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战争是封建社会政治 、经济基本矛盾的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作为封建经济主体的土地制度，无疑又是这一矛盾的重中之重 。因此，在每个封建王朝发展阶段的土地制度，如何分配生产关系不仅仅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是黎民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宋朝租佃制的实施正是对当时生产关系再分配，所以租佃制的实施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以前的租佃制

由于租佃制是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制度形式，因此，尽管租佃制一直到宋代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关于租佃制的记载，早在秦汉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

在汉代，由于土地兼并，地主手中的田地越来越多，许多无地的农民或者破产的自耕农，就向地主租种土地以维持生计。由于没了土地，也就没了户口，这些佃农逐渐成为世家豪强隐庇的依附人。

依附世家豪强的佃户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这里说的徒附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些佃户，他们不能随便离开主人，不在国家的户籍上登记，妻子儿女也被迫成为徒附，除了世代遭受豪强地主的剥削和奴役。

到了魏晋魏晋时期以后，“佃农”又被称为部曲，部曲地位依然很凄惨，他们可以被当做赏赐品, 被迫害致死庄园主也一般不受惩罚。部曲的人身权利似比奴隶高不了许多。

唐朝的时候，部曲的地位依然没有太大改善。

«唐律疏议»记载：“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以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说明唐代的部曲其社会身份是农奴，娶妻需要主人同意，依然没有户籍，受地主的人身束缚严重。

由上可以看出，宋朝之前的佃户，没有户籍，依附于地主并有严重的人身束缚，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受地主的剥削和奴役很重，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说宋朝之前的租佃制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原始的租佃现象罢了。

宋朝的租佃制

一、宋朝租佃制产生原因。

宋朝建国后继承了五代十国的疆土, 也继承了唐末以来均田制被破坏无法实施的现实。宋代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建国之初全国上下一片萧条、衰败的景象，开天辟地率先实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本质上，就是国家授田基本被废弃，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止地的商品化，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

结束了五代十国时代的宋朝

在这种土地政策下，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地限制土地兼并和流转，于是就出现了土地交易频繁、大量土地被地主兼并的现象。这就必然会导致两种极端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地可耕，而另一方面却是地主无力耕种自家庞大数量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劳动力的供需市场便悄然形成，而租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使租佃制应运而生。

二、宋朝租佃制的特点。

在宋代的租佃制中，国家依据有无产业把全国人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这二者构成了租佃制的两个主体。主户就是有地的，而客户就是没有自有土地耕种的佃农。

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朝廷都把他们编入国家户籍。“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使客户获得了与主户齐等的地位。至少在国家面前，作为主户的地主和作为客户的佃农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不再有唐代部曲与私家地主之间强烈的人身隶属关系。

在租佃制下，客户除了有了正式户籍与社会地位提升外，还拥有了迁徙的人身自由。

仁宗天圣五年下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自今后，客户起移，更 不取主人凭由，须每年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 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宋会要辑稿·食货》）。

此诏书是宋代关于客户有权自主迁移的最早的一道诏令，这表明客户迁移有了法律保护，迁移后客户对主人自然摆脱人身依附。

有了迁徙的人身自由后，客户的谋生出路开始增多，客户在耕种地主土地之外，还可以为人庸耕或兼营商贩。

兼营商贩的客户

如“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假时受他人庸耕"。又如“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居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物。”（《夷坚支志》）。

客户除了替人庸耕和参与商业活动增加收入外，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升级为主户。

宋朝租佃制中的客户有些可以升为主户。 这不只是客户自己的想法，也是当时政府予以鼓励的，因为这可以増加国家赋税收入。由于土地允许买卖，客户可以用赚来的钱财来购置土地成为主户。如真宗景德三年新收主户33万多户。

升级主户，这给了佃户从农民变为地主阶级的可能，大大提高了客户的积极性。

另外，北宋租佃地租一般实行分成地租，个别实行额定地租。分成地租是按收成比例来交租，一般为五成，双方各得百分五十。

额定地租，事先规定每亩交纳地租数额，收多收少到时都按规定数额交纳，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额定地租，客户等能多劳多得，这能促使其关心生产，努力提高产量。

多劳多得，努力生产的客户

根据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及上下尊卑的礼法而言，佃户的政治地位很明显是要低于地主阶级的，但是随着宋代租佃制的发展，地主与佃户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发明显，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变化。

