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剑、金柄铁剑，到春秋战国时期越王的勾践剑、吴王的富财矛，再到汉代的白莲钢剑，明代的唐刀、永乐剑，甚至清代的宝腾腰剑。不同时期的冷兵器不仅反映了当时冶金技术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冷兵器文化艺术的特殊地位。工匠作坊手工锻造大马士革刀官方网站收集整理了中国历代名副其实的冷兵器。

商代晚期的青铜刀，约公元前14-11年，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西周晚期玉柄铁剑，1990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郭国国王郭集墓中出土。现在在河南省博物馆。整把剑有20厘米长。剑身由渗碳碳钢制成。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造炼铁产品。剑柄为玉制，中空，镶铜芯，连接剑身和剑柄。

这把金柄铁剑于1992年在陕西省宝鸡市沂门村二号墓出土。现藏于兵马俑博物馆。它全长35.2厘米，镶嵌着绿松石。

杨家山钢剑：

又称“铜檀钢剑”。春秋晚期，1976年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它长38.4厘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钢铁产品。

春秋晚期越王勾践的这把剑，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它长55.7厘米，长8.4厘米，重875克。正面镶嵌青釉，背面镶嵌绿松石图案。剑的头被翻出来滚成一个环状。里面有11个同心圆，间距只有0.2mm。全身采用黑色钻石黑色花纹。剑身上刻着“鸟之剑”的“鸟之剑”。镀富锡和涂锡以防腐蚀的工艺。（内容来源：大马士革剑匠坊官方网站）

越王打算用剑。历经2400多年，战国时期的文物至今保存完好。连剑柄上的丝质唐沟也保存完好。

在剑盒的两侧，都有刻有铭文的剑盒，上面刻有铭文：铭文是为了供皇帝使用。这把剑是越王勾践之子俞渝的剑。越王姓。它叫俞渝。剑身表面光滑，毛孔稀少。几千年前要达到这个铸造水平并不容易。刀头与同心圆相同，但略逊于越王勾践之剑。

越王之义是勾践的第四个曾孙。这把剑在2021年杭州秋季拍卖会上以1046.5万元的高价成功拍卖。它长49.5厘米，宽5厘米。在刀架和剑头的两侧，都装饰着30多个字，如“王的旨意，自从他用了金维岳”等字刻在箱子的两侧和剑头上。

战国宰相鲁布威格，青铜，秦王五年。

湖北省睢县雷谷墩一号墓出土战国时期的三把戈戟。：

湖北随州易侯爵墓出土战国时期玉环刀。

健期的长剑，长81-94.8厘米，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长剑。这也说明秦青铜冶炼工艺精湛。剑身为八面体，经过铬酸盐氧化防锈处理，比西方早了近2000年。

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银制品极为罕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诸侯国中都表现得最突出。在陕西省凤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秦墓中及始皇陵中，发现黄金制品百余件，既有花纹繁复、造型独特的装饰品，如龙首蟠龙、盘蛇、鸳鸯金带钩、金兽面、金方泡、玉环金铺首等；也有做工精细、精美绝伦的实用器，如错金虎符、错金银铜鼎、鎏金蒜头壶、金洗、金环首铜刀等。此外，秦国的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陕西省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发现有3件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

根据凤翔和宝鸡等地所发现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仍以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

秦朝由于年代短促，遗留的金银器不多，大多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两乘大型陪葬铜车马，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

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并将其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件，银制件983件。

一号铜车马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4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

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该铜车马共由3500多个零部件组成，总重约1040千克，其中金饰件3000余克，银饰件4000余克，车马通体饰有精美绝伦的彩绘。

该车伞杠上有圆管形错金银纹样两节，纹样环伞杠一周，上下两端各有一条宽0.35厘米的金银错粗环纹，及一条细线作为纹样的上下界。中间部分也有3组凸起的阳弦纹作为整个图案纹样分组的间隔条带。

由上向下数第一、三两组阳弦纹上的错金银纹样基本相同，中间凸起的部分都是以金银错的横“S”纹作为主题纹样，形成二方连续的环带纹。纹样与纹样之间也是以3条细金银错线相隔。

