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有《李文忠公全集》。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曾国藩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对外妥协热衷乞和】
——《烟台条约》——
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马嘉理事件”后，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威妥玛到天津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李鸿章被其嚣张气焰吓倒。他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李鸿章要求清朝政府全盘接受威妥玛的无理要求。威妥玛的气焰愈加嚣张，几次中断谈判，做出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清朝政府屈服了。
1876年8月，李鸿章与威妥玛会商。9月，签订了《烟台条约》。该条约使英国取得了侵略云南和西藏的有利条件。
——海防与塞防——
1864年，新疆的金相印向中亚的浩罕国请兵援助。1865年，浩罕派阿古柏入侵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侵入北疆。英国和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竭力扶植阿古柏，新疆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严重的局势迫使清朝政府必须拿出相应的对策。这样，在清朝政府内部产生了“塞防”和“海防”的激烈争论。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他向那拉氏奏称：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况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在李鸿章看来，国土并不重要，似乎新疆只是个应该及早卸掉的包袱。他要集中全国的财力经营“海防”，以巩固他自己的北洋地盘。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1875年5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西征军一年共需军费800万两，当时国库空虚，西征军的经费主要依靠各省协饷，而海防经费也多来自各省协饷。由于李鸿章时时处处与西征军争饷，这就使得左宗棠不得不挺起腰杆，与李鸿章作斗争，这样才为西征军创造了一个起码的物质条件。
1876年4月到1878年元月，西征军光复了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政权，粉碎了英俄分裂中国的阴谋。
——中法战争——
1883年4月，清朝政府见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曾命令李鸿章速往广东督办抗法事宜。李鸿章公开抗命拒绝督战，并大骂清朝政府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热衷于与法国谈判，大肆鼓吹“我不先开衅，则衅亦无自而致矣。”他还鼓吹中国必败论，说：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言于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李鸿章的言行，瓦解了中国官兵的斗志，使中国坐失备战的时机。
1883年年底，法军向驻越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1884年3月，逼近中越边界，6月进犯凉山。
1884年7月15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马尾军港停泊。清朝政府在主战派的督促下，命令李鸿章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但李鸿章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反令北洋海军全部驶入旅顺“避难”，并答复清朝政府说，“北洋无船可拨”。
1884年8月上旬，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3艘军舰进犯台湾基隆。被刘铭传率军击退。
法国不甘失败，决定扩大侵华战争。8月23日，孤拔命法舰偷袭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9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再犯台湾，刘铭传率台湾军民在淡水大败法军。
法国侵略者为迫使台湾军民投降，全力封锁台湾。刘铭传电请李鸿章派军舰来解围，而李鸿章却以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列”为理由，不敢出兵。大陆人民痛恨李鸿章见死不救，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向台湾运送物资；香港的中国商人也拒绝卖给法人食物，搬运工人拒绝运送法货，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战舰，并计划将法舰焚毁。还有5000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海上封锁线，胜利到达台湾。台湾军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粉碎了法军封锁台湾的阴谋。
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清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并乘胜收复了凉山。
李鸿章闻讯后，立即向那拉氏献策：“当籍凉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乘胜与和，极为体面”。欲将前线官兵血站得来的胜利战果，作为媚外求和的筹码。那拉氏接受了李鸿章“乘胜即收”的建议，下诏停战撤兵。清政府的一纸停战令，断送了广大军民在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胜利。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条约中承认法国侵占越南；中国以后需要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这样，清朝政府的外交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军事上的胜利却换来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奇闻。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会议桌上都得到了，打了胜仗的中国竟屈辱求和了。这种奇特的结局，使帝国主义更加张牙舞爪有恃无恐，增大了侵吞中国的野心。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前夕，国内要求清朝政府备战增援，阻止日本侵略。李鸿章却置舆论于不顾，一心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干预”上。
俄国与日本在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李鸿章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公使喀希呢一再向李鸿章表示：“俄韩近邻，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并说“使华以来，唯此件交涉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李鸿章得到沙俄方面口头上的一些援助，以为沙俄一定会出面干涉，觉得有恃无恐，所以一面连电负责朝鲜事务的袁世凯，指示他“仍静待，勿妄动”，“要坚贞，勿怯退”；一面又电叶志超，要他“切勿多事”，“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驻朝清军在李鸿章的指使之下，不做丝毫战争的准备。但不久，俄国考虑到日本有英美等国的支持，同时，日本又作出了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的保证，因此决定不准备用武力来干预日本的行动。李鸿章依靠沙俄进行“干预”的梦想落空后，仍不死心，又先后找到英、美、德等国进行“调停”，但也都碰了壁。李鸿章这种到处寻找外国帮助，不依靠本国军民积极备战的路线，终于使中国蒙受了被日本打败的奇耻大辱。
1897年7月25日，日本陆军向驻守朝鲜牙山的清军进攻，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牙山战败。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血战之后，平壤失守。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双方展开激战。黄海大战历经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给日舰以沉重打击，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另外两艘日舰受了重伤起火燃烧，其它日舰在暮色中先后退走。北洋舰队损失军舰5艘，但主力尚存。
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还在，经过休整后，仍然可以再战。但李鸿章畏敌如虎，视舰队如私产。他担心再战会损失更大，下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军港“保船避战”，不准出击。这正好给日方提供了笼中捕虎的机会。
经过平壤、黄海两战，日军步步得逞，很快占领了朝鲜全境，迫使驻朝清军全部退回中国。然后，日军从海上和陆上分两路进攻中国。1894年11月，日军进攻旅顺。旅顺是北洋水师的重要基地，人称“东亚第一要塞”，一旦落入敌手，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丁汝昌到天津找李鸿章请战，请求率舰队保卫旅顺。李鸿章在日本的军事威慑面前，根本无意出战。他斥责丁汝昌道：“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事隔几天，旅顺失守。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反而责怪丁汝昌失职，给他一个革职留用的处分。丁汝昌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统帅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防务，严阵以待，警惕着日军对威海的最后攻击。
1895年初，日军避开难以突破的威海正面，绕道东南，在荣成湾登陆，其目的在抢占陆上工事，从背后攻击北洋舰队。丁汝昌急电李鸿章，请求趁敌人立足未稳，予以迎头出击。李仍旧不准出战，还声称：“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丁汝昌不能主动出击，丧失了最后一个取胜的机会。他只能在军港内做尽可能的准备。经过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殉国。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前往日本。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日本咄咄逼人的强盗嘴脸和李鸿章俯首听命的奴才丑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伊藤博文限令清朝政府在一个月内办完交割台湾手续。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个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人民更加坠入了苦难的深渊。台湾和大陆骨肉分离。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若午夜闻轰雷，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哭声达于四野。他们联名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日军从登陆台湾那一天起，就不断遭到抵抗，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杰出的义军领袖率领台湾人民，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并肩作战，为保卫神圣领土台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病逝于北京——
1901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全国人民无比愤怒，两个月后，78岁的李鸿章在全国的唾骂声中病死在北京贤良寺。临死时，他还奉劝那拉氏要“外修和好”（对外投降），“内图富强”，不要“再好勇斗狠”（同外国作战）。他向那拉氏推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宣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把卖国的衣钵传给了袁世凯。
李鸿章一生靠侵吞公款、接受贿赂积累的财富达4000万金，比清朝年税收的1/2还要多。他忠实地为清朝最高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效力。他死后，慈禧太后接连两次下令，表彰他的“功绩”，赐以“文忠”的谥号，晋封他为一等侯爵，还让各地为他立祠。同时，帝国主义各国公使，八国侵略联军的头目，纷纷前来吊唁。这些活动也更说明李鸿章的行径获得了慈禧太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欢心。

