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东汉实施改革,应该实施什么改革

发布时间: 2022-05-20 20:00:14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82

东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哪些措施?,政治方面:,第一,改革官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第二,大量选拔人才,重视管理...

如果东汉实施改革,应该实施什么改革

东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哪些措施?

 政治方面:
  第一,改革官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
  第二,大量选拔人才,重视管理的任用和考核,实行刺史制度,加大朝廷对地方官僚的控制.
  第三,削弱王国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利.
  第四,强化完善封建法制,打击豪强地主势力,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军事方面:
  出兵匈奴,高变了汉朝在与匈奴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进军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
  经济方面:
  改革币制,铸造五铢钱,作为通行全国的法定货币;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平抑物价,征收工商业者的营业税和财产税,等等.
  思想方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遵从儒家学说,提倡大一统,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汉武帝还创建了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国学两级官学,确立了中国封建官学制度.
政治方面:
第一,改革官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
东汉没有武帝。

光武帝建国初期实行了哪些改革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鉴于西汉后期权臣当政外戚弄权以致王莽篡权的教训,决定效法武帝刘彻,加强中央集权,其主要措施:
  一是“退功臣,进文吏”。对于那些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和“三百六十五功臣”,刘秀采取了削实权、给厚禄的做法。他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一百多人为列侯,给予政治上尊荣的地位,赐给他们以封地,但削去他们的实权,叫他们当“奉朝请”一类的闲散官职。而在食封的数量上,大的只有四县,小的不过几百户,比西汉初期已大大减少。刘秀有意抬高那些没有出仕王莽政权的文人学士,说他们有高尚的情操而委以要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些人无功可恃,无勋可夸,骤然提升,容易控制。于是,在刘秀政权中,除高密侯邓禹等少数功臣仍参与军国大事外,其他功臣或只以“奉朝请”身份参加朝会,或退归封地衣食租税而已。
  二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东汉初年,中央最高官职为司徒、司空和太尉,号称三公。但这时三公的权力,已与西汉时期大不相同,司徒(即丞相)只管民政;司空(即御史大夫)只管土木工程;太尉仍掌军事,但其权力亦局限于京都的安全。这些三公深知刘秀“政不任下”,要独揽朝政,故多在朝不任职。如司空李通,他本是刘秀的妹夫,为了避免祸端而称病不任事;司徒邓禹改封高密侯以后,也只是唯唯诺诺而已。与此同时,刘秀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尚书一职,始置于战国,秦时只是少府属官,汉武帝时权力有所提高。刘秀为了执掌全权,选拔资历短浅的人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并将俸禄由六百石增加为千石。在尚书台内,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吏、民、讼等六曹事务,使三公之位形同虚设。诚如东汉后期政论家仲长统所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尚书台之设,是东汉吏治的一个特点。自此以后,朝政权力集中于尚书台,而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
  三是强化监察机构。刘秀为加强监督百官,将西汉时的御史府升级为御史台(又名兰台)。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职掌解释法律、察举违法官吏、主持祭天、祀庙等大典。刘秀又提高司隶校尉的职能,负责纠检百官犯法行为,“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通典·职官》第十四)。每当公卿百官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均可坐专席,时称为“三独坐”。刘秀又分全国为12州,各州置刺史一人,作为朝廷派驻地方的巡察官,每年八月奉命巡视所属郡国,考察各级地方官吏政绩及刑狱案件,年终奏告皇帝,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四是集军权于中央。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刘秀十分注意削弱地方的军事权力。首先,他下诏撤销郡国都尉,裁减地方常备兵力;其次,他扩大中央军队,分为南、北二军,南军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警卫,北军由中侯统领,护卫京都安全。如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皇帝临时委任将帅统率南北军出征。对于边防军队,则由中央委任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和匈奴中郎将等领导,作为直属中央的军队,以据守边境。
  以上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这些措施,是秦、西汉以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也为后代王朝的统治提供了借鉴。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三省制,就是在东汉台制基础上继续完善起来的。
政治
1.偃武修文,励精图治。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税,兴修水利,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精兵简政。在文化上,重用文人贤士,史称“光武中兴”。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 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2.中央集权,归于尚书。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3.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经济
1.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2.整顿吏治,提倡节俭。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戚。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3.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予东汉王朝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
建国后,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汉武帝的贡献和改革方针是什么?

