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是如何引进红衣大炮的，还是明王朝是如何引进葡萄牙的红衣大炮的?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
袁崇焕是如何引进红衣大炮的，还是明王朝是如何引进葡萄牙的红衣大炮的?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明末，明有三响。三响：辽（后金）饷(对辽（后金）用兵)、剿饷(镇压农民起义)、练饷(练兵)。
明随然闭关锁国，但还是保持一定的海外贸易。由其，明末战事多。军火贸易增加。
后金骑兵不善攻城，而大炮是守城最好的武器。而红衣大炮是当时最好的大炮。袁崇焕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当时，最好的红衣大炮。
护送的那两个外国军官
姓杨的那个还行 光头那个几把真坑
青青也真是任性 打烂耳环 以前对这种穿古代军装打仗的挺感兴趣的 现在一是没时间而是思想变了 我太磨蹭了 不果断怎么吸引她呢
“红夷大炮”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的作用有多大
红夷大炮主要用于“守城”作战，但是国家已经内部都腐败烂了自然从内部瓦解！就跟清朝的洋务运动引进了那么多的西方技术也没有拯救了清王朝是一个道理。
万历48年，东印度公司的“独角兽号”在广东沉没，据闻船上有红夷大炮。明政府组织水手下海捞。真有！但红夷大炮每门三千斤重，人力打捞不可能。三国称象小孩的做法启迪了水手：先用石块装船，开到沉船区后水手带铁索沉入水底勾住大炮，打捞船收紧锁链后将船上的石头抛下，靠浮力将炮从淤泥里拉出来。一共22门。
明政府对这批捞出来的水货极受重视"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这批炮也确实不负所望。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宁远城，守城的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设在城墙上。2月10日清军开始攻城，明军一炮把八旗兵轰的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始攻宁远西南城隅，（明军）发西洋红夷炮，伤攻者甚众。”努尔哈赤也在这次攻击中被红夷大炮所伤，努尔哈赤满语意思是“野猪皮”，野猪皮厚不过胡编的脸皮，崩的薯片一样稀碎，不久含恨离世。
红夷大炮
最早广泛使用的火器是“佛郎机”，中文名源于“Franks ( 法兰克) ”，意指“法兰克的炮”。它们到达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正德年间( 1506—1521) 。这些早期的炮约有五六英尺长，重量50—100 斤。它们比当时已有的大炮都小，更便于携带，使用者可以在更广的范围使用这些炮，将它们推至平地、城墙以及在沿海巡逻船只上使用。它们也有更快的发射速率，比国产炮更容易装弹。故而它们很快得到了很多京官们的青睐。
嘉靖皇帝( 1522—1566 年在位) 谕令兵部设立制造“红夷大炮” 的部门。《明会典》记载， 仅1523—1564 年间就制造了约5800 门佛郎机，还有3 万多件其他火器。在晚明将领戚继光( 1528—1588) 的练兵手册《纪效新书》中，这些火器的使用也占有极重要地位，这也证实了它们被广泛使用。戚继光极力推动火器在其军队中的使用能够达到37. 5%，尽管这样的比例并不总是能够达到。例如，一条史料表明一支2048 人的部队拥有256 门佛郎机，仅占有12. 5%，当然这条材料并不能说明其他火器的情况。即便如此，该材料显示，从一开始，明朝人认为火器令火力倍增，并推广使用，这与明朝军事技术落后的普遍误解形成了对照。
除了这些较小口径的武器外，明政府渴望采用更大口径的大炮，能够在固定的防御位置上使用。这种大口径炮一般叫做“红夷炮”，但这一名称有时指好几种不同的武器。最早的红夷炮长约两丈，重约3000 斤。发射时的爆炸声远在十里之外就能听到。它们进入中国后，中国人通过制造更重的这种大炮，越发认识到铸造炮长与口径合适比例的重要; 他们制造的大炮炮身更长，发射更为连贯。可以说，它将更为“科学”的大炮制造方法引入了中国。中国人造炮娴熟，以至在果阿的葡萄牙人后来特别邀请来自澳门的造炮的中国人。很显然，中国人擅长铸造铁炮，而葡萄人擅长造铜炮。许多中国人自造的武器在晚明一直使用着(而耶稣会士所造则不行) ，有一些在鸦片战争时还在使用，这证实了中国人的造炮能力。有的炮也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与日本人作战的朝鲜军队进行了仿制。
大明军队
