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根本不是像教科书中说的那样只考八股文，实际上八股文是科举最为无用的一部，其余策论（类似公务员的申论），公文写作，时事看法才是真正重要的，死抱着四书五经不放，一门心思写八股的人根本不可能中进士，顶天当个举人罢了，然则举人实际上在明清时期是基本不能当官的。像孔乙己范进这类腐儒，即使是在古代也是被鄙夷的对象。天朝教科书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什么东西都绝对化，选择性教育，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些错误的感觉。
是谁说科举对人毒害深？那只是相对现在而言。科举源于隋唐，在这之前一直实施的九品中正制，在魏晋之后已然成为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工具，说白了就是拼爹。不管你有多大的才能，都必须有人推荐，然而有资格推荐的人都是士族，谁会为寒门弟子考虑？这就是所谓“上品无士族下品无寒门”的说法。而科举打破了士族的垄断，寒门学子也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这难道是毒害？至于明朝，掌权之人全是进士，勋贵根本无法过问朝政。试问在当时还有什么政策能比科举更好？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对科举羡慕不已，直到十八世纪，伏尔泰还称赞科举是中国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至于说到科举的毒害，说实话跟科举没关系，完全是伪清入主中原后，为了奴化读书人的思想，不准读书人有自己的意识，才把科举弄得僵化死板，培养出了一群群奴才，犬儒。如果LZ读了明朝和伪清的进士写的应试文章，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思想相差之大，进而感叹伪清对中华荼毒之惨了。
再说现代高考，确实有很多不是之处，例如填鸭式教育，再如上面说的诱导性教学，等等，都是应该批评的地方。但LZ想过没有，中国人口基数如此之大，能像美国英国那样教学吗？老师如果要对每个学生因材施教，管得过来吗？有人说中国教育产业化，不错，的确是如此，但是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如果不教育产业化，那么很多人就读不了书，现在不同90年代，不读书也能发大财，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带来社会的动荡。
总而言之，评价什么东西都要结合当时环境，不同的环境下的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也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得不承认教材还是有很多话有道理的），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来分析问题，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当你认为什么东西不合理的时候，一定要想想其背后的原因，不然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能够几句话说清楚的，那么中国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了。。。

粗浅谈谈高考与科举的异同。

异：
形式：科举制度是文官选拔制度，明确把文化水准看作是选择官吏的首要条件，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而近年高考以文理来划分，文科理科都要考语、数、外，再分别加文综和理综，这意味着每个考生至少都要重点学习六门课。从考生的综合素质上讲，高考比科举更能造就“多面型”人才。
目的：虽然高考和科举都是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但是科举直接的目的就是选官，这与高考要选拔的人才不甚相同。

同：
考生：一、科举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选拔出来；而在当代，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普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二、科举和高考的得失已不仅仅是考生一个人的事，而成为牵连着家庭、亲戚、朋友、故乡荣辱的庞大社会问题。
三、对很多考生来说，科举和高考都好比一把双刃剑，既痛苦又充满了希望。 每天起早贪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是很多古代人和当今学校毕业班学生考试重压下的真实写照。
结果：一、仍然是一句“几家欢乐几家愁”。考中者，欢呼雀跃；失败者，满心忧伤。古代中了进士的和当今的高考状元在庆祝方式上如出一辙，注重表层礼仪，以夸张的方式大肆铺张，太多的装饰，太多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得很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了古代进士的风光。而对当代的状元，比起古代过而无不及。各方奖励，做专题，上电视台大谈心得体会，而且幸运的上了“幸运52”………这些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的反衬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旁鸣响，胜利者的名字在街市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
二、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到底有多少能力？成日苦吟的书生，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理行政事务、裁断诉讼？春风得意的跨下马的新科进士，他们能否解决民、商问题？他们是不是就具有协调和组织能力？而现代的高中生，学习成为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相反，对社会的客观认识程度和适应能力非常低下。他们所享受的种种呵护又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了高期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造成学生自卑与自傲并存，经不起打击，如玻璃花般美好而脆弱。可以说，高考选拔的是高质量的人，而不是高素质的人。
社会问题：本来最应该体现公正与公平的地方，却充斥了腐败、交易。冷静、客观、耐心、平和统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灼、恐慌、忙乱、激烈。我们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闻到的是一股火焦味！！

科举制本身是非常有效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起初并非是考八股文，而是分为很多类别的，实用性是很大的，在欧洲人在近代弄出今日的小学中学大学三大层次教育体系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方式，毒害读书人的是八股文，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古代科举是为了选拔官吏而进行的考试，与现代的高考意义不同，真要比较的话，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才是类似古代科举考试的。