金银勒是控驭马的重要器具。一号铜车前所驾的4匹铜马的头上各戴一副。4副勒的形制、结构和编缀方法基本相同，大小相似。主要的连接点上缀有金质或银质的圆泡形节约，额部饰金当卢。

金当卢为马头的金饰件，勒套装于马头后，当卢则位于马额中央。长9.6厘米，最宽5厘米，厚0.4厘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金质，下层为铜托。两层大小、形状相同，连接一起。

正面的周边有突起的状似流云纹的阳线边饰，中部为两条左右相对组成的类似蝉纹的浅浮雕单独纹样，二者交合为一的两条蟠虬纹。

金当卢背面的铜托上铸有4个纽鼻，两两相对。纽界内贯穿纵横呈十字形铜条，此铜条与托板、纽鼻铸连一起，用以连接金银勒上的链条，起节约作用。

位于马口两侧的链条上连接着银表和铜衔，位于喉革部分的链条上悬挂着铜丝扭结成的璎珞。左骖马和右骖马的勒除连接着银铆、铜衔外，还有铜橛以及连接衔、橛的圆片形铜构件。

勒是套在马匹头部，用来控制马匹的核心部件。俗称马笼头，古代又名羁，亦称络头。《淮南子·原道训》：“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古代马勒多以革带制作。革带相交处，常见以底部带有钮鼻的铜环或铜泡连接，称为节约。

秦陵铜车中的马勒则是用金银子母节连接成的条带构成，条带的交叉处用底部有钮鼻、表面铸花纹的金泡和银泡连接并装饰。

络有衔者谓勒，铜车马之衔由两节两端有环的铜棒相连而成，中间的小环相互穿接，两端的大环用于贯镳。镳为银质，呈弧形扁棒状，每副勒上两根，与勒系连为一体，分别位于马嘴两侧。

镳的形状以弯月形居多，有的呈上尖下粗的牛角形，有的呈拉伸的S形。其质地有角、木、铜、银、玉、象牙等，铜镳占多数。

镳在实用功能之外，还以其质地和纹饰的不同表示尊卑，是马具中表示车主的身份的部件之一，很受人们重视。《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帝的乘舆“象镳镂钖”，王公、列侯的车“朱镳朱鹿”。

秦陵铜车中的8匹马皆银镳、金银勒，尽显高贵之气。

马勒套络于马匹头部，勒上系着辔绳，御者手握辔绳控驭马匹。御者根据需要做出不同的牵拉操作，辔绳另一端的衔、镳就会对马的口部施加不同的压迫，受过训练的马匹自然会遵从御者的指挥行动。

假如需要马匹停步或慢行，御者在发出口令后，只需同时牵拉双侧的辔绳，受到双侧辔绳共同作用的铜衔，就会向后勒挤马口。在铜衔的勒挤下，马匹便会做出扬头顿蹄的动作，随之停止或放慢脚步。

假如需要指挥马匹转向，御者在发出口令后，只需牵拉朝向一侧的那根辔绳，受其作用，马口中的铜衔便会被拉向该侧；此时，铜衔另一侧穿插的镳就开始发挥作用，既阻止铜衔抽脱马口，又逼迫马头向牵拉一侧转动。在辔绳、铜衔的带动和镳的迫使下，马匹必然按照御者的要求转向。

通过马勒在控制马匹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衔、镳的功能和用法，便清楚地展现了衔镳相连、随辔而动的场景，还可以生动地诠释“分道扬镳”这句成语的原始含义。两人分别，各自牵动马辔，勒上之镳随之扬起，车骑转头绝尘而去。

一号铜车的车舆呈横长方形，前面的左右两角成弧形钝角，后面的两角为直角。横宽74厘米，纵长48.5厘米。舆的四面装有軨。前有轼，后面为敞口车门。前侧车转上端与轼之间以弧面形的掩板相连，使舆的前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前軨的上部偏左装有银弩辄两个，承托着铜弩的弓背，弩臂置于轼和掩板上。形状和大小相同，长12.3厘米，辄的后部呈长方筒形，前部有一含口，含口的上唇短，末端向下微勾呈鸟状，下唇长而斜向上方弯曲，末端呈鸭首形向前平伸，整个下唇的形状犹如鸭举颈昂首。其上侧及左右两个侧面铸有浅浮雕状的流云纹。

