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春秋以前，图书都掌握在所谓“史”的手里，“史”是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书籍被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贵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士”的阶层，他们要求打破知识垄断，于是书籍就扩大到士大夫中间。这些“士”，后来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后备队，这时书籍生产开始由官方书写。

一、秦始皇禁书与汉武帝征集书籍

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的禁书法令，私人不能藏书，更不准生产。因此，秦时我国的出版机构仍然主要是官修。生产书籍是用手工书写在简策和缣帛上。

秦始皇的禁书法令，一直影响到汉初。汉高祖对诗书不重视，藏书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时才取消禁止藏书的法令，这时民间方可公开藏书。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时，下令征集书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收集书籍。当时在官内建立收藏图书的馆舍，专门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和专门抄写书籍的官员。这个国家藏书机构，可以说，就是我国国家图书馆的起源。

汉武帝时经过广泛的征集图书，使政府藏书增加很多。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时，再次下令征书，并令学者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大批书籍。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七略》。

《七略》内容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后班固著《汉书》，根据《七略》改编为《艺文志》，共著录书籍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汉初大规模征收书籍和指定专人整理书籍的工作，为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初兴，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西汉书店的出现是我国发行史的开端

西汉惠帝刘盈时，取消禁书令，这时私人允许藏书，后来才可以写书，当时的出版机构除官修书籍外，还有私修。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私家修史之风较盛，如后汉书、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五类，每一类都有若干种。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书籍，统称“写本”，这是广义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后，由于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书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统称为“版本”。

我国书籍的出版有悠久的历史，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我国书籍发行的悠久历史，尚不被人们所了解。其实，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已经有了书籍的交换和贸易，出现了我国早期的书店，揭开了我国出版发行史的序幕。

我国西汉时出现了书店，这是我国发行机构之始。自此，我国出版发行机构，从建立到发展，后来逐步壮大，使我国古代书籍印行初具规模。而当时的世界各国，书籍生产尚处在原始萌芽状态，他们还在用泥版、羊皮之类当作书本，不可能有书店的出现。就连后来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欧洲，在书店的兴办史上，比我国至少要晚四、五个世纪。

三、汉代书店出现的原因

古代称书店为书肆，亦称书坊、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十来种名称。

书店的出现，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读书的人增多，需要的书籍量增大。它是由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二是，书籍的生产量增加，书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贸易和交换。它又是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产物。鉴于上述条件我国西汉时已经具备，因此我国早期书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历史原因的。

西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制定了“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汉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他加强了上层建筑的工作，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那时京师的官学主要是太学，由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学，叫做郡国学校。

随着汉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太学得到迅速的扩展。据统计：西汉初、中期仅京师太学博士弟子人数；汉昭帝时太学生达一百人，汉宣帝时增为二百人，汉元帝时发展到一千人，到汉成帝时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学、私学的读书人更多。

汉武帝采用策问，即考试的办法，鼓励儒生读书做官。各地学者、儒生和读书人为求功名利禄，必读儒家经典，这就促使了书籍的大量生产，广为交换和贸易。

另外，汉初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全国出现了以长安为中心，包括洛阳、邯郸、临、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随着大宗物资在市场出售，书籍也逐步成为商品。据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当时有九个市，有六个市在大路西边称为西市；有三个市在大路东边称为东市。东、西市以外还有一个槐市，在太学附近。太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树林下聚会两次，交换各人带来的家乡特产、笙磬乐器和经书等。

太学生买卖经书，开始还属于互通有无的性质，以后有人抄书出售，书籍已开始成为商品。书籍的供求需要日渐增多，就出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店。

我国西汉出现书店的最早记载，见于扬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扬雄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博览群书，才学出众。《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

意思是说爱好书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学，那就不是读书而是开书铺子。这说明西汉的书店已开始建立。

西汉书店的出现，先在长安，随后在洛阳、邯郸、临、宛、成都和番偶等城市，也陆续兴办。到了东汉，各地书店的建立更逐渐增多，不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也有。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轻时

“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

在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书店已很普遍，书籍品种也多，且能“开架售书”，读者可以随便阅看。这样，家贫无书的王充，也能在书店里自学成才，后来成为汉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著有《论衡》八十五篇，永载史册。

那当时的中小城市呢？另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说:

“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

这就是说，在小县城宁阳，也有人摆书推、开书铺，专门出售书籍。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各地书店的普遍建立，不仅是我国发行事业的兴起，也是我国书籍出版业繁荣兴盛，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艺文类聚》引自《三辅黄图》

方厚枢：《中国出版简史》。见《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我们了解项羽的生平，其实主要靠的是司马迁编写的《史记》，然而《史记》是一部四人修史的著作，而非汉朝官修。

