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对垒短兵相接时，毛瑟枪手带着特殊的子弹袋，骑兵则穿着
　　骑兵服挥动军刀，杀向敌方。不同的军服和装备首先是区别
　　了敌我，便于寻找作战目标。在当时戏剧般的战斗中，军服
　　的鲜艳颜色使士兵们在遭到炮击或敌骑兵的猛烈攻击时仍能
　　识别敌我，向自己人靠拢。其次是便于在作战中进行有序的
　　分工。到了18世纪，欧洲大量的应征部队已经统一了军服。
　　不但他们自身清楚，即使部队没有旗帜和标志也能辨认出
　　来。欧洲和北美的军人几乎都穿着不同色彩的短上衣，头戴
　　钢盔。尽管拿破仑将军在滑铁卢战役时仍穿着简单而没有标
　　志的灰色大衣，但他的部队将士却旗帜鲜明，穿着标志清晰
　　的军服，军官们佩戴着等级鲜明的肩章和臂章，就像所有的
　　欧洲军队一样，可以从它们的军帽和衣服上辨别出属于何种
　　部队，官居何职。
　　可见，军服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镜
　　子。纵观5000年间的中国军服文化，尽管有万千变化，各
　　具特色，但在形制、服制、服饰、纹饰、尚色等方面，还是
　　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虽然现在很难找到过去遥远年代军服的
　　完整实物，但通过军制史、战争史、服装史、文学史、考古
　　学史、戏剧史、美术史等也能窥其大概。如从文学史著中、
　　军旅诗词中就可以探寻到军服的文化蕴意；从戏剧服装史中
　　也可以窥见各个朝代军服的基本风貌；从历史美术作品中同
　　样可以真实地再现军服的历史风采。如“凌山炫组甲，带衣
　　被戎船”，就出自南朝著名文学家王融《从武帝琅邪城讲武》
　　一诗：山头上排排盔甲在闪耀，大江中条条战船在行驶，表
　　现了南齐永明十一年，武帝萧赜率领身穿铁甲征衣的大军，
　　分水陆两路征战的壮观场面，颂扬南齐的所谓军威，抒发扫
　　平北魏的愿望，同时也显露出华夷不共戴天的文化心理差
　　异。这种文化心理差异，实际上是汉统意识在起作用，带有
　　很大程度的自以为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华疆域内的各
　　民族特别是形成较大气候的民族，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别的民
　　族，尽管文化心理有差别，但都属于中华文化心理。就拿鲜
　　卑人建立的北魏来说，从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
　　献文帝五世，到与南齐对峙的孝文帝即位，不但武功灿烂，
　　拓地广阔，文治亦经历代录用汉人贤能之士，华化甚深。又
　　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纪念碑式地再现了秦代将士军服文
　　化的神韵。
　　从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说，军服是一种符号。因此，我
　　们面对的古往今来繁杂多样的军服，是一册有待加以解读的
　　文本。解读需要代码。在所有的服装中，军服的代码是最为
　　明确和严格的。军服是军事集团的制服，具体表示军事集团
　　与其他社会集团和团体的区别以及军事集团内部的组织状况
　　和等级制度。由于军事活动需要高度的组织性，军服是完全
　　被制度化了的，也是最为符号化的。研究军服自然要研究军
　　服的制度，即服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军服作为一种文化
　　现象的文本，不只体现一种代码。因为铁甲征衣处于多重文
　　化交织的关联区域中，它必然受到诸多代码系统的影响，如
　　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宗教的、习俗的、审美
　　的，等等。因此，对中国军服的解读必须使其与中国文化的
　　其他文本相参照。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隐蔽在军服文本深层
　　的文化，才能发现在纷纭繁杂、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文化、
　　特别是中国军事文化中军服文化的真谛。
　　军服的历史流行趋势类似水流，它的流速和流向与文化
　　相互作用、沟通和交流，其流速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大元帅：是一种荣誉封号，用来授予本国或同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时也授予皇家成员和国务活动家

