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为明代抗倭名将，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幼行伍，却通晓经史子集，除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其雄壮瑰丽的诗文也为个人传奇增色不少。十八岁时目睹山东沿海遭受倭寇侵犯便写下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从戎十年后又写下“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均是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

戚继光影视形象

一、无端风起，明代笔记“揭发”戚继光诗文为请人捉刀

戚家军的战功无可指摘，但有人却说戚继光诗文是找人代笔，武将写诗不过是沽名钓誉，传扬自己的功绩，真相到底如何？

最早记载戚继光诗文请人“捉刀”的传闻来自明代朱国帧笔记《涌幢小品》，朱国帧为大明国子监，万历年间人氏，“涌幢”一词为昙花一现，世事如梦之意，朱国帧在笔记中记载了明朝掌故，人物传记以及风俗民情，叙述生动有趣。研究者多认为笔记所叙事事实颇为可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戚继光影视形象

其中记载戚继光诗文请人捉笔之事原文为：“名将必好文，名臣必备武。好文，故有所附丽而益彰，备武，故有所挥霍而益远。名臣不必言矣，名将则近时戚将军，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仪，交唐荆川，故其战功始著，若周尚文，刘显父子，人能言之，罕能举之，尝欲为之查补未能。而刘颇喜文事，余与其少子国樟会于招宝山，语及戚，大不满，谓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二、证据惊人，笔记及主人皆有相当公信力

开篇“名将必好文，名臣必备武”说得很明确，意思是名臣名将都是文武兼备之人，名将通过诗文传颂，将战功流传千古。接着便以戚继光为例，列举其与汪道坤（南明）、王元美、沈希仪、唐顺之（荆川）等人交往，相互之间的诗文酬和成为美谈，戚继光的功绩便声闻遐迩。而周尚文，刘显、刘綎父子的功绩人们都能说出来，但似乎没有诗文佐证，朱国帧仔细查阅相关记载，也没有办法为他们扬名。

接着朱国帧笔锋一转，开始说刘綎其实也很擅长诗文，一面之缘中曾提到戚继光，刘氏对其非常不满意，说戚继光的诗文都是请人捉刀，并非自己所写。朱国帧虽然没有明确下结论，但一句“未知其果否也”似乎将此事列为千古疑案。

戚继光书法

先分析这则笔记本身的内容，涉及的人物众多，朱国帧运笔一波三折，很能勾起读者兴趣。先定基调，名将均善文，因为善文，能够与文人酬和将自己功绩传扬。然后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戚继光，他跟汪道坤、王元美、沈希仪、唐顺之等当时名人诗文相交，因此威名远扬。一个则是周尚文跟刘显父子，说他们名气没有戚继光大，是因为没有诗文传唱。如此正反类比就有点诱导读者了，盖棺定论，以刘氏的不满与密辛 “揭发”戚继光“假手”，尽管“未知过否”，实际上已经将戚继光置于极为可疑的地步。

三、草灰蛇线，三点推论足以证明“揭发者”被打脸

那么，戚继光的诗文到底是不是找人捉笔代劳呢？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来推论：

其一，戚继光到底有没有文才，明史有载，戚继光虽然世袭武职，但却通晓儒经、史籍，十八岁时在低级军官任上便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足见才情志向了得。若说他官至一省指挥使时能够找人代笔，似乎有这个能量，但十八岁的低级军官要在行伍之中“假手”有此才情之人，则难如登天。且从戚继光后世名作中可以看出，其词锋刚健，文气贯通，不似假手他人。

其二，戚继光不只是抗倭名将，军事家，后世对其评价还有诗人和书法家。若诗词可假手他人，那么批示公文的书法绝对不能伪作，军国大事，必不敢用他人手笔。从传世的戚继光手迹可以看出，公文批示文理通达，词采富丽，书法行笔流畅，气势奔放，有英雄豪情。书法见人格局底蕴，若无文才，何能留此佳章！

戚继光公文批示

其三，笔记中人物都有谁？汪道坤，又名王守坤，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唐顺之，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进士及第，官至右佥都御史；沈希仪，世袭武职，文采通达，官至广西都指挥同知；王元美，嘉靖年间进士，书法传世，浙江总兵。从这几人履历可以看出，多数为进士出身，且任职均为武职，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抗倭名将。从这点上基本上可以推翻朱国帧“未知果否”的判断，以上几人均是文武兼备之才，在共同的抗倭卫国事业中立下不世功勋。若戚继光真请人捉刀与他们诗文酬和，以明代进士之清高，必定耻与为伍。

戚家军鸳鸯阵草图

四、结语

由此三方面可以推断，戚继光诗文确为自己所作，至于朱国帧笔记中刘綎之言，似乎可以归结为以讹传讹，毕竟文人相轻为常事，武将对垒亦不含糊也。值得一提的是，刘显、刘綎父子也是抗倭名将，为民族英雄。至于其与戚继光之间的个人恩怨和好恶臧否，似乎可以归结为人民内部矛盾。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历史学家黄仁宇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了《万历十五年》这本研究明史的专著。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任贤有道亲政无方的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万历皇帝朱翊钧生于1563年，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1573年明穆宗驾崩时，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以皇太子身份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神宗。1620年，58岁的朱翊钧因病去世，长达48年的万历时代也就随之划上了休止符。因为明神宗在位的48年只用了“万历”一个年号，故人们通常也称其为万历皇帝。 [编辑本段]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编辑本段]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馀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 万历中后期长达30年不上朝，有非常有名的六准和六不准。 万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抑，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但是有两点万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国家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的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的比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其二，派太监设立矿监、税监敛财肯定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矿监的出现是万历下旨从此天下可以开矿了，初衷并非与民争利，由此矿监才派出。太监把经念歪了，闹得乌烟瘴气。这段弊政大概有四年。四年后万历终止太监出宫敛财，但是矿禁却取消了。无疑从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参见《儒家文明》）从新事物的成长角度来看，有适当的冲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长壮大的。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编辑本段]矿税之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编辑本段]万历三大征 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之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本段]女真堀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明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已经完全停止，即使军事科技领先当代、农业技术明显优于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长年陷于瘫痪。 朱翊钧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于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编辑本段]大事记 红薯传入中国。 万历六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 万历十二年——利玛窦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 万历十二年——朱载出版《律吕精义》。 万历十二年——定陵开建。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将油画引入中国。 万历二十九年——杨继洲撰写《针灸大成》。 万历三十三年7月13日——海南琼州发生7.5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天主教传入上海。 出生 万历六年——沈德符，文学家 万历十二年——胡正言，镌刻家 万历三十九年1月——朱由检，明思宗 逝世 万历二十二年——梁辰鱼，剧作家 万历三十三年——田义，太监 [编辑本段]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