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循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功大于过，因为纵观历史长河，他没有别的选择，在国力较弱的话，也只能背着“卖国贼”的头衔，因为他要尽忠（向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因为统治者下了命令，他也只能执行，毕竟他没有将全部江山卖出去！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他也是洋务派的人嘛！

功大于过
但现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可他并不是。他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死，向詹天佑等人就是他出资到外国留学的第一批中国人

一个有才的人生在了错误的年代.
我个人认为功大于过,签条约派了他,只能说是他运气不好,即使换别人签,结果也一样.至于他发起的洋务运动,总算是有点贡献.

题主所用的功过参半对李鸿章来说算是最好的评价了，在下个人觉得李鸿章过远大于功，因为李鸿章是保皇派的，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推进清朝的灭亡，反倒是想通过一些技术改新保住皇权和自己的官位，这一点甚至不如袁世凯更彻底一些，因为袁世凯是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袁世凯用心不良想自己称帝，但是他却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垮塌，所以李鸿章用功过参半已经是最好的评价了。

应该说李鸿章确实是过大于功，也有洋务运动等想法，但没有效果。

答案：还不行。
对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历史评价，早有定论。

柳传志等人贪污国有资产尚未平息，买办走🐶洗白李鸿章又挑事端！

　　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范文 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 事迹 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 教育 ，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 留学 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 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 辩论 ，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 总结 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15.5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22.5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