元帅：最高军衔

上校：上校是团长的代名词

少校：
大尉：作为军衔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曾经一度高于元帅军衔，后逐渐失去原来意义，从1588年起作为连长的军衔。
上尉（同大尉）：西方陆军最早的组织形式是被称作“连”的单位，每个连由一名上尉指挥，当时的上尉是一种职称，在德文中至今上尉和连长是同一个词

少尉：约l8世纪后称军队中最低一级的军官为少尉。

另外，对于将军。在中世纪，将军（General）是一个荣誉的称呼。基本上有一定功勋和战绩的指挥官都可以被称呼为将军。16世纪中后期将军这个词开始正规化，并逐渐演变出了准将、中将、少将等阶级。

军衔的起源

l5 世纪以前的世界各国军队中，只有官衔，没有军衔。军衔与官衔的根本区别是把士兵纳入了军队的等级体系，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最初用军衔代替官衔的变革，发生在 15 世纪一 16 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等一些西欧国家。其原因是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阶级为了发展贸易，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王权，以打破封建割据。国王为了集中王权，需要工商阶级的财政资助，于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一个以保护贸易为交换条件、工商阶级出资支持君主制的政治局面。国王通过税收得到了雄厚的财源，雇佣国外的军人建立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从此以后，雇佣军成了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 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雇佣军编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 ” 。
雇佣军以步兵为主体，其成分大都是自由农民、市民、破产骑士、有产市民的子弟以及出身于其他阶层的普通人。雇佣军的组织以连为基本单位，几个连组成一个团。连的指挥官称作上尉，副手称中尉 ；团由称作上校的军官指挥，助手称为军士长，后来改称少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价交换、平等权利等资本主义的社会原则反映到了军事领域，刺激着军队改变其官职的选拔制度：以出身门第世袭军职的旧传统破产了，建立起按劳绩战功获得军官职位的新制度。但是被选拔上来的这些非贵族的指挥官，由于没有爵位可供标志个人的身份，自己的荣誉、地位和待遇得不到社会的保障，于是，这些平民出身的军官们，强烈要求设立一种与其军职相对应的阶位称号，来保障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种要求也符合新兴资产阶级使用这些阶层的力量来共同反对封建领主的政治利益。这样，终于导致了雇佣军中原先的某些职务名称，逐步转变成为个人的阶位称号，职务则用 “ 连长 ” 、 “ 团长 ” 来命名。从而形成了军队职务与军衔等级相对应的两大体系，出现了包括军官、士兵在内的军队衔级制度。
军衔制度的出现，促进了军队的建设。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由于法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衔制度， “ 军人的衔级开始成为一种权利，大大优于家庭出身，受人重视的是劳绩战功，而不是祖宗门第 ” ，使得法军所向披靡， “ 路易十四一在边境出现，边境城市便纷纷落入法国手中 ” 。正因为军衔制度对军队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逐步被世界各国军队所采用， 400 年来相沿不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古代欧洲军衔这个范围太大，因为当时罗马的军事编制比较健全，研究也必究深入，故提供罗马军制以供参考！

罗马军队编制的变迁
共和中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市民构成的重装步兵

与古希腊的都市国家相同，共和初期到中期的罗马军制的基本原则是由市民自备装具服义务兵役。兵役对罗马市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义务，倒不如说是一种代表荣誉的高贵权利。尤其在共和初期，军队组织几乎是直接作为政治实体（军人会）发挥作用的。

当时，17岁到46岁的公民全都有义务应征入伍，并按照年龄和所持财产多少被分为4个兵种。

首先，年少者和无力自备重装步兵所需装备者充当被称为“维利特斯”的轻步兵。他们不着甲胄，仅靠头盔和直径约1米的小圆盾护身，以数枝轻投枪和剑为进攻武器。轻步兵在实战时一般展开于战线的最前方，充分发挥其机动力进行散兵战。

拥有一定财产的青年充当“哈斯塔提”、壮年则被称为“布灵吉佩斯”，这两者构成重装步兵的主力。他们的装备完全相同，都披挂全副盔甲、手持著名的大型四角方盾“斯邱托姆”，武器为宽剑身的双刃短剑“格拉蒂斯”和两枝投枪――大型重投枪“皮鲁姆”和小型的轻投枪“皮拉”。这些投枪的构造独特，一旦刺中目标枪头就会折断，以防被敌方反掷回来，除用于投掷外，它们也能充当普通长枪使用。

