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察举制与征辟制

两汉时期，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察举又叫“荐举”，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国守相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适当考核，授予官职。西汉初年，汉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诏征召贤能。后来，文帝也曾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但形成制度，应始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选择吏民中贤者二人荐举于朝。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便成为定制。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常科”以“孝廉”为主。它起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奏请，其依据是儒家以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由于察举后直接授官，也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弊端。如德行的标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等等。所以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对德行标准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规，并能以之判断是非;“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办事果敢，善于应变，能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顺帝阳嘉年间，对孝廉科也要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能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这-变化，史称“阳嘉新制”。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汉)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东汉)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可见“阳嘉新制”实已孕育了科举制度的萌芽。

察举常科还有“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与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从未仕者中察举，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举的孝廉以及太学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职也高于孝廉，所以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汉代察举“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贤良方正”最为显科。

所谓“贤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备之人。荐举的对象是现任下级官员或州郡属吏，而且必须送往京师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策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者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对策完后，朝廷再根据他们政见的高下授予官职。这种策问带有一定的考试性质，它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察举制在实行初期，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但由于察举制基本上是推荐、保送制，荐举者权力极大，所以其腐败也就势所难免。特别是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请托公行，察举不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除察举外，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征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请人做官，有时也称“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职，也叫“辟召”或“辟除”。对某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人，皇帝不经官吏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如著名辞赋家枚乘，虽已年老，但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征召到长安。据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衰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等礼仪以示敬重。“安车”即一种可以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指用蒲草捆裹车轮，以减小车身颠簸震动。这些都是格外优待、礼遇之意。两汉时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属，通称“掾史”。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的人则比较多。

1.含义： 察举制是西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推行的一项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对个人进行推举和征召。
2.作用： 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制度作用
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实施日期
公元前134年

察举科目
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简介

察举制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 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
3.具体内容和发展：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 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 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 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 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 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举孝廉。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那也就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汉代察举制的具体做法，我觉得这个是人家的商业机密，应该是。所以说它的具体做法还是不给大

一、
1、汉朝的选官制度：察举制。

主要标准：以品德（孝廉）为主要标准，因此也叫做“举孝廉”。
2、魏晋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主要标准：家世和品行。
3、唐朝时期的选官制度：科举制。
主要标准：考试成绩。
二、
具体介绍：
1、察举制：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2、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由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
3、科举制：科举制，又称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四个显著的特点。
科举制极大程度改善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

一、汉朝的选官制度
汉朝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覆核；覆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汉朝实行三公九卿制，宰相权利较大。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延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宰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
二、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三、唐朝的选官制度
唐代官吏选拔的途径有三种，即门荫，杂色入流和科举。
唐朝对门荫入仕有严格的规定：一是有封爵者可由子孙承袭；二是皇亲可按关系的亲疏叙阶授官；三是散官，职事官三品以上的曾孙，五品以上的子孙，二品勋官的儿子可以资荫入仕。门荫如仕可通过学馆入仕和直接以门荫入仕。通过学馆就是充当弘文管，崇文馆（三品以上子孙）或国子学，太学（五品以上子孙）的学生，学成后通过考试入仕途。 直接以门荫入仕则需要先充当千牛和三卫（皇帝或太子的侍卫），期满后兵部考试合格，再送吏部考核，合格者授官。
杂色入流主要有品子，勋官和流外入流。品子由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一下五品以上的成年子充任。需轮流到三品以上亲贵的家中担任侍从或缴纳品子课钱，十年期满后经兵部简试，再送吏部考核，合格者即可授官。 勋官需轮流番上服役，供京城诸司和各州驱使，不服役这需缴纳课钱，服役或纳钱期满，经兵部考试合格，可授予散官。
科举是一种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秀才科为最高科等，主要考试国家策略，但因为难度太高考生视为畏途，故很快就被废绝了。 明经主要靠儒家经典。进士主要考帖经，杂文和对策。明法考试律法。明书考试《说文》和《字林》，并要通训诂。明算考试算经。只需考试合格一科就获得相应的称号，譬如进士科考试合格就称为进士及第，明经科考试合格就称为明经及第，不过这仅是个称号，要想做官，还需到吏部参加铨选，经过体貌，言辞，书法，判决书四项铨试，再结合各项规定，才能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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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世官制(贵族制) 继承 血缘 西汉 察举制 推荐 孝廉 魏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 中正官品评 门第 隋唐以来 科举制 考试 才学成绩

汉代：察举制。标准：德才，德第一位。
魏晋：九品中正制，标准：门第。
唐代：科举制。标准：才能。

汉朝魏晋都是世袭制，唐朝科举制

察举制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
察举制还有：（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察举制规定：（一）限年40岁以上才得举「孝廉」，此为「限年法」；（二）确定考试内容，「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三）对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龄。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简介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演变

总述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年—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时期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
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察举制是西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推行的一项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对个人进行推举和征召。 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总述
察举是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 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虽是「 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 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祖召举三老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在与 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 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 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 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 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 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 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 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 汉代 察举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举贤良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 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 汉高祖（公元前206年—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 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 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下马石

董仲舒应策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 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 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 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 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 察举制度的基础。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年—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年—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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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希望能够帮到您，谢谢，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