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的史学诞生于第2次布匿战争期间。早期的奠基人毕克托、老加图以及后来的撒路斯提乌斯等人把希腊史学的方法引入罗马，李维则代表了罗马史学的成熟和辉煌成就。然而，从李维到塔西佗，罗马的史学又产生了一次飞跃。塔西佗的史学比起李维来发展得更加成熟，代表了罗马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提出这种治史原则的前提，是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学家，尤其是古希腊史学家，已经成功地从具体的感性实践中抽象地概括出了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求真求实的原则；也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即真实地记载历史的经验和过去的事实。这些古典史学家很少涉及历史的理论问题，即使讨论到某些理论问题，也都集中于探讨实现历史真实的具体方法、特别是有关如何处理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问题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发现了一些涉及史家本身的、妨碍再现历史真实的问题，但是往往只局限于从史学家个人的知识面的狭隘或者修养不足上去寻找答案，始终未能从中概括出造成史家记述失实的一般内在原因。
塔西佗生活在一个文网日密、但时张时弛的政治环境里，共和与专制、求实与实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长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总趋势是对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实用史学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塔西佗亲身经历了弗拉维王朝诸君主的暴政，切实感受到了思想专政的恐怖，亲眼目睹了当代罗马史学的腐败（即一味地为当朝元首唱赞歌）。作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和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统治和歪曲历史真实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时他也发现：以往罗马史学中之所以存在着失真现象，其主要关键就在于史学家的主观情感（如个人的爱憎好恶以及偏私之见等等）。因而他认为，史学家如果要想为子孙后代负责，那就应该摒弃个人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观立场。另外还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当塔西佗开始撰写历史著作、并提出这些客观主义治史原则的时候，恰逢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了。因此，这种外界环境也使得他有可能对以往的史学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
塔西佗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其《历史》和《编年史》的前言中，几乎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他在《历史》的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以往的帝国时期的史学中所存在的弊端：当专制统治确立之后，史学家们在治史过程中应有的坦率与真诚不见了，真正的历史学家消失了，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就在于“人们似乎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而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是因为他们热衷于献媚逢迎，或者因为他们愤恨自己的主人。他们由于在对这批人奴颜婢膝和对那批人切齿憎恨之间摇摆不定，后代子孙便被弃之不顾了……”随后他就自我表白道：“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熟悉加尔巴、奥托、维泰利乌斯（均为帝国早期四帝内乱期的元首），与他们毫无恩怨可言。我不否认我的政治生涯系因韦伯芗而开始的，后来得到提图斯的提携，图密善又帮了我的忙。但是凡自称始终不渝坚持真理的人，在写任何人时都必须去除爱憎之情。”
在《编年史》一开头，塔西佗同样先指出了以往各种帝国史著作的缺陷，然后便立誓要为后世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填补真正的帝国史的空白。他写道：“我的计划是无忿无偏、以十分超然的态度，先叙述奥古斯都统治的末期、然后写到元首提比略及其继任者的时代。他还说：“我下笔的时候，既不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正是因为塔西佗从一开始就有了上述“既不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的自觉意识。所以他在著述实践中力求做到秉笔直书，因而他的著作的史料价值都比较高。《历史》和《编年史》是研究罗马帝国初期历史最直接的原始资料，《阿格里巴传》中保存了许多关于不列颠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日耳曼尼亚志》则是研究早期日耳曼人历史最主要的史料。 但是他与李维一样，并没有强调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用（即为治国方略提供借鉴），而主要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著作的立意应当有所褒贬、以此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确地写道：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讲究历史学对于后世的垂训教育意义，注重历史的经世致用，这是古今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延续不断的传统。在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的历史长河中，塔西佗的著作和思想是汇成这条大河的重要支流，尤其他以道德家的尺度来衡量历史的做法，对后来的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塔西佗是想通过对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揭露和批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希望人们从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恶、择善而从。
从塔西佗的经历来看，他实际上是个专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应该对前朝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对前朝的统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然而，在政治倾向上，塔西佗却是留恋共和制、反对帝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历代帝王的腐败与残暴，亲身经历了在专制统治下人格被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痛苦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罗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们忠勇爱国、崇尚道义，罗马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到了帝制时期，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因此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逐渐亡丧、世风日下。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立功勋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专制君主以及宫中一群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佞臣。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无情地揭露了专制政体的罪恶，谴责了专制君主的专断、昏庸和残暴，揭露了宫廷阴谋的卑鄙和无耻；也揭露了元老院的元老们在帝王面前摇尾乞怜、百般谄媚、极尽虚伪吹捧之能事、以求在专制统治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为；同时他还论述了帝制所导致的社会风气衰败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塔西佗的著作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事情，即当代史。这也是由他的著史目的-发挥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所决定的。他认为：当代史是对照现实的一面最好的镜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预见未来；同时，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往往还都记忆犹新，因而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便于更好地发挥史学启迪后人的功用。 尤其在《历史》和《编年史》中，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含蓄凝炼、灵活多变的文风：词汇丰富而雅驯，文笔多变而不繁，语言精炼、结构紧凑，文约事丰、言简意远。有些短语和警句犹如格言，启人心智，被后人广泛传诵。
塔西佗很擅长塑造个性人物，他笔下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把帝国初期的几个君主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提比略的阴郁、克劳狄的懦弱、尼禄的荒诞、加尔巴的昏庸。塔西佗的这种描述效果，甚至打动了以文笔优美而著称的近代英国史学家麦考莱，他的评价是：“在刻画人物性格这方面，塔西佗是古今无所匹敌的”。
另外，塔西佗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形象时，还特别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动机进行猜测和描写。他在记述了必要的事实之后，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做种种心理分析。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去抽象地揭示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主要原因，而比较热衷于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并对其进行细致的描写。
在塔西佗的时代，由修昔底德所开创的、在历史著作中穿插大段演说辞的做法，已经成为希腊罗马史学的传统，演说辞已经成为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的长篇演说辞。它们既是一篇篇的艺术作品，又与整体叙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演说人（往往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塔西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 他的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怀念共和制度的人对专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愤怒情绪。这种著述动机和著述内容，使得塔西佗在著述过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个人爱憎。《历史》和《编年史》这2部历史著作，就是在这种憎爱分明的对比之中展开的：书中既充满了作者对战争、内讧、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恶习的厌恶，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忠诚、友爱、坚贞、勇敢等崇高道德规范的赞扬。
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们的腐败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专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称作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著作倍受推崇。
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谓去除爱憎之情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这种感情洋溢的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塔西佗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纯粹客观的理念相比，他对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憎恶始终占据着上风。这是因为：他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压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他难以超脱情感的驱动、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了人的情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实践上的难度。即使历史学家本身有绝对真诚的客观中立的主观愿望，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总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扰，甚至沦为情感的奴隶。人，毕竟是理性与情感合二而一的动物，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尽管如此，塔西佗提出来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从塔西佗的传世作品来看，其中虽然有关于日耳曼人、不列颠人、犹太人、埃及人等的记载，但是总的说来，他不像希罗多德和波里比厄那样具有广阔的视野、具有“世界”的概念。他记述的中心是战争、叛乱、政变、淫荡等等。
另外，塔西佗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容和动力。在他看来，个人的因素始终主宰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者的开明与否、军队的强大与否，始终决定着帝国的局势和命运。

