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拿来主义”到底是指自己主观意愿的，也就是说自己想要的，这个拿是有选择性的拿。就是对文化遗产和外国的东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是“占有”“挑选”、创新。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送去主义”而言的，也是针对所谓洋人的“送来”而言的。鲁迅并不是反对“送去”，“送”是免不了的，甚至还是需要的；鲁迅所反对的只是一味地“送”，只“送”不“拿”。

鲁迅说：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拿来主义，既是文章的标题，也是文章的主旨。在鲁迅的笔下，“送去”一旦成了“送去主义”，再加上还“讨”得洋人“送来”些什么的，那可就要成为丧权辱国、媚外求荣的卖国主义了。

“送去主义”是“闭关主义”碰了一连串大钉子之后的产物。君不见鸦片战争洋人的枪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主义”大门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府“送去”了什么吗：国土、主权、白银、文物、苦力、奴隶，从“古董”到“活人”，从人格到国格。

就在鲁迅写作本文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给日本帝国主义送去了东三省和热河省，还给别的帝国主义国家送去了“租界”等等，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以至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竟也被挂上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长此下去，自然“国将不国”，只有当亡国奴的份了。那么西洋人、东洋人又给我们“送来”了些什么呢：洋枪、洋炮、洋烟、洋货、洋教、洋文化，洋人的糟粕渣滓夹着靡靡之音，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决着中国的堤坝，浸泡着中国人的家园。在中国人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当头，在中国土地上“全盘西化”的谬论竟然甚嚣尘上。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鲁迅正是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战斗的怒吼：反对卖国的“送去主义”，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恶意的“送来”；我们要爱国，要让贫弱的祖国富强起来，为此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头脑、有眼光、有辨别、有挑选，沉着而勇猛地把富强的西方国家的长处和优点统统“拿来”。鲁迅本人就是自己所提出的“拿来主义”的杰出执行者。

扩展资料

鲁迅《拿来主义》的创作背景

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极为黑暗、斗争极为复杂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对我国的侵略，而当时中央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以全部力量投入了“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事行动。

他们一方面不断对日妥协；一方面为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对外妥协投降，实际上就是把包括国土在内的祖宗留下的遗产拱手让人；“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核心就是宣扬封建道德。

这二者又有内在的联系，更深层的意义且不说，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为达侵略目的也大肆鼓吹“王道乐土”，说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就可见一斑。这就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我国进步的文化是采取拒绝即“关门”的态度，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则一方面将自己的宝贵财产呈献上去，另一面又听任人家的“赐予”和影响。

在当时的形势下，鲁迅写了许多杂文，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和反动当局卖国投降，更在文化战线上积极作战，对许许多多具体事情（具体的人、事、作品、思想及种种问题）作出了及时的反应。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拿来主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鲁迅精华作品赏——拿来主义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送去主义”而言的，也是针对所谓洋人的“送来”而言的。

“拿来主义”具有主动地、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长处，以便使国家成为新国家，人“成为新人”，“文艺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针对国民政府崇洋媚外和针对革命文艺阵线内部全盘否定吸收的右倾错误。作品思想深刻，见解独特，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让人不能不对鲁迅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叹为观止。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拿来主义。在“送去主义”“送来主义”的反复比照之下，引出“拿来主义”。一味的“送去”，则有可能走上卖国之路。一味的接受“送来”，则意味着甘心接受文化的经济的侵略。“送去”与“送来”不行，“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艺术特色

《拿来主义》虽然涉及到文化问题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而是一篇杂文。它除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如何对待外国文化问题，还针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现实状况作了尖锐的抨击。

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当时统治当局卖国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文化侵略。作为一篇杂文，它在写作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是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论证道理，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的形象，使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第二，善于揭露事物的矛盾。鲁迅写杂文，总是一针见血地触及事物的本质，尖锐地提出问题。

第三，含蓄。本文在论及文化上的批判继承问题时，观点态度都是十分明朗的，但涉及文化以外的政治社会问题，则有些闪灼其辞。

拿来主义：指自己主观意愿的，也就是说自己想要的，这个拿是有选择性的拿。就是对文化遗产和外国的东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是“占有”“挑选”、创新。

送去主义：指在当时国民党的媚外，出卖文化遗产的投降主义。

闭关主义：指闭关自守不与国外进行往来的政策。

《拿来主义》主要论述的是拿来主义。在“送去主义”“送来主义”的反复比照之下，引出“拿来主义”。

一味的“送去”，则有可能走上卖国之路。一味地接受“送来”，则意味着甘心接受文化的经济的侵略。“送去”与“送来”不行，“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本文除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如何对待外国文化问题，还针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现实状况作了尖锐的抨击。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当时统治当局卖国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文化侵略。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极为黑暗、斗争极为复杂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对我国的侵略，而当时中央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以全部力量投入了“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事行动。

他们一方面不断对日妥协；一方面为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对外妥协投降，实际上就是把包括国土在内的祖宗留下的遗产拱手让人；“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核心就是宣扬封建道德。

这二者又有内在的联系，更深层的意义且不说，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为达侵略目的也大肆鼓吹“王道乐土”，说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就可见一斑。

这就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我国进步的文化是采取拒绝即“关门”的态度，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则一方面将自己的宝贵财产呈献上去，另一面又听任人家的“赐予”和影响。

在当时的形势下，鲁迅写了许多杂文，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和反动当局卖国投降，更在文化战线上积极作战，对许许多多具体事情（具体的人、事、作品、思想及种种问题）作出了及时的反应。

拿来主义：指自己主观意愿的，也就是说自己想要的，这个拿是有选择性的拿。就是对文化遗产和外国的东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是“占有”“挑选”、创新。

送去主义：指在当时，国民党的媚外行为，他们一昧的送去东西（文化遗产等），总有一天会送完的。    

闭关主义：指闭关自守不与国外进行往来的政策

“送去主义”是统治集团由惧外变为崇外，媚外的一种表现，它常常以“丰富”、“大度”自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自欺欺人的伎俩，是掩盖他们媚外卖国实质的遁词。这势必要使中国国势日弱，文化贫乏，最后完全沦为殖民地，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送来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手段，是进一步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钓饵。帝国主义的无孔不入的侵略，使中国丧权失地，经济破产，内战不休，民生凋蔽，加速了殖民地化的过程。

“拿来主义”则不然，它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长处，以便使国家成为新国家，人“成为新人”，“文艺成为新文艺”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
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他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两日后，即（1934年）2月19日，蒋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一般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的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因为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面对亡国亡种的危机。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着重说明教育人民明乎“礼义廉耻”的重要性，蒋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纔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进一步打稳“礼义廉耻”作为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根基。
有谓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而言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鼓吹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服从效法唯一的领袖的法西斯式观念、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此诚的论，亦可见之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他某天在巡视时看到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有感于国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但实有将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动机过分简化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至全国，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宋美龄大力宣扬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新运总会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经过3年多的时间已呈后力不继之势。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运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的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都成了新运的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正面作用。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和共产党军队发动进攻，解放战争爆发。
随着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实在无余力兼顾新运。因此新运总会面临经济困难，致使蒋介石于1949年新运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销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
1960年代，内战国军败退台湾省，继续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唐德刚在《通鉴与我》一文中，曾回忆当年他在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一些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