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主要有
第一,汉武帝实施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和发展。
汉武帝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由他的祖母窦太后掌握大权。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去,汉武帝开始把一切大权都掌握到自己手中,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首先打击了外戚丞相田,然后加强了他身边收转文书的尚书、中书的地位,使丞相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自此,中书和尚书成了中央发号施令的机构。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彻底解决藩国问题,他命令藩王们不能把封地仅仅传给继承王位的长子,还必须划出一部分来分封给其他几个儿子,并且互不统属。这样一来,藩国的土地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弱,后来就无法与中央对抗了。这是汉武帝的聪明之举。
汉武帝还加强了原有的监察制度,并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新制度。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并用“公车上书”的办法,使官吏及人民都可以上奏章给皇帝建议国事,意见合乎治国要求的,就根据上书人的特长授给官职。
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董仲舒认为,皇帝是奉上天的意旨来管理人民的,上天给了他统治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违反。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便采取这种思想来做统治思想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在举行测试的时候,汉武帝对其他各派学说的人一概不取,独取儒生。于是,要想做官就得接受儒家学说,士人都变成了儒生。
第三,汉武帝出兵抗击匈奴,使西汉王朝的政权更加巩固,国家更加统一,为西汉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作战,最后取得了抗击匈奴的全面胜利,充分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汉武帝还用大量移民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发展生产。
第四,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前138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目的是想联合大月氏共同防御并打击匈奴势力。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随后,中亚、西域各国以朝贡为名,经常到长安访问和贸易。中国和西域各国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从西汉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延续了 1000多年。
第五,汉武帝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疆域,使越族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汉武帝使越族三个部落归属汉室后,把他们迁移到长江、淮河、南海等地,与汉族人民长期共居,彼此逐渐融合,形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没有完成的“大统一”局面。汉武帝在开拓西南地区的过程中,把铁制生产工具和较高的汉族文化传到这些地区,或多或少地破除了这些地区的闭塞性,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六、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汉武帝在位时修建了漕渠、白渠、龙首渠,还在秦朝开成的郑国渠旁边开了6条辅渠,灌溉高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发数万士兵堵住了黄河决口。经过这次治理,黄河下游大约有80年没有闹过大水灾。
汉武帝还大力推行屯围、屯垦等发展农业的重大措施。他还大力推行代田法和新农具,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政治:一是建立内超和外朝,二是建立刺史制度,三是颁布推恩令
经济:统一货币,铸五铢钱
思想:废除诸子百家,独尊儒术
察举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推恩令和附益法。

汉武帝的改革措施都有什么?

主要是军事改革
汉武帝

汉武帝简明档案

姓名:刘彻(本名刘彘)

生年:景帝前元年(前156)。

卒年: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享年70岁。

在位:63年

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

庙号:世宗

谥号:孝武皇帝

陵寝:茂陵

父亲:刘启(景帝)

母亲:王太后

继位人:刘弗陵(昭帝)

主要政绩:南平闽越,北征匈奴,交通西域,独尊儒术。

从来“秦皇”、“汉武”并称,这两位皇帝确实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他们都不是王朝第一任君主,但凭藉父祖留下来的大好局面,开疆拓土,混一四海;他们都对前代的政治结构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都希望不仅政令上大一统,精神上也要大一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们两人性格上也有很多相近之处,都一样独断、残暴,罔顾民生,只把老百姓当实现野心的工具看待,而且好大喜功,原本很好的事情不知收敛,非要搞到砸锅不可。秦始皇北筑长城,南开灵渠,费尽民力;汉武帝远征匈奴、大宛,掏空了“文景之治”留下来的充盈国库。两人老来也都笃信神仙方士之说,希望长生不老,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笑柄。

然而汉武帝比秦始皇要幸运得多,他得享高龄,没死得那么仓促,死前有机会下《罪己诏》,希望得到后世的谅解,死后也没有引起朝局太大的动荡。最重要的是,秦始皇死后有赵高乱政,汉武帝的托孤重臣霍光却仿佛周公一般贤明,西汉这才得以再一次走出低谷,迎来“昭宣中兴”的真正兴旺局面。

金屋藏娇

刘彻本名刘彘,是汉景帝的儿子,但他既非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太子之位落到他头上,完全是宫廷斗争的结果。他的母亲王氏,是槐里人(今陕西兴平东南),原嫁丈夫名叫金王孙,生有一女。后来王氏的母亲和金王孙闹矛盾,想把女儿要回来改嫁他人,金王孙遂报复性地把老婆献给了太子刘启。没想到刘启很喜欢这个二婚妇人,继位以后就封她做美人,生下三女一男,即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和刘彻。

景帝的第一任皇后薄氏没有子嗣,并且很早就过世了,景帝一直没有封新的皇后,也没有立太子,这就使得宫廷内部,甚至朝堂之上,钩心斗角,为了这个问题纷扰不休。景帝前四年(前153)四月,他听从母亲窦太后的建议,立栗姬所生长子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

