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评价李鸿章这个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象征，他镇压太平天国，组织洋务运动，有过失也有功劳。

李鸿章虽然在才学上很有先进性，很早就开始倡导西学和洋务，但在贪污这一件事情上，也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至少他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有作为有勇气的中国人，我认为他非常有民族气节。

李鸿章这个人我觉得是功大于过的，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所以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造当时的国情。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循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七百万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的日期。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发下交给李鸿章“妥议具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任何脱离当时事实都是空谈，李鸿章不去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还有吴鸿章，马鸿章，而且可能输的更惨。皇权强权的一个臣子，无论多大权力，都是当权者的棋子，不能越庖代俎，进行政体上的大改革，那是越矩，是治罪的。在清朝中屈指可数的汉人，行动备受制掣，有所作为已经难能可贵。冒着身毁名裂的巨大屈辱去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正常人不会去干的，李鸿章没有选择权，这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有加莱义民的精神，可歌可泣，苟有国家生与死，岂能福祸趋避之！能在晚清封建时代有那么大的认识，已经不错，不能以现在思想推断那时期史实，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有本事你不去保皇，保守，妥协。太平天国这些领导者纯粹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四川被吃了多少人，洪秀全有什么高招，那些荒诞不经的治国大策有一个是人性化吗，如果取代清政府，人民可能活的更惨无人道，忠是几千年儒家文化核心，不要把现在社会思想有奶便是娘，过河拆桥认为是可取的，在那个时代，李鸿章无疑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历史人物评论要客观公正，脱离现实是歪曲历史。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张謇评论某人时说：“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张謇评论的是李鸿章。
（2021·随州）李鸿章晚年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对这句话理解正确的是，洋务运动治标不得力，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