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领导发掘过殷墟，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地的问题，做过这么一番表述：

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民族及文化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1921年，在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史前遗址，1956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通过考古挖掘，专家们震惊了，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史前遗址，而是展现了先民有先进的生产力和灿烂的文明。

在后续的考古研究中，专家在周边陆续发现了近千处遗址。总得来说，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

与后来的遗址相比，这一系列遗址几乎只缺少“文字”，具有比较成熟的文明特征。尤其在辽宁的牛河梁遗址中，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发现，证明5000年前这里确实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而且，在牛河梁遗址中，考古专家更是发现了“疑似女娲补天的场所”。众所周知，女娲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关键人物，但女娲却可能不在中原地区，而在生活在辽河。

之所以说女娲可能在辽河流域，主要是因为在牛河梁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三个证据：抟（tuán）黄土做人，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ao）足以立四极。

（1）在一件陶土制成的女神像内（面部见下图），专家发现了肢骨（多数已成灰渣），非常类似抟黄土做人的传说。

（2）一座16米高的中心土丘上，摆放着1500个炼铜坩埚，显然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祭祀，符合“炼五色石以补天”的细节。

（3）更直接的证据是，在这座16米高的中心土丘四周，专家还挖掘出三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这也符合“断鼇（ao）足以立四极”的传说。

《史记·三皇本纪》中记载，女娲补天主要做了三件事，“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显然，就女娲补天传说而言，除了第三点之外，牛河梁遗址已经证明了两点。

1982年，在洪山文化范围的辽宁阜新地区，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一座史前遗址，后被命名为“查海遗址”。通过挖掘考古，这座遗址有了两个关键总结，即“中华第一村”、“中华第一龙”。

通过考古确认，查海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部落遗址，距今已有7600年，加树轮校正超过8000年，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这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

考古专家苏秉琦：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中国文明起源，北方先迈了一步，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

而且，在查海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条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龙：石头堆塑的一条龙，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显然，在颠覆“黄帝合符造龙”历史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因为龙代表了中华民族。

从以上证据来看，难道中华文明真的起源于辽河？其实也未必，因为不少考古发现，虽然不像红山文化这样成体系，但时间却更久远，比如黄河流域的河南贾湖遗址（红山文化的概念包含一系列遗址），距今就有9000余年。

所以，如今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就是“多元一体”。当然，如果从较为成熟的文明起源来看，学术界通常认为：

“中华文明”有“三大起源”——分别是5800年前的红山西辽河文化、5300年前的长江良渚文化、3800年前的黄河二里头文化。

当然，这只是就目前考古发现做出的判断，或许还有很多惊人的事实没有出土罢了。

其实，中华文明的探源还远没有结束，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在红山、龙山、仰韶、大溪、良渚这五个文化区系中，差异只在于平民使用的陶器上，但在上层贵族使用的玉器上，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玉琮这一重要的礼器上，从北到南都有发现。

原始社会，相隔千山万水，交通和通讯极为不便，为何在玉琮上却神秘的高度一致？显然，中华文明还有更早的源头等待发现。

所谓文明遗址，说白了，就是一种文明存在的证据

它可以向我们提供古代这个时期的文化、政治、制度、文字等信息，比如安阳殷墟，我们从知道了殷墟也就是商吵得都城规模、布局等信息，并且从中发现最典型的甲骨文，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而甲骨文上的记载，则告诉我们那个时期祭祀、巫术盛行、所发生的战争等

证明文明的推进，如山顶洞人、大汶口文化等让中国人的历史起源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