现在让我们转向明清战争，两方首次重要的军事冲突是1619 年初的萨尔浒之战。后金政权的肇造者努尔哈赤( 1559—1626) ，发布了反对明朝的“七大恨”，明朝人最后决定派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队，铲掉在东北边疆出现的这一威胁。明朝军队在这场战役的一开始就溃败了，他们受阻于春末的大雪，无法协同作战，被各路指挥官所断送，这些人为取得头功而相互争功：杜松比计划提前三天出发寻找敌人。当他们经过浑河时，明军在附近与后金军队接火，杜松手下劝阻他放慢步伐，以免军队被阻截，但杜松无视这些意见，将装载武器的车辆留在了浑河的北岸。他的军队在通过河心时遭到打击，无法使用他们具有优势的火器。杜松的合作指挥官，著名且极为自夸的刘綎( 1554—1619) 也遭致了同样的命运。
第三位指挥官马林，也遭伏击身死。只有李如柏———有人怀疑他是努尔哈赤儿时的同伴，得到了回撤的命令，他自身和军队得以保全，后来因怀疑通敌而自杀。萨尔浒一战，明朝总共损失了310名军官，45870名士兵，以及约28000头牲口。
在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失败之后，万历皇帝( 1573—1620 年在位) 处置了数位官员，包括这次远征的最高指挥官杨镐( 死于1629 年) ，熊廷弼( 死于1625 年) 取而代之。然而，熊廷弼的明察是非使其丢官罢职，不久就被袁应泰所取代。在另征调约13000 名士兵以应对女真人的威胁之外，明廷下令工部，除盔甲、战车等，还建造灭鲁大炮数以百计，百子炮以千计，以及三眼铳、鸟铳( 该词有时也指火绳枪) 七千余。人们当时认为这些武器对于恢复明朝士兵的斗志举足轻重。但新任巡抚王在晋担心丢失整个辽东，建议明军应该使用重火器，加强城镇重点防御。
1622年，该提议得到了御史方震孺等官员的支持，认为使用火器、坚守城堡将是明朝胜利的关键。利用优势火力震慑敌人早已是明朝的通行做法，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明朝通过平定内部的挑战，以及将军队派到国境之外，已设法扭转了一百多年的军事衰落之势。但无论如何，身为辽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袁应泰在短时期内无法扭转战局，他死于后金军队攻打辽阳的战役，尽管开始时用大炮取得一定的胜利。在攻陷辽阳和沈阳的战斗中，后金利用机动性的优势化解了明朝的火力优势，设法引诱守城士兵在空旷之地开战，这会更有利于进攻者。尽管在1620 年代这些早期交战中，后金还取得了其他的胜利，但值得指出的是，在数个事例中，只要明朝很好地装备了大炮，并有足够的火药储备，就能够坚守住孤城。
《满洲实录》插图
狄宇宙引用《满洲实录》的插图，认为明军最初是在城墙的外面部署他们的大炮，这样就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对于守城者来说，要持续装弹以及保持发射的稳定是极其困难的。女真铁骑在明军首批发射后，就有时间靠近明朝军队。但只要明朝军队改变他们的战略，将重炮带入城堡，他们就有可能取胜。此外，尽管在这些早期的大多数战役中取胜，但后金早在1622年就下令用枪炮装备辽东的士兵，这说明他们认识到了火器的重要。
与此同时，明朝向外求援，以为战争助力。到1620 年代，在利玛窦( 1552—1610 )等人不断地努力下，数位明朝高官皈依了天主教。其中一些，最著名的有徐光启( 1562—1633) 、李之藻( 1565—1630) 和孙元化( 死于1632 年) ，利用他们宗教上的关系，获得了武器和训练人员，为明廷所用。徐光启开创先河，最早是在1621 年安排将四位传教士和四门大炮从葡萄牙占领的澳门送至北京。徐光启有权发出此请求，因为他已被任命负责训练军队，与女真人作战。徐光启强调明朝要制造大量的大炮，并在防御中使用它们，做到这一点，有正确的指导和训练是关键。
实际上，明朝将葡萄牙人作为大炮的操作者，而不是大炮的铸造者。但因为明廷中的一些人不信任葡萄牙人，这些传教士被拘禁在广州，只有大炮被运往北京。
两年后操作大炮的专家来到北京，他们的技术得到好评，尽管他们中的一人在演放过程中丧命于大炮的后冲力。一位耶稣会士评论道: “对这些大炮的评价甚高，它们被带至边地，与鞑靼人作战，这些鞑靼人不清楚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登时他们就作鸟兽散，自此后他们倍加提防。”明军在1623—1625 年又得到了26 门大炮。其中的11 门运往山海关，其他的除爆炸的那门外（上面提到），都在北京投入使用。
明朝的节节胜利，推动了进一步向澳门求助。1630 年， 崇祯帝( 1628—1644 年在位) 得到了澳门议事会的同意，派遣200 名士兵及助手，10 门大炮和两名统领前往北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到了南昌就被遣返澳门，据说是因为广州的官员贿赂了兵部官员取消了向葡萄牙军队求救，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他们已有的对于澳门贸易的垄断。一些人到达登州，在那里帮助孙元化对付叛变的孔有德，他们多数也死于这场变故。