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生有一女,姓陈,小名阿娇。既然刘荣已被立为太子,馆陶公主就去和栗姬商量,想亲上加亲,把阿娇许配给太子为妃。然而栗姬自以为儿子当了太子,皇后宝座也迟早是自己的,非常傲慢,再加上素来和馆陶公主不合,竟然一口回绝了。馆陶公主又羞又怒,王美人趁机就凑了过来。

于是两个女人结为一党,王美人答应让儿子刘彻将来娶阿娇为妻,馆陶公主则力争废刘荣而立刘彻为皇太子。某次,馆陶公主带着阿娇进宫觐见景帝,正好王美人和刘彻也在,馆陶公主就问刘彻:“儿愿娶妇否?”刘彻笑笑不回答。馆陶公主故意指着一名宫女问:“此等人为汝做妇,可合意否?”刘彻摇头不悦。再问:“阿娇好否?”刘彻回答说:“若得阿娇为妇,当以金屋贮之。”这就是“金屋藏娇”典故的由来。

景帝答应了刘彻和陈阿娇的婚事,馆陶公主遂开始起劲地在景帝和窦太后面前诽谤栗姬。她说栗姬崇信邪术,并且与后宫的妃嫔们全都合不来,一心专宠,甚至不惜诅咒他人,如果栗姬做了皇后,恐怕又要重演吕后谋害戚夫人的悲剧了。景帝听了这些话,大为惊怒,于是某次试探栗姬说:“我百年后,后宫诸姬,皆已生子,你应善待她们。”然后注意观察栗姬的表情。谁料栗姬神色瞬间改变,半天不发一语。景帝大为伤心失望,遂决定废黜栗姬和太子刘荣。

景帝七年(前150)正月,废刘荣为临江王。当年四月,封王美人为皇后,胶东王刘彻为太子。隔了不到两年,刘荣在临江封国内因为侵占文帝庙址造宫殿,被告发后捕入长安,他受不了被酷吏折辱,自杀身亡了。

年仅7岁的刘彻就这样当上了皇太子。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孝景帝刘启病逝,太子刘彻继位,就是世宗孝武皇帝。武帝首创年号制度,第二年就是建元元年——不过实际上直到元鼎三年(前114)才建年号,此前的年号都是追定的。

武帝年轻气盛,很想做一番大事业,他才登基,就诏令各郡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长安来以备皇帝考察和垂询。其中,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董仲舒三次上书,献《天人三策》,请求黜刑名,尊儒术,明教化,兴太学,令郡国尽心于求贤。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学识与见解,封他做江都相。

皇帝既然喜欢儒学,儒士出身的丞相卫绾就趁机建议,废黜所举贤良中学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之法的人,也得到了武帝的同意。然而这些举动却触犯了喜欢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氏,在窦氏的干涉下,卫绾被罢免,改任窦婴为丞相。第二年,武帝宠信的另两个儒者——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也被罢免下狱,双双在狱中自杀。

在以窦氏为首的黄老派的抵制下,武帝崇儒的决心只好暂且放下,但他依然通过举贤良方正,召集了许多才智之士,聚拢在自己身边,包括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枚皋、终军等。这些人逐渐形成了皇帝的亲信秘书班底,为武帝削弱相权,把权力中心从“外朝”移入“内朝”,奠定了基础。

主政的道路坎坷重重,太皇太后窦氏才刚去世,皇太后王氏又站了出来,身在宫中,却想操控政局。以窦婴为首的窦氏才刚退出权力中心,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兄弟田蚡又得以身任丞相。田蚡喜欢安插自己亲信的人到朝廷各部门中去,某次上奏请求调动官员,武帝实在忍不住了,冷笑说:“舅舅安插够了吧,留几个位置让我来封,行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朝政只能沿着文、景以来的既定方向前进,即便黄老之学,以及各种朝政规划、典章制度都已经不再符合实际需要了。武帝满腔热情,在朝政上却无从施展,于是被迫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准备改变和亲政策,和匈奴真正兵戎相见。

马邑设伏

匈奴是生活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战国后期开始发展起来,不断征服周边其它游牧部落。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却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果。秦二世元年(前209),冒顿袭杀其父头曼,继任单于之位,其后东平东胡,北并丁零、薪犁等部,使匈奴的疆域空前广大,东到辽东半岛,西达葱岭,南收被秦朝时夺去的河套地区,实力极为强盛。

楚汉战争和西汉建立之初,北方许多割据政权如韩王信、陈豨等都勾结匈奴,引导游牧骑兵攻击长城以南地区。汉高祖刘邦北伐匈奴,结果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整整七天七夜才得脱险。刘邦意识到中原残破,还无法与匈奴正面较量,于是采纳娄敬的建言,用和亲之策换取暂时的边境和平。所谓和亲,即汉朝公主远嫁匈奴,做单于的阏氏(王后),作为公主的陪嫁,还有大量珍宝锦缎,源源不断送去匈奴王庭。虽说皇帝并舍不得真把亲生女儿送那么老远,一般都是从宫中或宗室里认个干闺女假冒公主之名,最高档次也不过翁主(王、侯之女)而已,但这种单方面的和亲政策,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屈辱性。

