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是抗金大将，也是岳飞的副手，更是岳飞的老乡——相州汤阴人。他比岳飞多活了十二年，也就是说，秦桧在时就没有他了，王贵从岳飞起兵，是岳家军的主要战将之一。他随岳飞转战各地，战功卓著，据说秦桧等人罗织岳飞罪名时，王贵因受张俊胁迫，参与诬陷岳飞。岳飞遇害后，王贵自知处境艰难，引疾辞职，于绍兴二十三年八月病死，宋廷追赠其为宁国军节度使。历史上的岳飞 岳家军还有一个高级将领是张宪，他以忠义著称，最早从岳飞征战，深得岳飞信任，是岳家军的中坚，有人说他因此成为了朝廷猜忌的主要对象，后被朝廷处斩。与张宪一同押赴刑场的是岳云，人所共知，他是岳飞之子，曾任岳家军书写机宜文字，掌握军事机密，也成为朝廷打击对象。 据说秦桧、张俊密诱因犯军律险些被岳飞斩首的主要将领王贵，背叛岳家军，但遭到王贵抵制。后张俊求得王贵隐私相威胁，王贵才对秦桧等打击岳家军保持沉默，可是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证据，所以不能令人信服。 在岳飞去枢密院之前，岳飞肯定要交待一些统兵方面的事情，张宪与王贵各司其职，但是具体分工则无人知晓。从他们二人的地位看，张宪是高于王贵的，还有人说张宪是岳飞的亲戚，这点王贵是比不了的，他也就不可能超越张宪了。
　　王贵（？—1153），相州汤阴人（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麾下中军统制，与前军统制张宪是岳飞的左右手。官至武安军承宣使、鄂州驻扎御前诸军权都统制，接替岳飞掌握兵权。岳飞遇害后，王贵称病离军，改授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死后追赠宁国军节度使。

他建议令统制官张宪负责处理，杜绝欺弊，随后秦桧将此事上奏，认为可行，这样高宗诏统制官王贵与张宪共同办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有个上殿官鲍琚横插一杠子进来，他得到高宗的授命，让他到军中去清点钱财，搞清楚岁入多少，诸路的月椿钱是多少，供给军队的是不是有名无实，而敛于民的有多少?在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高宗接到报告，说岳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为了核实清楚，高宗遣人去问岳飞，岳飞回答说所有之数基本准确，占十之九。高宗还说，今遣琚往，纵不能全部归了朝廷，若得其半，亦不少矣。问题就出在要把这些钱归了朝廷，本来鲍琚不去说不定还可以瞒下来，结果查明了岳飞的老底。为什么江公詹和鲍琚会出面，谁是他们的幕后人，说不定就是王贵。如果张宪能做到公平地分配财产，王贵也许就不做声了。显然出现了让王贵不满意的地方，并且也争不回来，王贵只能撕破脸皮，不管不顾了。这样的推测应该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过去积累的问题，产生了矛盾为什么不能自行化解?从目前的情况看，王贵是深恨张宪的。所以他这一搞，就搞死了张宪，他甚至连岳云也不肯放过，从史料看，是张宪先下的狱，而不是文学作品中说的，张宪、岳云一同系狱。岳飞在狱中肯定是深恨王贵的，至于他说了王贵什么，不得而知，人说张俊、秦桧拿隐私来要挟王贵，但是岳飞就不能揭发王贵吗?要么是岳飞不知道王贵做了什么，要么是想放过王贵。其实岳飞见到张宪和儿子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谁在使坏了，岳飞也清楚，他并没有将书信送去王贵那里，这一步棋走对了，否则王贵将这些文字递上去，这个案子就不需要审上两个半月了。王贵会是因为其他问题置张宪于死地吗?也不能排除掉，甚至可以认为，王贵是忠于国家和朝廷的。他早就知道岳飞是个什么人了，见到岳飞背叛国家，义愤填膺，随即大义灭亲，让岳飞受到法律的追究。九月，癸卯，鄂州前军副都统制王俊，诣都统制王贵，诬告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先是秦桧欲害宪以及岳飞，乃言宪有异图，佯称金人侵略上流，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而己为之副。会宪诣枢密行府白事，俊承风旨上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贵即日以闻。张俊在行府，闻之，遂收宪属吏。俊，东平人，初为雄威卒，后从范琼为右军统制者是也。

　　应该是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吧。
　　《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记闻》，是一部笔记体史书，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生于宋真宗天熹三年（1019）。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少年时即喜读史书，嗜《春秋左氏传》，甚至“手不释书”，“不知饥渴寒暑”，虽有些夸张，但也可以看出少年时读书用功的程度。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不久就做了奉礼郎、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等中央的闲散官职。后来又任并州通判，不久又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等官职。仁宗死，宋英宗即位，司马光又任龙图阁直学士。英宗死，神宗继位，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曾上疏神宗论修养之书，即用仁、明、武三种品德修练自己。在治国方略上，司马光主张取贤任能，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在神宗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共事，但政治观点却大不相同，前者主张改制变法，后者则主张维持现状，二人经常争论不休。后来，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变法。司马光对变法措施极为不满，联合攻击新法，特别是青苗法、助役法等。但宋神宗并没改变对王安石的支持，新法继续实行下去。道不同不相谋，司马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上疏辞去中央官职，到外地担任永兴知军，从此以后“绝口不论事”，不再谈论朝政是非了。