顺便指出的是，并非只有明廷向澳门请求大炮支援。到十七世纪初，澳门是亚洲输出大炮的中心。有些甚至用船运回葡萄牙，这些大炮后来在利比里斯半岛抵制拿破仑还派上了用场。
天主教皈依者孙元化，驻扎在靠近东北的山东登莱，是明朝使用火器打击敌人的最热心的倡仪者之一。孙元化反复上疏，强调需要制造更多的大炮并训练更多会使用大炮的士兵。
在1626 年的一份奏疏中，孙元化认为(是错误地) 明朝必须使用西方的火器，因为中国样式的大炮不及女真人弓箭的射程。他最后得到了对皇帝有影响的谋臣孙承宗的支持。孙承宗相信火器的使用，也对在特立独行的将领毛文龙( 死于1629 年) 以及其他人的指挥下所进行的反对女真人有限的防御战有信心。朝廷下令在三个月内训练8000 名使用火器之人。孙承宗强调在防御时使用火器，可以使力量倍增。不幸的是，孙承宗不久就因天启朝政的某些意见不和而去职。但接下来1626年明朝在宁远取得了对努尔哈赤的胜利，增强了明廷对于这些外来武器效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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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军和清军相比，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谁更擅长用红夷大炮？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丛生，加之遭遇干旱、蝗灾、各地粮食欠收，百姓无粮可食。流民聚集在一起，自然会有领头的带头揭竿而起，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率农民军经过多年征战终于推翻了明朝，建立了大顺政权。
相对来说，大顺政权一路下来确实是比较顺利的，没有遇到太多的硬仗。明朝的军事实力并不弱，但经不起内忧外患的消耗和内部的勾心斗角。外有后金（清朝）的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可谓是压下葫芦起来瓢。明军的精锐都用于抗击清军，而在与清军的作战中不断被蚕食削弱，尤其松锦会战，最精锐的明朝边军损失殆尽，李自成的克星洪承畴也被俘虏并投降了清朝。明朝境内的明军战斗力弱，最终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败，明朝江山易主。
李自成打下了明朝江山，却挡不住满清的铁骑，虽然缴获了明朝的红夷大炮，但仍然处处被动挨打。大顺军为何打不过清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红夷大炮技不如人或者说是战术不如清军。
先来看大顺军的军力，大顺军的军力，也就是精锐部队有限。大顺军一共230余队，标营100队，左、右、前、后四营130余队。每队兵马50，厮养小儿30或40有差，步兵每队100或50有差。总计马步兵6万。所谓100万众，乃附从之饥民及裹胁之壮丁，临时编成之勤务部队。
大顺军强调骑兵、精兵，以冷热兵器组合的“三堵墙”的方阵战术对敌战斗。此战术对内地作战无能的明军来说，杀伤力极大。大顺军的方阵战术在与清军的“骑兵加大炮”的新式战术对阵，其威力实在一般，火炮技术落后，成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军在陆上作战时，曾善用马队并在红夷火炮掩护下进行宽大正面的高速冲击，后面步兵杂以滑膛前装火炮和散弹鸟枪，逐渐形成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及连营跟进的密集方阵战术。
红夷大炮（在欧洲被称为加农炮，在中国当时被称为西洋大炮或“红夷炮”，意指“红头发野蛮人的大炮”。该炮重量较大，密闭性能好，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标准方式并占支配地位）的发射技术日趋成熟之后，此种新型武器的攻坚力与杀伤力令其在城池的攻防战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传统的城墙构造自此不再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
而大顺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兵器为主的阶段，作战方式主要是骑兵加步兵以及零星的火炮的配合，其火器主要来自缴获的明军，自己从未制造过，故对火器的应用，始终不及明军，更落后于清军。此种状况，与其政治短视和长期流动作战无法进行内部军器变革有关，他们没有成建制的铸造与装备红夷炮的兵种，其军中的火炮（如红夷炮）大多来自战利品，并以中国的传统火炮为主，攻击力不强。
