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历代起源发展史要历代的蒙古族的起源。据《史记》记载,蒙古部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
蒙古历代起源发展史
要历代的蒙古族的起源。据《史记》记载,蒙古部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了额尔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居住下来,公元8世纪,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外迁徙,这时已分出了70个分支了,这70个分支被称为“迭儿勒勤蒙古”。《蒙古秘史》和《旧唐书》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 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北史》卷94《室韦传》)。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5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 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 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 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分为“草原游牧民”与“森林狩猎民”两类。第一类包括久住原地过游牧生活的突厥诸部,和后来迁入接受突厥影响,完成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蒙古诸部;第二类是留居森林地带,主要从事狩猎的诸部。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关系。富裕者从氏族中分离出来,成为叫作“那颜”的游牧贵族,他们占有众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场的权力,一些强有力的游牧贵族还在身边聚集一批称为“那可儿”的军事随从。一般牧民称为“哈剌出”,由原来有平等权利的氏族成员变为向贵族纳贡服役的依附者。还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沦为奴仆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据纳贡服役和人身依附现象,认为当时的蒙古社会性质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据俘掠他人为奴的现象认为是奴隶制。这两说还在讨论之中。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这个国家统辖的漠南、漠北地区,概称为蒙古地区,此地区各个部落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族这时从辽、金时期(916~1234)被统治的民族成为统治民族。 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族三次西征,先后建立横跨欧亚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在西征的同时,又挥师南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余年征战,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其疆域北至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东北至今乌苏里江以东,西南包括云南,都纳入元朝国家的行省建置。元朝设置宣政院,首次对西藏进行直接管辖。又设澎湖巡检司管澎湖和台湾。元朝对确立现代规模的中国版图作出了贡献。 由于南下或西征,蒙古族民众被征调各地,因此,蒙古族的分布散及全国。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东部蒙古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其首领为元室后裔,被视为蒙古的正统;游牧于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称为西蒙古,与东蒙古有姻亲关系。 15世纪,蒙古南北被达延汗重新统一,分东部蒙古为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喀剌沁(永谢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注意与明朝修好,发展贸易关系。俺达汗驻地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商旅幅凑,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朝为了扫除后方的威胁,大举用兵,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统一了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蒙古族的统治,保证了蒙古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但清朝在蒙古地区推广喇嘛教,实行“蒙禁”,导致蒙古族人口减少、人口素质下降。 自元代以来,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天文历算、文化艺术、医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蒙古人如何看待蒙古史?
与中国民族大一统史观不同,蒙古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墙上,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出来。蒙古国家博物馆在不同展厅里是这样叙述自己国家历史的:匈奴帝国,鲜卑帝国,柔然帝国,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国、蓝突厥帝国、维吾尔帝国及最后的蒙古帝国、满族统治之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共产主义时期的蒙古与民主化后的蒙古。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博物馆,在看似千奇百怪种类繁多的展品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即向参观者证明自己国家民族的正统性与唯一性,蒙古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蒙古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历史排序,无疑是想告诉参观者,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蒙古国家博物馆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蒙古人对国家正统的申述,还有他们对外来统治者的态度。满族或者中国,在这里被当成一个侵略者的角色,用来批判。
突厥王朝的展厅,是蒙古与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共建的,因为突厥帝国创立者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蒙古人能坦然面对古代突厥人的统治,却无法坦然面对满族或者中国人的统治。
照理说,从1636年清军入关前征服内蒙开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有清一代对外蒙古统治将近300年,比起后来苏联70年的间接“统治”要长出很多。但如果你到蒙古国家博物馆就会发现,300年历史的第五展厅“满族统治下的蒙古”,不及“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展厅的三分之一,是10个展厅中空间最小的。