史家历来重信史，历史撰述只有在反映了真实的（至少在史学家看来是尽力做到了真实的）历史面貌时，它才是美的。二是质朴之美，指历史撰述的文字表述在反映真实史实的基础上，写出事物的本色，说人如其人，论事如其事。三是简洁之美，“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是在内容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的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琪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4 月出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几《史通·叙事》）四是动态之美，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是运动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表现出这些运动形式，是为动态之美，此亦梁启超所谓应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五是含蓄之美，亦谓隐喻之美，或谓之“用晦”。“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史通·叙事》）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是更高层次的含蓄之美，司马迁《史记》堪为典范。六是力量之美，这首先在于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及其给予人们的教育，如警诫，启迪，智慧，鼓舞。同时，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感人，亦是力量之美所不可或阙。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历史撰述，笔锋犀利，生动，有力，他和他的著作被称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即体现出这种力量之美。七是形象之美，此指历史撰述借助于种种直观语言或形象语言如图片、画卷、文学艺术样式、现代化传播媒介等，而得到广泛、丰富和形象的表现。此种形象之美往往不是“纯历史的”，但若与严肃的历史态度相结合，仍具有史学的价值，是为史学走向社会的途径之一。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学就比较繁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论是能够引起学界关注的高雅之作，还是引起大众关注的通俗作品，多数离不开历史，尤其是电视剧，几乎成了古装的一统天下。看起来，似乎历史文学已经成了文学领域尤其是通俗文学领域中的霸主，但略一深究，就会发现，这种繁荣极为尴尬。认识不到这种尴尬，就很有可能把弱智当天才，把无知当聪慧，断送历史文学的“大好前程”。作者认为，历史文学的社会需求仍处于不断上升态势，但历史文学的创作却每下愈况，如此下去，只会使读者和观赏者倒尽胃口。