　　后来，司马光又到洛阳，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做了一件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编撰了《资治通鉴》一书。《资治通鉴》编撰期间，宋神宗对司马光十分关怀，开置书局，由朝廷委派助手刘恕、刘�、范祖禹及司马光儿子司马康作为助手，协助司马光编撰这部中国史学名著。书成之后，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这标志着司马光学术思想的成熟。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的性格十分固执，但是品德高尚，声誉很好，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还是百姓，都十分尊敬他。在他居住洛阳的日子里，朝野上下都把他当作真宰相来看待，称他为司马相公。
　　宋神宗死去后，王安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他所推行的变法改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王安石辞去相职。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兼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担任宰相后，便废弃了王安石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如保马法、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但好景不长，司马光很快一病不起，于元�元年（公元1086）九月去世，终年68岁。死后加赠太师，温国公，赐谥文正，故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的主要著作是《资治通鉴》。这部书卷帙浩繁，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记述自战国至五代时期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的编撰目的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就是将历史上君臣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及政治、军事上的善恶忠奸、盛衰兴亡、进退行失汇集在一切，以供当世的皇帝吸取借鉴，因此《资治通鉴》后来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和大臣的政治教科书，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司马光一生著述丰富，除了《资治通鉴》外，还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稽古录》、《涑水记闻》等。《涑水记录》是司马光的重要著作之一。《宋史·艺文志》作三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十卷。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认为此书是司马光未成之稿，自宋朝以来就没有一定的卷数，将当时流行的三个不同的本子删重合并，订为十六卷。这个十六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
　　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记载战国时期至五代十国的编年体通史，然而司马光是北宋中叶的史学家、政治家，距离北宋建国已将近百年，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自北宋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因此十分想撰写一部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书，而重视对近代史、当代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准备撰写的这部反映北宋建国以来的史书拟定为《资治通鉴后记》，而《涑水记闻》一书，就是把他平时所见所闻的关于北宋建国以来与国家的军国大事、皇位变动，将相大臣升迁黜斥、朝廷的典章礼仪及与契丹、西夏的关系等事项，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撰写《资治通鉴后记》之用的资料汇编。关于《涑水记闻》的编撰目的，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文正公初与刘道厚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记》。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记》之具也。”这就说明《涑水记闻》的编写确实是为撰写拟议中的《资治通鉴后记》而准备的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