即便如此,和亲政策也并不能维持长久和平。匈奴以游牧为生,靠天吃饭的程度比农耕民族更为严重,一旦天气寒冷而牧草大面积死亡,或者牛羊感染大规模瘟疫,匈奴贵族把汉朝公主的陪嫁也吃完用完了,就会挥兵南下抢掠,才不管和汉朝是否儿女亲家呢。从高祖、惠帝、高后,到文、景两朝,屡次和亲,最多也就能维持三年和平局面,超过三年,匈奴骑兵就会大掠北境,然后西汉朝廷就又必须再次考虑和亲的问题。

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任何有志向,不苟且的皇帝都是不能容忍的。文、景时代,大力巩固北方边防,选任良将,整饬军备,随时做好和匈奴正面较量的准备,但因国力问题,最多也就是将匈奴骑兵逐出塞外,既不敢远追,杀伤也很少。到了武帝登基,四海晏平,国库充实,他开始考虑转守为攻,要彻底解决边患问题了。

战争的序幕是从马邑伏击战开始的。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匈奴又来请求和亲,武帝召集大臣们商议,比较熟悉匈奴情况的大行王恢说:“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但御史大夫韩安国坚决反对,说:“就算得了匈奴的土地,也无法耕种,吞并了它的部众,也无法驾驭。况且我们出兵千里,士卒必然疲惫,匈奴趁我疲惫来攻,军队必然覆灭。臣以为最善策莫过于和亲。”

韩安国是善战的名将,连他都反对出兵,大臣们遂纷纷附和。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送“公主”出塞。可是主战的王恢不肯罢休,第二年他胸有成竹地向武帝建议说,可以诱使匈奴单于南下,打一场伏击战,歼灭其主力,这样不用千里用兵,也能得利。原因是马邑(今山西朔县)土豪聂壹愿意诈降匈奴,引诱匈奴大军犯边。

年轻的武帝认为这是个大好机会,不可放过,于是在元光二年(前133)六月,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率三十万大军齐集马邑周边设伏。然后让聂壹去对匈奴军臣单于说:“我愿意刺杀马邑的汉官,举城投降,那您就可以不费力气得到全部财物。”

马邑设伏其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大笑话,三十万大军的行动怎么可能保密?无法保密的伏击战,怎么可能成功?军臣单于一开始倒是相信了聂壹的诈降,亲率十万骑南下,但等他到了距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突然发现满山遍野都是牲畜,却没有一个牧人,终于起了疑心。于是派兵夺取附近的汉朝哨所,捉了名小军官来询问。这一下军事秘密彻底泄露,单于大惊,匆忙退走,汉军追赶不及,劳而无功。事后,王恢畏罪自杀。

马邑设伏是失败了,不但失败,从此汉、匈两家等于断绝正常的外交关系,进入战争状态,汉朝的北部边境更是危如累卵。不过两国间持续数百年,直接决定双方国运的大战,也正是从这个大笑话开始的。

元光六年(前129)冬,汉、匈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战役,是为关市反击战。关市即指汉、匈边境上的通商贸易点,当时武帝面对匈奴对上谷郡的大规模抢掠,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每路万骑,指示说:“击胡关市下。”

此刻匈奴主力正在阴山以南活动,兵数比汉军要多,灵活性比汉军要强,战争的结果,只有卫青杀敌七百,取得小胜,其余各路,公孙敖战败损失七千骑,公孙贺毫无斩获,李广竟然被匈奴擒获,后来在押送途中夺得马匹,单骑逃回。

关市之战后,武帝和大臣、将领们总结教训,秣兵厉马,准备再次北伐。此后,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起,到元狩四年(前119)止,8年间大规模发兵五次,终于转败为胜,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巨大成果。

北征匈奴

武帝前期,所以能在对匈作战中取得大胜,和他善于选拔将才,以及鼓励养马,都是分不开的。匈奴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骑兵力极为强盛,汉军用来制约匈奴骑兵的,只有强弓硬弩,但汉弩虽然冠绝天下,却无法主攻,只能用来防守。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文帝在位时就鼓励民间养马,规定百姓有马一匹,可以免除家中三个人的兵役。景帝开始大规模国家养马以备军用,到武帝继位时已有军马四十五万匹。

武帝为了增加京城的骑兵数量,特别在南军中设立了期门军千人和羽林军左骑八百、右骑九百,选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为郎官,担任皇帝的侍卫。他经常带着期门、羽林去打猎,藉此培养人才,选拔将领。名将卫青、霍去病就出身于此。