＂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劝农文》）。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在宋代的租佃制中，佃农有了户籍，社会地位有了提升。由于国家的鼓励，佃农还可以买地成为主户，这也给佃农的跨阶级带来了可能。同时佃农也有了一定的人身迁徙自由，佃农可以参加一些商业活动以及庸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分成地租和定额地租的实施，也能让佃农多劳多得。

这些都表明，宋朝的租佃制使佃农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并能激发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使农民收入增加，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地主与佃户之间也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对农业生产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

宋代的租佃制与农民起义

要使素以“ 逆来顺 受”、“ 安分守己 ”为立身处世之本的中国古代农民，甘冒杀头灭族的风险去起义造反是极其困难的，只有真正到了走投无路，根本无法生活的地步 , 农民们才会去起义造反 。

农民起义

其次 , 一处一地的土豪劣绅 、恶霸地主 、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 自然很可能最终会引发这地区的农民起义 , 但要使全国多数农民都感到活不下去 , 并克服交通不便 、信息不灵、分散孤立等困难，而最终引发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则显然需要更多的条件 。

目前史学界认为要同时具备以下四点才会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一、需有一个集权程度很高 , 且施政范围遍及全国的政府系统 。

二、需有一支尊奉相同意识形态的官僚队伍，他们能够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 。

三、政府实行的土地制度使农民负担加重难以承受。

四、统治集团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削弱 。

下面我们通过这四点来论证一下。

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显然第一二点是满足的。关于第四点，统治集团力量的削弱，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很难衡量。不过作为一个一直贯彻重文轻武政策，且先后遭受辽、金、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打击的宋朝来说，统治集团力量遭到了削弱也不为过，尤其是到了北宋和南宋后期。

这样看来第一、二、四点都符合，那么从最终宋朝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结果来看，论证结果肯定是第三点与宋朝的情况不符合。

那是不是这样呢？结合上文说的宋朝的土地制度租佃制的特点和作用来看，显然第三点与宋朝的情况不符合，这跟论证结果是一致的。

当然为了更严谨，我们通过宋朝农民起义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一下。

宋代的农民起义有个特点，即宋代的农民起义一般规模比较小，虽然农民起义频繁却没有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起义活动，而是往往局限于一隅，并且表现出十足的妥协性，没有明确表示出要推翻封建王朝的意愿。这点从宋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口号“均贫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体现农民起义追求财富平均的愿望，但是没有进一步提出“反王权”的以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为目标的革命纲领。

是的，由于宋朝制度的影响，导致宋朝的人民都非常富裕，并没有出现剥削天灾等现象，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是的，因为宋朝的统治者虽然腐朽无能，但是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因此百姓们都生活得非常好，也就没有发生农民起义。