第五展厅展品的内容只突出两个主题:军事与刑具。前者强调清朝对蒙古的军事征服;后者用图片加实物刑具的方式,刻意突出满族统治的残酷、黑暗。实际上稍对蒙古历史了解的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蒙古国家博物馆陈述立场的偏颇。
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以后,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摧毁庙宇,逮捕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在1932年蒙古出现反抗苏联的行动后,苏联当局开始在蒙古进行清洗迫害。从1933~1953年,有36000人死亡或失踪,而当时的蒙古只有73万人。短短20年间,这个国家将近5%的人非正常死亡。在文化上,蒙古遭受了与越南同样的命运,传统蒙文被改为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文字,隔断了他们自身文化的传承。
以上数据都来自蒙古国家博物馆,对比便知,第五展厅描述清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只是大而空的宏观论述,缺少历史证据的支撑,却几乎占到整个第五展厅的三分之一;而苏联统治下对蒙古货真价实的残暴统治,却隐藏在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工业化大生产的成就展品中,被轻描淡写般带过。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用当下来诠释过去,印证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第七展厅“革命前夜”里,有一段描写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蒙古人对中国商人的愤恨,现照录如下:“中国商人充斥乡间,从牧民手中以低价收购皮革、羊毛、骆驼毛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卖出,迫使蒙古人负债累累,由于牧民不能读懂中国商人的账本,中国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经常反抗他们的压迫。”
蒙古国家博物馆在这段文字旁,别有用心地配上了一幅没有具体出处的图片,上面是一个带着镣铐正在受刑的蒙古人,暗示中国人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在这里,满族人的官府与汉人的商人都是被当作中国人来看待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图克图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先后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绝。”蒙古国家博物馆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记录到。
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描述里,从没有“分裂”这样的词汇,他们形容北洋政府的军队时用到的词汇是“入侵。”其中一幅北洋军在广场阅兵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兵士们看上去趾高气昂,旁边的英文图说是:中国政府撤销蒙古自治的一个庆典。
这是该展厅极少有英文图说的一幅照片。这颇让人奇怪,与其他展馆相比,这个展馆的英文解说少的可怜,只有在涉及“中国军队侵略”的内容上,才会出现英文图说。我因此怀疑是有些历史蒙古人不想让外国游客知道。
其中一幅1919年徐树铮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合影或许可以印证我的想法。照片中立者为徐树铮与蒙古贵族,右侧与后立者为北洋诸将,背后是各国国旗。这至少表明,当时徐的介入与取消蒙古自治,是得到部分蒙古上层与国际支持的,这或许颇让现在的蒙古人感到难堪,因此英文介绍便被隐讳不提。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博物馆,在看似千奇百怪种类繁多的展品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即向参观者证明自己国家民族的正统性与唯一性,蒙古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蒙古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历史排序,无疑是想告诉参观者,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蒙古国家博物馆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蒙古人对国家正统的申述,还有他们对外来统治者的态度。满族或者中国,在这里被当成一个侵略者的角色,用来批判。
突厥王朝的展厅,是蒙古与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共建的,因为突厥帝国创立者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蒙古人能坦然面对古代突厥人的统治,却无法坦然面对满族或者中国人的统治。
照理说,从1636年清军入关前征服内蒙开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有清一代对外蒙古统治将近300年,比起后来苏联70年的间接“统治”要长出很多。但如果你到蒙古国家博物馆就会发现,300年历史的第五展厅“满族统治下的蒙古”,不及“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展厅的三分之一,是10个展厅中空间最小的。
第五展厅展品的内容只突出两个主题:军事与刑具。前者强调清朝对蒙古的军事征服;后者用图片加实物刑具的方式,刻意突出满族统治的残酷、黑暗。实际上稍对蒙古历史了解的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蒙古国家博物馆陈述立场的偏颇。
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以后,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摧毁庙宇,逮捕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在1932年蒙古出现反抗苏联的行动后,苏联当局开始在蒙古进行清洗迫害。从1933~1953年,有36000人死亡或失踪,而当时的蒙古只有73万人。短短20年间,这个国家将近5%的人非正常死亡。在文化上,蒙古遭受了与越南同样的命运,传统蒙文被改为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文字,隔断了他们自身文化的传承。
以上数据都来自蒙古国家博物馆,对比便知,第五展厅描述清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只是大而空的宏观论述,缺少历史证据的支撑,却几乎占到整个第五展厅的三分之一;而苏联统治下对蒙古货真价实的残暴统治,却隐藏在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工业化大生产的成就展品中,被轻描淡写般带过。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用当下来诠释过去,印证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第七展厅“革命前夜”里,有一段描写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蒙古人对中国商人的愤恨,现照录如下:“中国商人充斥乡间,从牧民手中以低价收购皮革、羊毛、骆驼毛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卖出,迫使蒙古人负债累累,由于牧民不能读懂中国商人的账本,中国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经常反抗他们的压迫。”