最年长者以及军旅经验丰富者则属于“托力阿里”，他们的装具与哈斯塔提和布灵吉佩斯相当，但不装备投枪而改为手持一枝被称为“哈斯塔”的长枪。

此外，47至60岁的高龄市民，虽不必服野战军的兵役，但有义务随时应召参加罗马城的守备部队。

除了上述的步兵（米利特斯）外，富裕的市民往往以骑兵或是骑士身份（埃克提斯）出战。但当时罗马人的骑术实在称不上高明（他们甚至连脚蹬都没有），因此骑兵一般不用于集群突击，而主要用于侦察和牵制敌人。骑兵和重装步兵一样披挂全副盔甲，武器为盾与骑枪以及比步兵用的稍长一些的双刃剑“斯帕达”。

这些装备，都是罗马从不断扩张中接触到的埃托利亚、萨姆尼姆、开尔特、伊比利亚等诸多民族的军事文明中吸收而来的精华。

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多兵种混成战斗单位，被称为军团（LEGION）。一个军团由10个营（科霍尔斯）组成，每个营由3个连（玛尼布尔斯）构成。这3个连中哈斯塔提、布灵吉佩斯和托力阿里各占一个。每个连包括有两个60至80人的排（肯托利亚）。其中，营只是管理、编制上的单位，实战中的战术单位是各兵种的连队。因此，这一时期的罗马军战术，有时被称为“玛尼布尔斯战术”。

军团中的重装步兵数最多时可达近5000人，但一般情况下多为4000余人。除重装步兵外，轻步兵和骑兵同样被列入军团的正式编制。轻步兵与重装步兵一样以连为单位编制，军团骑兵则由各包含32人的10支骑兵队（图尔玛）组成，共计约300人。

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罗马还时常动员支配下的同盟诸国的市民按照罗马式的编制与操典组队参战。依照惯例，在野战军中，每个“纯粹的”罗马军团搭配一个同盟国的军团协同作战。

罗马军团在战时，由身为最高政务官的2名执政官（康斯尔）和身份仅次于他们的2名法务官（普拉埃托尔）负责指挥作战。执政官有权指挥由罗马军团和同盟国军团各2个构成的总人数约为2万人的兵团，法务官则可指挥罗马军团和同盟国军团各1个构成的万人兵团。

尽管常备部队仅为2名执政官麾下的共计4万人，但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其战时的动员潜力一直在不断增强。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至201年）时，罗马的总人口已多达300万，即使在坎尼会战中被名将汉尼拔一举消灭了6万人，仍能迅速动员25个军团投入作战。

在野战中，各军团一般排列成正面宽200米、纵深90米的阵型。第一排配置哈斯塔提、第二排是布灵吉佩斯，第三排则是托力阿里。当前两排重装步兵投入作战时，托力阿里一般是单膝跪地、养精蓄锐；一旦战局有变（不论胜负）时，才作为预备兵力投入前线，接替那些筋疲力尽的年轻人。在战线的最前方，是由轻步兵构成的散兵线，而两翼则由军团骑兵负责防守。

军团在实战中，一般能够以连为单位在一定程度上随机应变。例如改变队形密集度、调换前后列等等……这与他们的远祖――希腊的古典型重装步兵（霍普里泰）相比，已是大有改观；但在公元前3世纪，还远远不及历经伊菲克拉提斯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改革、已臻炉火纯青的赫雷尼斯诸邦的多兵种合成战术。并且，罗马军队是一支由市民组成的非专业的军队，指挥他们的将军们更是外行――他们的本质是政客。因此，罗马在与庇罗斯、哈米尔卡尔、汉尼拔等职业军人统帅下的军队对战时，不断遭受挫折。之所以能够最终打败这些强敌，所依靠的并不是战术的精妙，而更多仰仗于罗马在总人口上的优势、对盟邦的彻底支配以及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朴素而坚韧不拔的精神。

共和后期至帝制中期（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职业型军队

罗马的军事实力，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对东西地中海的征服时达到了顶峰，其后开始逐渐衰退。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的都市国家型的政体已不再适应日积月累、不断扩大的疆土了。