这的确是受当时的制度影响，当时练武是比较低下的，文人是比较崇高的，导致许多人都没有血性。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经济发达，科技辉煌，政治宽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但它对外软弱，一味奉行苟安政策，两宋分别亡国于女真和蒙古，给汉民族带来了第一次整体亡于外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历史进程出现了空前的倒退。但和其它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相比，宋朝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从未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在它统治的近320年当中，没有发生过一次对王朝统治真正构成威胁的农民战争。 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是改朝换代的最大推动力，对于统治时间较长的大王朝更是如此。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都很大，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各王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 现在看看宋朝发生的几次较有影响农民起义。太宗时发生了李顺、王小波起义，涉及范围不过四川一省，参加人数最多时只有几万人，持续时间才两年；徽宗时发生了方腊、宋江起义，方腊起义还算有点规模，宋江起义甚至连起义都称不上，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四处抢掠的的流寇；高宗时发生的钟相、杨么起义，活动范围只在动庭湖周边，坚持时间长一点，也不过五六年；这几次农民战争无论从起义规模、涉及范围、持续时间和历史影响都无法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大规模农民战争相比，甚至连清朝中叶发生白莲教、天理教起义都比不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所需要的条件。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内因就是必然性，外因就是偶然性，其中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是诱发因素，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先看看内因。一个王朝到了末期，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腐朽黑暗，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各利益集团，为争取权力相互倾轧，宫廷斗争加剧，政局不稳，政府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大大降低，即使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施的改革或调整措施，也往往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或反对而无法实施或半途而废；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兼并加剧，导致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破产而沦为雇农，致使雇农数量大大增加，雇农的增加又使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选择性更强，对雇农的剥削就更重了，剥削的加重又使雇农生活更加贫困，雇农无法维持生计就会大量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为减少损失就会进一步加强对剩下雇农的剥削，而这又会导致出现新的雇农逃亡，社会上流民就会越来越多，而流民是农民起义初始阶段最重要的核心力量；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统治阶级日益娇奢淫逸，靡靡之风盛行，而百姓则怨声载道，各种流言、谶语满天飞，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啦，“十八子为帝”啦，这样的流言、谶语越传越广，越编越神，老百姓就会认为这个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的舆论氛围形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也会蠢蠢欲动……到了这个时候，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内因可以说完全具备了，就是史书上常说的“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但这时不一定就会立即着火，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火星。这个火星就是外因，具体讲就是能促发农民起义的偶然事件。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外因。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外因的因素有很多。天灾、兵祸和其它偶然事件都有可能。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一定能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出现的天灾就可能因为政府救助及时或处置得当而化解；为制止外族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般都不至于引起太大的民怨。偶然事件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发生的时机要恰当，比如导致李自成起义的那场旱灾，致使陕北饿殍遍地，活人不得不吃“观音土”，把所有的穷人都逼上了绝路，想不造反都不行；二是统治集团处置不当，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无法收拾；三是要有杰出的组织者和号召者，这个人必须要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并且要有勇气和领导能力。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几个条件，偶然事件才能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外因。内因和外因都有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就迅速蔓延起来。 能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看看，宋朝为什么能在300多年的统治中基本避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首先是宋朝统治结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相对其它王朝来说，皇权较弱，士大夫阶层有很大发言权，宋太祖还制定了不杀大臣的祖训，并一直被以后任皇帝遵守，士大夫阶层对政府的认同感非常强，统治基础扩大了，政治上就比较稳定，统治集团内部不会产生激烈的斗争，对人民的影响相对就很小，有宋一代从未发生过大的政变就是明证。 第二是宋朝的经济政策。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不以重农抑商为国策的王朝。一方面，宋朝工商业十分发达，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国家对农业的依赖大大减少了，宋朝的工商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而田赋只占30%；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谋生的渠道多了，农民收入多样化了，对土地的依赖也就降低了，这就是宋朝从未实行抑制土地兼并政策的根本原因。还有，在鼓励工商政策的驱动下，经济、科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社会下层的生活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史书上也从未有关于宋朝出现大批人饿死的记载，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源。 第三是宋朝的养兵政策。宋太祖对农民起义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农民起义都是由流民引发的，所以他特别关注流民问题，在制定其它政策的同时，也对前代的兵役制度做了重大修改，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这种制度和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职业化有点像。简单地说兵是招来的，不是强征的，不光要吃粮，还得开“工资”。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当时的欧洲皇帝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东京汴梁守城门的的士兵。这句话可能过于夸张了，但也反映出宋朝士兵的待遇是很高的。宋朝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一般军队规模保持在八十万人以上。募兵方式也很有意思：某年受灾那年就多招兵，某地受灾就在那个地方多招兵。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安置流民（特别是青壮流民），实际目的是抽空潜在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两宋时期民族矛盾非常尖锐，阶级矛盾经常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北宋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契丹和党项政权的威胁，亡于女真人之手；整个南宋时期都受女真政权欺负，终为蒙古所灭。在这300年间，汉民族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民族仇恨心理十分强烈。面对外敌入侵，是战是降始终是朝野上下关注的中心，阶级斗争始终要服从于抵抗外侮，保卫整个民族生存权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前提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可能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 宋朝没有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我读的书不多，掌握的资料也不全面，上面谈的这些只是自己的体会，希望机会与历史爱好者们多交流。

