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陆、海军大臣只对天皇负责，因此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而不指定人选来继任，从而迫使内阁总辞（因为缺人了……）。这使得内阁事实上被军队绑架，因为出任陆、海军大臣的现役军官作为军队在内阁中的代表，一旦内阁得罪了军队，后者即可操纵陆、海军大臣辞职且不指定人选继任，来搞垮内阁。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使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甚至连首相都直接由现役军官出任（例如东条英机），几乎成为军政府。客观来说，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都可以行使现役武官制中的权力来搞垮内阁，但事实上海军似乎很少这么做，反倒是陆军频频通过行使权力来控制政府。譬如米内光政内阁就因为陆军大臣畑俊六的请辞（背后是陆军总长载仁亲王在操纵）而倒台。这似乎可以从陆海军的“传统”来解释：“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长期操纵首相人选，开陆军干政之风；海军最早的元帅西乡从道对政治不热心，而“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甚至在出任首相的时候废除了现役武官制。可见当时日本的陆军干政是有“历史传统”的~~

唐朝盛辉，源自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那包容并蓄的世界观，胡汉杂糅之后的李唐王朝，开放包容，在哪个特殊时代有着勃勃生机。

西方谚语说：伟大属于希腊，辉煌属于罗马。

汉唐也有一样气质，第一帝国时代的汉朝与第二帝国时代的唐朝，给了国人民族姓名和自信。

这气质，和后续宋明清完全不同，我们民族性也从外扬包容渐渐走向内敛深沉。

这一切气质转变，精神变化，皆源自唐朝时的两件事。

第一件：牛李党争后，中国彻底从贵族政治进入庶民政治时代。

第二件：安史之乱及后续武人干政，引发五代十国武人作乱，最后让宋明清武人地位底下。

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在长期历史沉淀中，形成趋势。

牛李党争引发的时代变迁不提，今天仅说安史之乱爆发前后的军人命运与军人心理。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前的中国，历经“贞观之治”“武周时代”后，到了“开元盛世”。

按诗人记载，开元时代无疑是国富民富的繁华世界！

为何会在国富民富鼎盛时候，发生安史之乱？为何身处鼎盛时代的唐朝军人，会引发安史之乱？

胡人成将算原因，奸相误国算原因，唐明皇安于享乐也算原因。

但是这都不能算主因，主因必然是，无数大唐士兵有理由造这个盛世的反。

没有士兵的将军是孤独的，误国的奸相，影响不了无数士兵，安于享乐的皇帝，也影响不了无数士兵。

只有士兵有动机，胡人将领才有机会，由此可见，这所谓盛世，必有问题。

无论任何盛世，都不代表所有阶级处于公平完美的时代，这是阶级属性决定的，是人性决定的。

有阶级必有不公，有不公在矛盾累积后，就会量变引发质变。

（量变和质变）

就让我们从唐朝士兵待遇这个点发散，用另一个角度解释安史之乱必然性。

士兵职责大多数人耳熟能详，如“保家卫国、保境安民、征战四方、外剿内抚”。作为政权的暴力执行机构，国家的辉煌，其实是建立在士兵的累累尸骨之上的。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唐朝之所以强大，就和士兵三军用命的勇气与一往无前的决心有关。

初建时候绝灭突厥，征战漠北，西域臣服，天可汗荣光背后，是唐朝士兵的牺牲。

而牺牲换回的除了荣耀也有社会地位和实在的利益。

人性告诉我们，驱使人奋斗，甚至死战的从不是虚幻的家国情怀，而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熟悉唐朝军制的朋友应该知道，唐朝前期和中后期军制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前期属于府兵制的天下，而后期则属于募兵制的天下，常备军则是中央禁军。