将军们在南征北战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与此相对，作为士兵出征的大多数人，却因为家中长期缺乏劳动力在经济上逐渐没落。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军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勇敢地对祖先遗留下来的旧军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从危机中挽救了罗马的是平民出身的优秀职业军人――玛里乌斯（公元前157至公元前86年）。他的想法是：不再依靠那些有能力自备装具的有产市民，转而提供武器和薪金给无产市民，并以合约的方式保障他们在退役后能够得到一定的土地。此举大大促进了罗马军队的职业化。

由于装具不再取决于私有财产，因此所有士兵们的装备与训练得以统一标准化。新一代步兵的装具与哈斯塔提和布灵吉佩斯相当，都配备有盔甲、大型方盾“斯邱托姆”、短剑“格拉蒂斯”和两枝投枪（‘皮鲁姆’或是‘皮拉’）。维利特斯这一兵种被废止，步兵中不再有轻步兵和重装步兵之分。但是骑兵的装备与职能，在玛里乌斯的改革前后并无变化。

在军团的编制上，进一步贯彻了标准化原则。一个军团由10个营构成，每个营编内有6个排，每排兵力为80人。不过，各军团的第一营均由5个160人的排构成，因此，在编制上，军团的步兵总兵力应为5120人。在实际运用中，为了保证军团步兵实战能力的均衡以及运用方便，一般情况下兵团总兵力大多为2000到3000人，最多不过4500人。

在军团编制中的骑兵，减少为4个骑兵队共计128人――这主要是因为依靠没有罗马市民权的外籍军团组成的辅助军（阿库西里亚）来提供精锐骑兵已成惯例。而投石兵、弓兵等传统上的轻装步兵，也多由辅助军充任。这些辅助军基本上以营或骑兵队为单位，配属给罗马将官充当野战军或是守备队。

内乱（公元前49年到公元前30年）结束时，胜者奥克塔维阿努斯（奥古斯特皇帝）麾下的兵力多达50万。但他在获胜后迅速裁军，将常备部队精简为由30个军团（不过，其中的3个军团在公元9年爆发的托伊特堡森林会战中被全歼）连同辅助军共计约30万人。在奥古斯特皇帝治世后期，他还组建了臭名昭著的皇家近卫队（普拉埃托利亚）。近卫队的编制单位为每营480人的步兵营和32人组成的骑兵队。

在野战时，军团一般以2至3个营的纵深进行布阵。军官和士兵全部实现职业化后的新生罗马军团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战技精熟，冠绝一时。

营不再是行政管理上的单位，而是拥有高度机动性和自由度的独立战术单位。司令官得以将一至数个营作为总预备队配置在阵地后方，适时出击；或是随时从本队中分派出以营位单位的分遣队，随心所欲地排布构思中的理想阵型。这种“科霍尔斯战术”在以步兵为主力的欧洲战场上无往不利。但在亚洲平原上与机动力超绝的波斯骑兵对战时却吃了不少苦头。

玛里乌斯的军制改革，似乎成功地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军制，但用长远观点来看，由传统型的国民军向职业军队的转变，必然带来军阀势力的扩大，而终将毁灭共和政体本身。在凄惨的内乱结束后，终于出现了打倒并吸收了全部军阀势力的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帝国皇帝。

帝制后期至拜占庭中期（公元3世纪到公元7世纪）――机动野战军

在罗马的疆土与权威都达到巅峰的五贤帝时代（公元96至192年）之后，罗马帝国开始出现衰亡的征兆。内部爆发的社会经济矛盾日渐激化，外部又不断受到以日耳曼诸民族为首的异族入侵，内忧外患无时不在威胁着这个老大帝国的存亡。

到了俗称“公元3世纪的危机”时，昔日出尽风头的罗马军团已经大多沦为普通的国境守备队，失去了战略上的机动反应能力。为了填补战略机动兵团的不足，罗马人开始针对各个战役临时编组独立的骑兵旅（威克希拉提欧）。到了君士坦丁诺斯大帝（在位公元324年到337年）治世时，终于以这些骑兵部队为骨干，编成了皇帝直属的机动野战军（科米塔托斯）。

