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西周以前,中国的医学发展很缓慢,巫医的势力仍然很大.但据《山海经》记载人们对许多疾病,已经有了较多认识.到了春秋后期,由於天子威信扫地,对上帝的迷信也动摇了.於是巫医的势力也衰落.专门以治病为职业的专业医生就出现了.而《左传》也记载了秦国医生替晋侯看病的事例.但这些记载只是零碎的资料片段,而较完整的医学案例及替著名的医者作传应自太史公《史记》始.现试从《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某些医学案例,引用古人注解 (裴駰《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及近人注解 (泷川资言《史记考证》,韩兆琦《史记 评注本》及张大可《史记新注》)透视中国古代的医学思想,并简单对各古今注本作一述评.
　　〈扁鹊仓公列传〉曰:「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据〈索隐〉引王劭云:「此医方,宜与〈日者〉,〈龟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后人误也.」而〈正义〉曰:「此传是医方,合与〈龟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时医,奉诏问之,又为齐太仓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鹊乃春秋时良医,不可别序,故引为传首,太仓公次之也」.〈考证〉曰:「史公自序云,扁鹊言医,为方家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按此传以仓公为主,其序扁鹊,示其方之所由也.」
　　由以上可见〈考证〉之见解较详,其实张大可先生以为「本篇载仓公医方为主,上及扁鹊,是述医方之源,故编次在汉人传记之间.〈正义〉以为此传载医方,应与〈日者〉,〈龟策〉相蝉联.〈日者〉,〈龟策〉两传以「论」为主,阐明政治想想,故司马迁以类传名之.本传以「人」为主载医方,故以合传名之,分别编次,得之矣.」我同意张先生之说〈扁传〉以「人」为主,故应把扁仓二人合为一传,亦可见太史公之本意也.
　　但最奇怪的还是扁鹊有「特异功能」,能看穿人的内脏,而〈索隐〉并无质疑此讲法,曰:「则眼通神也」.我以为这种记述不可信,是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
　　另外,扁鹊之医学案例有:「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闲,不治将深』……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 (针) 石之所及也;其有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
　　此案例引「齐桓侯」,〈集解〉及〈索隐〉均认为是时齐无桓侯,故应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而张大可亦同意此说.但韩则另有解释:「春秋战国时,齐无『桓侯』,而有两个『桓公』……其实都未必可信,借著古人讲医理而已.」我同意姚之说,此传之重点在说扁仓二人之行医事迹及高尚德行,他们医了甚麼人不是重点,故文中所指是「齐桓侯」还是「齐桓公」也不是问题.
　　另外「腠理」,〈正义〉只解作皮肤,〈考证〉讲得更详尽,而姚先生指皮肤的纹理与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可见姚之解释较详尽.我十分欣赏扁鹊之见解,因为他说病邪入体,首入肌肤,渐次入里,病入骨髓,无以为治,这与现代之医学理论解释很吻合.
　　另一方面,扁鹊也提出「六不治」的治病规模:「……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集解〉引徐广曰:「所病犹疗病也.」这处讲得欠妥当,而〈考证〉曰:「言人患多疾病,医患治疗之道少,旧解失之.」而张及姚二人之解释也同意考证所说,并更详尽.学生以为扁鹊的「六不治」观念有其道理,因骄姿不讲理的人,爱财不要命,违反衣食住行规律的人,对阴阳失调病情无法挽回者,对形气虚弱无法服药及信巫不信医者的人真的不值得医治,因为他们自己不守规律败坏身体.但站在「人道主义」看,扁鹊的六不治道理又有不对.因为医者要有医德,应该是所有人也要医治,正如教师也要有「有教无类」的信念,所以今天的医生遇著悍匪大盗也要努力抢救,即其道理.