卫青原本是武帝长姐平阳公主的马奴,因为武帝看上了他的姐姐卫子夫,带入宫中为嫔妃,所以提拔卫青为羽林郎。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也因为裙带关系得到重用。但这两个人和许多其他外戚不同,不但有能力,更有雄心,终于成为武帝北击匈奴的左膀右臂。

河套以南地区气候温和,适于驯养骏马,秦末为匈奴夺取后,匈奴骑兵经此南下,一日即可驰至长安。所以汉武帝的第一个进攻方向,是指向河南地,夺取了河南地,既能解除长安北方的威胁,更能作为进攻的前线基地,给匈奴以重大打击。

元朔二年(前127)春季,匈奴入侵上谷、渔阳等郡,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趁着胡骑东进之机,避实就虚,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等部由云中出发,沿黄河河套进行深远迂回,直指陇西。此战出敌不意,从匈奴右贤王和白羊王、楼烦王领地中间穿插而过,最终包围白羊、楼烦两王,给予沉重打击。汉军大获全胜,斩首2300级,俘获3000余人,牛羊百余万头,而自身的损失非常之小。战后,武帝在在河南地置朔方郡,筑朔方城(今内蒙古乌特拉前旗东南),并且重修已经毁弃的秦代长城。

就在汉朝从守势转变为攻势的时候,匈奴内部却发生了分裂。元朔三年(前126)冬,匈奴军臣单于去世,其弟右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军臣单于子于单降汉。伊稚斜登上单于宝座后,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南下侵扰更为频繁。武帝遂开始酝酿更有力的反击。

匈奴群王,单于以下,以左、右贤王最为尊贵。前此汉军攻取河南地,在右贤王的眼皮底下机动迂回,视其若无物,朔方郡建立后,恼羞成怒的右贤王遂屡屡南下,发起疯狂反扑。此次进攻的目标,就是右贤王部,只要重创匈奴右贤王,就可将整个匈奴帝国东西拦腰切断,一分为二。

元朔五年(前124),汉军使用声东击西之策,武帝派将军李息、张次公率数万人从右北平出击,牵制东方的匈奴军队,同时以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精骑从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出发,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李蔡从朔方出发,总兵力超过十万,远程奔袭右贤王庭。

卫青行动非常神速,等他杀到右贤王庭的时候,匈奴右贤王还以为汉军远在数百里外,放心地饮酒醉卧。卫青发起总攻,活捉右贤王麾下裨小王十余人,虏获男女15000余人,辎重物资无数。右贤王仅带爱妾一人,狼狈突围而走。

得到胜利消息后,武帝大喜,立刻派使节持大将军印,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授命他统帅诸军。

袭击右贤王部,斩断了匈奴单于的一条臂膀,但单于主力却依旧未损,为了报复,更为了扭转战局,伊稚斜更加频繁地南下侵扰。于是元朔六年(前123)二月,第三次大规模战役开始了。

武帝命大将军卫青率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等部,共十余万人,由定襄出发,北伐匈奴,希望趁单于本部右翼暴露之机,一举歼灭之。卫青出塞后不久,就遭逢单于主力,打了一次击溃战,杀敌数千人,随即返回定襄、云中、雁门休养。四月,卫青再次出塞远征,因为进攻路线没有改变,所以被单于预先命令左贤王部向西靠拢,得以从侧翼夹击汉军。战斗结果,胜负参半:苏建部伤亡殆尽;赵信原是匈奴小王来降,兵败后又投降匈奴;只有卫青再遇匈奴主力,歼灭万余人。

此次战役,可谓打了个平手,但一员年轻将领却从中脱颖而出,给匈奴以极大震撼——那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跟随卫青北征,率八百骑前出大军数里,杀敌2028人,斩了单于的祖父辇藉若侯产,俘获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及相国、当户等贵族。武帝因他的功绩,加封为冠军侯——此时霍去病年仅18岁。

在此前不久,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武帝禀报说:“西域诸国也都苦于匈奴的侵扰,如果我们与其联合,就可以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武帝遂决定打通河西走廊,远通西域。元狩二年(前121)春季,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精骑突袭驻扎在河西的匈奴军。此时匈奴主力已经远遁漠北,霍去病遂长驱直入,从陇西出发向西北挺进,大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所部,杀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的儿子、相国、都尉等,抢走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总计斩、俘8960余人。河西走廊被一举打通。

同年夏季,汉军再次分东、西两路北征,霍去病走西线,又获大胜,东线却损兵折将,李广遭遇匈奴左贤王主力,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浑邪王和休屠王因害怕遭到单于惩罚,率众降汉。