刘邦从未曾下达过对前代进行大规模修史的记录，自然也就很难影响项羽在史料中的形象，司马迁编史的态度严谨，受当时政治影响比较少，立场客观，并且以详尽的资料作为依托，自然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立体的项羽，自然也不会出现唐修《隋书》隋炀帝那样“大魔王”的历史形象。

当然汉代没有官修前代史的原因，在于当时各种制度都属于草创，秦代也没有说编个《战国史》什么的，当时的文化领域，修史大多属于私人行为，既不用考虑政治风险，也无须考虑到出版销量，都是严谨独立的学者，从研究传承的角度著述，自然也就中立客观的多。

汉朝的史官承袭前制，设置了太史令一职位，至汉武帝时秩六百旦，当时汉武帝令司马谈整理天下书籍，也并没有要求其完成编撰一部史书的工作，同时这一职位还有另外一个个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天文历算。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才是他的主要职责，图书典籍的保管居于次要地位。

秦汉之际，文化氛围相比后世绝对是宽松的，承接自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并没有因为大一统而陷入低潮，即便是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各流派之间的学术活动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淮南王刘安不也为了舆论造势而征集编纂了《淮南子》么？

古代文人好托古言今，他们针砭时政，往往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寻找可以作为案例的论据，以此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项羽作为刘邦的对手，他的霸业得失，十分有借鉴意义，司马迁《史记》中项羽的人物形象，也并不是一直以来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对其充满了无限同情，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悲情主义英雄。

细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公是十分客观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带领义军推翻秦朝暴政的英雄，却也从其性格特点上面，详尽阐述了这位“英雄”是如何末路的。

既然汉时官方没有计划修史，官方对前世的盖棺定论就没有推广流传下来，从《史记》中也极少发现汉高祖评述前代人物的言论，可见刘邦这个人，并没有借着镇压项羽上位的需求。

那么，为什么刘邦不这么做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完全没有必要。项羽作为秦末义军领导，在推翻秦朝后，他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但其并没有继承秦朝的政治遗产，而是选择了复辟六国旧制，如此一来，项羽的舆论基础就很薄弱，除了江东父老，西楚之地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支持他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没有“民心”。名义上他是天下共主是，实际上别国人民也只当他是一个诸侯而已。

而刘邦却截然不同，他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早早地确立法令来维护人民利益，自然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他能依托关中这个大粮仓，最终定鼎天下的基石，同样也是汉朝能够在大乱之后，不断稳固统治的原因。这相当于，在刘邦还没有立国之前，已经塑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权形象，依托简单的法制确立了政府公信力。

而历朝历代修前朝史，无论是诋毁前朝君王也好，贬低竞争对手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重塑国家公信力，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前朝无道暴虐，自然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时，刘邦也不是从前朝手中继承的来的，短暂的秦朝并没有实现稳固的统治就骤然崩塌了，推翻暴政的项羽，也没能重塑社会秩序也就完蛋了，在整个社会中没能形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政府概念，自然也无须搞“修”史“编”人的把戏。

       关于孔子故壁中发现藏书的故事，有一个专门的成语，叫“鲁壁藏书”。 公元前213年前后，秦始皇为加强集权统治，采取了焚书政策，下令焚烧除《秦史》以外的列国史记，并严令民间限期内交出《诗》、《书》等并销毁。这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眼看经典面临失传，便偷偷地将《尚书》、《礼记》、《论语》及《孝语》等书藏于孔子故宅的墙壁内，然后投身到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中。

       后来起义失败，孔鲋被杀于嵩山，也有传言说他藏书后便到嵩山隐居终老。 几十年后的西汉景帝三年，景帝之子刘余被封为鲁王，史称恭王。鲁恭王喜欢建造宫室，孔子故宅附近因多有弟子种植的奇树，环境宜人，被他看中。鲁恭王便在孔子故宅处建造宫室。在拆除孔子故宅时，孔鲋所藏的书被发现。据说这些藏书重见天日时，天上突然有丝竹金石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刘余当即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打孔子故宅的主意。 据说这些经典是用时人不识的先秦蝌蚪文写成，被称为“孔壁古文”。后来，孔子的十一代孙孔安国将这些古文重新译出，发现这些书与当时民间所保存的有所不同，其中最有价值和影响的是《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要多16篇。

        后来，为纪念孔鲋藏书，金代人在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明代时又修建“鲁壁”，作为纪念孔壁藏书的象征性遗址。 “鲁壁藏书”的故事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宋代文学家王偁偁称曾在其《鲁壁铭并序》中称：“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以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他将秦始皇焚书之后的文化复兴之功归之于“鲁壁”了，这自然增加了这个传说的传奇意味，不过未免有些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