　　到了汉代又出现另一位名医太仓公,〈扁鹊仓公列传〉曰:「太仓公者……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考证〉曰:「冈白驹曰,观其色以诊.」张大可曰:「五脏有病,显之於面,色有五种,观色而诊病.」张先生讲解较详尽.而「决嫌疑,定可治」,张先生解作确定可治法则或是否可治,其他各注均没有提及.而「或不为人治病」韩先生解作有时故意不给人治病,尤其指统治者.我以为仓公之做法有如扁鹊「六不治」之法则一样,对於某些没有德行或不著重身体的人也不医治,两者都有其个性,或许名医也有这样固执,执著的看法.
　　而仓公之案例更多,由於他得罪某些达官贵人,最终受罪当刑,幸好被女儿缇萦所救,后被汉文帝下诏见他,而其对文帝亦说了很多行医案件.
　　如「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迵风.』迵风者,饮食下嗌……病得之酒……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
　　上述「寒中」一词,韩先生解作病名,乃寒气入侵於里所致,张先生解作寒气攻心,古注则没有提及.而「迵风」,〈集解〉曰:「迵,音洞,言洞彻入四支」,〈索隐〉曰:「下云,饮食下嗌辄出之,是风疾洞彻五藏,故曰迵风.」.〈考证〉曰:「多纪元简曰,邪风藏府病形篇云,洞者,食不化,下嗌……」.张先生认为灌五脏之病.迵,通洞,指风灌肠胃,洞达五脏.韩先生讲得较易明,「迵气」,古病名,迵,通洞,其主要症状是饮食入胃后不能消化吸收,迅速吐出和泻出.
　　又〈扁鹊仓公列传〉曰:「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剌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也.病得之饮酒大醉.」
　　上述「济北王阿母」,〈索隐〉案:是王之奶母也,〈正义〉服虔云:「乳母也.」郑云:「慈己者.」,姚先生解已故济北王刘兴居的奶妈,张先生解亦作乳母.而「热蹶也」,古注及〈集解〉均无言及.张先生则解作寒气逆行的热病,症为足心发热.姚先生亦有相近解释,热蹶,病名,足心发热为其主症.
　　其实仓公之临床案例实有二十多个,其中以上数例,已见仓公和扁鹊一样,也很精通望,闻,问,切四诊之法,尤其擅长望诊和切脉.因为在传中,25个案例中,大都记载了脉象,如浮,沉,弦,紧,数,长,大,代,弱,散等近20种脉象,可见仓公之医术精湛.
　　另外,仓公不夸功自诩,如实反映疗效.如汉文帝询问他治病的效果时,他毫不掩饰地说出诊治的失误:「……诊病决死,能全无失乎 」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古注虽没有注解,然姚,张二人注解却甚为详尽,仓公讲出判断死生时,自己随时有差错,不能保证万全,更不会自夸能使病人起死回生.
　　总括来说,从《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可见春秋至西汉时期中国之医学已有长足发展,而且文中透过扁鹊仓公二人医疗事迹及二十五例案,详细记载病者姓名,病状,诊断,病理分析与治疗结果等,充分反映二人之技艺精良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巫术的荒诞作一强烈对比.然而,二人同因医术高明受人妒忌,最终招来杀身之祸,亦反映了人性的丑恶,令人婉惜万分,故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二曰:「……然扁鹊入列国,所至即更名姓,其方术随至而变,亦更名姓之意,而竟为秦太医令所杀.故技艺之精,即多方自匿,犹且不免焉.医,仁术也……」可见两人之遭遇亦应验了文中所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这句格言了.而全传以扁鹊为「神医起」,以仓公「以求实结」为结,可见太史公之妙笔也!
