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夏商西周时期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春秋战国时期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五十二病方》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吕氏春秋》、《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隋唐五代时期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辽夏金元时期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你好，朋友。

　　很高兴能为你解答。

　　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系统之外，另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我国历史上的神农氏，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积累。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畜牧过程的动物中毒、疾病知识的不断总结；农业技术的不断丰富和人们对植物性味、作用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同时也给药物的栽培打下了技术基础。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所有的知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变、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以很好的启发。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夏商西周时期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春秋战国时期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图）《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图册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诊断水平明显提高，治法丰富多采，诊治均有新的创造和发现。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隋唐五代时期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辽夏金元时期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