匈奴单于从上次战败后,就用降将赵信计,逃遁漠北,以为汉军无法远出,可以暂时隐忍,积聚实力,以图卷土重来。元狩四年(前119)春,武帝决定将计就计,以强大兵团深入漠北,求与匈奴主力决战,遂派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以骑兵五万为主力,出代郡进攻匈奴左贤王,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五万为主力,出定襄,直驱漠北进攻匈奴单于。此次战役规模巨大,除两路军十万人外,还有编制外的“私负从马”四万匹跟随前进,后面有步兵数十万掩护辎重。

武帝一心想把最难啃的骨头留给霍去病,出兵前得到假情报说,单于主力在东,遂命令前线两军调换出发地和目标。但等大军出塞后,才发现单于仍然在西,卫青遂直取匈奴主力,在漠北展开决战,厮杀整日,伤亡相当。最后单于不支,趁夜逃走,卫青追击到寘颜山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南端),虏获大批辎重物资,余粮全部烧掉。计前后共歼灭匈奴兵19000余人。

相对的,霍去病出塞后即遭遇匈奴左贤王部,奋战取胜,追击到狼居胥山、姑衍(均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祭天立碑而还。总计俘虏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其余70443人。匈奴左贤王部逃走的还不到十分之二。

经过此次战役,匈奴实力遭到重创,此后再不敢在漠南设置王庭。困扰汉初近百年的北部边患,算是基本得到解决了。

由盛转衰

经过数次对匈奴用兵均获得胜利,武帝的威望提升了,在朝廷上也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他遂放开手脚,开始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汉武帝的改革,主要目的是削弱地方,收权中央,以巩固皇权,加强封建集权统治。要完成他的目的,第一步就是削弱相权,把统治中心从“外朝”改为“内朝”。

西汉初年继承秦制,宰相具有很大权力,国家的大政方针,不经过宰相同意,是无法顺利实施的。惠、少、文、景时代,虽曾一度瓜分相权,分置左右丞相,却并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皇帝本人的统治权。到了武帝时代,原本跟随高祖起兵的开国功臣们大都已经去世,窦婴、田蚡等人去职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干预朝政的势力也消失无踪,这就给皇帝抑制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光五年(前130)八月,武帝再次要求地方荐举贤良方正之士以备察考和咨询,并且特别声明要“征吏民明世务,通儒术者”。菑川(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公孙弘因此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博士,后来更升任他为丞相——这是西汉时代第一位出身平民的宰相。

武帝选拔儒生为宰相,这些儒生威望较浅,也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做靠山,武帝遂将政务中心转入内廷,大事都和自己的亲信秘书班底商讨,并且由这些秘书拟定和颁发诏书,外廷的丞相只主管一些日常行政事务而已。这样相权就逐渐由丞相府、御史府移至皇帝身边的尚书台——尚书台原本不过是皇帝私府中收发文书的小机关,武帝以后地位日益重要,到了隋唐时代,正式确定三省六部制,尚书省成为真正的宰相机构。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改革,而对地方,武帝继续压制国王、列侯们的势力。元朔二年(前127)正月,他接受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允许各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也可向朝廷申报,割出一块领地来封其余的儿子为王或侯。这样一来,原本较大的王国被逐渐分割为许多小王国,诸侯王再不能“连州跨郡”,形成足以威胁中央政权的势力了。

元鼎五年(前112)九月,武帝借口列侯们献给朝廷以供祭祀之用的黄金成色太差,进行大规模搜捕、调查,总计削夺列侯爵位106人。文、景时代数次勒令回去封地,却总滞留长安,不肯成行,勾结官员,横行不法的列侯势力,至此几乎被扫荡一空。

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初置刺史。他将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称为“部”,每部任命一名刺史(京城及附近地区的刺史称为司隶校尉),对地方上的官吏和豪强进行监督。刺史的监督原则主要是“六条问事”:一,是否有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并且恃强凌弱;二,是否有郡守不遵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渎职;三,是否有郡守审判案件不公,草菅人命,被百姓所嫉恨;四,是否有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任用小人的情况存在;五,是否有郡守的子弟仗势欺人,而其下属不敢纠办的情况存在;六,是否有郡守和地方豪强勾结,欺蒙皇帝的情况存在。十三刺史部,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十三州。

不但在行政制度上中央集权,就连学术思想层面,武帝也要求获得全国的统一,是谓“大一统”。董仲舒曾在上书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于是武帝改变高祖以来黄老立国的传统,利用董仲舒的学说,将君权神化,同时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甚至定儒学为官学,以达到全社会思想统一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经济上,汉武帝继续鼓励生产,重农抑商,还任命桑弘羊等人主管财政,确定了盐铁官卖制度。他的许多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深刻影响是好是坏且不必说,对当时普通百姓所产生的影响,却在相当程度上是灾难性的。

武帝为人外宽内忌,刚愎残忍,仿佛其父刘启,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仿佛其先祖刘邦,但从刘邦到刘启,历代汉帝的节俭风气,在他身上却荡然无存。连年征战、穷兵黩武,营建宫室、封禅求仙,这些举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文、景以来充盈的国库短短十数年间就被浪费一空。国家已经没钱了,可是皇帝还想打仗,还想建造楼台宫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刻剥商人,加重赋税以敛财;对商人和农民的征敛自然会造成民心浮动,朝廷的解决办法也不外乎任酷吏,兴大狱。武帝统治前期,是西汉朝光辉的顶点,但到他统治中后期,国家却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甚至日暮途穷!