些筋疲力尽的年轻人。在战线的最前方，是由轻步兵构成的散兵线，而两翼则由军团骑兵负责防守。

军团在实战中，一般能够以连为单位在一定程度上随机应变。例如改变队形密集度、调换前后列等等……这与他们的远祖――希腊的古典型重装步兵（霍普里泰）相比，已是大有改观；但在公元前3世纪，还远远不及历经伊菲克拉提斯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改革、已臻炉火纯青的赫雷尼斯诸邦的多兵种合成战术。并且，罗马军队是一支由市民组成的非专业的军队，指挥他们的将军们更是外行――他们的本质是政客。因此，罗马在与庇罗斯、哈米尔卡尔、汉尼拔等职业军人统帅下的军队对战时，不断遭受挫折。之所以能够最终打败这些强敌，所依靠的并不是战术的精妙，而更多仰仗于罗马在总人口上的优势、对盟邦的彻底支配以及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朴素而坚韧不拔的精神。

共和后期至帝制中期（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职业型军队

罗马的军事实力，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对东西地中海的征服时达到了顶峰，其后开始逐渐衰退。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传*被骑兵夺去“陆战之王”桂冠的步兵们身上，再也见不到2个世纪前的风光了。为了节约预算装备骑兵，步兵的的装具不得不大大简化。甲胄被换成简便而廉价的式样，罗马军团的象征――方盾、重投枪和短剑都被废止，改为装备椭圆形盾牌、骑兵用双刃剑斯帕达、更轻的投枪“斯皮库鲁姆”（再后改用长枪‘朗克尔’）。

而传统上表示外籍军团的“辅助军”一词，在全帝国自由民都已获得同等市民权之后，改为泛指轻装步兵部队。

骑兵中存在有诸多兵种，其中的主力毫无疑问当属重装骑兵。罗马的重装骑兵的装备与战术基本上模仿自敌对的波斯人，其中最精锐的装甲骑兵“库里巴那利”人马皆被甲，兵士左手挂圆盾、右手携长达4米的骑枪。此外，马匹不被甲的重装骑兵一般被称为重骑兵“卡塔弗拉库提”。到了拜占庭时代，重骑兵比装甲骑兵更受青睐，甚至还有人专门生造了著名的“拜占庭重骑兵”（拜占庭・卡塔弗拉库托斯）一词。

帝制后期的罗马骑兵的另一特色――弓骑兵（萨吉塔利），同样是总结了对波斯作战的经验而诞生的。在波斯帝国的骑兵战术中，重装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和弓骑兵的密集火力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

君士坦丁诺斯大帝麾下的机动野战军，是由5个近卫骑兵旅（威克希拉提欧・帕拉提那）、5个近卫步兵军团（雷吉欧・帕拉提那）以及10个近卫辅助军团（阿库西里乌姆・帕拉提那）为主编成的混成部队。之后，随着帝国周边形式的不断恶化，这支部队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在骑兵旅和步兵军团中，都开始以新的营（奥尔德）为战术单位进行编组。每个骑兵旅由3个营构成，兵力约为1000人左右。每个步兵军团由6个营编成，总兵力介于1000到2000人之间。

除机动野战军之外，原有的步兵军团纷纷缩编，被正式改编为国境守备队（利密塔内）。而从这些国境守备队和辅助军中抽调、被用于加强机动野战军实力的兵员，则被称作准机动野战军（普塞多・科米塔托斯）。

身为驻扎在首都罗马的唯一武装部队，滥用特权多次介入皇室继位之争的皇家近卫队，在公元312年的米尔维乌斯桥会战中被君士坦丁诺斯大帝亲率大军击溃，从此消亡。大帝又组建了新的近卫骑兵队（斯科拉埃・帕拉提那）作为自己的护卫部队。其编制单位为团（斯科拉），大致相当于野战军中的旅，在帝国的东、西部各驻扎着5个近卫骑兵团。

据考证，君士坦丁诺斯大帝治世时，罗马帝国的总兵力高达帝制初期的3倍，约有100万人。而其中骑兵所占比例更是帝制初期所不可比拟的，有鉴于此，总军费绝不止翻了三番。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本该用来保卫帝国的军队反倒成了帝国沉重的包袱，正在一点一点压垮帝国本身。

