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大一统王朝实行“两京制”的有隋朝、唐朝和明朝。

其中，隋唐的正式国都大部分时间都是长安，而洛阳多数时候只是作为陪都存在，除了武周时期，当时为了有别于李唐，将洛阳改为正式国都。隋唐设立两京制的主要从经济条件，位置条件和关陇支持等方面综合考虑。

而明朝的南京本是朱元璋开国时，设立的国都，后来朱棣当政时，将国都迁至更为安全的北京，处于自己的势力内，而南京成了留都。

1.经济条件

当时的洛阳靠近更为富饶的关东地区，加上隋炀帝的大运河已经贯通南北，其经济条件上明显优于长安。

而关中在西汉中后期出现缺粮，已经无法养活众多人口，关中的经济条件很难支撑长安作为庞大的都城，而三门峡天险又是制约关东粮食进入关中地区的天然瓶颈。

如果设立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人口得到分流，长安粮食供给也得到缓解。因此，“两京制”是隋、唐两朝天子为了都城粮食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2.位置条件

洛阳作为都城的不足恰恰在于周围地理条件不如长安险固，另外御外也稍显不足，曾在东汉和西晋时期对西域的统治总有鞭长莫及之感。

而长安作为首都，对广大关东地区控制力不够。秦国建立后，短短14年后而亡，也侧面证实了长安作为都城对关东地区控制不力。

在西汉，汉高祖想定都洛阳，后来在娄敬、张良的劝说下迁都长安，主要考虑到长安的地形优越，但同时把洛阳地区作为国家的核心地区来看待，河洛地区始终坚持不封王。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洛阳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

3.关陇支持

隋唐定都长安与关陇贵族的支持有关。魏孝武帝离开京师洛阳西逃，后依靠关陇贵族在长安延续二十年政权，而隋唐的开国先祖无一不是关陇贵族，隋唐的建立和关陇贵族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隋文帝时期，尽管关中屡次遭受灾年，文帝也时常带领百官及后宫东迁洛阳，在洛阳处理朝政，但他并没有迁都的打算，可见隋唐与关陇贵族关系之深。

4.安全考虑

明朝设立“两京制”，完全是朱棣出于抵御蒙古，远离反对他的建文帝的势力范围等安全考虑。

明朝的京城最初设在南京，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赶走了建文皇帝朱允炆，自己即位之后，为了抵抗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需要，加上自己的势力就在北京，索性将都城迁往北京，造成了后来明朝天子守国门。

总之，隋唐实施两京制后，以长安为都城，有助于关陇贵族支持，有利于京城安全和御外，而以洛阳为陪都则有利于制内，缓解了长安粮食短缺。而明朝实施两京制，是出于安全方面考量。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制度，实行了两京制，所以洛阳在当时的地位就远远高于现在的上海。洛阳确实做过陪都，但那是高宗之前，玄宗之后的事情了。从唐高宗到唐玄宗，洛阳是毫无疑问的“两京”之一。不说古代，直到今天，西安人想从陆路往东去，最快捷最省力的方法依然是走洛阳，宁西铁路陕西段就是个神奇般的存在。

历史总是不忍细看，隋文帝总是被人记住他的文韬武略，却不知道隋文帝因为建都长安，两次充当了逃荒到洛阳的“难民首领”，没错，是官民同行蜂拥而至到洛阳。唐太宗，唐玄宗那么厉害的人物，依旧走上了隋文帝的老路子。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文化问题。在唐代朝堂之上，你要敢说长安方言，那妥妥是被嘲笑的对象，这是史书也是有记载的。而且唐代的《切韵》就明确了“中华音切，莫过东都”。

在西周、隋朝、唐朝，洛阳本身就是国都，如果不承认两京制，那么在西周初期周成王迁都成周洛邑开始，西安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陪都。隋朝隋炀帝迁都洛阳后，西安也成为隋朝的陪都。

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西安也是唐朝的陪都。因此，盛唐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唐朝的都城是洛阳，西安只是陪都，描写洛阳的唐诗多于描写长安的唐诗，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盛唐时期东都洛阳和长安并重，并无主副之分！陪都是西戎心虚给洛阳按的名头，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以及唐玄宗开元前中期洛阳地位甚至要高于长安，唐高宗显庆二年去东都执政直到去世，武则天更是把洛阳提到神都的地位，玄宗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在洛阳执政。

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作为唐朝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一直重视洛阳的地位，洛阳为唐的东都，地位不低于长安。后来唐玄宗撤回西安后，没几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开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