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在朱由崧登基过程中站错了队。朱由崧当皇帝后史可法急于摆脱困境便上奏朝廷为在朱由崧登基立下定策之功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四为地方军阀。

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标志着明朝覆亡。此时的南京作为陪都，保留着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和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所以南方的官员，豪绅，守备太监以及拥兵自重的将领都希望在南京建立朝廷，以将明朝的大统延续下去，但是他们却在谁继任皇帝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本来最该继承皇位的是崇祯皇帝的几个儿子，但是此时他们下落不明，国又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按照封建伦序观念，最合适的继承人应该是福王朱由崧。福王在血统上离崇祯皇帝最近，在亲藩中年龄又最长，由他当皇帝最为顺理成章。当时的有识之士，地方的统兵大将以及部分官绅都希望福王继位。

他在启本中写到“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左良玉恢复楚疆，应照黄得功进侯。马士英合诸镇之功，爵赏似难异同。卢九德事同一体，听司礼监察叙。”

朱由崧召见史可法等大臣，商议后“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而史可法则封为督师，统管四人。

但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却不同意。早在万历年间，东林党人在立储的问题上与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坚决反对立郑贵妃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如果现在老福王的儿子朱由崧当了皇帝，难免会重翻旧案，将东林党人踢出权力中心。所以，东林党人奔走相告，要求立桂王为皇帝。

此时，拥有决策权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他被推向了风口浪尖。面对这一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最应该做的是当机立断，拥立福王朱由崧，以抢占定策之功，而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的协调各路军阀抗清。但是，他本人缺乏雄才大略，生性又优柔寡断。为了不得罪拥福，拥桂的两派，他跑去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认为福王骄奢淫逸，有“七不可立“，决议立桂王为皇帝。他之所以想到桂王，并不是桂王有多么优秀，而是立桂王既可以打消东林党人的疑虑，又可以讨好各路军阀，是一个完美的折衷方案。

如果把南明弘光政权的重要人物列个表格，最著名的人物大概就是钱谦益和史可法。

钱谦益虽然著名，但他是反面人物。在殉国之时，居然说“水太凉”，还不如一个女人（柳如是）有勇气，留下千载骂名。

史可法则完全不同，他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并在城破之时慷慨就义，可谓铮铮硬汉。史书对其评价颇高，后世读者也称之为“民族英雄”。

虽然史可法的形象好地位高，但只要我们细细翻阅史书就会发现，史可法的历史形象非常复杂，绝不像史书和后世纪念那样一边倒的赞扬。比如顾城先生的《南明史》，就对史可法大加批判。

史书说史可法是文天祥转世投胎，这种说法一听就知道是后世附会的说法，这只是人们用这种方式，对史可法表示敬意。

史可法第一次成为史书焦点，是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的时候，他身为总理侍郎卢象升的副手，协助卢象升剿灭因饥饿而造反的流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史可法依然在与流寇过招。后来居然还因为长期未立功而受到责罚，再加上他的岳父离世，于是史可法有一段时间处于离职状态。

回归朝廷之后，史可法调任南京兵部尚书，他发现军队许久没有进行训练，于是上奏八条改革意见，希望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史可法绝不是不知兵的人。在三年的战争过程中，就算是庸人也该磨炼出来了，更何况是史可法这样的进士及第，一等一的聪明人。

但是在南明弘光政权执政期间，史可法却并未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军事才能。

比如说阎应元，他防守江阴那么一个小地方，居然守了八十多天。史可法防守扬州这样的重镇，居然只守了五六天，就被大清攻破了城池。

看过我前几天文章的朋友应该对南明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就是一个由江北四镇捧起来的傀儡政权。史可法在没有根基的前提下，自然很难抵挡住大清的重兵围攻。

对于这一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江北四镇之一的高杰曾积极支持史可法的抗清行为，可惜高杰被暗杀，从而导致史可法手上无兵可用。

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在于，它高估了高杰对于局势的影响，更高估了高杰对自己部队的掌控力。

什么是成功的斩首行动？那就是杀死敌方首领之后，其部下树倒猢狲散；什么是失败的斩首行动？那就是杀死敌方首领之后，自己老老实实地给他陪葬。

比如说东汉末年，王允联合吕布诛杀了权臣董卓，结果呢？王允很快就给董卓陪葬了，吕布如果不是跑得快，也得给董卓陪葬。

比如说北魏末年，孝庄帝元子攸诛杀了权臣尔朱荣，结果呢？元子攸很快就给尔朱荣陪葬了，生前更是被折磨得如同乞丐一般。

以上两个事例，就是失败的斩首行动，就算成功击杀敌方首领，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再看看成功暗杀了高杰的许定国，他的这次行动，其实也要算是失败的斩首行动。因为在第二天，高杰的部下就率军攻了过来，只要许定国应对不到位，立刻就得给高杰陪葬。

