口每三十年增长一倍的情形： 「”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万历二十二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 据《明实录》记载，明代全国总人口一直维持在五六千万，可见宗室人口增长之迅猛。宗室聚居在大城市，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又享有优厚的俸禄，属于「 ”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加上生育子孙是「 ”有利可图的事”，人口也就不可避免的呈激增之势了。 02 宗室人口的膨胀，给明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宗室人口增加，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宗禄显著增加。嘉靖末年有宗室人口28840人，按人均岁支四百石计，总量超过1153万石，如此庞大的俸禄支给，给明王朝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从禄粮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可见宗禄问题的严重。嘉靖时，山西一省存留米麦每年152万石，但宗室禄米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万石，但宗室禄米需要192万石。 嘉靖三十二年（1553），礼部官员欧阳铎在上疏中反映，全国宗禄支出一共853万石，岁供京师400万石，宗禄「 ”视输京师之处，不啻倍之”。宗禄问题已经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明朝廷的财政压力，反映在外部就是平均岁禄的减少。嘉靖初年，国家供给每位宗室的岁禄大约有400石。到嘉靖末年，根据《宗藩条例》的记载，当时「 ”郡王二百四十余位，将军、中尉一万二千多位，郡县、主君一万六千六百多位，宗禄八百六十多万石”，平均到每位宗室，禄粮已不到300石。 明朝廷无法「 ”化压力为动力”，妥善解决宗禄问题，反而采取了各种「 ”赖皮”措施。 拖欠禄米是其中一个很无赖的举措。宗禄激增，朝廷所能支付的禄粮却有限，「 ”以有限供无穷，势必难久”。所以，拖欠禄粮的事情时有发生。 据《松窗梦语》记载，嘉靖年间，陕西一省有秦、韩、肃、庆四个王府，当时各府禄粮都有拖欠。这四个王府肃府拖欠的最少，其次是庆府，秦府就比较多，韩府拖欠的最多。因为「 ”宗支莫众于韩，故积欠独多”。 宗室没有别的谋生手段，除了亲王、郡王之类的高级宗室有田土外，普通宗室成员只指望着宗禄吃饭。朝廷连禄米都拖欠，叫这些人怎么相信社会？怎么继续生活？ 给没到手的宗禄打个折扣也很赖皮。 据《大明会典》记载，晋、周、楚等十七个王府的郡王，岁支禄米原定「 ”俱米钞中半兼支”，肃、庆、宁、韩、淮五府的郡王岁支禄米，也是「 ”俱米钞中半兼支”。也就是名义上该发的禄米，改成发米和钞各一半。 现在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纸钞可以无限印制，所以会造成货币贬值。明朝发行的「 ”大明宝钞”，就是不知限度的刻印，通货膨胀到基本没人要的那种「 ”纸钞”。 *** 发纸钞，这些宗室一边骂坑，一边想死的心都有了。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更惨的来了，这些郡王的禄米都改为「 ”三分本色，七分折钞”。 镇国、辅国、奉国、中尉原本也是「 ”米钞本折中半兼支”，现在将军改为「 ”三分本色，七分折钞”，中尉改为「 ”四分本色，六分折钞”。各王府的郡县主君、乡君及仪宾本来为「 ”本色四分，折钞六分”，这时候也改为「 ”二分本色，八分折钞”。 宗禄问题带来的财政压力，明朝廷无力解决，只能够采取各种「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暂时缓解财政压力，这就使财政问题发展成了更棘手的社会问题。 03 宗室生存堪忧，于是大者兼并田土，小者烧杀抢掠。 嘉靖四十年（1561），代府奉国将军朱聪浸等人就「 ”宗禄拖欠”上书，「 ”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请下所思，将积逋禄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催补，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饱，冒罪而死，亦所甘心。” 有名有封的宗室尚且如此，那些未名未封的宗室就更艰难了：有「 ”共蓬而居，分饼而膳”者，有「 ”易名姓而为所不可为者”，有「 ”嗷嗷待哺”者，更有「 ”并室而雉经者”，凄惨之情状，令「 ”仁人凄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 下层宗室尽管为皇族后裔，生存现状反而比不上平民百姓。 