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历史对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些人类古文明，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而中华文明却一直绵延，且生命力一直顽强旺盛。为何产生这样的情况，是个极为宏大且复杂的研究课题，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一定绕不开我们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和传承，特别是我们对待历史的理念和从中绵亘而来的民族精神。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和历史悠久的民族都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然如中华民族这般传承的民族确实有着非常鲜明的独一性。单从治史角度讲，我们的二十四史和这个庞大系统之外的其他史学典籍，确实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就我们自身来讲，开蒙之时除了基本的小学，一般也必带着历史方面的孕养。《史记》和《通鉴》千百年来一直被我们民族并称为中华史书的“双璧”，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著史和治史的最高水平，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家二司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在中国的史学殿堂里是有鲜明的身份区分的，《通鉴》一般就是指《资治通鉴》，就像“太史公”就是指司马迁一样。而我们对《通鉴》的不熟悉，从对《通鉴》里那句“臣光曰”的相对陌生便可略窥一斑。北宋大学问家司马光领着当时中国最牛的几位史家才俊，足足花了十九年时间编成了一部鸿篇巨制——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其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一直到《后周纪》五卷，可谓蔚为大观。

但我们的疑问依然存在。在著述史书的传统一直流传的中国，《通鉴》所涵盖的历史自有单独的史书记录，比如写汉代的有《汉书》《后汉书》等，那么《通鉴》存在的意义何在？若将眼光放远至整个中国史书的架构，便又有了新的问题。“二十四史”几乎一直都是我们对中国史书的代称，但事实上，这是我们对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且这些史书均以纪传体编撰。没错，以《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中，是没有《资治通鉴》的。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反证”，若按不太严谨的说法便是，《资治通鉴》凭一己之力便取得了与“二十四史”分庭抗礼的位置，足见此书的非同凡响。

那下一个问题自然便是为何《资治通鉴》会有这样的成就？进而牵扯出这部浩繁巨著到底和对面阵容强大的“二十四史”有哪些不同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环环相扣的问题和对答案的找寻也是读史最大的趣味之一，而这也是《资治通鉴熊逸版》最大的行文特点。熊逸以250个问题为抓手，在此丛书第一辑中将通鉴《周纪》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析，诸如“全书开头为什么像打哑谜”“魏文侯有哪些过人之处”“田文是如何说服父亲田婴的”等等，文字写的别开生面，但风格却并不过分跳脱，还是熊逸一如既往的文风。

平心而论，我对这套书的感觉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熊逸这位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作家，遥想十几年前的天涯煮酒，当年明月自然冠绝，但熊逸此君亦领风骚。抛开对熊逸这些年一直低调掩藏身份的各种说法，单纯从文章角度来说，熊逸是互联网时代很难得的写作者。他一直走的是“注经”类的写作路径，所以他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书，除了《八戒说禅》的跳脱之外，几乎所有作品都很持重，尤以《周易江湖》和《春秋大义•隐公元年》为最。

另一方面，就像熊逸在《资治通鉴熊逸版》前言中所述，他幼时机缘之下得以读到通鉴，从此喜欢上了各类史书。我自己也有类似经历，故而当看到《资治通鉴熊逸版》的书名时，内心深处便觉得很不舒服。《资治通鉴》如此神作，又何来“某某版”？按照这样的逻辑，难道先哲的著作只能算是《资治通鉴司马光版》么？若非这么多年一直有读熊逸的文章，不然确实会因为这样的小节而错过这整套书，非常建议在后续书目的出版中对书名稍作调整，比如《资治通鉴熊逸解读版》云云。

之所以对熊逸的新作有这样的看法，也许是因为他在很多地方说出了让我内心极为共振的话，有点儿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感觉。那共振并非是形式上的语言，而是一种对通鉴更深的感悟。当我看到熊逸在拆解通鉴，内心实在有些小赌的意思，我就在心里赌他是否会朝着那个方向行进，如果是，便真有些志同道合了，若不是，实在也就不值一读了。这个方向，便是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通鉴和司马光到底要说什么？他们费了那么大力气写下如此浩大的巨著，到底是为了什么？继而从这个方向出发寻找到读《通鉴》应有的方法论，进而韦编三绝，反复品咂。