　　因为这部书是随手记录的资料汇编，所以司马光本人并未对该书进行整理、编排，当然也没有刻印出来。司马光死后，也没有人对这部书进行整理、编排、刻印，但是在北宋末年，社会上已经流传着这部书的钞本，这些情况在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所反映：初，光孙植既死，立其再从孙�真为嗣，而�真不肖，其书籍生产皆荡覆之。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范冲合编进入。
　　于是冲裒为十册上元。上因览冲奏，谓鼎曰：“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耳。”
　　这是对《涑水记闻》的第一次整理，尽管当时还只是称《记闻》二字。
　　在宋高宗命赵鼎谕范冲对《涑水记闻》进行整理后，却没有马上印行它，因为赵鼎同范冲及司马光的后人司马朴及儿子司马倬关系十分密切，而范冲又是与司马光一起编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的后人。南宋初年，赵鼎被反对抗金、力主和议的秦桧排挤出朝廷，这样，与赵鼎关系密切的范冲所整理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的刊刻也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大约在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建州的私人书坊中私自刊刻了《涑水记闻》，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亻及听说这部书被刊刻后，马上上疏皇帝，说这部书乃是假冒司马光名义撰写的一部伪书。因此，南宋政府又下诏命令建州的地方官把此书的书版毁弃，关于此书的禁行经过，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以下记载：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右承务郎新添差两浙东路安托司干办公事司马亻及言：“建安近日刊行一书，曰《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故事。窃缘曾视光平日论著，既无上件文字，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庶几不惑群听。”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亻及特迁一官。
　　按照上述记载，司马亻及请求禁毁《涑水记闻》的主要原因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但是在南宋人的所有记载中，没有一条记载和司马亻及所说的“妄借名字，售其私说”相印证，相反，很多南宋人的论著如朱熹的《朱子语类》等书中明白无误地说《涑水记闻》是司马光所著。南宋晚年的陈孙振为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中有如下记载：《涑水记闻》十卷，司马光撰。此书行于世久矣。其间记吕文靖数事，吕氏子孙颇认为讳，盖尝辨之，以为非温公全书，而公之曾孙侍郎亻及季思逆从而实之，上章乞毁板，识者以为讥。
　　这样看来，《涑水记闻》的被禁毁的原因是被人认为此书非司马光所作，而由别人冒名顶替，私售其说。但既然被禁毁，肯定有原因。这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禁毁前后的政治背景，二是此书的内容。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月间，高宗跟丞相秦桧提及将作监丞苏籀提出的把当代儒学名臣撰写的注释经典的文字汇编起来，认为这样一来可以使学子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遵奉的东西，避免受到异端说教的影响。秦桧对此并没有积极的反应，但却提出了请高宗下令禁止野史的建议，高宗同意了秦桧的建议，很快颁发了禁止野史流布的诏令。诏令虽然颁布了，但似乎收效不大，私人撰写的野史仍然在刊刻流布，有关的书籍仍在书肆中销售。于是秦桧又于绍兴十五年秋天再次建议高宗下诏禁止野史流布，于是高宗再次下诏禁止私撰野史流布。在第二次下诏禁书的时候，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亻及沉不住气了，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认为《涑水记闻》不是司马光撰写的，而是别人冒名顶替，私售己说。于是，包括《涑水记闻》在内的大量的不应该开板雕印的文章书稿统统毁弃，南宋的第二次禁毁野史的高潮开始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亻及如此胆小如鼠地上章申明，这就不能不从《涑水记闻》的内容说起了。