普布里乌斯•塔西佗（TacitusCornelius,约55 -120 )是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散文家和演说家。 关于他的生平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流传下来，仅能从他的巨著和他与朋友的书信中获知一二。他大概出生在山 南高卢或那滂高卢，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各国学者一致认为他出生于行省骑士等级的富裕家 庭，他的父亲曾任低级官职和军团参将。公元77年，他和罗马显贵、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从此 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一个行省的财务官、行政长_官。公元89年到93年期间，他离开罗马，可能去北方 一个行省做官，在这段时间，他游历了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一带，他对日耳曼人的知识了解大概就是这时得 到的。直到公元93年，他的岳父去世才返回罗马。此后，在多米提安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过着缄默的生活。 公元97年，塔西佗首次担任执政官，公元100年，他和小普林尼共同弹劾了阿非利加总督马利马斯•普利 斯库勒的勒索罪行。约在公元105年，他在罗马开始了他的历史名著一（历史》的写作。公元112至113年， 塔西佗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随后开始写作他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编年史》，他大概在公元120年左右去世。 塔西佗的其他著作还有：《演说家对话录》、《阿吉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他十分重视历史的道德垂训作用，在史学史上塔西佗是以“道德史家”著称的。他认为历史的最高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塔西佗站在罗马贵族共和派的立场上，赞美罗马帝国之前的共和制度，批判暴政，揭露和鞭挞暴君，批判专制制度。他的历史著作被后人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但在史学思想上，塔西佗仍主张史学家记事载言，须“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弃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故此，虽然塔西佗记事载言和评价历史不无偏颇，但他著作的大部分内容仍是客观的实录。塔西佗最早的作品是写于公元81年的《演说家对话录》。

在这部著作里，他着重探讨了西塞罗之后罗马讲演术衰落的原因。他认为：共和国时代的生活丰富多彩、政治变更激烈，因而争辩演讲之风盛行。而帝国时代，天下定为一尊，生活安逸平稳，演说术无用武之地。因此，社会生活的变更导致了演讲术的衰落。公元98年，他又写了两部作品，一部是《阿古利可拉传》，是给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写的一部传记。他岳父是罗马征服不列颠的将领之一，该书叙述了其岳父的生平，同时记述了早期不列颠的历史。另一部是《日尔曼尼亚志》记述了日尔曼部落的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记载古代日尔曼人的文献。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塔西陀效应是诚信体系故障，社会秩序混乱的体现。该效应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陀效应是因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陀而得名。提出这种治史原则的前提，是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学家；

尤其是 古希腊史学家，已经成功地从具体的感性实践中抽象地概括出了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求真求实"的原则；也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即真实地记载历史的经验和过去的事实。

塔西佗是想通过对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揭露和批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希望人们从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恶、择善而从。

从塔西佗的经历来看，他实际上是个专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应该对前朝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对前朝的统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然而，在政治倾向上，塔西佗却是留恋共和制、反对帝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历代帝王的腐败与残暴，亲身经历了在专制统治下人格被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痛苦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塔西陀效应