市面上解读《资治通鉴》的书不少，最简单直接的鉴别方法便是“这个方向”。若其作者上来便将《通鉴》当成什么“职场教科书”，进行所谓“干货解读”，趁早还是舍弃为妙，因为这属于上路便末路的文章，不看也罢。真正路子正的读法就是看其开篇如何为读者解读“三家分晋”的问题，这个问题解读的水平如何，基本上就决定了后面整本书的水准了。熊逸解读的路子是很正的，就是抓住《通鉴》到底装载着什么样的内在价值观这个核心来说清说透。

若再说具体一些，便是熊逸开篇导语的那一节了，即“《资治通鉴》为什么从这个年份开始”。“三家分晋”是一件持续了至少50年的历史事件，大致从公元前453年赵、魏、韩联盟打败智伯开始，至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赵、魏、韩为诸侯止。而《通鉴》的开始年份则选择了前403年为全书开篇，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熊逸已经说出了两重非常深的意思，一为《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名正则稳。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这么一个“名不正”的小事件作为开端，将这个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历史当中最大的教训。

熊逸说的另一重意思是，《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份，透露了这部由政治家操刀的史书，意图在于“资治”。至此，熊逸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自己对《通鉴》解读的开篇，后续他还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即认为《通鉴》的价值体系已然明晰，即儒家正统为体系内核。更可贵的是，熊逸还指出了司马光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国家要求稳定”，这跟早他一千多年的另一位司马氏——汉代的史官司马迁，有很大差别。令人遗憾的是，鉴于这套书本身的内容要求，熊逸不可能对这个方向进行深入具体的解读，全书仅流露出一次这方面的意味。

但从这些年的阅读经验看，个人认为，读《通鉴》是一定要配合着《史记》一起比对的。这便涉及到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史记》之外还需要一部《通鉴》？从读史学史角度讲，这两部经典在我们普通受众中的传承是略有不同的。相比较而言，我们更熟悉《史记》。这部著作就仿佛我们幼时的邻家大哥哥，是爹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光辉事迹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他的一切都耳熟能详，一句“太史公曰”蕴含着多少相处的回忆和往事。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有这样一位邻家大哥足矣。然而《通鉴》的出现就像是电视剧里常有的桥段：《史记》这般亲切的邻家大哥之外，肯定得有一个隔壁“高档社区”的公子，举手投足贵气十足，明明可以躺出身，却偏偏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没见过他的真颜，江湖却到处是他的传说。

说白了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似乎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更近一些，而司马光的目标读者却不是我们，至少他的主要假想读者首先是皇帝，他是要通过对中国1362年历史的解读完成一部“帝王心术”的顶流教科书。司马光在进书时说的很清楚，祈望神宗皇帝“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继而做个好皇帝，然后“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也就是说《通鉴》既为当时帝王而作，也为后代帝王而备。后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定御名为《资治通鉴》。

概括而言，熊逸点明的《资治通鉴》的文眼是很准的——“稳”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着力点，因为这是治国第一要务，没有稳定，一切都如空中楼阁，说没就没。虽然早生一千多年，显然司马迁在历史观方面是更加天马行空的。若按史观分类，司马迁所持的是标准的异端史观（笔者注：此异端无贬义），而司马光所持的是儒家正统史观（笔者注：此正统为中性词）。所以，司马迁抨击“天道”及正统的道德规范和所谓“仁义”，肯定“利”、“欲”，对人们所不齿的游侠敢于肯定，为他们作传，感慨其“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而司马光司沿用的是班固、荀悦之说，认为游侠“背公死党”、废 “守职奉上之义”，是“德之贼”、“乱之所生也”。

奥威尔说：“几乎所有写作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这话很有几分道理。如果我们通读《史记》和《资治通鉴》便能更多地察觉这种差异。“稳定”是司马光的治史底色，而“变革”则是司马迁的书写情怀。司马迁坚定地认为“变”才是历史的必然，他在《高祖本纪》中明确地说：“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太史公自序》里畅谈“《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因此，《史记》中记载了历史上许多波澜壮阔的变革，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李悝尽地力之教、汉初休养生息等等。

在这里，我们要尤其注意一点，而这一点也将决定着我们能否深刻地认识《资治通鉴》与《史记》之间的关系，乃至司马光和司马迁两位史学大家的思想。这便是，司马光并非一些人所说的“顽固保守派”，《资治通鉴》也不是一部反对“变革”的“保皇读物”。在这方面，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对熊逸下一部解读的期待：按照现在第一辑的程度，下一部熊逸将重点解读通鉴的重头戏《汉纪》。而在《汉纪》中，司马光将为“稳定”的价值观寻找恰当的方法论，即把历史分为王道和霸道两个阶段——“遵王道”才是治国的核心关窍。