　　《涑水记闻》因为是为编撰《资治通鉴后记》准备的资料汇编，所说司马光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宁失之于繁，勿失之于简。因此该书依据传闻，集录上自太祖，下迄神宗，十分详细的记载了北宋六朝的国家大事、朝廷要闻、宫闱秘事，而且是显隐必闻，洪纤靡失。这样一来，北宋朝廷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趣事、轶事便被司马光不小心地记录下来，使后人得以窥见北宋朝廷的一些隐秘。如卷一第十七条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在后人的心目中，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但这一段记载里的赵匡胤是多么昏庸、霸道、无理，仅仅因为大臣上奏坏了自己弹雀的雅兴，就把大臣的牙齿打掉，而且还不准大臣捡拾打掉的牙齿。这样的记载是赵匡胤的子孙无论如何不愿让臣民知道的。
　　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卷五第一百三十七“废郭后”条，《涑水记闻》的记载如下：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文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查上颈，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析陈其不可，且曰：“宜早自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在这一条里，郭后的专横，仁宗皇帝面对骄后的无奈，吕夷简的霸道，无不跃然纸上，而更令人可笑的是，看起来威严肃穆的宫庭生活也和平常百姓一样，也有夫妻间的不和，且皇后的被废居然是因为给了皇上一个耳光。这样的记载如果让臣民知道该是如何损伤百姓对皇室的崇敬！
　　《涑水记闻》有很多篇幅记载王安石变法的史事，因为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故对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多所贬抑；相反，对自己的支持者却是多所褒扬，这样的记载很多，褒贬也十分明显。如卷十五第一百二十四“苏颂草罢吕诲制”条云：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王安石）、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能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王安石）。上欲窜辟光岭南，介甫力营救，上降监当而已。是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
　　在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专权跋扈，也可以看出宋神宗对王安石的迁就、依赖，当然，司马光记载这件事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显的。
　　《涑水记闻》虽然被南宗政府下诏禁毁，但禁毁诏书也是一纸空文，并不能阻止它在民间的流行，而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此书保存了北宋自太祖至神宗时期的大量原始资料。除此之外，《涑水记闻》的价值还在于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因为司马光在编撰《涑水记闻》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用的长编法和考异法，这种历史编纂方法对后代影响很大。南宋时期李焘编撰的长近千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严格按照司马光的编辑体例和指导思想所做。而且《涑水记闻》所记录的四百九十余条目中，有近五分之二被李焘编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及附注中，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将会是另一种面目的。
　　再者《涑水记闻》这部书表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光的严谨作风，它大致依朝代先后的秩序编排条文，每条皆注述说之人、如卷六第一百六十五“真宗决狱”条自注是“张锡”述说，如果忘记材料来源，则注“不记所传”。
　　当然，在《涑水记闻》里也反映出作者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关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记载，对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丑化和对反对派的美化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也都影响到《涑水记闻》的可信性。
　　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出有邓广铭、张希清点校的《涑水记闻》，书中附有《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书后附有《涑水记闻》、《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三书的人名索引，十分方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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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看行不行