可许定国似乎也没打算抵抗，这位爷转头就投靠了大清。高杰残部怎么办？没办法。

没过多久，高杰残部也投降了大清，并作为开路先锋，为大清屠杀不愿剃发的南方汉人。

受江北四镇扶持的南明弘光政权，注定要受到大清和南方实力派的夹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可法守不住扬州城，正是因为他无法改变这种客观事实。

当扬州城被攻破，大清开始屠城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南宋名将李彦仙。

李彦仙固守陕州，致使金国无法西进。当时的情形也很危急，潼关以东的地区只有陕州还在南宋手中，李彦仙甚至把家人全部弄到陕州城，誓与城池共存亡。

史可法因祖上的荣誉得以世袭锦衣卫百户。传说史可法的母亲梦见文天祥来到他的屋里而受孕怀胎。万历三十年（1602年），史可法生于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因为孝顺被乡里人所知。史可法早年以孝闻名于乡，师从左光斗 。
崇祯元年（1628年），史可法登进士第，出任西安府推官，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 崇祯八年（1635年），史可法迁升为右参议，负责镇守池州、太平两地。同年秋，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攻打农民军，史可法被改封副使，巡行安庆、池州等地，监江北军队。黄梅农民军攻掠宿松、潜山、太湖等地，史可法率军追击潜山天堂寨的农民军。
崇祯九年（1636年），滁州的农民军被祖宽击败后，逃往河南。十二月，农民军首领马守应联合罗汝才、李万庆从郧阳向东进犯，史可法转驻太湖，扼守要道。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农民军从安庆石牌的小路突围出去，驻扎在桐城。参将潘可大将其击败，农民军逃走途中又被庐、凤两地的军队阻拦，叛军被迫又逃回桐城，早桐城周围劫掠。史可法与潘可大率军围剿，叛军败走庐江，史可法与左良玉又在枫香驿将叛军击败。三月，潘可大与副将程龙在攻打宿松时阵亡，农民军分出同党摇天动，另外编为一营，合计八营共二十多万士兵，分别驻扎在桐城的练潭、石井、淘冲等地。总兵官牟文绶、刘良佐率军在挂车河将其击败。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夏，史可法因为长时间没有平定叛乱而获罪，朝廷令他戴罪立功。
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因为岳父的去世而离职。丧满后，史可法被用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朱大典总管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史可法弹劾罢免了三个督粮道，增设漕储道一人，大力疏通南河，使漕务大有整治。之后，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由于军队久不训练，没有战斗力，史可法上奏八条改革意见。 崇祯十七年（1644年），史可法听闻李自成进攻北京，率军进京勤王。军队抵达达浦口时，传来北京失陷、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的消息，史可法向北痛哭失声，以头撞柱，血流到脚上 。史可法为朱由检发丧，收到了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的文书：“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孙子，按辈份、排行应当立为君王，但是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史可法也认为如此。但凤阳总督马士英暗地与阮大铖商议，主张立福王朱由崧，并致书史可法称论伦理、论次序都应当拥立福王。史可法告诉他们朱由崧的七个缺点，但马士英联合了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发兵护送朱由崧到仪真，史可法只得迎接 。
朱由崧访孝陵、奉先殿，出外住在内守备府，群臣上朝拜见朱由崧，朱由崧想避开，史可法劝说：“不能回避，应当认真接受臣子的朝见。”朱由崧上朝后，开始讨论战守的问题。史可法说：“福王您应当身穿孝服，住于郊外，发兵北征，来向天下显示您一定要报国家之仇的道理。”朱由崧连声说是。第二天朝见之后，大臣们出来讨论朱由崧监国的事，张慎言说：“国虚无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说“：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边来了怎么办？”诚意伯刘孔昭说“：今天已经说定了，谁敢再有更改？”史可法说：“慢慢再说吧。”于是大家退出。第三天，朱由崧监国，朝廷推选内阁大臣，大家都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刘孔昭揎拳攘臂想入内阁大臣的行列，群臣用本朝没有勋臣入阁的先例阻止了他。刘孔昭愤愤地说：”就算我不能，马士英为什么不能入阁呢？”于是又一并推举马士英为内阁大臣，又讨论填补大臣的空缺，推选了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推选阮大铖，史可法说：“先帝亲自定他为违逆案犯，不要再说了。”