蒙古国家博物馆在这段文字旁,别有用心地配上了一幅没有具体出处的图片,上面是一个带着镣铐正在受刑的蒙古人,暗示中国人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在这里,满族人的官府与汉人的商人都是被当作中国人来看待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图克图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先后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绝。”蒙古国家博物馆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记录到。
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描述里,从没有“分裂”这样的词汇,他们形容北洋政府的军队时用到的词汇是“入侵。”其中一幅北洋军在广场阅兵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兵士们看上去趾高气昂,旁边的英文图说是:中国政府撤销蒙古自治的一个庆典。
这是该展厅极少有英文图说的一幅照片。这颇让人奇怪,与其他展馆相比,这个展馆的英文解说少的可怜,只有在涉及“中国军队侵略”的内容上,才会出现英文图说。我因此怀疑是有些历史蒙古人不想让外国游客知道。
其中一幅1919年徐树铮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合影或许可以印证我的想法。照片中立者为徐树铮与蒙古贵族,右侧与后立者为北洋诸将,背后是各国国旗。这至少表明,当时徐的介入与取消蒙古自治,是得到部分蒙古上层与国际支持的,这或许颇让现在的蒙古人感到难堪,因此英文介绍便被隐讳不提。
突厥的历史谁知道
关于突厥发迹、突厥的发展、突厥的迁徙分布。。。。。突厥人最初大约居住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公元五世纪被亚洲北部大国柔然所迫迁至阿尔泰山的南面。六世纪独立;并灭柔然。随后征服中亚,其领土东起蒙古高原,西抵波斯帝国,但不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公元十一世纪和十三纪,西突厥人中的塞尔柱和奥斯曼突厥建立突厥帝国。以狼为图腾!
声明本人是手打的;非复制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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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历 史
蒙古族--历 史蒙古族先民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考古发掘成果表明,约在50万年前,与北京猿人同时,内蒙古大青山一带已经有人类活动。约在10万年前,“扎赉诺尔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猎取盘羊和野牛。约5万年前,“河套人”在萨拉乌苏河两岸猎取羚羊和赤鹿。海拉尔细古器文化拉开了北疆草原游猎及游牧文化的序幕。
在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扎赉诺尔、阿木古郎及锡林郭勒盟出土的石叶、石片、石镞、尖状器等细石,反映原始蒙古人过着畜牧狩猎的经济生活,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南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磨制石刀、石斧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很多打制精致的细石器,以及彩陶器、灰陶器等生活用具,还有半地穴式的屋基遗址,说明约7000年前到4000年前,当地居民过着以农牧为主的定居生活。
此后,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在这一地区先后出现土方、吉方、荤育、北狄、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室韦、突厥、回纥等民族,与后来的蒙古族的文化上各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历史继承性。�
大约在8世纪中叶,与蒙古族族源直接有渊源关系,居住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古老部落,走出原始森林,开始了畜牧业生产活动,史称为“蒙兀室韦”。约在公元9世纪到12世纪,他们西迁,到内蒙鄂嫩河源头、肯特山东南一带。此后,从其中分衍出乞颜部、札答兰部、泰赤乌部等。除蒙古部外,还有塔塔儿、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各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分为“草原牧民”和森林狩猎民”。这一时期,进行了频繁的部落战争、民族战争。这种掠夺奴隶的战争,客观上推动了部落联盟的发展,最后形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公元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变。在经济形态上,也开始从狩猎兼畜牧向畜牧兼农业过渡。�
蒙古族从元代进入封建制以后奴隶制的残余仍然延续很长时期。在元代,奴隶买卖还很盛行。《历代名臣奏议》载:“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心史》载:“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近代,奴隶买卖虽不再见,但由于王公,台吉等制度的存在,所以“奴隶传代,辈辈为奴”的制度,在东蒙地区依然存在,直到清末。
但总的说来,蒙古族经过元、明、清三代,其封建制相当的发达。尤其是元代,由于蒙古族贵族建立元朝,在汉族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广泛用汉法,使蒙古族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过渡到较完备的封建制社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据蒙古草原。明朝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任用蒙古诸部首领为卫所长官,企图以蒙古卫所为屏藩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据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
从14世纪末叶开始,西部瓦剌和东部鞑靼蒙古封建主,进行了长达60多年的争夺汗权的斗争。在长期的封建内讧中,蒙古族地方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基地,全被毁灭,粗放的游牧经济又复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社会经济严重衰退。
15世纪末叶,达延汗消灭权臣,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6个万户,分左右两翼,自统左翼察哈尔、乌梁海、喀尔3万户;任其第三子为济农(副汗),统率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3万户。西部瓦剌4万户仍任其存在。领地重新划分后,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1581年俺答汗死,其领地又陷于分裂。漠南蒙古各部不久又在林丹汗的统治下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各部旋即背林丹汗归附后金,蒙古的“正统”汗权,从此不能复振。�
清朝时期,清政府颁布的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整套政策法令,自上而下地极力推行,大大强化和发展了蒙古的封建制度。清朝对蒙古族流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封建战争的重演,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近200年的稳定。这时期,广大蒙古族人民虽然遭受着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喇嘛教的愚民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在清代大一统局面和汉族等先进经济的影响与支援下,发展了经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族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古族地区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侵略势力的殖民掠夺和压迫。因此,自近代以来,蒙古族人民掀起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且在整个旧民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蒙古族人民充分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经过近50年来的努力,蒙古族及蒙古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蒙古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一起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在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扎赉诺尔、阿木古郎及锡林郭勒盟出土的石叶、石片、石镞、尖状器等细石,反映原始蒙古人过着畜牧狩猎的经济生活,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南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磨制石刀、石斧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很多打制精致的细石器,以及彩陶器、灰陶器等生活用具,还有半地穴式的屋基遗址,说明约7000年前到4000年前,当地居民过着以农牧为主的定居生活。
此后,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在这一地区先后出现土方、吉方、荤育、北狄、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室韦、突厥、回纥等民族,与后来的蒙古族的文化上各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历史继承性。�
大约在8世纪中叶,与蒙古族族源直接有渊源关系,居住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古老部落,走出原始森林,开始了畜牧业生产活动,史称为“蒙兀室韦”。约在公元9世纪到12世纪,他们西迁,到内蒙鄂嫩河源头、肯特山东南一带。此后,从其中分衍出乞颜部、札答兰部、泰赤乌部等。除蒙古部外,还有塔塔儿、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各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分为“草原牧民”和森林狩猎民”。这一时期,进行了频繁的部落战争、民族战争。这种掠夺奴隶的战争,客观上推动了部落联盟的发展,最后形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公元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变。在经济形态上,也开始从狩猎兼畜牧向畜牧兼农业过渡。�
蒙古族从元代进入封建制以后奴隶制的残余仍然延续很长时期。在元代,奴隶买卖还很盛行。《历代名臣奏议》载:“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心史》载:“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近代,奴隶买卖虽不再见,但由于王公,台吉等制度的存在,所以“奴隶传代,辈辈为奴”的制度,在东蒙地区依然存在,直到清末。
但总的说来,蒙古族经过元、明、清三代,其封建制相当的发达。尤其是元代,由于蒙古族贵族建立元朝,在汉族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广泛用汉法,使蒙古族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过渡到较完备的封建制社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据蒙古草原。明朝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任用蒙古诸部首领为卫所长官,企图以蒙古卫所为屏藩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据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
从14世纪末叶开始,西部瓦剌和东部鞑靼蒙古封建主,进行了长达60多年的争夺汗权的斗争。在长期的封建内讧中,蒙古族地方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基地,全被毁灭,粗放的游牧经济又复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社会经济严重衰退。
15世纪末叶,达延汗消灭权臣,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6个万户,分左右两翼,自统左翼察哈尔、乌梁海、喀尔3万户;任其第三子为济农(副汗),统率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3万户。西部瓦剌4万户仍任其存在。领地重新划分后,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1581年俺答汗死,其领地又陷于分裂。漠南蒙古各部不久又在林丹汗的统治下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各部旋即背林丹汗归附后金,蒙古的“正统”汗权,从此不能复振。�
清朝时期,清政府颁布的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整套政策法令,自上而下地极力推行,大大强化和发展了蒙古的封建制度。清朝对蒙古族流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封建战争的重演,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近200年的稳定。这时期,广大蒙古族人民虽然遭受着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喇嘛教的愚民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在清代大一统局面和汉族等先进经济的影响与支援下,发展了经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族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古族地区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侵略势力的殖民掠夺和压迫。因此,自近代以来,蒙古族人民掀起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且在整个旧民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蒙古族人民充分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经过近50年来的努力,蒙古族及蒙古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蒙古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一起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蒙古民族通史,这本书
本文标题: 如何入門突厥史與蒙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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