　　片段：吕蒙正相公，不喜计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时人皆服其量。

开元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北京广济寺齐名，是我国四大名刹之一。
传说：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位白发白胡子老人到大财主黄守恭家化缘，请他在他的桑园建一座庙。黄守恭想推辞，故意刁难老人说：“如果三天内我的桑树能开出白莲，我就捐地建庙”。不曾想，第二天，他的桑园果然开满了白莲。这个奇迹让他目瞪口呆，知道这是佛祖显灵，自己许下的诺言，不能反悔，遂捐地建成此庙。
正殿“大雄宝殿”，相传建大雄宝殿时有紫云飘绕盖地，故又称紫云大殿。又因整座大殿有86根大石柱，故也叫百柱殿。这些石柱有海棠花式柱、圆柱、方柱、楞梭柱（上下较细而中间略粗犹如织布的梭子）、蟠龙柱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古迹。尤其是殿后廊檐间那对16角形辉绿岩石柱，雕刻着古代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卉图案24幅，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繁荣发达，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大殿外檐下悬挂的巨匾上书“桑莲法界” 四个魏碑风格的大字（那个“法”字的写法还真让人不认识），应证了“桑开白莲”的故事（如本文开头所述）。现在在百柱殿的后侧西边，还保留着据说开过白莲花的千年老桑树，被称之为“桑莲古迹”。围在墙内的老桑树看起来是三棵桑树却是三树同根，犹如三条蛟龙，向着北、东、南三个方向张牙舞爪般延伸开来，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大雄宝殿前有一个大石庭，是供古今官民朝拜的场所。这里香火极盛，尽管大殿内正在修缮而将佛像都蒙了起来，但许多善男信女们仍虔诚地进香跪拜。尤其因今天是观音娘娘生日，进香之人空前，香客络绎不绝，石庭上空烟香缭绕。石庭前面中间置立着一座2米多长2米多高精工细雕的豪华大香炉，八根盘龙柱支着大顶盖，就像宫殿的屋顶似的，四角站着四条小龙，脊上也雕着双龙护珠，香炉身上刻着“佛暦二五五一年”“大开元寺”等字样。石庭两边各有四棵大榕树，它们那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的根枝和阴翳蔽日的树冠，展示着它们悠远的树龄，据记载，最小的已有200多年，最老的则有800多年了。石庭两面排列着十余座唐、宋、明时期不同形式的小香炉、古经幢、小舍利塔等。香炉两侧，还有两座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泉州南厢柳三娘捐建的印度萃堵波的方形石塔，塔上刻有萨锤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
大殿后面的甘露戒坛，建在中轴线的第二台阶上。现存建筑是清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重建的四重檐八角攒尖式结构。导游特别关照要观赏一下戒坛四周每根立柱斗拱和铺作间雕刻的24尊“飞天乐伎”，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它们都是建筑艺术的瑰宝。
戒坛后面是法堂，原建于元代，现存为民国时修建的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楼阁。楼下现为寺僧念经礼佛处，上层收藏各种版本经书。
开元寺最有名的是它的双塔，东为“镇国塔”，西为“仁寿塔”，它们都是五层六角形，有40多米高，挺拔秀美，据说是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塔每层的门龛两旁有武士、天王、金刚、罗汉等浮雕像。双塔历经风雨侵袭，仍屹然挺立，它是泉州古城的独特标志和象征，也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瑰宝。开元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北京广济寺齐名，是我国四大名刹之一。
传说：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位白发白胡子老人到大财主黄守恭家化缘，请他在他的桑园建一座庙。黄守恭想推辞，故意刁难老人说：“如果三天内我的桑树能开出白莲，我就捐地建庙”。不曾想，第二天，他的桑园果然开满了白莲。这个奇迹让他目瞪口呆，知道这是佛祖显灵，自己许下的诺言，不能反悔，遂捐地建成此庙。
正殿“大雄宝殿”，相传建大雄宝殿时有紫云飘绕盖地，故又称紫云大殿。又因整座大殿有86根大石柱，故也叫百柱殿。这些石柱有海棠花式柱、圆柱、方柱、楞梭柱（上下较细而中间略粗犹如织布的梭子）、蟠龙柱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古迹。尤其是殿后廊檐间那对16角形辉绿岩石柱，雕刻着古代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卉图案24幅，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繁荣发达，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大殿外檐下悬挂的巨匾上书“桑莲法界” 四个魏碑风格的大字（那个“法”字的写法还真让人不认识），应证了“桑开白莲”的故事（如本文开头所述）。现在在百柱殿的后侧西边，还保留着据说开过白莲花的千年老桑树，被称之为“桑莲古迹”。