大顺军缴获明军火器量比较大的一次当为1642 年十月，即与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对垒的河南郏县之战。时孙出潼关，至河南往剿义军，以属将白广恩统火车营，火车营载火炮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而义军在河南打败孙军，乘胜破潼关。《平寇志》（卷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 15 ）、《绥寇纪略》（卷 9 ）等不同的史书记载：农民军沿途追击，共斩获明方将校78人，步骑数千，更得火炮无算。大顺军缴获明军火器量最大的一次当为攻破明朝首都的北京之战，因为北京为明朝命脉所在，所布防的炮兵和炮位之多，更远远超过各省重镇和边塞，这自然为转为大顺军所有。大顺军这些大炮在自己手上还没捂热乎，就被清军夺去。尤其是山西太原之战，清军缴获了大顺军红夷大炮5门，发贡炮17门，三眼铳13000杆。当初这些枪炮是大顺军夺取自明军，然后又被清军缴获。因为成规模和建制的红夷炮群缺乏，大顺军也不可能把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即红夷火器的制造、使用以及作战方法的改变提上历史的日程上来。反而是清军比大顺军更加擅用红夷大炮，大顺军的攻击力可以通过其攻打城墙时的破坏程度看出。他们攻城略地，虽也凭红夷炮攻城，但炸毁城墙几十丈的记录是没有的，而它的对手清军炸毁城墙几十丈的记录早已司空见惯。1645年2月7日清军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大顺军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夷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
此次战事持续了20多天，清朝方面投入了大部分八旗劲旅；大顺军方面，李自成亲自增援和指挥。虽说此役的规模与影响不一定与山海关决战等同，但在某种意义上，此役事关大顺军的未来命运。不幸的是，大顺军缺乏成建制的红夷炮团，尽管拼尽了全力，仍无法取胜，在锐气旺盛和红夷火炮精良的清八旗军前，似乎永远是失败者。
清军另一支部队阿济格部军出现在延安近郊时，兵力已增至8万，与大顺军李过部发生激战。李过部为保卫延安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曾7次交锋，其中大顺军两次乘夜间出城反击，都因兵力不够和火炮威力有限未能效。清军这边红夷大炮对着潼关开始猛轰，大顺军攻也不行，守也难守，火炮不给力，骑兵也不如清兵，最终潼关守军开城投降。
努尔哈赤真的是被袁崇焕用“红夷大炮”炸伤而死的吗？
其实在《明史》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努尔哈赤是死于袁崇焕炮轰之下的说法，在袁崇焕的传记中只记载了袁崇焕用红衣炮轰去世一位后金的将领，但是具体是谁却并无记载。这位后金将领如果真是努尔哈赤的话，边军肯定会向明朝中央政府告捷，但是并没有捷报出现，说明这个人就不是努尔哈赤。
而《清史稿》中也并没有明确交代努尔哈赤究竟是如何去世，只是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大捷八个月之后，身体不预，继而去世。
后世关于努尔哈赤死于炮轰的说法其实是采用了明末清初时期朝鲜人李星龄所撰写的《春坡堂日月录》，而这部书中采取的是当时一位朝鲜派往明朝的译官曾跟随袁崇焕出战宁远大捷，目睹了袁崇焕炮轰后金兵马的情况，这位朝鲜翻译官认为努尔哈赤之死和袁崇焕的宁远炮轰有关系，回到朝鲜之后流传开来，而被记录在了这部书中。
努尔哈赤在宁远大捷之后，也就是被袁崇焕炮轰以后，又活了八个多月，这期间努尔哈赤仍旧东征西讨，还曾亲率军队攻打过蒙古，完全不像是被轰的半死不活的人行为。
再看袁崇焕传记中也并未明确表示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炮轰之下，如果轰去世后金领袖，袁崇焕就算是再低调，他手底下的人都会向明朝中央政府报捷，但是这段时期明朝政府所记录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宁远大捷之后更重要的报捷。
所以后世历史学者大多认为努尔哈赤之死确实可能和宁远大捷有一定关系，要知道努尔哈赤当年已经六十八岁，纵横天下几十年，却败于书生带兵的袁崇焕之手，可以想见努尔哈赤内心肯定是抑郁寡欢的，他其实更想和袁崇焕再来一战，但是毕竟当时已经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等到和袁崇焕再战，就已经去世了。因此努尔哈赤很有可能是正常的死于老年疾病，并非死于袁崇焕的炮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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