除上述诸兵种外，到了帝制末期，为了缓解兵力不足，皇帝们甚至不得不经常倚赖移住到帝国境内的对帝国友好的异族军队了。尽管这些同盟军（弗埃德拉提）从未得到真正的信任，但他们还是不停地渗透到帝国军队中来。在帝国的西半部分，不单是普通士兵，就连将官的位置也在被他们不断蚕食，最终导致整个帝国沉沦于异民族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帝制后期到拜占庭初期，也就是尤斯提尼阿努斯大帝（在位公元527年至565年）再征服的时代，帝国军队逐渐变得更加精悍且昂贵；在另一方面，军队本身的专业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

鉴于战斗的主角已由步兵转移到了骑兵，这一时期步兵的任务只是结成方阵、维持战线。并且由于兵种和装备的多样、复杂化，帝制初期的那些严格而标准化的操典与战术不复存在。

尤力阿诺斯大帝（在位公元361年到363年）以及贝利萨里乌斯、纳尔塞斯等第一线的指挥官们善于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步、骑混成部队，并且在预备队的布置和灵活运用地形方面大显身手。

大多数情况下，罗马骑兵展开于步兵方阵的两翼及后方。弓骑兵以部队为单位列成横排进行射击，而重装骑兵则被统一集中运用，依靠集群突击战术在战役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当拜占庭初期，帝国军队和东方的游牧民族交手之后，立刻发现这一战术对后者收效甚微。从那以后，重装骑兵亦开始讲求如弓骑兵一般柔软自如的运用了。

拜占庭中期（公元7世纪到11世纪）――“特玛”（军区）制度

赫拉库雷奥斯大帝（在位公元610到641年）在位时期是罗马帝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帝的统治始于对宿敌波斯帝国的赫赫战功，终于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惨败。大约就在他的治下，帝国完成了由使用拉丁文的古罗马到以希腊语为国语的中世纪国家“拜占庭”的转变。在赫拉库雷奥斯死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帝国上下以自身的生死存亡为赌注奋战不息，终于挡住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强大攻势并幸存下来。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和其后全力重建帝国的“黑暗时代”，帝国军队不得不再次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导致了“特玛”（军区）制度的诞生。

在这一制度下，除军史坦丁堡以外的帝国全部领土，都被分割成数十个“特玛”（军区）。特玛一词的本意是军队的驻扎地，但在对阿拉伯人的防卫作战中，逐渐变成了地方部队动员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属于各个军区的士兵平时作为在国家提供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战时则应征入伍，本质上就是所谓的屯田兵。

特玛制度，集合了国民军和职业军两者的优点。只要屯田兵们的生活有所保障，战时的动员和统帅都会十分容易；并且，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士兵们普遍士气高昂，而国家对他们薪饷的负担也可以减少至最低限度。

这些分属各军区的地方部队基本上是防御性部队，而驻扎在帝国首都附近的机动野战军的直系后裔――中央军（塔格玛塔），则是负责攻击的机动打击部队。

自拜占庭中期开始，帝国军队开始大量采用锁子甲。公元10世纪左右的帝国重装步兵（斯邱塔托）一般装备有锁子甲或胸甲与头盔，手持大型圆盾护身，武器为长达4米的长枪和剑。至于轻装步兵的装备情况却鲜有情报流传至今。只知道存在有一种披挂比斯邱塔托更轻的防具，装备小型盾牌和投枪的名为“小盾兵”（佩尔塔斯泰）的兵种。这种小盾兵正是公元前4世纪，伊菲克拉提斯军事改革中诞生的同名兵种（佩尔塔斯泰）的复活，这一兵种介于重装步兵与轻步兵之间。

骑兵依旧是军队的主力。在中央军中，重装骑兵和弓骑兵的装备逐步同化，这同时也意味着弓骑兵的衰退。重骑兵披挂鳞片甲或是锁子甲、戴头盔，手持圆盾或是西欧型的方盾，武器是剑和长约4米的骑枪（康托斯）或是弓箭及投枪。在与阿拉伯人的战斗中，弓骑兵在部队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到了公元8世纪，终于从正规军的编制中消失了。而中央军中的一部分重骑兵，又开始给坐骑附加护甲，恢复了昔日的装甲骑兵这一兵种。

