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和《史记正义》，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后，流放4000余叛党于蜀地。是年，蜀地气候异常，虽已是初夏时节，却突然天寒地冻，“民有死者”。原因是，“以秦法酷极，则天应之”。

《新书·过秦论》：“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恨而海内叛矣。”

一、“庐山真面目”

秦自商鞅以后，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但秦法的极端残暴和酷烈，又导致秦王朝“奸邪并生，赭衣（指囚徒。赭，音者，赤褐色。古代囚徒穿红衣，因此称罪人为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囹圄，音玲雨，牢狱。此句意谓牢狱里挤满了犯人，就像闹市一样），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因此，后世的统治者都耻于与“暴秦”为伍，而史家对秦的法律也讳莫如深。

长期以来，人们对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秦的法律，知之甚少。在存世的历史文献中，只留下极其零散的一些史料。

然而，秦法的“真面目”，由于现代的一项考古发现，得以显露出来。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一批秦的竹简，总计1155支（另有残简80片），其中大部分是秦律条文和法律文书。它们是曾做过秦的地方司法官的墓主人生前抄录下来的，记载了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全国前后（公元前359-前217年）100多年间秦的部分法律条文，其中主要是战国末期的律书，总约4万余字。

云梦出土的法律条文，虽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系统的秦律，如实反映了秦律的一些重要内容。从云梦秦简看，统一之前的秦国法制已具规模。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将秦国原有的法律推行于全国，并以此作为制定统一秦律的基础，所以，它们又可看作是秦王朝通用的法律。云梦秦简为研究秦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二、秦的几种法律形式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秦的法律形式有如下几种：

1.法律条文

秦国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编订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见《唐律疏议·序》）。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早已突破商鞅“六律”的格局，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十余种，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

见于云梦竹简的秦律有：

《田律》这是有关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税的法律规定；

《厩苑律》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

《金布律》关于货币财物的管理的；

《关市律》关于关市（掌管关口集市的官吏）职务的；

《仓律》有关粮草仓库管理的；

《工律》有关官营手工业管理的；

《工人程》有关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的；

《均工》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

《徭律》关于徭役的；

《司空律》有关司空（掌管土地、水利和工程建设的官员。秦因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司空也兼管刑徒）职务的；

《军爵律》有关军功爵秩的；

《置吏律》关于官吏任命的；

《除吏律》关于免除官吏职务的；

《效律》关于检验官府物质财产的；

《传食律》有关驿传饮食供给的；

《内史杂》有关内史职掌的；

《尉杂》关于廷尉职掌的；

《行书》关于传送文书的；

《属邦》关于属邦（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职掌的；

《游士律》关于游说者的；

《除弟子律》关于任用弟子的；

《中劳律》关于从军劳绩的；

《藏律》关于府库收藏的；

《公车司马猎律》有关朝廷卫队田猎的；

《牛羊课》关于牛羊畜养管理的；

《傅律》有关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的；

《屯表律》有关边防管理的；

《捕盗律》关于逮捕盗贼的；

《戍律》关于征发边防戍卒的；

《齎律》关于财物管理的（齎，音赍，财物，通“资”）；

另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2.命、令、制、诏

这是以君主名义临时发布的命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它们一般又统称为“令”或“诏令”。见于云梦秦简的有“田令”等，见于历史文献的有“焚书令”等。君主的命令与其他法律条文并列使用，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秦简《语书》有“修法律令”、“今法律令已布”、“今法律令已具”等记载。这种以君主命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制度，反映了专制君主掌握着最高立法权。

3.对律文的解释

即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关于犯罪、刑罚、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制度的规定和说明。

秦国在商鞅时就在朝廷和地方郡县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员，他们有责任教导人们知法、守法。百姓和其他官吏有权向他们询问法令，而他们必须给以明确回答，同时，还要将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块1.6尺长的“符”上。符的左片给予询法者，右片封藏。如果主管官吏不肯回答，一旦询问者犯罪，并且所犯之罪正是所询问的，就要追究主管官吏的刑事责任。云梦秦简中发现的《法律答问》，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法律文书。它们是律文的重要补充，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法律形式，便于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

4.关于审理案件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

这是由朝廷统一发布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就属此类形式。《封诊式》除了规定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以外，还规定了各种案件的现场勘验、法医检验和查封犯人产业、看守犯人家属、翻供、审讯问罪等方面的程式，以及“爰书”（案件记录）的格式等等。

从以上4种形式可以看出，秦的法律虽还不如汉代有“科”、“比”、“例”（《汉书·刑法志》）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整齐、明确的法律形式，但已初步孕育了后两者的雏形。