辄的作用有二：一用以承弓，二用以张弩。

此外，秦俑坑的5个探方内也发现有金节约、金泡等。陕西兴平发现的秦代错金银云纹犀尊也是那时的珍品，通高34.1厘米。造型雄奇浑厚，壮健有力。两眼前视，双角上竖。犀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为饰，云纹细如游丝，运线流利生动。表现了秦代工艺匠师的高度技艺。

除陕西省以外，在山东省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还发现了银器130余件，其中有一件公元前214年制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

鎏金刻花银盘高5.5厘米，口径37厘米，重1705克，直口，平折沿，折腹，地微内凹。口沿及内外腹壁錾刻3组龙凤纹，每组布局疏密适宜，采用二方连续的环状图案，龙凤纹为S形结构，宛如流动的几何图形。3组龙凤纹上下相互叠压交错，龙首张口回顾，凤首卷曲，颈饰凤羽。

盘内底中心錾刻3条盘龙纹。龙首张口，额顶有角，躯下有足，龙尾弯曲与另一条龙相衔接。构图于规整中寓变化，线条古朴、抽象，而又流畅、华美，呈现出自由奔放、活泼秀丽的神秘感。

器身内外装饰纹样采用满地装，龙飞凤舞，布满全身，显得繁缛华丽。银盘制作工艺精湛，錾刻娴熟精致，纹饰处全部鎏金，银色的质地，金色的纹饰，交相辉映。

盘口沿底面和外底刻有铭文47字。……外底所刻“御羞”，即“御馐”。御馐归属少府，管理帝王膳馐原料，也提供帝王美食，因此，这件银盘系专供帝王美食之用。

这一件银盘刻花鎏金，纹饰錾刻得极为精致，可以看出秦代艺人娴熟的技巧。而且，所呈现的花纹规整、细腻，有很强的韵律感，应该说是在当时已有相当水平的工匠和很像样的作坊了。

刘襄墓中还发现两件略小的银盘，饰波折纹、花叶纹和云龙纹等，纹饰上全部鎏金。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陪葬铜车马

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秦式玉器标本，春秋战国时代的仅限于秦国范围内墓葬、遗址中的出土品，秦代的则选取几件特征鲜明，基本上得到公认的秦人玉器，其它的不予涉及。

秦人早期活动于汧水、陇山之间。西周末叶，平王迫于诸戎的压力而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其后秦人经过艰苦的战斗，至穆公时创造了“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此间虽坚持不懈地向东发展，但终为晋、楚所阻[2]。所以春秋时代秦人的活动重心在关中西部，玉器发现也集中在宝鸡、陇县及凤翔雍城一带。重要发现有以下几批[3]：

1．1986年11月，陇县边家在5号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配享5鼎4簋，是春秋早期秦国大夫级贵族的墓葬。玉石器计有玉泡2，玉圭11，石圭4，石管2，石璧1，石条形饰5，石贝290件。串饰两组，一串在颈部，由玉玦2件、玉牌7件、玉鱼1件、玛瑙珠80粒和若干绿松石组成。另一串置于胸前，由70粒玛瑙珠组成。

2．1974年户县宋村3号墓。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墓内殉人及附葬坑，随葬5鼎4簋，也是大夫级的贵族。属于墓主人的玉器有玉圭1，玉戈1，玉管1，玉牌2，头部发现饰一串，由一个穿圆孔的方玉片，三个鳞形玉牌，九枚绿松石管及74颗鸡血色石珠组成。墓中有殉人4，其中3号殉人口合玉玦2；1号殉人口含石玦1；2、4号殉人各合玉、蚌琀1。

3．1963年10月，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1，玉玦4，玉凿2，玉鱼3，玉玦两块合在口中，两块置于耳部。