首先说穷兵黩武。武帝时代,不但北伐匈奴,还南平闽、越,西通西南夷,把汉朝的疆域扩展到今天两广、云贵地区。这对于政府和百姓来说,本来就已经是很沉重的负担了,第五次对匈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虽然取胜,但损失上万人,归来的官、私马匹也不足三万。但在这种情况下,武帝依然不肯罢休,从元鼎五年(前112)到征和三年(前90)间,又六次发兵,北伐匈奴,结果仅一次小有斩获,两次无功而返,三次全军覆没,胜少败多,已不复昔日的荣光了。

考究武帝中后期对匈奴战争的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卫青失宠,霍去病已死,缺乏优良的军事统帅;二则国库空虚,战马稀少,很难组织起大集群的远征;三则匈奴虽已衰弱,战略却因此从主力决战转为游击骚扰,行动更为灵活隐秘。本来最后一次远征,是很有希望再取得大捷的,但统帅偏偏是无能的李广利,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更使得连这般庸将也无法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战斗中去,结果主力两万大军尽数覆没,李广利投降匈奴。

武帝一贯重用外戚为将,但前期的卫青、霍去病是天才良将,后期的李广利却又是另外一类人物了。

巫蛊之祸

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当然就是馆陶公主的女儿、“今屋藏娇”的陈阿娇了。但据说阿娇嫉妒心很重,更倚仗娘家的势力为所欲为,加上她并没有生下儿子,武帝的兴趣就逐渐从她身上转移开了。

卫子夫进宫以后,很受宠爱,阿娇嫉妒得不得了,听信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的话,设坛斋醮,祈祷自己得子,并且重拾武帝的欢心。巫术本是汉宫中的大忌,消息泄露后,武帝大怒,不但杀了楚服,还把皇后宫中宫女、太监300余人悉数斩首。元光五年(前130),废陈皇后,幽禁在长门宫中。

后来陈皇后阿娇以千金赠武帝近侍、大文学家司马相如,请他写《长门赋》,以抒发自己的悲怨之情。武帝读了《长门赋》,颇为感伤,可是此时他正宠爱着卫子夫,又必须倚靠卫青、霍去病等外戚良将作战,虽然慨叹,却终于不肯赦免陈皇后。

元朔元年(前128),卫子夫生下一个儿子,起名为刘据。武帝遂封卫子夫为皇后,不久又立刘据为太子。为了拉近和卫氏的关系,他还把自己寡居的姐姐平阳公主下嫁给卫青为妻。卫、霍之门,煊赫一时。

然而随着卫子夫年龄渐大,容颜衰老,武帝又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的嫔妃。他先是宠爱一位姓王的夫人,继而某次听乐师李延年唱歌道:“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慨叹:“世上真有这样的美人吗?”李延年说:“歌中所唱,就是我的妹妹。”于是把其妹献给武帝,就是著名的李夫人。

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太初元年(前104),武帝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要他率领“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前往贰师城取良马。贰师是西域大宛国的辖地。张骞当年出使西域,原本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后来听说大月氏已经西迁,他就搜集了西域各国的情报还告武帝。武帝派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与西域诸国取得了联系,双方开展贸易,协防匈奴,关系相当不错。然而张骞带来回来的一个小消息,却使大宛国遭遇到灭顶之灾。

据说大宛国中有天马,国人捕捉野马以与天马交合,生下的小马能日行千里,而且汗出如血,称为“汗血马”。武帝好神仙方士之说,想到若得天马,定可乘之上天,就算得不到天马,得到天马之子,或许也有类似效果,于是派人去大宛求取汗血马。大宛拒绝了汉使的要求,说:“汗血马是我们的国宝,况且离了大宛就很难生存,因此不能给。”武帝大怒,就派李广利远征大宛贰师城,去抢夺汗血马。

西域各国听说汉军来攻,都关
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把大国化小,设立“太学”,统一货币,修水利,实行屯田移民。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休养生息。