不等同。古代科举制是为君主制服务而产生的；高考制度是应试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经济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短缺与社会浮躁的产物。科举制对人的思维是完全的遏制；高考制度虽然对创造性思维的限制较大，但是仍然是有利于人发展的。科举制是选官制度；而高考是多样人才选拔制度。虽然高考制度有诸多弊端，但是高考制度仍然是远远优于科举制的。国外也有高考，只是中国的高考在以人为本，管理等多方面仍然需要完善。况且就如白岩松所说：“你不靠高考，你拼得过官二代和富二代吗？”

古代因为考上了举人就可以当官和得到很多,今天高考不管分数再高也得去大学学习,毕业后成绩再优秀也不一定直接当官还得慢慢从工作进步工作和人生态度,所以不会有多少日只知道读书不懂别的,还有科举制度不能说是毒害,也是当时时代的进步,从察举到科举是进步呀,之后到明清一直还用科举是因为没有更新才出现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也比坐享其成的门阀时代好多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九品官人法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与科举考试内容的朿䌸有着相负相承的关系。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科举制度是中国宋以后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的存在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文化统治，科举打破了门阀士族在人才选拔方面的垄断，使天下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有效实现了对优秀人才的控制，此外科举制度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合理的阶层流动

现如今的高考仍然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杠杆，一个偏远山区的贫苦家庭的孩子，考上清华，他的家庭会在十年内进入中产阶级，其阶层流动的作用不言而喻。

其实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不多，只是近现代及当代社会与古代相比信息量爆炸，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出现时，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没有灵活的调整，最后导致被冠以因循守旧，死板教条的抨击

如果将目前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选拔制度对比，社会人才选拔和政府用人考试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科举考试影子，包含高考作文的结构，公务员的策论等

科举，就是让那些聪明的人去找点事来做，免得他们会胡思乱想，甚至造反
所以说，唐太宗说 天下英雄，尽入吾之彀中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弊端。到了19世纪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衰落，加之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大批的有识之士将之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祸害，即所谓：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
各国。”

在这种情况下，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廷下谕，废除科举。自此，举国上下，士人一片欢呼，科举也随之作为一堆垃圾永远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然而，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今天的时代，以现代的眼光冷静地看待这个尘封了一百年、影响了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制度，它是否真的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社会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全无任何可取之处呢？客观地、辨证地来说，并非如此。本文即试图从科举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出发，结合科举制度的特点，基本全面地论述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应该说，是脱胎于汉魏以来察举制度的母体之中的。作为一种推荐选官的程序，察举强调“选贤任能”的原则，强调候选人在某一方面的优秀素质，而不完全考虑其家世、身份或者特权。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世卿世禄的传统，对于抑制贵族集团的膨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如察举在制度程式上过于简单粗糙：一方面，其中心环节是长官举贤，如何确保长官本人公正而有识鉴，如何确保适宜的被举者引起长官注意，成为殛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察举的多元标准，缺乏客观、精确与划一的衡量尺度，不能适应官僚行政所需要的严密化、规范化、易于把握、便于操作的制度程式。
为了解决相关的问题，举荐与考试结合起来，考试逐渐纳入了选官的程序。考试与选官的结合，最终导致了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施行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与隋而确立于唐。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没有“人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与“公平竞争”的特色。概括起来说，也便表现在以下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
但是，相对合理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从科举制度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它重视士人的知识才能，与重视整体素质的察举制相比，取士标准比较单一。单一则易于操作，易于检验，容易符合程序公平的原则；而就社会的实际需求而言，又显得过于简单。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而“取士不问家世”的原则，又打破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由汉魏察举制衍生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照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科举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科举制度的另一大特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的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科举制度重视文化，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诗赋文章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必须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客观上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有大的推动作用的。中国之所以会在唐宋时期达到文化空前繁荣的程度，是与科举制度的施行不无关系的。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这一点是任何试图阐述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的人都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今天，我们面对科举制度，不论对之抱何种态度，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施行了1300年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科举制度在后世遭到人们的唾骂，实在是冤枉了它。前面已经说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种制度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在它产生之初便有有志之士敏锐地发现了它的种种弊端，但客观地来说，任何选拔人才的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弊端存在的。而就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而言，这种制度已经近乎是完美的了，我们不应该以后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
总体来说，施行科举制度最为重大的意义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取士的发展，改变了魏晋周隋以来所崇尚的仕进道路，也改变着原有的价值观念。唐代后期，“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科举成为确定一部分人的社会等级和政治经济特权的依据，魏晋以来传统的门阀士族观念被突破，所谓“士族”再不是与“庶族”高下悬绝的社会阶层，这一称谓被注入了新的社会内容：或用以称呼作为读书人的“士子”群体，或用以特指科举或从事举业者的家族。“贡举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活跃的社会力量，出现在平民与作官人之间。故有人指出：“自魏晋以来，造成门阀之九品中正制度，至是始完全废除。且科举盛行，白衣及第，得通婚于世宦，而门第之风亦衰，此实为中古社会上一大变革也。”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科举制度自然也不例外。有清一代，西方思想被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是西方学者投向古老神秘东方的好奇的目光。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已经施行了一千年的科举制度上。稍加研究，便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一直在寻求而迄今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认为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无懈可击。于是便急切地想全世界介绍。然而，他们太急切了，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一想，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竭，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这便涉及到了科举制度另一层面上的意义。
问题何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比较倾向的是余秋雨先生在《十万进士》一文中的说法，问题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于是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到丑陋”。余秋雨先生以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了一点文化知识么？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据此，余秋雨先生得出结论，“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以为，“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把后人对科举制度的诟病——亦即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归结为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的扭曲，这具有首创意义。但是，我以为，在施行科举取士的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把它当作登上仕途的敲门砖，其实是不足为怪的。若仅仅只为此，它也不失为繁荣文化本身的途径之一法。以此来概括科举制度的全部消极影响，似乎并不具有足够的概括性和说服力。诚然，科举制度是扭曲了太多的人的心灵，但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如唐代的李商隐、杜牧，宋代的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等等，没有了他们，中国古代文化势必便少了最光辉灿烂的篇章。故此，我以为，科举制度最主要的消极影响并不在此，而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在科举制度创建的初始，这便是个让封建统治者头痛的问题；究竟考什么样的内容，让有识之士们伤透了脑筋。唐宋时代，考试内容主要是诗赋文章，这于考察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自然是好的。然而，别忘了，这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所要选拔的，不是写作诗赋文章的高手，而是国家管理人才。然而，是否考试中侧重联系实际的时务策，就是好的呢？事实并非如此。沉溺于诗赋文章的考试固然太局限，太没有现实意义，但是能对身边的具体问题发表议论的，也未必就是人才。因为议论和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从而对看法与考官相左的考生带来不公正。与考试诗赋文章相比，时务策的考试当然不大会重视考生整体文化素质方面的水准，答题成败的偶然性更大。再则，随着朝代的更替，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在这种情况下，八股文终于出现了。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历史激情和社会责任不知道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了通过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作，，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废物，即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科举考试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它的绝路。终于道路晚清。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批批的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了。他们揉肉眼睛，高谈阔论，奔走呼号，在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祸害。于是，在急切的要求下，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举办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便在科举制度进入它的第1300个年头的时候，清廷下谕，废除科举。
科举制度终于与中国告别了，至今已经尘封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轻轻拂去覆盖着它的那层厚厚的灰尘，科举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于中国文化、于中国一千多年的兴衰起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