三、繁多而残酷的刑罚方法

1.死刑

根据执行方法的不同，秦的死刑可主要分为如下几种：

枭首：即将犯人斩首后，将其首级悬于木竿之上以示众。

弃市：在闹市当众处死。

斩：分砍头和腰斩两种，以腰斩为多。秦的腰斩适用于“不告奸”（不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等罪。

车裂：以车拴头和四肢，向5个方向撕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有时是在罪犯已被处死后，再施以车裂之刑。

磔：又称为石乇（音托）。以分裂肢体的方法将犯人处死。

戮：有两种：一是先斩首而后用其尸体示众；二是活着刑辱示众，而后再杀死。

定杀：即将犯入投人水中淹死。

生埋：又称活埋或坑。是用活埋的方法将人处死。

绞：用绳子将犯人勒死。

除了以上9种处死方法以外，据说商鞅变法时还设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汉书·刑法志》）。所谓凿颠，可能是用钻凿头颅的方法将犯人杀死；抽胁，可能是用抽筋拔骨的方法将犯人杀死；镬（音霍，大锅）亨（通烹），可能是用大锅将犯人烹死。

2.肉刑

肉刑主要有黥（音晴）、劓（音艺）、刖（音月）、宫4种。这些都是从夏、商、周3代流传下来的酷刑，在推崇重刑主义的秦国和秦王朝，它们被广泛地使用。

黥刑：又叫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

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

刖刑：斩去犯人的左右脚，或左右趾。汉代桓宽《盐铁论·诸圣》提到：“秦时，断足盈车。”

宫刑：即将男子去掉生殖器，女子幽闭于宫中（一说，去掉女子内生殖器官）。《史记·秦始皇本纪》讲，秦朝受过宫刑的犯人有“70余万”。

以上肉刑常与徒刑等并用。如秦简中提到“黥为城旦”（受黥刑后，还要去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

3.笞刑

这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属于对轻微犯罪的一种常用刑罚。云梦秦简提到笞刑有多处，其中有“笞十”、“笞五十”、“笞人百”的规定。

4.徒刑

依照服刑时间的长短和所从事劳役的不同，秦设置了下列几种主要的徒刑：

城旦舂：城旦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主要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舂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被罚作舂米的劳役。城旦的刑期一般分为5年、4年两种。

鬼薪：适用于男犯人，是强迫他们进山采薪（柴），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刑期为3年。

白粲：这是强制女犯人择米（使之白粲）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的一种刑罚。刑期3年。

司寇：司同伺，司寇，即伺察寇盗。它是强制男犯人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同时防御外寇的进攻。至于女犯人，则负担与司寇相类似的劳役。刑期都为两年。

罚作复作：罚作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到边远地区戍边或劳作。复作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主要在官府服劳役。罚作复作的刑期是3个月至1年。

候：这是仅见于秦的一种徒刑。受刑人被罚去从事瞭望、防御的劳役。是轻于司寇的一种刑罚。

下吏：适用于犯罪的官吏。受刑者被罚作劳役。这也是一种仅见于秦的刑罚。

隶臣妾：这是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官奴婢的刑罚，男受刑人称隶臣，女受刑人称隶妾。隶臣妾实际上属于无期徒刑，但是隶臣妾可以通过一定形式得到赎免或赦免。此刑罚又叫收孥或籍家。

5.迁刑

这是将罪犯遣送到指定地区服劳役而不准随意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对一些没有犯罪但统治者认为有犯罪可能的人，也常采取这一措施，以作预防。

6.髡刑，耐刑

髡（音昆）刑，是剃光犯人的头发。耐刑，是剃去犯人的胡须和鬓毛。

7.罚金

这是一种经济制裁方法，由执法机关强制犯罪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或有价物，使犯人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8.赎刑

由犯人用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办法来赎免其被判处的刑罚。当然，有钱赎罪的主要是官僚和贵族。

9.连坐

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之人同受刑罚。

10.族刑

一人有罪，灭绝其宗族。族刑有时株连到父族、母族、妻族。

11.剥夺政治权利，或流放出境

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有夺爵、废、削籍几种。夺爵，即剥夺爵位。废，即废弃罪犯的官职。削籍，即将罪犯之名从簿籍上除去。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还有将犯人驱逐出秦国国境的刑法。

12.谇刑

此即申斥责骂罪犯的刑罚，广泛适用于犯有轻罪的官吏。

四、“缘法而治”的传统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当政者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形成了“缘法而治”（《商君书·君臣》）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包括国王在内，都不得随意更改，都必须遵法、守法。这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一次，秦昭王生病卧床。老百姓知道后，有的买了牛做牺牲，在家为昭王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大臣公孙述见百姓如此拥戴国君，就兴冲冲进宫向昭王禀报。