=重视历史的教育垂训功能=
但是他与李维一样，并没有强调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用(即为治国方略提供借鉴)，而主要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著作的立意应当有所褒贬、以此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确地写道：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讲究历史学对于后世的垂训教育意义，注重历史的经世致用，这是古今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延续不断的传统。在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的历史长河中，塔西佗的著作和思想是汇成这条大河的重要支流，尤其他以道德家的尺度来衡量历史的做法，对后来的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塔西佗是想通过对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揭露和批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希望人
们从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恶、择善而从。
从塔西佗的经历来看，他实际上是个专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应该对前朝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对前朝的统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然而，在政治倾向上，塔西佗却是留恋共和制、反对帝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历代帝王的腐败与残暴，亲身经历了在专制统治下人格被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痛苦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罗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们忠勇爱国、崇尚道义，罗马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到了帝制时期，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因此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逐渐亡丧、世风日下。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立功勋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专制君主以及宫中一群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佞臣。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无情地揭露了专制政体的罪恶，谴责了专制君主的专断、昏庸和残暴，揭露了宫廷阴谋的卑鄙和无耻；也揭露了元老院的元老们在帝王面前摇尾乞怜、百般谄媚、极尽虚伪吹捧之能事、以求在专制统治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为；同时他还论述了帝制所导致的社会
风气衰败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塔西佗的著作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事情，即当代史。这也是由他的著史目的-发挥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所决定的。他认为：当代史是对照现实的一面最好的镜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行预见未来；同时，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往往还都记忆犹新，因而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便于更好地发挥史学启迪后人的功用。
=写作技巧高超 文字风格独特=
尤其在《历史》和《编年史》中，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含蓄凝炼、灵活多变的文风：词汇丰富而雅驯，文笔多变而不繁，语言精炼、结构紧凑，文约事丰、言简意远。有些短语和警句犹如格言，启人心智，被后人广泛传诵。
塔西佗很擅长塑造个性人物，他笔下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把帝国初期的几个君主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提比略的阴郁、克劳狄的懦弱、尼禄的荒诞、加尔巴的昏庸。塔西佗的这种描述效果，甚至打动了以文笔优美而著称的近代英国史学家麦考莱，他的评价是：“在刻画人物性格这方面，塔西佗是古今无所匹敌的”。
另外，塔西佗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形象时，还特别注重对历
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动机进行猜测和描写。他在记述了必要的事实之后，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做种种心理分析。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去抽象地揭示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主要原因，而比较热衷于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并对其进行细致的描写。
在塔西佗的时代，由修昔底德所开创的、在历史著作中穿插大段演说辞的做法，已经成为希腊罗马史学的传统，演说辞已经成为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的长篇演说辞。它们既是一篇篇的艺术作品，又与整体叙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演说人(往往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塔西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
=反对暴君统治 怀念共和制度=
他的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怀念共和制度的人对专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愤怒情绪。这种著述动机和著述内容，使得塔西佗在著述过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个人爱憎。《历史》和《编年史》这2部历史著作，就是在这种憎爱分明的对比之中展开的：书中既充满了作者对战争、内讧、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恶习的厌恶，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忠诚、友爱、坚贞、勇敢等崇高道德规范的赞扬。
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们
的腐败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专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称作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著作倍受推崇。
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谓去除爱憎之情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这种感情洋溢的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塔西佗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纯粹客观的理念相比，他对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憎恶始终占据着上风。这是因为：他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压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他难以超脱情感的驱动、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了人的情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实践上的难度。即使历史学家本身有绝对真诚的客观中立的主观愿望，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总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扰，甚至沦为情感的奴隶。人，毕竟是理性与情感合二而一的动物，
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尽管如此，塔西佗提出来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从塔西佗的传世作品来看，其中虽然有关于日耳曼人、不列颠人、犹太人、埃及人等的记载，但是总的说来，他不像希罗多德和波里比厄那样具有广阔的视野、具有“世界”的概念。他记述的中心是战争、叛乱、政变、淫荡等等。
另外，塔西佗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容和动力。在他看来，个人的因素始终主宰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者的开明与否、军队的强大与否，始终决定着帝国的局势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