过了两天，任命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马士英、高弘图是一起任用的，可法仍然掌管兵部的事务，马士英仍然督军镇守凤阳，于是和北京过去一样又制定了京军制度，侍卫部队和锦衣卫各军都列入军队进行操练，锦衣卫东西两司房，以及南北两都的抚司官，不再全部设立，以防止告密，安定人心。 马士英一天到晚想当首辅大臣。等到朝廷的命令发布后，他非常恼怒，就把史可法以前列举朱由崧不该立的七条理由进呈给朱由崧。然后带兵入见朱由崧，递上奏章就走了。史可法于是请求统帅军队，外出镇守淮安、扬州两地。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史可法入朝辞别，被加封为太子太保，改任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在这一天入朝值勤，讨论把江北划分为四镇，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海等地，驻军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统辖凤、寿等地，驻扎在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统辖滁、和等地，驻军庐州，经理光州、固始一路。史可法动身后，就派遣使臣寻访已故帝、后的灵柩以及太子、二王所在的地方，并奉命前往祭告凤、泗二陵。
南明此时处在清朝、闯王两方面压力之下，史可法为首的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能够借重满清的力量，首先剿灭流寇李自成势力，再谋求后续打算 。然而南明朝中却不能同仇敌忾，反而仍旧党争不断，文、武官员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以及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说明了明朝廷的无法齐心向外，也因此种下弘光朝败亡的原因。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扬言“联闯平南”，而史可法在给多尔衮回信中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没有拿出对付清军的办法。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劝说多尔衮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江南地区 。而此时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也发生转变，多尔衮致书史可法，以正统自居，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南明君臣无条件投降 。
史可法离开后，马士英、刘孔昭等更加肆无忌惮。刘孔昭因为张慎言推举吴甡，在大殿上闹闹嚷嚷，并持刀追杀慎言。史可法听说此事后上疏劝解，刘孔昭最终没能让福王任用吴甡。史可法祭二陵完后，上书说“：陛下刚登位时，恭恭敬敬地拜见孝陵，哭泣之声足见您心中的悲哀，路上的行人也为之感动。如果您亲自拜见凤、泗二陵，看到满目蒿莱，无鸡鸣狗吠的凄惨景象。想必会更加悲愤。我希望陛下能善始慎终，身居于高大舒适的宫殿时，能想到东北皇陵中先帝魂魄不能安息；享受宫廷的美餐时，能想到东北的皇陵中连麦子稀饭都没摆上一碗；当得到瑞应之图、吉祥符瑞时，能想到先帝储才防败，怎么还会忽然遭遇危亡？早朝晏席结束时，能想到先帝一生克俭克勤，怎么最终还是国破家亡？陛下如果办事小心谨慎，任何时候都不懈怠，已故皇上、皇后还有列祖列宗都会在冥冥之中帮助我朝中兴。假如晏乐、偏安于东南一隅，不考虑长远的策略，不辨贤人和奸人，决策不够灵活、明达，使老成的官吏离职而去，英雄豪杰裹足不前，列祖列宗在地下抱怨、担心，天命在不知不觉中他向转移，那么东南一隅也是无法保住的啊！”朱由崧予史可法以口头嘉奖。
史可法失势之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 。当时，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先到扬州边界，一路大肆奸淫掳掠，所经之地尸横遍野。城中开始惧怕，登上女墙守备，高杰攻打了两个月。泽清也在淮上大肆掠夺。临淮不接纳刘良佐的军队，也遭到攻击。朱由崧命令史可法前往劝解，得功、良佐、泽清都听从命令，于是，到高杰那里去。高杰一向惧怕史可法，听说可法要来，他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埋葬地面上的尸骸。第二天早上来到军营中拜见史可法，脸色和言辞都变了，汗流浃背。史可法却坦诚地接待他，跟他的偏将讲话也用温和的语气，高杰喜出望外，然而从这以后他也有点轻视史可法，开始用自己的优势兵力防护左右，文檄也一定自己过目后才肯传递。史可法简单地把他们的情况上报给福王，又把他的兵力驻守在瓜洲，高杰对此又非常高兴。等他离去后，扬州得以安定下来，史可法于是在扬州开设府署。
六月，李自成被清军击败，放弃北京率兵向西逃跑，青州等各郡县开始争先恐后地杀死他设立的官员，占据城堡自卫。史可法请求朱由崧颁布监国、登极两个诏书，安抚山东、河北军队和百姓的思想。并开设礼贤馆，招收各地有才智的人，让监纪推官应廷吉主管此事。八月，史可法外出巡视淮安，检阅刘泽清的兵马。返回扬州，向朝廷请求粮饷，作为进取北方的费用。马士英吝啬不肯送发，史可法上疏朱由崧催促他。借此对朱由崧说：“近来人才日益减少，入官门路日益混乱，由此慕名之心胜而务实之心少，议论的事情很多但成功的事情很少。现在的局势更和以往不同。一定要专心于讨伐乱贼，报复国仇才行。除却筹兵筹饷不应有什么别的议论，除却治兵治饷没有人才之可言。如有捡拾空虚词句，谋取高官厚禄的人，有罚无赦！”朱由崧只以诏书回应史可法。