府兵制，就是所有的农户，都有随军出征进军效力的义务，他们在战斗时候，跟随中央禁军，或者军事长官出征。满足唐帝国四方野战，保境安民的军事行动。

简而言之，在唐初，随太宗高宗横扫四边的野战军，大部分都是大唐各地方州县的民户组成。

除了自备军械外，还要按时服役，这属于国家义务，也是民众使命。

（府兵制与大唐）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给于府兵的回报。

这回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荣誉，当时军人地位很高。

第二：晋升之路，参军可以有任官的机会。

第三：切实利益，打仗有军功，可以获得授田与财帛。

这三方面，一个精神层面，一个前途层面，一个利益层面，三层效应节节递进后，军人成了当时最好的职业，因此参军的民户，战斗力也是杠杆的，因为有奔头啊。

有奔头的民户，跟随国家战斗，在不断开疆扩土后，都成了政策受益人，不仅唐朝民户随军出征，就连无数异族，他们为何会跟随唐朝作战，成为仆从军，原因也很简单，有钱分有地拿。

在这样心理驱使配合下，才有天可汗出现，才有唐朝开疆扩土。

可是物极必反是常态，一个王朝不可能一直强盛下去，扩张也是有极限的。

当周边无数地区国家都成了唐朝势力版图之后，当原本的府兵民户在战斗中收获无数利益之后，当唐朝在战斗中遭遇挫折后，一切都变了，变化原因也很简单。

第一：周边地区都被征服后，扩张方向没了，通过战争获取利益越来越少，目的驱动变小了。

第二：当原本府兵民户在战斗中，通过军功升迁，收获无数利益后，民户成了军官集团，成了地主阶级，在安逸的生活中，他们对战争的渴望降低了。

第三：唐朝在对外战争遭遇挫折后，原本跟随唐军战斗的异族，从指望分一杯羹的利益获得者，变成了利益受损者，打败仗要死人，死人意味着部族战斗力降低，进而地位下降。

三层因素递进后，唐朝扩张势头减缓，慢慢收缩势力，曾经武力横绝天的唐，开始了文治时代。

这是历史必然趋势，原因简单，从未有那个民族真的喜欢打仗，即便野蛮如维京海盗，他们打仗的驱动力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占领区需要稳固，人口不断增长，民族需要同化，这都是问题，那么战斗动力还剩多少？

战斗动力同步减少同时，问题也不断突出和尖锐化，问题的根源，则和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快速增长有关。

人口增加成了问题根源，人越多难免诉求越多，欲望越多，而国家财富的饼子随着战斗的停息领土的收缩，不增反减。那么作为战斗主力军的唐军待遇，必定会下降不少。

这从官职的任命就可看出，唐代官职系统，有文武两个序列

文职官员称为：职事官

从三省六部的官员，到地方县令，到吏员都属于职事官，层级不同待遇不同。

武职官员称为：卫府官

卫是十二卫大将军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中央禁军，而府则是管理府兵的机构，由此可进，唐朝府兵听命于禁军，禁军官职从十二卫大将军到折冲府校尉之类不赘述，这里只强调武官中的“勋官”。

勋官：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战功累积，获得武官资格进而享有对应田地房产赏赐的府兵民户们。

（唐朝大军）

唐朝军力，从强到弱，进而人心思动关键点，就是“勋官”待遇出现变动。

初唐和唐朝扩张时，战争不断。

无数府兵民户通过战功，由民户变成“勋官”，早期府兵“勋官”，因为人口少，可分田地多，还可以维持，可越到后期，越难以维持，按级别“授田”的经济基础，随形势变化成了泡影。