公孙述原以为昭王听到这消息后，会十分喜悦。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原来，秦国是战国时期少数几个使用牛耕的先进地区之一，秦国上下都对牛十分珍爱，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耕牛。比如《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昭王听说百姓竟然宰杀耕牛，就很不高兴，下令道：“凡宰牛为寡人祈祷的，一律罚缴铠甲二副。”昭王又解释说，“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却犯了法。寡人若因此而不顾法令，或更改法令，就会破坏法治的规则。法不立，是乱国、亡国之道。因而不如对每个宰牛的人都罚二副铠甲，以保障法的威信，并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臣民们听了这番话后，从此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都断了口粮。应侯范雎向昭王建议：开放国王宫内的五苑，让饥民人内拾蔬菜、橡果、黍栗充饥以度过灾荒。昭王不许，理由是不能因灾荒、饥饿而破坏法律。他说：“秦法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若开放五苑，让有功无功的人都入内得到果蔬以果腹，这就破坏了秦法。让饥民吃蔬菜、果实是小事，然而因此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原则破坏了，可是大事。所以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律的严肃。”

五、秦法与吏治

秦昭王时，荀子曾入秦考察。秦国吏治的清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桔，音苦，谓器物粗制滥造。此处用以比喻态度恶劣），古之吏也。”荀子以为秦吏具有古代良吏的遗风，这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

秦国良好的吏治与它推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51支竹简抄录了一篇《为吏之道》。这大概是一篇训诫官吏的教令，也有可能是供学习为吏的人使用的课本。从《为吏之道》可以看到秦法对吏治所起的积极作用。

《为吏之道》提出了一套秦国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絮（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载（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并将这些原则和要求具体概括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在以上对官吏的种种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严格执行、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度，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所谓“审悉”、“审当”，就是要合乎秦国的法律准绳。在秦简所载秦始皇二十年由南郡守腾发布的《语书》（即文告）中，曾明确宣布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所以秦的统治者十分强调官吏“依法”办事。

《为吏之道》又以严明赏罚作为“治吏”（管理、驾驭官吏）的重要方法。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就成为秦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慎于治吏，特别强调严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能全部做到“五善”，必须给予大的奖赏；而“五失”中仅有“犯上”一失，就要身及于死。从中反映了法家严刑厚赏的思想。

秦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秦国官吏进行考核、奖励、惩罚的规定，其范围极广泛。涉及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各部门的官吏。秦律还特别规定，各级官吏不仅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法律，而且每满一年要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刑律。已经废除的律令，不得继续执行，否则有罪。官吏对所辖地区的犯罪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处为“不廉”；处刑不当，为“失刑”；故意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或掩盖情节使犯人减轻惩处，为“纵囚”。无论“失刑”、“不直”或“纵囚”，均被视为“大罪”。

云梦秦简中的《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规定了选官的标准和途径，任官的程序，如何免官补缺，官吏的品级和待遇、职责和义务、考核和奖惩等，由此反映了秦的用人制度已高度法律化。

渗透在秦简中的这种对国家官员厉行法治的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曾经具有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的一面。

六、法治与君主专制

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七、专制之法与“无法”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和法治，不是万能的。

当秦的统治者用推行法治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当他们把严刑峻法用在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这时，诸侯割据称雄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严刑峻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此时，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突现了出来；尤其是原六国的人民，他们与秦统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秦始皇理应省刑罚，轻徭役，使人民大众有一个从事和平劳动和重建家园的环境，缓和社会矛盾。

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并力图用法这个工具，强制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驯顺地服从他的个人意志。由此。秦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失却了以往数任秦国国君克制私欲以“缘法而治”的作风，而将法变成纯粹的专制国君逞一人私欲的工具。他所颁定的法律，所有官吏和人民都必须严格遵行。可他自己，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并且有权修改、废除任何一项法律，有权以任何一项新法律代替旧法律，甚至有权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一怒之下置千万人于死地。

法家法治学说的固有缺陷，因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的所作所为而暴露无遗。比如：法家错误地认定国君是国家公利的代表，从而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国君，致使司法权也不能独立。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君。一旦放纵私欲，则法就从“治国的工具”变成为害天下的祸患。

正是鉴于法家倡导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之法，其法权的渊源在于王（皇）权，这就致使他们“睢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的美好理想，在专制制度下得不到必然的保证，所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就说：“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

八、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

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

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