围在墙内的老桑树看起来是三棵桑树却是三树同根，犹如三条蛟龙，向着北、东、南三个方向张牙舞爪般延伸开来，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大雄宝殿前有一个大石庭，是供古今官民朝拜的场所。这里香火极盛，尽管大殿内正在修缮而将佛像都蒙了起来，但许多善男信女们仍虔诚地进香跪拜。尤其因今天是观音娘娘生日，进香之人空前，香客络绎不绝，石庭上空烟香缭绕。石庭前面中间置立着一座2米多长2米多高精工细雕的豪华大香炉，八根盘龙柱支着大顶盖，就像宫殿的屋顶似的，四角站着四条小龙，脊上也雕着双龙护珠，香炉身上刻着“佛暦二五五一年”“大开元寺”等字样。石庭两边各有四棵大榕树，它们那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的根枝和阴翳蔽日的树冠，展示着它们悠远的树龄，据记载，最小的已有200多年，最老的则有800多年了。石庭两面排列着十余座唐、宋、明时期不同形式的小香炉、古经幢、小舍利塔等。香炉两侧，还有两座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泉州南厢柳三娘捐建的印度萃堵波的方形石塔，塔上刻有萨锤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
大殿后面的甘露戒坛，建在中轴线的第二台阶上。现存建筑是清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重建的四重檐八角攒尖式结构。导游特别关照要观赏一下戒坛四周每根立柱斗拱和铺作间雕刻的24尊“飞天乐伎”，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它们都是建筑艺术的瑰宝。
戒坛后面是法堂，原建于元代，现存为民国时修建的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楼阁。楼下现为寺僧念经礼佛处，上层收藏各种版本经书。
开元寺最有名的是它的双塔，东为“镇国塔”，西为“仁寿塔”，它们都是五层六角形，有40多米高，挺拔秀美，据说是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塔每层的门龛两旁有武士、天王、金刚、罗汉等浮雕像。双塔历经风雨侵袭，仍屹然挺立，它是泉州古城的独特标志和象征，也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瑰宝。

传说：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位白发白胡子老人到大财主黄守恭家化缘，请他在他的桑园建一座庙。黄守恭想推辞，故意刁难老人说：“如果三天内我的桑树能开出白莲，我就捐地建庙”。不曾想，第二天，他的桑园果然开满了白莲。这个奇迹让他目瞪口呆，知道这是佛祖显灵，自己许下的诺言，不能反悔，遂捐地建成此庙。
正殿“大雄宝殿”，相传建大雄宝殿时有紫云飘绕盖地，故又称紫云大殿。又因整座大殿有86根大石柱，故也叫百柱殿。这些石柱有海棠花式柱、圆柱、方柱、楞梭柱（上下较细而中间略粗犹如织布的梭子）、蟠龙柱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古迹。尤其是殿后廊檐间那对16角形辉绿岩石柱，雕刻着古代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卉图案24幅，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繁荣发达，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大殿外檐下悬挂的巨匾上书“桑莲法界” 四个魏碑风格的大字（那个“法”字的写法还真让人不认识），应证了“桑开白莲”的故事（如本文开头所述）。现在在百柱殿的后侧西边，还保留着据说开过白莲花的千年老桑树，被称之为“桑莲古迹”。围在墙内的老桑树看起来是三棵桑树却是三树同根，犹如三条蛟龙，向着北、东、南三个方向张牙舞爪般延伸开来，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大雄宝殿前有一个大石庭，是供古今官民朝拜的场所。这里香火极盛，尽管大殿内正在修缮而将佛像都蒙了起来，但许多善男信女们仍虔诚地进香跪拜。尤其因今天是观音娘娘生日，进香之人空前，香客络绎不绝，石庭上空烟香缭绕。石庭前面中间置立着一座2米多长2米多高精工细雕的豪华大香炉，八根盘龙柱支着大顶盖，就像宫殿的屋顶似的，四角站着四条小龙，脊上也雕着双龙护珠，香炉身上刻着“佛暦二五五一年”“大开元寺”等字样。石庭两边各有四棵大榕树，它们那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的根枝和阴翳蔽日的树冠，展示着它们悠远的树龄，据记载，最小的已有200多年，最老的则有800多年了。石庭两面排列着十余座唐、宋、明时期不同形式的小香炉、古经幢、小舍利塔等。香炉两侧，还有两座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泉州南厢柳三娘捐建的印度萃堵波的方形石塔，塔上刻有萨锤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
大殿后面的甘露戒坛，建在中轴线的第二台阶上。现存建筑是清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重建的四重檐八角攒尖式结构。导游特别关照要观赏一下戒坛四周每根立柱斗拱和铺作间雕刻的24尊“飞天乐伎”，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它们都是建筑艺术的瑰宝。
戒坛后面是法堂，原建于元代，现存为民国时修建的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楼阁。楼下现为寺僧念经礼佛处，上层收藏各种版本经书。
