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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过大，请择机而看）

被今天的我们号称“穿越者”的叶帅，出世较早、遇事蛮多，也是当之无愧的“军人政治家”。

跟主席对他的评价一样，他总是能抓住重点。寿命较高对于战争年代的人不仅仅是运气和巧合；这是也是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领导人

生卒：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

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自古以来成功的决策者背后总是众星环月的能人巧匠、文臣武将。

作为十大元帅的叶帅的军事教育情况：和聂荣臻（留法，留苏，黄埔军校），林彪（四期）、徐向前（一期）一样叶剑英（讲武堂，黄埔军校，留苏）也是有过黄埔系经历的。

只是叶帅和聂帅是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同样好的教育出身也起到关键作用。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还没有入党，不过他出道更早。

叶剑英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和朱德是校友。

早在黄埔军校刚刚创办的1924年初，叶剑英就已经是建国粤军第二师的参谋长，属于黄埔军校的“本土系教官”。

虽然叶剑英排在十大元帅之尾，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他就比所有的元帅都低一级，他只排最后一位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作为总参谋长，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入选十大元帅之一，能长期任参谋长，说明他的军事理论水平绝对是一流的。

只是由于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冲锋陷阵的机会就断然断定叶剑英不会带兵打仗是不对的。

他的很多关键时刻的决断也深刻的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

作为十大元帅最后一名的叶帅，如果不是他把密电给教员，历史都会有大的变化。

叶剑英参与影响的重大历史转折还有；救过孙中山、救过南昌起义、救过红军命运、国共合作外交统战达成、任职参谋部代表等等。

所以说后来的历史爱好者评价他“穿越者”不是没有根据的；

20世纪的中国全程是惊险、刺激的地狱级模式；时代进程期风云突变，波澜万顷；无数英雄豪杰艰辛半世，一步踏错却万劫不复。

可是有人一生所做的选择，没有一次出错，每次都在惊险万分中找到了生门。

他全身而退，极尽哀荣，家族也是绵延兴盛至今。

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十大元帅之叶剑英！

1897年，叶帅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小商人之家。

1915年秋天，叶帅中学肄业。之后他先是在当地小学做了半年多的教员，又和父亲一起闯荡南洋，到马来西亚的怡宝任华侨创办的明德小学任国文教师。

文化水平可见非凡。

在二十岁的1917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派人到南洋招生。叶帅决定投笔从戎，报考并被录用，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炮科学员。

在这里他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9年，叶帅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被云南督军公署授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但他追随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心愿已定，回到广东，投奔国民革命军，在粤军总司令部任见习参谋，追随中山先生一起南征北战、讨伐各路军阀。

1920年，叶帅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

1921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阴谋加害孙中山。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激战陈炯明，亲自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立下“救驾”大功。

嗣后，叶帅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并凭借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

1924年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在此期间，他任教授部副主任，成为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

从这时开始，叶剑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5年，叶帅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年7月，叶帅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北伐初期，叶帅担任蒋介石嫡系第一军总预备队参谋长（军长为蒋介石本人）。

说来也是巧合。

此后的几十年里，叶帅长期以“参谋长”的身份示人，是军内有名的“参座”。

在率部攻克南昌后，他受到蒋介石“佩剑”接见，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代师长。

国民党内部非常讲究出身、辈分和资历。

北伐时蒋介石的第一军，是后来国军内部绝对的嫡系、“天子门生”。

这里做个简单的比较，蒋介石心腹爱将、“十三太保”之一的胡宗南，在北伐时官职仅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

叶剑英对比胡团长高了他整整一级。可见叶的实力水平和蒋对他的重视程度。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本来叶帅已是国民党方面高级将领。在此革命紧急关头，叶剑英毅然放弃了老蒋提供的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震惊了国民党政军各界。

当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时，蒋都以为是谣言，说“叶师长是不会反对我的。”

1927年7月，叶帅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我党局面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同意入党。

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而是继续保持国民党员的身份。

1927年7月，汪精卫宣布“宁汉合流”，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并联合张发奎秘密策划，企图扣押新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长叶挺，包围并缴械贺龙及叶挺的部队。