在司马光看来，不管你是否“变革”，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便是“稳定”。而“稳定”的评判标准也只有一个，便是“国强民安”，这就是“王道”。正因此，司马光将一切与民争利的“变革”都判定为“有变道之实”。也就是说，司马光本身并不反对变革（笔者注：儒家正统理论体系里是有容纳变革的位置的），但他认为很多“变革”的味道杂了，最终成了改变 “王道”，不但儒家正统被冲击，更要命的是国家的根基——百姓“不安”了，所以必须舍此“霸道”，而让“先王之道复行于后世”，这便是司马光对于“治道”的总纲。这也是我最喜欢《资治通鉴•汉纪》那段话的原因：“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

所以，你看“三家分晋”的《史记》视角和《通鉴》视角是全然不同的，就像不同的顶级大导演翻拍了同一部经典。司马迁对“三家分晋”的主要描述是在《史记•赵世家》中完成的，也就是以“变革者”为视角叙述，给人的感觉就是变革是必然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三家分晋”的核心人物赵鞅，其先祖也是名门望族，历史上对晋国有过大功绩，身份认定上没什么问题，司马迁甚至连着用了两个神话故事，以“帝”托梦为名为赵家将来成为诸侯提供“王权神授”的依据。司马迁的意思很明显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世界哪儿有那么多规矩，干就完了。

而司马光就是另一个视角了。《资治通鉴》重点着墨于智果对智瑶（笔者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智伯）的人物风评。这位智伯堪称“完美”，《通鉴》说他“美鬓长大”（颜值高）、“射御足力则贤”（武力值好）、“巧文惠辩”（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技艺毕给则贤”（才艺出众）、“强毅果敢”（有硬汉作风）。但司马光最终总结了智伯的一个致命短板，这个弱点掩盖了他所有的优点并导致了他整个家族的灭亡，这就是“不仁”。你即便再拉风、再顶流、再强大，但你搞什么选妃、玩儿什么神社、割什么韭菜，最后也终将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因为司马光在近千年前已经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德才兼备者为圣人、德胜才者为君子、德才皆无则为愚人、才胜德者为小人。而小人是对“国”、对“家”、对“民”最危险的一类人，是“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民之恶贼”。

由此看来，《史记》与《通鉴》绝不矛盾。中华民族史家的“双璧”其实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两面，仿佛我们的太极，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组合。《史记》是更偏重感性的，汪洋恣意、大开大合，司马迁要让后世子孙解开枷锁、一飞冲天。《通鉴》是更偏重理性的，老成持重、底线清明，司马光虽是写给皇帝，但亦是期盼我族人千秋万代都能坚守良知、王道而行。司马光告诫我们：你若不好好干，最终就是“三家分晋”的凄惨下场。司马迁鼓舞我们：你若好好干，最终就是“三家分晋”的不世之功。“二司马”其实殊途同归：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诸侯、无论你是将领还是百姓，都一定要守护良知、积极奋起，去做更好的自己。

上世纪初，11岁的钱穆常听人说中国要灭亡了，就快如印度、波兰般被列强瓜分干净了，钱穆早慧，甚感忧虑。很巧的是，当时钱穆读到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写的文章《中国不亡论》，力主中国不会亡，这给少年钱穆极大的鼓舞。后来，为了证明“中国不亡”这句话，钱穆开始致力于国史研究，并且一研究就是数十年，他深切地希望通过研究过往的中华，多一些对未来中国的信心。无独有偶，在钱穆读到《中国不亡论》的那一年，一位大钱穆十四岁的青年正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一次课间看到了一部“日俄战争教育片”，为民族之苦难不争所深深刺激，从此决定弃医从文，这位青年便是后来的鲁迅先生。

面对历史，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道路。熊逸在书中有段话写的很有味道，他说《资治通鉴》成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有人直上天堂，有人直下地狱……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时光跨越千年，我们更应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深深懂得：单纯拿着《史记》，或有急行突坠之险；只是捧着《通鉴》，便有抱残守缺之虞。唯有左手《史记》，右手《通鉴》，你我不管是叱咤风云的成功者，还是岁月静好的普通人，内心便从此有了坚定和执着，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千年传承的精神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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