　　(笔者在大学期间曾花了不少时间研读《史记》一书,对三家注解及泷川资言的考证略有认识.我以为三家注各有所长,如〈集解〉为最早注史记的著作,〈索隐〉长於辩解,〈正义〉长於地理考证.然〈集解〉注解过於简略,〈索隐〉之辩解部份流於失实,〈正义〉只作地理解释,没有其他解说.反之〈考证〉应该是近人最好的注解本,〈考证〉解释全文最详尽,引述的资料亦最详尽,有中外研究成果,对某些存疑的解释,采不引用为主,对三家注谬误之处加以解释,辩驳等.然〈考证〉亦有其不足之处,如部份材料没有搜罗,部份字词没有详细解释等.故阅读史记同时也要兼看近人注本,如张大可及韩兆琦两先生之解说均超越古人之注疏,且能综合各家之长,这些或许是本人之一点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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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蚡（？—公元前130年5月7日），西汉时期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西汉大臣，武帝时期的太尉和丞相。孝景王皇后的胞弟，
田蚡相貌丑陋，巧于文辞。魏其侯窦婴掌权时，田蚡还是个郎官，往来于窦婴家，陪窦婴饮酒，时跪时起，对窦婴的恭敬就好像是窦婴家的晚辈一样。建元二年（前140年），刘彻登基，为汉武帝。同年田蚡被封为武安侯，拜太尉，后迁丞相，受到赵绾、王臧的牵连被免职。
建元六年（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去世，田蚡再次登上宰相之位，好儒术，立五经博士。独断专横，“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
田蚡得志后，与窦婴有许多纠纷，包括相约迟到，与索求土地不遂等；田蚡娶燕王女为夫人，在婚宴上灌夫使酒骂座，田蚡向武帝“劾灌夫骂座不敬”，将灌夫处死。窦婴怒而揭露田蚡与淮南王来往，田蚡心生怨恨。
后来，窦婴以“伪造圣旨罪”被斩首。窦婴死后次年春天，田蚡病倒，病中喃喃口呼谢罪，家人请来能视阴阳鬼事之人，得知是魏其侯窦婴和灌夫两鬼守住田蚡，鞭笞索命，群医束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田蚡不治。田蚡死后，其子田恬继承侯爵才四年，就因罪被废除了爵位。
早年经历
田蚡是汉景帝皇后王娡的同母弟弟，出生在长陵。魏其侯窦婴当了大将军，正当显赫的时候，田蚡还是个郎官，没有显贵，来往于窦婴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窦婴的子孙辈一样。等到汉景帝的晚年，田蚡也显贵起来，受到宠信，做了太中大夫。田蚡能言善辩，口才很好，学习过《盘盂》之类的书籍，王娡认为他有才能。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太子刘彻继位，王娡称制，她在全国的镇压、安抚行动，大都采用田蚡门下宾客的策略，田蚡被封为武安侯。
田蚡刚掌权想当丞相，所以对他的宾客非常谦卑，推荐闲居在家的名士出来做官，让他们显贵，想以此来压倒窦婴等将相的势力。[1]
建元新政
建元元年（年140年），丞相卫绾因病免职，汉武帝酝酿安排丞相和太尉。籍福劝田蚡说：“魏其侯显贵已经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归附他。现在您刚刚发迹，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当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您还有让相位给贤者的好名声”。田蚡于是就委婉地告诉王太后暗示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任命窦婴当丞相，田蚡当太尉。