叶帅得知消息后，及时告知贺龙、叶挺，避免了我党遭受损失，保全了这支参加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重要部队。

宁汉分裂后，以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

在第二方面军中，作为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孙科等要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以解除二人兵权。

危急时刻叶剑英于7月24日约叶挺、贺龙在九江甘棠湖“游湖观景”。

就在其中一只普通的“小划子”（小船）上，叶剑英、贺龙、叶挺、高语罕和廖乾吾等五人密会。大家共同商议后决定：

1、贺龙、叶挺不上庐山；

2、不接受直接上级总司令张发奎调二人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而是直接率部队乘火车到防守相对薄弱的南昌；

3、叶挺部先行，贺龙部随后行动。

后来，这次小会议被称作“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前一次重要的策划会。由叶帅筹谋布局、居功至伟。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起义爆发后汪精卫自然要强力镇压。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敌众我寡，鲜血横流。

当时南昌起义的贺龙和叶挺部是汪精卫手下的“王牌主力”。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打算遵照汪精卫的命令，火速追赶撤退的叶、贺部队，要加以彻底歼灭。

在动兵前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经叶剑英一番“分析”后，张发奎竟然改变了主意。

这大大减轻了南昌义军的危机压力。

叶帅忽悠张发奎说啊：现在叶挺贺龙率部已撤离南昌、南下了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会派兵出击；不如我们先坐山观虎斗，南下广东，由您代替李济深做“广东王”。

要是您现在率兵去和叶挺贺龙死拼，那得利的不就是李济深了嘛。

对于叶剑英的一番“宏谈”，张发奎大呼“有道理”。

随后，懂政治的叶剑英还给这套方案扣了一个大帽子，称之为——“实现先总理遗训，以图重新北伐”。

后来张发奎果然把大军拉回了广东，只派出一小队佯装追击南昌义军。

大军到广东后，叶剑英将计就计，他联合叶挺用我党掌控的第四军一部又搞了一出“广州起义”。一箭双雕。

借力打力顺水推舟可见叶剑英谋深计远。

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之机，（1926年北伐开始时，国民党留下大佬李济深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和桂系关系极为密切，曾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宁汉分裂后，蒋介石迅速将李济深收归麾下，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叶剑英为参谋长）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人员。史称“广州张黄事变”。

“张黄事变”对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影响非常深远。

由于两个“国民政府”的内讧，唐生智、“新桂系”李宗仁等人、李济深、汪精卫、蒋介石、张发奎等人斗的不可开交，给我党领导广州起义带来了绝佳的条件。

1927年12月初，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四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部分新编部队和一些警察武装。

在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为我党所掌握。此等局面让共产国际总部非常兴奋。

考虑到广州的重要性，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代表带来了两百多万美元的经费，共同谋划起事。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叶剑英作为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任起义副总指挥（叶挺为总指挥），其所部为起义主力。

这是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我党领导的第三场大型起义。

义军曾最初有控制了广州城，震惊中外。

张发奎得知上了叶剑英的当后，在短暂的惊慌中冷静下来后，他放下了防备的桂系军队于不顾，连夜调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以主力五万余人围攻广州。

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

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即将陆续到达，情况严重危急，在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叶挺、叶剑英力主起义军主动撤离了广州。

由于撤离的方案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大部分坚守的义军战死。

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不同，广州起义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大背景。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事业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国内政敌托洛茨基的猛烈批评。

于是斯大林就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希望在大的省份夺取政权，以复制“十月革命”的成功。

因此在义军夺得广州控制权后，共产国际高层要求“务必坚守”才造成如此损失重大的牺牲。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下半年，叶剑英回到上海，并于次年春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毛泽东建议诱敌深入，遭到项英反对。

初来乍到的叶剑英却当即表态支持了毛泽东，并作为参谋长协助指挥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两次反围剿作战后，叶的军事才能受到一致认可。

1931年初直赴中央苏区，正好赶上了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犹如开挂的叶帅，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英明主张，与王明博古作坚决斗争，得到毛主席信任。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处理日常事务。

