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颇受好评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里，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身材瘦弱，遇事就是找他几位老师：徐阶、高拱、张居正们拿主意，全无半点帝位接班人的霸气与决断。

电视剧里的裕王形象，似乎也符合朱载垕登基后的形象。在明朝十六帝里，明穆宗朱载垕在位仅仅六年，他老子嘉靖皇帝和儿子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个皇帝，一个在位四十五年，还有个更是超长待机四十八年，朱载垕夹在老子和儿子之间短短的六年执政光阴，看上去有些尴尬。

但是，在位时间短不等于就功绩小，后周世宗柴荣也仅在位六年，仁宗朱高炽在位更只有10个月，都被后世称为明主。明穆宗朱载垕的这六年，成就也着实不低。

大明帝国到了嘉靖晚期，已经进入明显的下降通道，财政状况相当恶化，所以海瑞在著名的《治安疏》里所说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虽然略显夸张，却也是实情。

朱载垕即位后的隆庆元年十二月，他派户部尚书马森盘点国库的太仓银，得到的结果是：太仓存银130万两，而每年的开支是553万两，存银仅够开支三个月。朱载垕大吃一惊，感慨说：“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

如果朱载垕是个软蛋窝囊废，明朝将在下行的道路上越滑越快，或许撑不到崇祯就得翻车。

偏偏，一段中兴及时而来，暂时止住了持续下跌的趋势，并且看起来有止跌企稳的迹象，这就是始自隆庆的隆万中兴。

朱载垕在位期间，办了不少事，最大的有三件，不同于儿子朱翊钧纯军事的万历三大征，隆庆朝这三件大事，件件都是明朝历史上数得着的大事件，历来为史家好评。

隆庆开海

明朝的海禁，始自朱元璋，起初是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和隔离海上的方国珍余部。

从洪武到永乐、宣德，明朝皇帝们一次次下旨重申海禁，甚至写入了《大明律》。

但是，海禁政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从宋到元，沿海的居民一向是靠海吃海，政策虽然能从官府角度禁海，却禁止不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反而助长了沿海盗匪与倭寇勾结，嘉靖年间倭乱大盛，就是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等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把倭乱平定，大明也被折腾掉了半条命。所以，嘉靖驾崩后，不少有识的大臣比如谭纶、涂泽民等就一再奏请开海，谭纶在奏折中所说的“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正是民间情况的切实反映。

隆庆顺应民意，批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从朱元璋时代就实行的海禁政策，到了朱载垕这里终于被放开，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开海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市场可以和世界市场衔接了，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增加。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28.5万两，十年后就跃升到89万两，到了1600年，已经达到年均100万两的规模，为明朝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然除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政府还能收税，明朝能收取“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几种税收。有正经生意可做，一样能赚钱，谁还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当海盗呢，商人也愿意交税做正规生意，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同样是大事件，它在军事上的意义相当重大。从明初起，蒙古扰边两百多年，或大或小，不曾消停。

隆庆朝廷敏锐地抓住了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赌气出走的机会，由方逢时、王崇古和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策划，穆宗拍板定议，最终达成了和俺答汗的和议，困扰明朝已久的西北边患，得以初步平定。

不要以为和议来得很容易，对于明朝和蒙古来说，要化解这个梁子可不容易，高拱、张居正一度遭遇强烈的阻力，被反对的御史弹劾，过程一波三折，史料多有记载。

《明史稿·高拱传》朝议多以为不可。拱独立主之，春芳与居正亦如拱指，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

《明通鉴》奏至，朝议纷然，高拱、张居正力主崇古议。

《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划颇当，亡何而贡成。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当然可以提出各种方案，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隆庆。高张虽然是内阁大佬，却连言官也对付不了，最终否决反对意见，拍板定音的，只能是隆庆皇帝。

所以在这件事上，时人刘仲达等都说：“赖先皇明圣，垂鉴不疑，忠良结局。”

隆庆和议带来的明朝西北向压力的减轻，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延续。因为不久后，万历朝接连发生三大征，随后又是后金崛起，战事不断，如果在辽东、西北或是朝鲜同时拉响警报，明朝有可能顾此失彼，动摇根本。