4．1976年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M27出玉璧2，玉玦1，石璧1。BM102的殉人随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5．1959—1960年宝鸡福临堡东北地发掘10座秦墓，时代属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鱼、玉蚕、石玦等。石玦皆置于耳部，石圭各墓数量不等，少者2件多者27件。1号墓出有串饰一组，置于胸前。

6．1981—1984年，凤翔雍城中部偏东马家庄秦秋中晚期宗庙遗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计有玉壁81件，玉玦21件，石圭34件，煤精环2件，玉璜21件，大多器形较小，制作粗糙。

7．1973看到至1974年在凤翔姚家岗发掘的春秋秦国凌阴遗址中，出土玉壁、玉玦、玉圭多件。

8．1976—1986年发掘的凤翔南指挥乡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国君主秦景公，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各类随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鱼、透雕蟠螭纹玉佩、煤精玉饰、青石马头等。

9．1977年，凤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2件，蓝色玉璧一件，玉襟钩1件，串饰11件，时代属春秋晚期。

10．1992年，宝鸡益门秦墓，其中2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随葬品丰厚，尤以金柄铁剑最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计有壁10件，环7件，璜24件，虎形佩1件，长方形佩9件，突齿长方形佩4件，璋形佩6件、觿13件，竹节形饰3件，斧形饰1件，鸭首形饰1件，带钩1件，亚字形饰49件，另有玛瑙饰1件，绿松石串饰1，料串饰2[4]。

11．1972—1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几批玉器，共计4件，有玉璧、踪、觿、璜等，花纹均为阴刻的勾连纹或云雷纹。从艺术风格判断，其制作年代当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的典范之作。战国时代秦人玉器发现极少，这与战国秦墓发掘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

1．1954—1957年在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其中只有五座墓出土小件玉石器，有石壁、石环、玉珠、玉饰等。2．长安县韦曲南战国墓，出玉带环饰器，为仿青铜节约的形制[5]。3．西安吴家坟出土玉夔龙佩，身体作S形[6]。4．1978年户县战国墓，出土夔龙佩2件，形制、尺寸实全相同[7]。5．1978年秋，户县战国墓出土小玉件一组，计有玉鱼2件，玉昆虫1件、玉蝉1件、玉蚕若干，玉勒5件。另有串饰1，由429粒玛瑙、绿松石管、珠组成[8]。6．1998年淳化县胡家庙乡出土战国时代铜釜1件，中有串饰一组，由若干粒玛瑙、白石管珠与一片海贝组成[9]。秦代享国日短，出土的秦代玉器数量有限，主要出土于陕西、湖南、河北、河南等省秦墓中，其中秦文化风格鲜明的只有两组：

1．1971年西安北部联志村秦代窖藏，出土玉人、圭、璋、璧、璜、觿、虎等85件，均为碧玉，大部分素面，少数有粗糙的阴刻线花纹。2．1975年山东烟台芝罘岛阳主庙遗址出土两组玉器、每组都为：圭1、壁1、觿2。研究者认为这些玉器当是秦始皇东游海上登芝罘祀阳主神时所瘗埋的，为秦式玉器无疑。从出土情况看，春秋时代秦国玉器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与关东诸国玉器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共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玉器主要出自墓葬和祭祀遗址中，其主要用途为佩带、敛尸、祭祀天地诸神。秦在继承西周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关东诸国相近的玉文化观念。2．玉器主要出土地点都靠近大的都邑，如秦国的雍城、陈仓、东周洛阳王城、郑国新郑故城、晋国的新田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是王侯贵族进行礼聘、祭祀、盟誓等政治活动的中心，他们的墓葬亦多在城市附近；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起使官、私手工业形成规模，产品数量、质量大幅提高，经济交流也多在城市进行。这显示出春秋时代的秦人虽仍与戎狄共处，但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努力吸收，已经有了与关东相当的城市文化，所以由余才会有“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的感叹。3．玉器的使用比较普遍，不仅较大型的贵族墓中有玉，而且小型墓的墓主和大型墓中身份较低的殉葬奴婢也都有玉随葬品，虽然在玉器的质量和数量上有差别，但反映出秦人与关东人都有较广泛的佩玉人群，爱玉佩玉的华夏文化对秦国的普通人也有较深的影响。