籍福去向窦婴道贺，就便提醒他说：“您的天性是喜欢好人憎恨坏人，当今好人称赞您，所以您当了丞相，然而您也憎恨坏人，坏人相当多，他们也会毁谤您的。如果您能并容好人和坏人，那么您丞相的职位就可以保持长久；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马上就会受到毁谤而离职。”窦婴不听从他的话。
窦婴和田蚡都爱好儒家学说，推荐赵绾当了御史大夫，王臧担任郎中令。把鲁国人申培迎到长安来，准备设立明堂，命令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废除关禁，按照礼法来规定吉凶的服饰和制度，以此来表明太平的气象。同时检举谴责窦氏家族和皇族成员中品德不好的人，开除他们的族籍。这时诸外戚中的列侯，大多娶公主为妻，都不想回到各自的封地中去，因为这个缘故，毁谤魏其侯等人的言语每天都传到窦太后的耳中。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而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则努力推崇儒家学说，贬低道家的学说，因此窦太后更加不喜欢窦婴等人。
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汉武帝不要把政事禀奏给太后。窦太后大怒，便罢免并驱逐了赵绾、王臧等人，还解除了丞相和太尉的职务，任命柏至侯许昌当了丞相，武强侯庄青翟当了御史大夫。窦婴、田蚡从此以列侯的身份闲居家中。[2]
骄纵跋扈
田蚡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为王太后的缘故，仍然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多次议论政事，建议大多见效，天下趋炎附势的官吏和士人，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了田蚡，田蚡日益骄横起来。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逝世，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因为丧事办得不周到，都被免官。于是任用田蚡担任丞相，任用大司农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有郡守和诸侯王，就更加依附田蚡了。
田蚡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是刚一出生就很尊贵。他又认为当时的诸侯王都年纪大了，汉武帝刚刚即位，年纪很轻，自己以皇帝的至亲心腹担任朝廷的丞相，如果不狠狠地整顿一番，用礼法来使他们屈服，天下人就不会服服贴贴的。在那时候，田蚡入朝廷奏事，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所说的话汉武帝都听，他所推荐的人有的从闲居一下子提拨到二千石级，把汉武帝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汉武帝于是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官呢。”
田蚡曾经要求把考工官署的地盘划给自己扩建住宅，汉武帝生气地说：“你何不把武器库也取走！”从这以后才收敛一些。有一次，他请客人宴饮，让他的兄长盖侯南向坐，自己却东向坐，认为丞相尊贵，不可以因为是兄长就私下委曲自己。田蚡从此更加骄纵，他修建住宅，其规模、豪华超过了所有的贵族的府第。田地庄园都极其肥沃，他派到各郡县去购买器物的人，在大道上络绎不绝。前堂摆投着钟鼓，竖立着曲柄长幡，在后房的美女数以百计。诸侯奉送给他的珍宝金玉、狗马和玩好器物，数也数不清。[3]
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改道南流，十六郡遭严重水灾，他因封邑鄃（今山东平原）在旧河道以北，没有受到水灾，力阻治理，使治河工作停止二十年之久。
祸起小事
窦婴自从窦太后去世后，被汉武帝更加疏远不受重用，没有权势，诸宾客渐渐自动离去，甚至对他懈怠傲慢，只有灌夫一人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窦婴天天闷闷不乐，唯独对灌夫格外厚待。