改革吏治

相比开海和和议，改革吏治这件事更加重要，前两者是由外而内，吏治的革新却是自内而外，有化腐生肌的功效。

嘉靖朝的官场，司法腐败、吏治废弛，高拱曾经提出“八大颓习”来形容官场的颓废。

《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

穆宗登基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平反先朝因言获罪的官员，有能力的官复原职或重新任用。抚恤先朝因为直言进谏而死的官员，这里面就包括以力劾严嵩，惨遭处决而闻名的杨继盛。

《明穆宗实录》：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诸臣，遵奉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

另外，吏治整顿以打击贪腐和规范官吏考核为主要内容，旨在扶元固本，也就是采纳高拱主张的“崇忠厚、奖公直、核课程、公用舍、审功罪、核事实”等主张。

这些举措，对明朝中后期影响深远，直到万历前期，张居正还继承了隆庆朝吏治改革的举措，主张“为考成法以责实效”、“课吏职，信赏罚”。

整顿吏治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为万历元年起的张居正改革铺平了道路。吏治不改，官场生态恶化，贪腐成风，张居正主打经济牌的改革就很难推行。

还好，这些朱载垕也为张居正提前铺好了道路，得益于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加，万历才有钱打仗，才不至于使大明过早陷入崇祯末年国库空空的尴尬处境。

上面提到的这些是隆庆朝的政绩，背后层次的原因，则来自于穆宗的领导艺术。

我们讲到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的隆庆朝，却很难把焦点聚集在身为皇帝的朱载垕身上，经常被高拱、张居正、谭纶、戚继光等一班文臣武将抢了风头。

因为这些名臣名将，实在是太牛了，在明朝历史上都排的上号，隆庆皇帝反而因此被抢了风头。

事实上，这正是隆庆的领导艺术精髓所在。

隆庆值得称道的领导艺术主要有两点。

善于用人，用人不疑。

对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在还是裕王时朱载垕就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等他登基后，对他们放手使用，并给予坚定支持。高拱等人是台上的主角，隆庆则是幕后的大佬，舞台下的观众把目光聚集在主角身上，却忽略了幕后的人物，这正是隆庆用人的成功之处——我有实力，但我更懂得低调。

某种角度上看，隆庆的用人学习了他老子嘉靖对严嵩的使用，却更具实效性。严嵩也是在舞台中央替嘉靖背锅的人选，最后得了个悲惨的结局，隆庆所用的人却都得以善终，并且在任上干的有模有样，成为后人称道的名臣，相比严嵩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升级版的嘉靖驭人之术。

拿隆庆朝启用担纲的文武官员同随后的万历、天启、崇祯几朝来对比，就能得出明显的差别。

决定后金生死的萨尔浒之战，万历起用的是之前在朝鲜蔚山遭遇败绩，抛下部队逃跑的杨镐，从统帅上就先输了努尔哈赤一阵。天启年间的阉党作乱，在隆庆朝不可能发生，崇祯朝的用人更是一塌糊涂，内阁首辅如走马灯一般更换，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等几个能打一打的武将也都被朱由检玩死，如果换了隆庆来领导...还颇为值得想象。

除了用人，还有个“想”和“做”的问题，也就是执行力。

作为皇帝，每做出一个决断，要考虑的都是方方面面整体的利益，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是隆庆，面对朝臣一边倒反对与俺答议和的呼声，你是否需要考虑一下，兼顾一下反对派的情绪呢?吏治混乱，大家都清楚，如果你是隆庆，刚刚即位，是否要先等一等，理一下头绪，而不是在即位之初就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呢?海禁有害无益，隆庆也知道，但这项政策是太祖定下来的祖制，祖制不可违，擅自更改，会不会被千夫所指呢?