等待分配田地和官职的“勋官”越来越多，武职公务员队伍也越来越多，最后国家完全无法分配，进而引发上升空间也没有了！

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旧唐书·职官志》

意思是说，这些“勋官”如果按照级别来看，可以和公卿有一样地位，可做的事却名不副实，几乎与小吏相当，有的甚至地位更低，这样的官员都出自兵卒。

这还是唐朝初年扩张期快结束时状况，到武则天时代状况进一步恶化。

府兵制，随着唐朝经济发展，越发无以为继，甚至连虚职都不能保证。

除了口头表扬，有战功的士兵，几乎收获不到任何实际的赏赐。

血与火的考验，仅仅一份嘉奖就打发了，三军用命的基础还存在吗？

如果仅如此，战斗力的下降还是渐进式的过程，可是所有问题从不是单独的而是联动的。

这联动的根源则是上层的腐败，原本和府兵出生一样的军官，在前期收获田宅官职的基础上，慢慢开始享受生活，进而成了吸兵血的蚂蝗。

他们用士兵战功，换取职位提升，收下少量封赏，成了特权阶级。

一个特权阶级的形成，往往意味着这个阶级的沉沦，唐朝中层武将就此沉沦与安乐乡中。

随武将沉沦，士兵无希望跟随而来的就是唐朝版图不断缩减，军队战斗力不断下降。

原本充满荣耀的府兵“勋官”，名声一落千丈，都成了纨绔子弟，备受科举文官耻笑。

（文官地位越来越高）

当兵也从唐初人人向往的职业，成了无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职业。

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新唐书·兵志》

最后府兵的兵源越来越少，而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武官也因声名狼藉，没了升迁可能，府兵制和府兵所属的折冲府，即没有兵源，也没有了前途，更没有了民意基础。

面对这一切，到唐玄宗时代，也无力改变这尾大不掉的问题，于是选择将卫府武职官彻底从军功授田授爵这样相对公平的制度，变成了一种口头褒奖和政治待遇。

出战的时候，给于无数府兵一份份委任状，让他们对着委任状勇敢杀敌。

好吧，一份纸就让我们牺牲，这对于参军的府兵而言不是开玩笑吗？

（无人愿当兵）

这个制度的取缔与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天宝年间，唐朝终于开始了兵制改革，原本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从军再也不是荣誉、仕途、利益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单纯的职业，拿工资的职业。

军人地位，也因为朝廷无数委任状任职书，变得不值钱，十二位将军府，都有无数的空白任命书，只要打仗，有了点军功，就给你个空白委任状，至于官职如何写，看你和上司关系。要钱没有，要官职大把。

至于官职大小，胆有多大，官有多大。

官越多，职位越高，意味着地位越不值钱！

穿着武官服侍堂而皇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武人，从此不是荣耀，反而备受歧视。

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在这一刻就此开始了。

文人的清高，也因为武将地位的底下而成了历史定势。

由此可见，大唐军人的历史地位，从唐初到盛唐，并没有随国家强大，越来越好，反而越来越尴尬，越来越低。

而唐朝的盛世是谁缔造的？正是这些忠勇的军人！

当忠勇的军人，不在被当做平等的阶级被对待，掌握军事力的集团，他们的反抗将会非常直接而又致命。

节度使为何会成为“安史之乱”的爆发点，原因也很简单。

收人钱财替人卖命而已。

唐代军事力量，除了“实外虚内”的特色之外，还有个特色就是区别对待，对于异族将领带领北方节度使士兵，他们给的待遇非常低。

安禄山属下士兵，处于帝国战斗最激烈地区，工资却不到四川“剑南节度使”士兵的三分之一。

这样区别对待这下，安禄山手下的士兵，当然气愤啊？

（安禄山的谋划）

唐玄宗为何会如此做？

则唐玄宗的小心思有关，边疆节度使制度，虽然对于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是与经济而言，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地区，如果耗费大量钱财，就是亏本买卖。

不如委任给安禄山，让他放手施为，用少量的军费，养更多的士兵。

初衷是经济谋划，可是却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唐朝如果给的工资够高，高过安禄山给的工资，军心还不会失去，可是唐朝给的工资不够，就给了安禄山收买人心的机会，本着谁给钱替谁卖命的人性惯性。

边镇节度使军队，不可避免成了私军，在节度使命令下，指哪打哪就成必然。

至于家国情怀，在现实利益面前，在无数胡人裹挟下，即便有也不再是心理负担。

唐朝就这样，因为扩张太快，太过强盛，饼不够大，利不够分，一步步让军人地位从荣耀变成耻辱，进而引发动乱。

后续的唐末节度使，还有五代十国动乱，应该算是军人阶级的集体反击而已，国家给不了的，我们就靠武力拿，武人横行之下，“城头变化大王旗”成了时代主流，又让统一天下的赵宋患上了“恐武症”，中国历史就此走向了文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