开元寺最有名的是它的双塔，东为“镇国塔”，西为“仁寿塔”，它们都是五层六角形，有40多米高，挺拔秀美，据说是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塔每层的门龛两旁有武士、天王、金刚、罗汉等浮雕像。双塔历经风雨侵袭，仍屹然挺立，它是泉州古城的独特标志和象征，也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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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北京广济寺齐名，是我国四大名刹之一。
传说：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位白发白胡子老人到大财主黄守恭家化缘，请他在他的桑园建一座庙。黄守恭想推辞，故意刁难老人说：“如果三天内我的桑树能开出白莲，我就捐地建庙”。不曾想，第二天，他的桑园果然开满了白莲。这个奇迹让他目瞪口呆，知道这是佛祖显灵，自己许下的诺言，不能反悔，遂捐地建成此庙。
正殿“大雄宝殿”，相传建大雄宝殿时有紫云飘绕盖地，故又称紫云大殿。又因整座大殿有86根大石柱，故也叫百柱殿。这些石柱有海棠花式柱、圆柱、方柱、楞梭柱（上下较细而中间略粗犹如织布的梭子）、蟠龙柱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古迹。尤其是殿后廊檐间那对16角形辉绿岩石柱，雕刻着古代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卉图案24幅，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繁荣发达，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大殿外檐下悬挂的巨匾上书“桑莲法界” 四个魏碑风格的大字（那个“法”字的写法还真让人不认识），应证了“桑开白莲”的故事（如本文开头所述）。现在在百柱殿的后侧西边，还保留着据说开过白莲花的千年老桑树，被称之为“桑莲古迹”。围在墙内的老桑树看起来是三棵桑树却是三树同根，犹如三条蛟龙，向着北、东、南三个方向张牙舞爪般延伸开来，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大雄宝殿前有一个大石庭，是供古今官民朝拜的场所。这里香火极盛，尽管大殿内正在修缮而将佛像都蒙了起来，但许多善男信女们仍虔诚地进香跪拜。尤其因今天是观音娘娘生日，进香之人空前，香客络绎不绝，石庭上空烟香缭绕。石庭前面中间置立着一座2米多长2米多高精工细雕的豪华大香炉，八根盘龙柱支着大顶盖，就像宫殿的屋顶似的，四角站着四条小龙，脊上也雕着双龙护珠，香炉身上刻着“佛暦二五五一年”“大开元寺”等字样。石庭两边各有四棵大榕树，它们那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的根枝和阴翳蔽日的树冠，展示着它们悠远的树龄，据记载，最小的已有200多年，最老的则有800多年了。石庭两面排列着十余座唐、宋、明时期不同形式的小香炉、古经幢、小舍利塔等。香炉两侧，还有两座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泉州南厢柳三娘捐建的印度萃堵波的方形石塔，塔上刻有萨锤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
大殿后面的甘露戒坛，建在中轴线的第二台阶上。现存建筑是清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重建的四重檐八角攒尖式结构。导游特别关照要观赏一下戒坛四周每根立柱斗拱和铺作间雕刻的24尊“飞天乐伎”，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它们都是建筑艺术的瑰宝。
戒坛后面是法堂，原建于元代，现存为民国时修建的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楼阁。楼下现为寺僧念经礼佛处，上层收藏各种版本经书。
开元寺最有名的是它的双塔，东为“镇国塔”，西为“仁寿塔”，它们都是五层六角形，有40多米高，挺拔秀美，据说是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塔每层的门龛两旁有武士、天王、金刚、罗汉等浮雕像。双塔历经风雨侵袭，仍屹然挺立，它是泉州古城的独特标志和象征，也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瑰宝。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也是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被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天花之所以成为人类唯一彻底战胜的传染病，是因为医生们的不懈努力，一位叫做爱德华秦娜的英国乡医，无意中发现牛痘可以治愈天花，这才让天花这一恐怖的传染病得以被人类战胜。

天花是一种传染病，在古代的时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疾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因为在上个世纪开始进行了人痘注射，能够防止天花感染，成为了唯一彻底战胜的传染病。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提高，人人都会接种疫苗，科技不断的进步，对疾病的研究也更加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