为了谋求生存，宗室开始寻求其它的求生之道，这使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田土。嘉靖时期，景王多次向朝廷奏讨田地，朝廷赐予宗室的田地多达「 ”数万顷”。明世宗一度对王府占田情况进行过清理，但收效甚微。 除皇帝赏赐之外，「 ”投献”是获取土地的另一来源。投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求得庇护；另一种是地方恶棍或权贵妄指民田为官田、荒地，然后进献给王府，以此结交藩王，并获得重赏。 据《明实录》记载，明初，黄河两岸原有大片荒地，经过百姓长期开垦后，变成了万顷良田。明中期以后，一些奸徒将这些土地投献给王府邀赏，「 ”有不从者，兴词委官，动经岁月，民不聊生。” 宗室犯罪也愈演愈烈。明朝的宗室犯罪见诸明朝很多学者之笔，顾炎武谈及明朝宗室时曾指出: 「 ”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 妄自骄矜, 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 靡事不为, 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明初，朱元璋颁布《皇明祖训》，以祖制的形式规确立了宗藩的各种特权。宗室不受大明律法约束，而仅以《皇明祖训》中的条款为依据来决定奖惩。其中，宗室有罪亦不加刑，就属于明令规定。犯罪也不杀头，只是剥夺宗藩身份，对于吃饭都成问题的下层宗室来说，犯罪成本低的可怕。 嘉靖年间，朝廷还常常诏令对皇亲国戚有罪免罚。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元年，朝廷册封驸马都尉崔元「 ”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京山侯”，并规定其子孙世世代代承袭爵位，赏赐食禄十千五百石。如果有人犯罪，「 ”身免一次，子免一次，追封三代”，连驸马都如此，更何况皇室子孙呢？ 正是这些特权，以祖训为规诫的犯宗议处，变成了宗室超越大明刑律「 ”从薄罚治”的挡箭牌。明朝廷对宗室成员犯罪的庇护，促成了他们进一步的堕落，在皇帝的包庇下宗室犯罪越发猖獗。 凭仗宗亲身份以及大明律不加于宗室的特权，宗室成员抢占民田、抢劫勒索、索取禄粮围攻宗府等各种犯罪行为层出不穷。 宗室中残暴者滥杀无辜，却也安然无事。嘉靖初年，鲁府的馆陶王曾「 ”招集凶恶，殴死平民”，周府奉国将军「 ”扑死无罪二人”，都只是革去禄米三分之一。嘉靖三十四（1555），辅国将军等四人凶横不法，格杀校尉内使等四十余人，父子又「 ”内行 *** ”，夺民财物，召集亡命，掠夺妇女，祸害地方，也只是被贬为平民罢了。 天理呢？王法呢？ 百姓对宗室之恨越来越深，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对宗室的报复尤为疯狂，「 ”一旦盗起，无力御侮，徒手就戮，宗社为墟。”，各个藩府都被洗劫一空。 宗藩的不法行为扰乱了地方经济秩序，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小结 宗室问题不是凭空出现的，根源还在于朱元璋确立的宗室制度。 封爵的无限性导致了宗室人口的无限增长，当宗室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朝廷的财政迟早会被禄粮拖垮；宗室成员享有的「 ”犯罪豁免权”，更是让其失去控制，走向为所欲为的社会反面，为害一方却不被制裁，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加上明朝廷没有决心和魄力更改祖制，只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举动，来缓解自身所面对的巨大财政压力，对宗室的犯罪行为更是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激化了百姓与宗室的矛盾。这样，朱元璋留下的「 ”制度性问题”也就演变成严重的「 ”社会问题”。 嘉靖末年，嘉靖帝终于下定决心要整治这一问题，结果又是怎样呢？下次再谈。 太阳底下新鲜事，欢迎关注@间进！ 参考文献 1.明代藩王研究,梁曼容; 2. 嘉靖时期的宗室问题研究,申伟; 3.明朝代府宗室生存环境探索,韩敏. 1.您的点赞、分享、打赏，是作者判断读者是否喜欢的标准。作者会根据读者的反馈，倾向性的写内容。 2.如果看到喜欢的文章不反馈，作者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以后可能再看不到同类型的文章哦。 3.读到喜欢的文章，一定要让作者知道，这样会有更多您喜欢的内容。 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点赞、分享、打赏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