与中央军相比，地方部队多为轻骑兵。他们披挂廉价的皮甲，装备有小型盾牌，以剑或长矛为主要武器。

在公元10世纪前叶，拜占庭帝国分为31个军区；到了11世纪初期,军区数增加到46个。各军区一般都能提供2到3个军团（托尔玛）的兵力，总兵力介于3000到15000之间。每个军团由2到5个营（多伦加洛斯）组成，每营包含有5个连（班顿），每连的定额是步兵256人，骑兵300人，但在实际配属时的人数往往要比定额少得多。

中央军则由3至4个近卫军团（梅洛斯）组成，其战术上的基本单位，与地方军同为连队（班顿），每个军团由10个近卫连构成。此外，有时还会由3至5个近卫连组成近卫营（莫伊拉）加以运用。除正规军外，帝国还常常凭借手中的财富，驱使异族的同盟军或是雇佣军为己而战。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无疑当属10世纪末，由俄罗斯出身的维京人编成的“维京近卫队”。在规模最大时，其总兵力曾达到一个完整的军团数千人之众。据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英格兰（1066年）后，许多被逐出本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也曾加入该部队。这些身材高大，手持巨斧的战士以其忠勇义烈闻名于世。

在曼奇科尔特会战（1071年）中罗马诺斯四世被俘后，帝国的命运急转直下。屯田兵的主力――中小农民再也无力承担长期的出征和诸多苛捐杂税，开始日渐没落。一千年前共和制罗马衰败的场景，在东方再一次上演。中小农阶层的没落意味着特玛制度的动摇以及将军们的贵族化，同时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招致皇权统治下的国家运营日渐困难。

伴随着地方军的衰弱，帝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盟国和雇佣兵们为己而战。众所周知的第一次十字军（公元1096至1099年），正是西欧各国应拜占庭皇帝阿雷克西奥斯一世（在位1081到1118年）之邀，派遣雇佣军对抗“异教徒”而引发的。

拜占庭中期的帝国军队不但善于进行正规战，为了对应几乎从未间断的异族入侵，在非正规作战方面也很有心得。他们通过周密的情报收集活动，充分发挥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统帅力，经常通过奇袭侧击行进中的敌军而取胜。

从公元7、8世纪的“黑暗时代”到10世纪帝国最繁盛的时期，拜占庭与其敌国很少发生正规军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但军队中最受重视的依旧是具有强大冲击力、破坏力的重骑兵集群，这一点自拜占庭初期起始终没有改变。

大多数情况下，重骑兵总是配置于步兵阵线的后方，一旦战机成熟，就立刻通过步兵队列中的间隙前出至最前沿，挺枪齐头、并肩冲击。而轻骑兵则负责掩护步兵阵列的两翼，并随机应变地支援重骑兵的运动。

公元11世纪以后，随着军区制度的崩溃，帝国军队中雇佣军所占比例不断增加，而硕果仅存的正规军也日渐沦为封建贵族的私人武装。各部队的规模日渐缩小，再也无法进行统一的训练与指挥调度了。

这时的皇帝们，在苦虑战略战术、排兵布阵之前，又多了一样烦恼――那就是还必须尽心竭力地去维系麾下的贵族与雇佣兵们那原本并不可靠的忠诚心了。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和其后全力重建帝国的“黑暗时代”，帝国军队不得不再次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导致了“特玛”（军区）制度的诞生。

在这一制度下，除军史坦丁堡以外的帝国全部领土，都被分割成数十个“特玛”（军区）。

评论:早期与中期的罗马人以其独特的治军思想创建了许多军事奇迹.其善于吸收新鲜血液的作战方法让其在欧洲纵横驰骋,可惜的是晚期的罗马帝国由于人民生育能力的低下以及皇帝们荒淫无道,以至于不得不雇佣外籍士兵充做战斗主力甚至是皇帝护卫.终于无力应对潮水般的蛮族入侵.最终导致了一个辉煌一时的大帝国轰然倒塌,只引来后人无尽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