每一项决定，考验的都是隆庆的执行力，从结果来看，他都成功了。

同样，如果嘉靖有隆庆的执行力，搁他那儿，早就该把海禁开了，在倭寇没有形成气候之前就开了海禁，把倭患消弭于无形。省得劳民伤财再打那么些年仗，自己也不会给整的那么穷。

如果崇祯有隆庆的执行力，他有数次机会可以扭转局势，就算到了最后，李自成兵临城下前他都有机会南迁南京，东山再起。

裕王爷的妻子李妃是一位世外高人。在裕王一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甚至裕王都不如她。如果李妃是一位男子的话，在这部剧中，估计张居正都要次之。首先一出场，裕王妃就给清流党一个重要的砝码。裕王在焦急等待的是两个消息，一个是徐阁老和张居正他们能够平安回来，二是王妃要生产，如果生个儿子，那么就可以将这个喜讯告诉嘉靖皇帝，用来保护徐阁老和张居正他们。所以王妃生子多么重要，当然王妃生了儿子，就是万历皇帝。但是，王妃的睿智当然不是体现在生育上，更是在智慧上。

第五集中当严党的人摧毁大坝，强制该稻为桑的时候，谭纶、张居正这些人在王爷府商量应对之策，一定要严党不能推行该稻为桑，要让浙江乱起来，浙江一乱，苦的最终还是百姓。这个时候王妃出来，说了一段话，简直是醍醐灌顶，对这些人当头一棒。

她先让王爷抱着世子，问他有几个儿子。王爷回答，一个，还用明知故问吗。王妃继续问，那么王爷现在是皇储，你抱着的也是将来的皇储。天下的百姓都是你们子民，不是严家的子民。你们这些帮助王爷的谋臣不能为了扳倒严家，就去上海子民。你们要给王爷和世子留一个得民心得天下……

当说完这些话，张居正等人已经几乎没有颜面了。张居正首先自我检讨,

这段插曲之后，裕王爷开始和张居正等人议论如何帮助胡宗宪解决浙江百姓的困境。这个转变看上去没有什么，但是对于裕王爷一派，这是实质性的转变。也是胜败的一个关键选择。如果裕王爷当时选择了和张居正他们一起浙江乱起来，那么很有可能天下就乱起来了，他们朱家的天下还能稳固吗？如果侥幸稳固了，那么嘉靖皇帝怎么想，这个儿子在搞乱自己的天下，还会信任张居正等人吗？或许认为张居正等人和严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坏。

所以裕王妃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可以关键性。她为整个战队立了一个基本的规矩：无论多恨严党都不能伤害大明的百姓，不能让王爷失掉民心。

严党和清流的争执全部集中在浙江。严党从上到下早已经在浙江部署好了所有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是自己人。去的一个高翰文，也是被严世藩好言蛊惑了一番。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高翰文究竟站在哪一边。这个时候，张居正和裕王爷其实依然是看笑话的一方，他们认为此时的浙江，如果不想乱也得乱了，他们并没有想竭尽全力去施救百姓。

而裕王妃看得长远，她问建德和淳安两个县能不能派个好官。这个时候，裕王爷直接否定了，认为从知府和巡抚都是他们的人，派去两个知县没啥用处。

好在谭纶了解基层形势，借机将裕王妃的观点详细阐述。和百姓最近的还是知县，知县的人选找好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挽救百姓的损失，还能阻止严党鱼肉百姓，破坏严党的行动。

裕王妃看似闲情逸致地喂孩子，其实大局早在她的心中。她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直接议事，只能用一种旁敲侧击的形式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每次都是如启明星一般给整个团队带来转机。

为了给淳安和建德找两个好官，谭纶想到了一个本剧的核心人物那就是海瑞。

在剧情进行到了第六集海瑞才缓缓出场，一出场就是带着“把命舍在淳安的任务”。海瑞是谁，剧中说：

海瑞，国之利器。抗豪强，斩荆棘，治太平。明主得之，犹如得一龙泉宝剑

本剧之中，如果不是裕王妃的极力促成，或许裕王爷就丢了一把尚好的"利器”。

其实在《大明王朝1566》之中，处处可见王妃的智慧。不仅仅我们讲到的几点，还有她信任冯宝，劝说王爷要时时刻刻和嘉靖皇帝一条心，信任自己的父亲等等，这些都是最关键的时刻的最明智的言论。她的智商不亚于严嵩，她的权谋不亚于张居正。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她在剧中还受过王爷的嫉妒和污蔑，但是依然不能抹杀她在整个团队的地位。