东汉初年政治改革主要内容

您好,具体内容如下下、
1、封赏功臣,削弱其权力。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大批功臣的辅助,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辅佐,刘秀是不可能称帝,建立东汉王朝的。虽然他们功绩很大,但刘秀又怕他们拥有太大的军权会威胁到自己,毕竟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刘秀为了防止他们居功自傲,恃功干政,在给予他们崇高地位和优厚待遇的同时,坚决不让他们参与军国大政。建武十三年,刘秀对他们进行论功行赏,三百六十五名功臣增邑封,他们被封为列侯,只奉朝请。就这样,刘秀即保住了大封功臣的美名,又加强了中央集权。2、重申阿附藩王法。刘秀吸取了西汉时期诸侯王势大难制,威胁中央的教训,就重申了阿附藩王法,禁止王子、诸王结交宾客,以此来限制他们发展个人势力。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次年,刘秀又逮捕诸王宾客并处以苛法,又有很多人被处死。3、限制外戚势力。西汉末年的外戚专权最终导致了王莽篡汉,刘秀吸取了这一教训,开始限制外戚势力。针对外戚交通宾客的现象,刘秀对这些外戚宾客采取了严苛的办法,把他们绳之以法,或者处以死刑,或者加以贬黜。正因为刘秀对外戚的猜忌和严厉的处罚,外戚势力如阴氏、樊氏都主动退让,选择了明哲保身。因此,东汉初期,外戚再无党势之名,违法之事也很少发生。光武帝刘秀像4、改革中央行政体制。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刘秀对中央官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汉武帝时期,任用了尚书,来削弱相权,从而形成了中朝,但三公仍然有较大的权力,地位也很高,以致西汉末年出现了强臣窃命的现象。刘秀为了彻底削弱三公权力,就进一步加强了尚书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在西汉后期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刘秀时则又改称为司徒、太尉、司空。原来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司徒(丞相),改管民政,原来作为丞相的辅佐并负责监察的司空(御史大夫)只负责水利工程。这样一来,三公只是徒有其名,而实际权力都归尚书了。刘秀为了使权力能够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他又扩大了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尚书台的组织结构,来加强尚书台的权力。西汉时期的尚书分四曹,刘秀将它扩大为了六曹,即:吏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主吏民上书事;三公曹,主断狱;南主客曹,主南部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北主客曹,主北部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尚书台设:1、尚书令,秩千石;2、尚书仆射,秩六百石;3、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六曹:1、各设尚书一人,秩六百石;2、侍郎,六人,秩四百石;3、令史三人,秩二百石。由此尚书台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备的中央政府,接管了原来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的主要权力,而三公则成为了给予那些有资望的大臣的名誉上的荣衔。至此以后,三公之职,就成为了备员而已。尚书台总揽了政务,权力很大,但是他们的官秩官秩却很低,这样易于控制,使皇权专制进一步得到加强。尚书令印图5、大力加强监察制度。西汉时期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被刘秀改为司空,主管重大水利工程,其监察职务则由御史中丞掌管御史台,监察百官,秩千石。御史中丞在东汉时的权位和尚书令、司隶校尉并重!后来,御史中丞的职权又扩大到执行法律、掌管图书秘籍、监督军旅等方面。前面讲到的汉武帝时期设置了监察京师和三辅的司隶校尉,在汉成帝时被废除了,到刘秀时,他又加以恢复,秩比二千石。来监察三公和京师百官以及京师附近的一州七郡,并且直接隶属于皇帝,地位在九卿之上。西汉时期设刺史负责监察地方,刘秀时又对刺史制度进行了改进:1、他将全国除京师附近司隶校尉辖区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每州设刺史一人;2、刺史也由西汉的治无定所改为有固定的治所;3、刺史的机构和属员比西汉也扩大了。4、西汉时,刺史奏劾二千石的官员要先奏报三公,由三公案验,刘秀认为这样不利于刺史对地方的监察,他就专任刺史,来掌握一州的行政、司法大权。因此,在东汉,刺史就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并且拥有领兵权。这也为东汉末年,州牧拥兵自重,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东汉平洲刺史官印图6、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机构依然是郡国并行制。东汉诸帝先后分封了数十个诸侯王,但东汉封国的面积很小,封王的权力也被削弱。封国一般只有一郡,最大的也只有二郡,封王也无治民权,封国的官吏也都是由中央任命,他们也只能享受封国内的租税收入而已。同时,为了减少官员的人数,东汉初期就裁并了四百多县。刘秀还撤销了郡尉,把他的职权并归给了太守。郡尉原来是地方军事长官,撤销郡尉,这样就使太守拥有了地方军权,间接为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势力创造了条件。东汉十二州刘秀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是在总结西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对东汉初年的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为东汉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留下了隐患!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也为外戚、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
本文标题: 如果东汉实施改革,应该实施什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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