利：
1.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2.破除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
3.保证了专制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4.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
5.以严格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从最求公正公平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弊：
但是它的科目及内容，大都不出乎儒学经义的范围，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一种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隋朝建立的 在此以前，国家选举人才的方式主要的推举孝廉，就是地方官向中央推举表现好的人才。其实那些人大都出自名门，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人才的选举被士族垄断了。从三国时期开始，实施九品中正制，这样只要祖上是官，他的子孙都是官。 到了隋唐时期，人才的选举改为科举制度，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考试，选取优秀的人才。这样，平民都有机会参加考试，只要你有本事，就有机会考中，就有可能被国家录用。 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了盛世！

寒门子弟登上政治舞台！

天下英雄，尽入榖中——李世民
这是李世民对科举制的评价

古代科举考试不同于当代的高考、研究生考试。通过科举考试的，会获得相应的官职、身份与地位、经济财富等利益。
比如，考取进士的，一般会授予七品以上官职，比如县令、法曹、主簿、评事等官职，进士中的状元甚至可以直接成为学士。天子门生，只有很少人才能获得的。
比如，考取举人的，在明清两朝，也可以做官。
比如，即使考取秀才，也可以获得免除赋税徭役、见官不跪、部分司法特权，成为官员幕僚。这也是许多地主家庭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让自己儿子读书考取功名。
科举考试，也不同于当代公务员考试。古代读书人并不多，录取率很低。
在一个县衙门，一般只有一个进士，就是县令，其他人，比如师爷，并不是官门重人，三班衙役、县衙各曹的人员都不需要科举出身，由县令招录任免。而现在的一个县政府及各局，有多少公务员呢，大家都很清楚。
履考不取，很常见，考取了很不容易。这也是范进中举发疯的原因。科举考试，在古代含金量很高啊，录取率低很正常。

因为古代的封建科举就如同范进中举一样，非常的难以考中科举考试，考取了反而可能是因为徇私舞弊

科举考试进士及第最多的时候一次也就不到五百人，少的时候只有不到四十人，你觉得难度有多大？文无第一，这玩意临场发挥和考官倾向影响又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