当然，秦与关东诸国就春秋玉器的发现来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1．秦高等级墓葬发现太少，至今可与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M1052，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墓M251这类随葬丰厚的大墓相比的春秋秦墓仅益门二号墓一例而已，这使得二者玉器的对比显得不够对等，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来反映春秋秦玉的全貌。

2．没有发现象洛阳中州路、浙川下寺上村岭这样规模较大、沿用时间较长的春秋秦贵族墓地，所以其玉器的器型、组合、随葬方式等的发展脉络不如中原地区那样容易理清。

3．玉敛葬的形式较关东诸国简单，一般的都是口中有玦，耳部置玦，高级别的则有颈部和胸部两副串饰，并在脚箱内埋圭、戈之类，没有发现玉质瞑目和脚部的葬玉，手中有囗（王屋）仅见于1977年凤翔高庄M1一号殉人这一例。可以说，秦人殉葬玉的形式与生前佩带玉的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专为丧葬的目的而制作的玉器类型较少，反映了“事死如生”这一朴素的丧葬观念。而且秦人平常佩带的玉饰也较为简单。

关东诸国殉葬玉器的方式就显得较为复杂。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死者面部多有玉片组成的瞑目，耳有玦、颈有串饰、腹部有佩饰、手中有琀，还要在头顶置壁、脚部放玉片，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石质明器。虢国墓地所见者则更为复杂，仅串饰在一墓中就有很多，不同质地，不同串法，分别置于棺盖上，棺椁之间，死者的颈部、耳部、头部、腕部、胸部、腹部和腿部。最完备的例子是该墓地的M1820，其中玉石器的放置情况：外椁盏放石戈、石壁，内外柳间放一组串饰，棺盖上有串饰若干组，耳部有玦、口中玦17件，颈部串饰一组，胸部至腹中悬佩一组更为复杂的串饰，腹部再放置一组串饰，两手各有一圆柱形囗（王屋）。如此复杂的玉敛葬式所反映出来的是繁琐的礼仪、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以礼为本的政治思想。秦与关东的简、繁之别显示出春秋时代秦人尽管在努力华化，但很多学的是表面的东西，象严格的宗法制度、以礼为本的统治方略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融汇到他们的文化中，而是保留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质朴的“戎化”的一面，这为后来秦国置郡县、兴刑名、行霸道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也是战国时期秦玉衰落的根本原因。

4．祭祀瘗埋的玉器较多，如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和祭祀坑中所出璧、璜、圭、玦等器，姚家岗凌阴遗扯中的璧、玦圭等，这些玉器制作较粗，埋于建筑物地面下或祭祀坑中，是明显的祭器。这么大量的祭祀用玉在关东诸国没有发现，可与之相比的是晋故都新田附近秦村的春秋晚期盟誓坎中的玉盟书等器，但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大量的祭祀用玉是秦人多神崇拜的反映，这将在后文论述。

战国秦的玉器友现量小，工艺精美的更不多见，无法与关东诸国的战国玉器相比。就有限的发现来说，能反映以下几个问题：

1．比之春秋时代，秦国墓中葬玉大为减少。1954－1957年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出玉器的仅5座。朝邑发掘战国秦墓676座，不见玉器出上。可见佩玉人群大不如春秋时代，与关东诸国佩玉的普及方向相反。

2．既使有玉随葬的墓，玉器也数量少，体量小，品种单一，工艺粗陋，显示出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与关东战国时代蓬勃发展的玉器艺术形成鲜明对照。

3．战国时代秦国玉器的随葬方式和艺术风格都没有自身的特色，这反映出秦与关东交流的频繁，也反映出当时秦人对玉器艺术较少着意。

春秋战国秦人玉器虽然发现量还比较有限，时代环节也不够完整，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有的。秦人以戎狄之族，春秋初在继承周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华夏以玉器为物质表现的礼仪文化，在玉器艺术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一定成就。至战国时法家刑名之说占据统治地位，以宗法为载体，以仁为口号的礼仪文化遭到排斥，玉器亦随之衰落。统一之后的十五年中，秦人在玉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从前文所述的两批秦代玉器看，比春秋秦玉没有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