《汉武大帝》的田蚡
灌夫在服丧期内去拜访田蚡，田蚡随口说：”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魏其侯，恰值你现在服丧不便前往。”灌夫说：“您竟肯屈驾光临魏其侯，我灌夫怎敢因为服丧而推辞呢！请允许我告诉魏其侯设置帷帐，备办酒席，您明天早点光临。”田蚡答应了。灌夫详细地告诉了窦婴，就像他对田蚡所说的那样。窦婴和他的夫人特地多买了肉和酒，连夜打扫房子，布置帷帐，准备酒宴，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就让府中管事的人在宅前伺侯。等到中午，不见田蚡到来。窦婴对灌夫说：“丞相难道忘记了这件事？”灌夫很不高兴，说：“我灌夫不嫌丧服在身而应他之约，他应该来。”于是便驾车，亲自前往迎接田蚡。田蚡之前只不过开玩笑似地答应了灌夫，实在没有打算来赴宴的意思。等到灌夫来到门前，田蚡还在睡觉。于是灌夫进门去见他，说：“将军昨天幸蒙答应拜访魏其侯，魏其侯夫妇备办了酒食，从早晨到现在，没敢吃一点东西。”田蚡装作惊讶地道歉说：“我昨天喝醉了，忘记了跟你说的话。”便驾车前往，但又走得很慢，灌夫更加生气。等到喝酒喝醉了，灌夫舞蹈了一番，舞毕邀请田蚡，田蚡竟不起身，灌夫在酒宴上用话讽刺他。窦婴便扶灌夫离去，向田蚡表示了歉意。田蚡一直喝到天黑，尽欢才离去。[4]
田蚡曾经派籍福去索取魏其侯在城南的田地。窦婴大为怨恨地说：“我虽然被废弃不用，将军虽然显贵，怎么可以仗势硬夺我的田地呢！”不答应。灌夫听说后，也生气，大骂籍福。籍福不愿两人有隔阂，就自己编造了好话向田蚡道歉说：“魏其侯年事已高，就快死了，还不能忍耐吗，姑且等待着吧！”不久，田蚡听说窦婴和灌夫实际是愤怒而不肯让给田地，也很生气地说：“魏其侯的儿子曾经杀人，我救了他的命。我服事魏其侯没有不听从他的，为什么他竟舍不得这几顷田地？再说灌夫为什么要干预呢？我不敢再要这块田地了！”田蚡从此十分怨恨灌夫、窦婴。[5]
田窦之争
元光四年（前131年）的春天，田蚡向汉武帝说灌夫家住颍川，十分横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汉武帝查办。汉武帝说：“这是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灌夫也抓住了田蚡的秘事，用非法手段谋取利益，接受了淮南王的金钱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才停止互相攻击，彼此和解。
同年夏天，田蚡迎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太王后下了诏令，叫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窦婴拜访灌夫，打算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失礼而得罪了丞相，丞相近来又和我有嫌隙。”窦婴说：“事情已经和解了。”硬拉他一道去。酒喝到差不多时，田蚡起身敬酒祝寿，在坐的宾客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表示不敢当。过了一会儿，窦婴起身为大家敬酒祝寿，只有那些窦婴的老朋友离开了席位，其余半数的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灌夫不高兴。他起身依次敬酒，敬到武安侯时，武安侯照常坐在那里，只稍欠了一下上身说：“不能喝满杯。”灌夫火了，便苦笑着说：“您是个贵人，这杯就托付给你了！”田蚡不肯答应。敬酒敬到临汝侯灌贤，灌贤正在跟程不识附耳说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

