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对陕甘作战计划及战斗序列令。

顾祝同的第一集团军下辖十个师，据东线潼关正面;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下辖五个师又一个旅，据西线甘肃、宁夏一带;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下辖九个师，据西线陕南、陇南一带;陈诚的第四集团军下辖十个师，分布于潼关、新乡一带。同时毛邦初指挥的空军随时待命。而统帅这些大军的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将领，都是前几日由西安按照张学良指令，释放回去的军事大员。事情的发展，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中。

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从西安事变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我党就突然实力壮大了那么多，有了几十万军队？搞不明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一直以来被人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抗日战争结束时，我们的兵力不是几十万，而是127万，主力部队有一百多万，地方民兵则有两百多万。

那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红军的兵力如何呢？几方面军加在一起能打仗的主力部队是四万多，算上后勤以及其余官兵是七万四千多人，不足八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老蒋却只给了三个师的编制，一共45000人。（以上数据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

1937年到1945年，从45000人变成上百万人，我军兵力翻了几十倍，这是很惊人的数字，那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也是笔者想在抗日篇讲明白的东西。

故事很长，我们慢慢聊。

毫无疑问，西安事变是这一切改变的源头。要想搞明白我军是如何壮大的，势必要把西安事变前后发生的事讲清楚，头捋顺了，事情自然就好讲清楚了。

1936年12月26日，老蒋在宋美龄和顾问端纳的陪同下，英雄似的回到南京。

南京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都等候在机场迎接他，包括此前坚定发兵西安的何应钦。26日的南京城比前日还要热闹，几十万人都冲出家门，全城沸沸扬扬，待夜幕降临后，鞭炮声响成一片，比过年还要喜庆。

老蒋对一幕极为满意，而与老蒋一同回到南京的张学良却有点心不在焉，望着灯火不绝的南京城，恍如隔世。

看似热闹的南京，尽管在夜幕的遮掩下，也难藏背后的暗流涌动。当时的南京政府主要分为三派：宋美龄、宋子文是亲美派领袖，汪精卫、何应钦还有张群，吴铁城等人则是亲日派，而冯玉祥则是亲苏派的代表人物。

（张学良和瑞纳）这三派中当属亲日派的力量最为强大，这一派掌握了军队实权，还有汪精卫这样的元老坐镇，势力很大。当张学良来到南京后，不仅老蒋不会放过他，亲日派也早就蠢蠢欲动。

张学良在南京最大的依靠是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这三个给了他重要承诺的人，他们都是老蒋最亲近的人，对老蒋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张学良与宋子文的私交很好，张当初决定释放蒋，也有宋子文的原因在其中，张刚到南京，也被安排住在了宋子文的公馆。

为践行自己“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的公开承诺，以及在宋子文的建议下。26日，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致函蒋介石，表示请罪：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老蒋也是一“妙人”，待他拿到这份张学良亲笔书写的请罪书后，立马就将其转呈给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老蒋传递出来的意思很明白：严办张学良！

此时的老蒋，其实已经不太关心张学良的问题了，在西安，张学良占据主动权，而到了南京，那就是蒋某人一手遮天，张学良的剧本该怎么写，也就是老蒋一句话的事情。

在老蒋的授意下，拿到了“罪证”的国民政府，立马推举李烈钧为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直到这时，张学良才如梦初醒，老蒋根本就没打算放过自己，就在25日的圣诞节庆祝晚宴上，老蒋还亲口劝他不要再送，说南京有人不谅解他。

坐在审判庭上的张学良，终于明白是谁不谅解他了，但为时已晚。

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然后老蒋又假惺惺的出面特赦张学良，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老蒋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左手倒右手的戏码，玩得真溜。

十天前，在西安时，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都快怕胸脯拍烂了，说一定会为张学良担保，结果刚回到南京，老蒋就来一个了十年有期徒刑变“无期徒刑”的戏码，这搞得宋子文等人都很尴尬。

事后，宋子文和端纳和老蒋据理力争，但都没有取得什么好效果，双方关系还闹僵了。从这也能看出老蒋的心胸确实不够宽广，有明显的性格弱点。

（中间为宋子文）

此外，从老蒋回到南京后对张学良的态度上看，他的确有违背承诺的可能性，而在26日晚上，杨虎城执行张学良的命令，将被扣押在南京的国民党军事大员都放了，当时为这事，东北军的元老派和少壮派差点直接干起来。

孙铭九、应德田这些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一听要释放陈诚这些人，当场就拍桌子了，他们坚定表示只要少帅一天不回来，他们就不会释放南京大员，而主持军官会议的元老派王以哲也拍了桌子，据说他厉声嚷道：“任何人胆敢不遵守少帅的命令，格杀勿论。”

（孙铭九）

因为有张学良的手令在，少壮派最后还是选择妥协，于27日释放了南京大员，而此时张学良却在南京接受审判。现在西安方面能跟南京对峙的筹码就剩下50架飞机以及500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了。

老蒋一回到南京，就马不停蹄的组织人手审判张学良，西安方面还释放了南京大员，形势急转直下，不管怎么看，老蒋都有撕毁承诺的可能，故此，在这种情境下教员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想给老蒋造成一点舆论压力。

其实，周恩来等人在西安处理事变时，全程都很低调，对老蒋也很客气，用词用语也都比较委婉，尽力避免再次刺激老蒋。并且在西安事变取得和平解决的成果后，中央立即就给西路军发了电报，告知了他们这一喜讯，并让已经停留下来，时刻准备东返的西路军继续西进。

但后来老蒋搞的这些事，让我们实在坐不住了，只能被迫给与回应，教员写的文章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央又给西路军发了电报，让他们暂时前进，以在军事上牵制河西和黄河两岸的敌军。

因为此时，老蒋一声令下，中央军大军压境，几十个师沿线一字排开，大有荡平西安和陕北之势，而统帅这些大军的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将领都是前几日由西安释放回去的军事大员。

那老蒋这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老蒋在政治方面的才能。

老蒋在1937年1月“本月预定大事”中写道：“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以为安定西北之张本。分化赤匪与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处置张学良。”

如果老蒋返回南京后，能老老实实的执行自己的承诺，那才是见鬼了。不管是从分化西北“三位一体”考量，还是从报复西安事变的角度出发，老蒋都不太可能释放张学良。

因为张学良是解决这些事的核心，抓住了张学良，就占据了主动权。

老蒋制定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分化方针，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虎城，反而没有太管陕北的红军。

1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对陕甘作战计划及战斗序列令。顾祝同的第一集团军下辖十个师，据东线潼关正面;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下辖五个师又一个旅，据西线甘肃、宁夏一带;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下辖九个师，据西线陕南、陇南一带;陈诚的第四集团军下辖十个师，分布于潼关、新乡一带。同时毛邦初指挥的空军随时待命。两军前线对垒已经多日，虽未有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双方擦掌，氛围很紧张。

当时，我党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等原因的限制，无法在正面战场给与西安并肩作战，但在侧面，教员等人则给予了西安很多支持，我们的军队也在严阵以待，做出了声援的姿势。

此外，我们积极发挥在统战方面的优势，并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深得人心的口号。通过一番运作，老蒋也不敢率先发起进攻，以免背上一个发起内战的名义。

就在此时，张学良被逮捕判刑的消息也传到了西安。西安的矛盾彻底被激化，面对老蒋的步步紧逼，此时的杨虎城和东北军又该何去何从？

伏笔好像早就埋好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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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

1、《毛泽东等致张学良、杨虎城电》2、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3、《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4、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6、张魁堂《张学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