1、无父，对应的前面海瑞提到的，自己四岁丧父，是母亲抚养长大。嘉靖帝说他无父，一方面指他没有父亲，另一方面也暗指，他没有受到正统的教育，缺乏父亲的管教。

但是这样说其实对海瑞是一种打击，虽说他无父，但是海母对海瑞的教育一刻都没有放松。实际上剧情前面有专门的伏笔，就是海母跟海瑞讨论《孝经·谏诤章》的时候，这个之前讲过，不提。

2、无君，嘉靖帝的意思很明确，海瑞的眼中根本没有他这个君父，别的臣子都想方设法挪钱替君父解决住所问题。就海瑞恶心人，上了一份什么《治安疏》，说着“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这就是无君。而且什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显把皇上排到了最后，眼中无君。

但实际上海瑞并不这样理解，前面的《孝经·谏诤章》就提到了，君父有过错，作为臣子就得上谏。而海瑞恰恰是做了臣子该做的事，怎么反而成了眼中无君呢？

如果非要理解成“无君”，那么君是对于臣而言的，由于“君”不像“君”，这才有了海瑞的貌似进谏，反而成了嘉靖帝眼中的“臣”不像“臣”。

3、弃国，嘉靖帝所谓的弃国，实际上是指海瑞不顾大体，为了自己的私欲，耽误了国家大事。比如在浙江，他跟千户斗，跟郑泌昌、何茂才斗，跟胡宗宪斗，跟赵贞吉斗。胡宗宪顾全大局，没有背叛严党，没有落井下石，急流勇退，这是为国。赵贞吉左右逢源，委曲求全，在不触动国体的前提下，成功解决了浙江贪污案，这叫老成谋国。

唯独你海瑞，眼中容不得沙子，不顾全大局，明明抗倭是重中之重，却还是去激怒胡宗宪；明明不到倒严的时候，偏偏要在浙江搅个天翻地覆，一份供词相当为难嘉靖帝；明明可以好好当京官，偏一进京就跑到六必居恶心了一把皇上，这不就是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嘛，就是弃国。

但是，嘉靖帝所谓的“国”明显地跟自己划了等号，实际上，嘉靖帝并不是整个国家，也代表不了整个大明朝。而海瑞直指大明朝的弊端，希望皇上能为江山社稷，能为大明百姓，天下苍生做主，能说他是弃国吗？

4、弃家，这两个字最好理解，嘉靖帝提出来为了他的家人，为了他的朋友不受牵连，希望他能主动认错。可是海瑞自己的棺材都准备好了，死不悔改，这完全就是不顾家的表现，毕竟家中还有老母，还有妻子，以及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书中记载：

“据广东巡抚奏报。海瑞的母亲和妻子，是六月二十四到的雷州。准备渡海，回海南琼州老家。可海妻正有身孕，在雷州到了产期，是难产。官府因海瑞是罪臣，按朝廷规制，不能给她派郎中。海妻在驿站三天，胎儿生不下来，母子，都未能保住。”

当然，这也算是嘉靖帝的神预言吧，而且被他言中了，海瑞最后确实落得了弃家的结局。

但是，关于“家”的概念，两者理解也有不同，舍小家顾大家，海瑞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上谏，完全是受了大兴县赈灾的影响。天下还有那么多的小家等着被拯救，自己义不容辞，当然，这也是他自己想当然。

海瑞一生无君无父，弃国弃家，但心中却始终装着百姓，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可以舍身取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瑞知道这这是维持大明王朝安定的关键，并且自己愿意践行。历史上的海瑞多是维护底下穷人的利益，他治理的时候但凡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他都是偏袒穷人的。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虽然打着织造局旗号，但是到头来他还是把自己的粮食用来赈了灾。

最后，朝廷却把他的家给抄了，还把他逼死了。当初海瑞得知沈一石被抄家，他也为沈一石抱不平，觉得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这样处理沈一石违背法律和天理。

但是谭纶一句话立刻让海刚峰哑口无言了。“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老百姓的注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谭纶这句话和严嵩这句话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他们是大明的浙江首富，还是大明的首富，朝廷想动他们还是动得了的。大明当时的巨富沈万三家族，清朝的胡雪岩家族都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