张世饰演的田蚡[6]
便骂灌贤说：“平时诋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给你敬酒祝寿，你却学女孩子一样在那儿同程不识咬耳说话！”田蚡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两官的卫尉，现在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难道不给你所尊敬的李将军留有余地吗？”灌夫说：“今天杀我的头，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座客们便起身上厕所，渐渐离去。窦婴也离去，挥手示意让灌夫出去。田蚡于是发火道：“这是我宠惯灌夫的过错。”便命令骑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又出不去。籍福起身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不肯道歉。武安侯便指挥骑士们捆绑灌夫放在客房中，叫来长史说：“今天请宗室宾客来参加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之罪，把他囚禁在特别监狱里。于是追查他以前的事情，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都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窦婴感到非常惭愧。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也不能使灌夫获释。田蚡的属吏都是他的耳目，所有灌氏的人都逃跑、躲藏起来了，灌夫被拘禁，于是无法告发田蚡的秘事。[7]
窦婴挺身而出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对，怎么能营救得了呢？”魏其侯说：“侯爵是我挣来的，现在由我把它丢掉，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再说我总不能让灌仲孺自己去死，而我独自活着。”于是就瞒着家人，私自出来上书给汉武帝。汉武帝马上把他召进宫去，窦婴就把灌夫因为喝醉了而失言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认为不足以判处死刑。汉武帝认为他说得对，赏赐窦婴一同进餐，说道：“到东朝去公开辩论这件事。”[8]
东宫廷辩
窦婴到东宫，极力夸赞灌夫的长处，说他酗酒获罪，而田蚡却拿别的罪来诬陷灌夫。田蚡接着又竭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窦婴思忖没有别的办法对付，便攻击田蚡的短处。田蚡说：“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我才得以做皇上的心腹，爱好音乐、狗马和田宅。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歌伎艺人、巧匠这一些人，不像魏其侯和灌夫那样，招集天下的豪杰壮士，不分白天黑夜地商量讨论，腹诽心谤深怀对朝廷的不满，不是抬头观天象，就是低头在地上画，窥测于东、西两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故，好让他们立功成事。我倒不明白魏其侯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于是汉武帝向在朝的大臣问道：“他们两人的话谁的对呢？”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数万万，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主爵都尉汲黯认为窦婴对。内史郑当时也认为窦婴对，但后来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去回答汉武帝。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汉武帝怒斥郑当时说：“你平日多次说到魏其侯、武安侯的长处和短处，今天当廷辩论，畏首畏尾地像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将一并杀掉你们这些人。”于是起身罢朝，进入宫内侍俸王太后进餐。
王太后也已经派人在朝廷上探听消息，他们把廷辩的情况详细地报告了王太后。王太后发火了，不吃饭，说：“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作践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以后，都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再说皇帝怎么能像石头人一样自己不做主张呢！现在幸亏皇帝还在，这班大臣就随声附和，假设皇帝死了以后，这些人还有可以信赖吗？”汉武帝道歉说：“都是皇室的外家，所以在朝廷上辩论他们的事。不然的话，只要一个狱吏就可以解决了。”这时郎中令石建向汉武帝分别陈述了窦婴、田蚡两个人的事情。[9]
退朝以后，田蚡出了停车门，招呼韩安国同乘一辆车，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韩安国过了好一会儿才对田蚡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皇上，说：‘我以皇帝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皇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吵嘴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呢！”田蚡认错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10]
惊惧而死
汉武帝派御史按照文簿记载的灌夫的罪行进行追查，与窦婴所说的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犯了欺君之罪行。被弹劾，拘禁在名叫都司空的特别监狱里。
汉景帝时，窦婴曾接收过他临死时的诏书，那上面写道：“假如遇到对你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把你的意见呈报给皇帝。”等到自己被拘禁，灌夫定罪要灭族，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大臣们谁也不敢再向汉武帝说明这件事。窦婴便让侄子上书向皇帝报告接受遗诏的事，希望再次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奏书呈送汉武帝，可是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却没有景帝临终的这份遗诏。这道诏书只封藏在窦婴家中，是由窦婴的家臣盖印加封的。于是便弹劾窦婴伪造先帝的诏书，应该判处斩首示众的罪。
元光四年（前131年）冬天，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了。窦婴过了许久才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后愤慨万分，患了中风病，饭也不吃了，打算死。有人听说汉武帝没有杀窦婴的意思，窦婴又开始吃饭了，开始医治疾病，讨论决定不处死刑了。意然有流言蜚语，制造了许多诽谤窦婴的话让皇上听到，因此就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将窦婴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11]
元光五年（前130年）春天，田蚡病病倒，嘴里老是叫喊，讲的都是服罪谢过的话。让能看见鬼的巫师来诊视他的病，巫师看见窦婴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共同监守着田蚡，要杀死他，不久田蚡惊惧而死。[12] 其子田恬继承了爵位。
元朔三年（前126年），田恬因穿短衣进入宫中，犯了“不敬”之罪，封爵被废除。
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谋反的事被发觉了，汉武帝追查此事。刘安前次来朝，田蚡但任太尉，当时到霸上来迎接淮南王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最贤明，又是高祖的孙子，一旦皇上去世，不是大王继承皇位，还应该是谁呢！”刘安十分欢喜，送给田蚡许多金银财物。汉武帝自从窦婴的事件发生时就不认为武安侯是对的，只是碍着王太后的缘故罢了。等听到刘安向田蚡送金银财物时，汉武帝说：“假使武安侯还活着的话，该灭族了。”