麻烦采纳，谢谢!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经济发达，科技辉煌，政治宽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但它对外软弱，一味奉行苟安政策，两宋分别亡国于女真和蒙古，给汉民族带来了第一次整体亡于外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历史进程出现了空前的倒退。但和其它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相比，宋朝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从未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在它统治的近320年当中，没有发生过一次对王朝统治真正构成威胁的农民战争。 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是改朝换代的最大推动力，对于统治时间较长的大王朝更是如此。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都很大，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各王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 现在看看宋朝发生的几次较有影响农民起义。太宗时发生了李顺、王小波起义，涉及范围不过四川一省，参加人数最多时只有几万人，持续时间才两年；徽宗时发生了方腊、宋江起义，方腊起义还算有点规模，宋江起义甚至连起义都称不上，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四处抢掠的的流寇；高宗时发生的钟相、杨么起义，活动范围只在动庭湖周边，坚持时间长一点，也不过五六年；这几次农民战争无论从起义规模、涉及范围、持续时间和历史影响都无法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大规模农民战争相比，甚至连清朝中叶发生白莲教、天理教起义都比不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所需要的条件。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内因就是必然性，外因就是偶然性，其中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是诱发因素，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先看看内因。一个王朝到了末期，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腐朽黑暗，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各利益集团，为争取权力相互倾轧，宫廷斗争加剧，政局不稳，政府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大大降低，即使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施的改革或调整措施，也往往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或反对而无法实施或半途而废；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兼并加剧，导致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破产而沦为雇农，致使雇农数量大大增加，雇农的增加又使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选择性更强，对雇农的剥削就更重了，剥削的加重又使雇农生活更加贫困，雇农无法维持生计就会大量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为减少损失就会进一步加强对剩下雇农的剥削，而这又会导致出现新的雇农逃亡，社会上流民就会越来越多，而流民是农民起义初始阶段最重要的核心力量；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统治阶级日益娇奢淫逸，靡靡之风盛行，而百姓则怨声载道，各种流言、谶语满天飞，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啦，“十八子为帝”啦，这样的流言、谶语越传越广，越编越神，老百姓就会认为这个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的舆论氛围形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也会蠢蠢欲动……到了这个时候，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内因可以说完全具备了，就是史书上常说的“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但这时不一定就会立即着火，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火星。这个火星就是外因，具体讲就是能促发农民起义的偶然事件。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外因。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外因的因素有很多。天灾、兵祸和其它偶然事件都有可能。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一定能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出现的天灾就可能因为政府救助及时或处置得当而化解；为制止外族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般都不至于引起太大的民怨。偶然事件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发生的时机要恰当，比如导致李自成起义的那场旱灾，致使陕北饿殍遍地，活人不得不吃“观音土”，把所有的穷人都逼上了绝路，想不造反都不行；二是统治集团处置不当，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无法收拾；三是要有杰出的组织者和号召者，这个人必须要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并且要有勇气和领导能力。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几个条件，偶然事件才能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外因。内因和外因都有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就迅速蔓延起来。 能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看看，宋朝为什么能在300多年的统治中基本避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首先是宋朝统治结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相对其它王朝来说，皇权较弱，士大夫阶层有很大发言权，宋太祖还制定了不杀大臣的祖训，并一直被以后任皇帝遵守，士大夫阶层对政府的认同感非常强，统治基础扩大了，政治上就比较稳定，统治集团内部不会产生激烈的斗争，对人民的影响相对就很小，有宋一代从未发生过大的政变就是明证。 第二是宋朝的经济政策。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不以重农抑商为国策的王朝。一方面，宋朝工商业十分发达，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国家对农业的依赖大大减少了，宋朝的工商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而田赋只占30%；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谋生的渠道多了，农民收入多样化了，对土地的依赖也就降低了，这就是宋朝从未实行抑制土地兼并政策的根本原因。还有，在鼓励工商政策的驱动下，经济、科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社会下层的生活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史书上也从未有关于宋朝出现大批人饿死的记载，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源。 第三是宋朝的养兵政策。宋太祖对农民起义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农民起义都是由流民引发的，所以他特别关注流民问题，在制定其它政策的同时，也对前代的兵役制度做了重大修改，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这种制度和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职业化有点像。简单地说兵是招来的，不是强征的，不光要吃粮，还得开“工资”。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当时的欧洲皇帝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东京汴梁守城门的的士兵。这句话可能过于夸张了，但也反映出宋朝士兵的待遇是很高的。宋朝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一般军队规模保持在八十万人以上。募兵方式也很有意思：某年受灾那年就多招兵，某地受灾就在那个地方多招兵。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安置流民（特别是青壮流民），实际目的是抽空潜在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两宋时期民族矛盾非常尖锐，阶级矛盾经常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北宋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契丹和党项政权的威胁，亡于女真人之手；整个南宋时期都受女真政权欺负，终为蒙古所灭。在这300年间，汉民族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民族仇恨心理十分强烈。面对外敌入侵，是战是降始终是朝野上下关注的中心，阶级斗争始终要服从于抵抗外侮，保卫整个民族生存权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前提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可能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

方腊起义还不够大?死了二百万人了!
黄巢不过死800人。

恰恰相反，宋朝有大量的农民起义，岳元帅的军功大多也是镇压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