当初，史可法担心高杰蛮横不法，派黄得功在仪真驻军防备他。九月，黄得功与高杰兵戎相向，高杰理亏。靠着史可法的和解事情才得以解决。北京原来投降大顺的大臣们此时纷纷南下回朝，史可法上书建议说：“原籍在北方的大臣，应该让他们到吏部、兵部听候录用，否则恐怕会使他们南下回朝之心绝灭。”又说“：北京的祸变，凡属臣子的都有罪愆。在北方的官吏如果都应当跟先帝一道去死，难道在南京的都不是先帝的大臣？像我不才，在南京主管枢机，马士英沾了国恩担任凤阳总督，都没有能率领东南的全部优势兵力迅速支援北都。镇守大臣刘泽清、高杰因兵力不能支持，倒过来向南方逃跑。如此说来，先应该追究的，是我们这些大臣的罪过。竟然因为圣明的陛下您入继王位，不仅没加诛杀，而且一次次得到恩典。南方的大臣如此，而单单对于在北方的大臣们毫毛不放，一概绳之以法，岂不是闲散小吏，罪责反比南枢、凤督还要重大了吗？我以为应该选择那罪状显著的降官，严加惩治，以示指教。如果大臣未曾接受乱贼的任命，或曾受乱贼刑罚的，可以撇开不加问罪。那些在北方逃避战乱，犹豫多时而后才到朝廷来的，允许他们戴罪入官，讨伐敌人，这些人可以到我领的军队里酌情录用。”朝廷经议论听取了他的意见。
高杰驻兵扬州，很不驯服，史可法对他开诚布公，用君臣的大义启发、开导他，高杰终于感悟，接受上方的领导。十月，高杰率领军队北讨，史可法到清江浦，派遣官吏在开封屯田，为经略中原地区做准备。各镇兵力划分防守地区。从王家营向北到宿迁一带最为要冲，史可法亲自负责，沿黄河的南岸筑起了一道保垒。十一月四日，史可法乘船驻于鹤镇，信使报告清军部队已进入宿迁地区，可法率兵进抵白洋河，命令总兵官刘肇基前往支援。清军部队回头攻打邳州，肇基又援助当地驻军，与清军相持半个月才解邳州之围。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河南，意图协助清军讨伐李自成 。正月十二日夜，高杰到达睢州后，在故袁可立府第内被河南总兵许定国杀死，史称“睢州之变”。清军乘机南下。史可法闻讯长叹无法克复中原。 他伤心备至，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妻邢氏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但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二月，史可法从徐州回到白洋口。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 。
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 。当时，史可法移军驻泗州，保护明朝祖陵 。马士英竟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 。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呕血而死，子左梦庚率全军投降清朝；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军的进攻。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多铎兵围扬州。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家军，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大小船只为之一空 。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北遁淮安降清，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四月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 。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 。

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写下四道遗书给他的家人，在他死后，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国，愿归葬钟山明太祖孝陵之侧 。四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
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四月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这是我殉国的地方，你们打算做什么，如何想要富贵，请你们自便。”李栖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四月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被众将拦住。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擒住后，史可法拒绝投降而被杀。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尸骨堆积如山，史可法遗体难以辨认，不知下落，一年后，其义子史德威以袍笏招魂，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
史可法殉国后，南明赠谥“忠靖”。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赠史可法谥“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