1 因当初窦太后专权对窦氏家族的怨恨。

2 因遗诏引发的屈辱感。

3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汉武帝想通过诛灭窦婴九族，对其不断干涉朝政的亲娘王太后和国舅田蚡起到震慑作用。

4.而且据说历史上的汉武帝并没有诛灭窦婴九族，只是杀了窦婴一人而已。窦婴死于公元前131年。

扩展资料：

窦婴（？—公元前131年），西汉大臣，字王孙，清河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是汉文帝皇后窦氏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魏其侯。

武帝初，任丞相。元光三年，窦婴至交灌夫因在酒席中对田蚡出言不逊，被田蚡以罪逮捕下狱，并被判处死刑。窦婴倾全力搭救灌夫，并在朝会上就此事与田蚡辩论。但由于王太后的压力，灌夫仍被判为族诛。窦婴乃以曾受景帝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为名，请求武帝再度召见。

但尚书很快就发现窦婴所受遗诏在宫中并无副本，于是以“伪造诏书罪”弹劾窦婴。元光四年初，窦婴被处死。

参考链接：百度百科-窦婴

说起西汉风云人物中，窦婴可以说是死得最窝囊、最冤枉、也是最不明不白的了。窦婴是怎么死的？熟读《史记》的人都知道，是因为“灌夫闹酒”事件之后，汉武帝圣怒之下将其打入大牢后，由于窦婴与灌夫是故交，便以“先皇景帝遗诏”为其开托。不成想此遗诏竟成了一道“催命符”窦婴因此遗诏以“伪先帝诏书罪”被关进大牢，不久全族被杀，史书记“夷平三族”不分老幼，皆尽斩于东市。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仅九岁的男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汉武帝下如此狠心，对窦婴如此残酷的进行毁灭性大屠杀呢？又是什么，让这个昔日风光一时，权倾朝野的大丞相，下场如此之凄惨呢？
简介——窦婴：(?-前131)西汉大臣。字王孙。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窦太后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认为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魏其侯。武帝初，任丞相。推崇儒术，反对道表法里的黄老学说，为窦太后贬斥。后因罪被杀。
窦婴之死

西汉前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和人才，辅佐高、惠、文、景数代皇帝，开天辟地，建功立业，才成就了武帝的辉煌盛世。他们是大汉王朝的功臣。但是，这些功臣并非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和结局。其中窦婴就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物。他是外戚，曾经权倾朝野，最后却落得满门抄斩的结局，窦婴之死成为武帝时期的一大疑案。窦婴之死起因于灌夫在丞相田蚡婚宴上的一次闹酒，之后以伪造先帝遗诏定罪。而制造这个冤案的背后操纵者就是丞相田蚡。作为外戚集团势力的新兴代表，丞相田蚡早把没落外戚窦婴看做是眼中钉。西汉前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和人才，辅佐高、惠、文、景数代皇帝，开天辟地，建功立业，才成就了武帝的辉煌盛世。他们是大汉王朝的功臣。但是，这些功臣并非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和结局。其中窦婴就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物。他是外戚，曾经权倾朝野，最后却落得满门抄斩的结局，窦婴之死成为武帝时期的一大疑案。窦婴之死起因于灌夫在丞相田蚡婚宴上的一次闹酒，之后以伪造先帝遗诏定罪。而制造这个冤案的背后操纵者就是丞相田蚡。作为外戚集团势力的新兴代表，丞相田蚡早把没落外戚窦婴看做是眼中钉。

窦婴起去，欲麾灌夫同出。田蚡乃令骑卫押灌夫置警署（“传舍”），召长史（掌事）曰：“今日召亲室饮宴，乃奉王太后诏。灌夫骂座，是大不敬。”遂以大不敬论罪，当斩首弃市。灌夫被系于狱中，乃不得首告言田蚡“阴事”。�

窦婴乃以金使宾客请托于廷尉，惟诸吏皆为田蚡耳目，莫可得解。

窦婴决志救灌夫。其夫人劝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岂可救邪？”窦婴曰：“侯位自我挣得，即自我丢之，无足恨悔！我绝不令灌夫独死，而我独生”。遂转移家人、变散家产，然后潜身出家上书皇帝。�

武帝见书召人，窦婴哭诉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失言，而丞相因他事诬罪之。上然之，赐窦婴食。曰：“双方都是亲戚，其是非可至太后朝宫（东朝廷）申辩之。”�

至王太后宫前，武帝主持，双方陈词。窦婴先为灌夫辩护。田蚡则大毁灌夫平素横行不法事，目无君后大逆无道。窦婴辩不过，自度已不可挽回，因揭露田蚡与淮南王交往受金谋变之阴事。�

田蚡跪拜武帝前，曰：“当今天下太平，作为肺腑之臣，所好非权力，只好音乐、狗马、田宅、倡优巧匠之属。而窦婴、灌夫则招聚天下勇士、豪强，日夜讲论政局，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即俯画于地，睥睨东西两宫之间，希图天下有变，而欲以废立大功。臣乃不知窦婴究欲何为！”�

于是武帝问在座大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灌夫旧有军功，若非有大罪，仅争杯酒不足诛也。但丞相言灌夫通奸猾，侵小民，家资亿万，横行颖川，凌犯宗室，侵欺皇家骨肉，此乃枝大于本，不折必劈。唯明主裁断之！�

内史郑当时欲暗护窦婴，见势不敢坚持。其余大臣皆不敢发言。武帝乃怒斥郑当时曰：“公平日数言窦、田长短，今日到朝廷公论其是非，局促竟如新驾辕之小马驹！我要一并斩灭汝属！”遂罢朝。�

帝入东宫请食并汇报于太后。太后盛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已敢如此欺吾弟。我死后，皆鱼肉之矣！难道皇帝是无态度之石人木偶乎？今日皇帝主持，辩论竟无结果！若在你身后，大臣还有可信者乎？”�

武帝谢罪曰：“因双方都是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之事耳。”于是召郎中令石建，分别议双方廷辩事。（郎中令，主禁军也。）�

田蚡退朝出，候韩安国于宫门，召其同车，怒责曰：“窦婴已是老秃翁，何为惧之，首鼠两端？”安国曰：“今人毁君，君亦毁人，如贾竖妇女争骂，何其无大体也？”田蚡谢曰：“争时慌急，不计所言。”安国任御史大夫，乃田蚡之力也。�

又安国曾为梁王相，为梁王事联络长公主，以有能力曾为窦太后及窦氏长公主所倚重。故其临事，两面讨好。�

于是武帝命御史，以窦婴当廷所言不实，欺谩君上罪，下狱。窦婴再求见皇帝，皇帝不见。在景帝临终时，曾有遗诏赐窦婴，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窦婴乃使子侄通过陈皇后上书言之，皇帝再召见。�

武帝乃命调阅尚书大行（秘书处档案），不见此遗诏原件。惟有诏书藏于窦家，家丞封存，报上。大行乃弹劾窦婴伪造先帝诏书，罪当杀头弃市。遂以十二月晦日，弃市于渭城（咸阳）。
此事极有可能是王太后一手策划的。王太后先在宫中买通看守档案的官员，令其更换档案；然后强迫武帝销毁副本，再装模作样假装查找一番，对外宣称窦婴矫诏；便大功告成。由于一开始就秘密进行，所以直到窦婴被杀，都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来。

1 因当初窦太后专权对窦氏家族的怨恨
2 因遗诏引发的屈辱感
3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汉武帝想通过诛灭窦婴九族对其不断干涉朝政的亲娘王太后和国舅田蚡起到震慑作用
而且据说历史上的汉武帝并没有诛灭窦婴九族，只是杀了窦婴一人而已。
窦婴死于公元前1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