1935年3月，叶帅调任三军团参谋长。

1935年7月，叶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5年9月，叶帅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叶帅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5年9月初，张与主席的矛盾激化，他们在红军主力进军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左路军则迟迟不肯北上离开阿坝、与右路军会师。

力缆狂澜

9月8日，张电复徐向前、陈昌浩率原红四南下，与中央彻底“摊牌”。

就在主席找徐帅谈话的同一时间，摸不清徐帅态度的张，直接电令陈昌浩，“要求武力解决”。

9日晚，主席亲自到徐帅住处，问其意见。

千钧一发之际，得到关键情报的叶帅立即向主席报告。

主席当机立断，于10日凌晨率右路军的红一部分人马拔寨北上，离开甘南。

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次会议报告中谈到长征问题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作战问题。新上任的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发言，译电员进来，将一份电报交给了叶剑英。

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叶剑英看到内容后，大吃一惊。他不动声色地把电报装进口袋，悄悄退出会场，飞跑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看了电报，也非常吃惊，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短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抄下电报稿，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叶剑英跑回会场，陈昌浩仍然在发言。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

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帅指挥中路军。

1936年7月，叶帅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

1936年9月，叶帅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帅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 8月，叶帅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帅任参谋长，被授予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1937年10月，叶帅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

1937年至1941年，叶帅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

1939年2月，叶帅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

1940年3月，叶帅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他的《抗战言论集》。

作为“军人政治家”，叶剑英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中被赋予了广泛的使命。

舌战群儒

话说在1940年春天，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全国参谋长会议”，企图制造舆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会议的主题是，检查1939年底到1940年初对日军冬季攻势作战失利的原因。蒋介石企图借这次会议，捏造八路军破坏抗战的事实，以此为由，发动反共高潮。

3月4日，这场“参谋长会议”在重庆举行。

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会议变成了指责八路军“罪行”的声讨会。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训示道：

“我历来讲，统一军令，严肃军纪，方能克敌制胜。然而，有人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王，拥兵自重，游而不击，摩擦不断……”须严加惩处。按照蒋介石事先的安排，与会的国民党军各参谋长纷纷发言，攻击八路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等。

叶剑英不动声色，镇定自若，冷眼观察事态。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回到住地，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重新准备材料，拟定应对方案。

会议开到第三天，等到时机，佩带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的叶剑英缓缓起身，开始发言；

——反客为主

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

关于作战问题，叶剑英阐述了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八路军抗战的情况。他从华北战场入手，介绍我军战略战术、具体战役战果，每一场战役都有详细敌我伤亡数据说明。

叶剑英尤其详细介绍了击毙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涞源作战（1939年11月），并引用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

他细致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八路军大小战斗共进行了2689次，歼敌8万多人，我方阵亡1.5万多人，负伤4万多人。这些事实和数据，使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不攻自破。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列举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多起摩擦事件。

当讲到国民党河北省民政厅厅长、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的罪行时，蒋介石恼羞成怒，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

叶剑英响亮地回答：“有！”

他当即把我军缴获的张荫梧、石友三、朱怀冰等勾结日伪军制造摩擦的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地宣读，并当众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狼狈不堪，又无可奈何。

叶剑英的发言引发了诸多参会将领的共鸣，一时间议论感慨之声不断。

讲到最后，叶剑英痛斥国民党内部的反共作为，表态“拥护委座严肃军纪，对制造摩擦者不能姑息迁就。”

叶剑英的有理有据，使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们心悦诚服，进步人士笑逐颜开。

叶剑英的讲话结束后，全场起立致敬，蒋介石、何应钦也不得不起立。

会上，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了会前拟定的对八路军的“五点训示”：

即，（一）不应以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袭击友军。

（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

（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

（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

（五）不应擅发私钞。

从第一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能够争取到10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叶剑英在参谋长会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有力反击，无疑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会后，叶剑英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连同发言稿一并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把叶剑英的发言稿交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并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董必武称赞这次斗争是“叶剑公舌战群儒”。

由此可见口才胜万兵啊。

在后来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说，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1年2月，叶帅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

叶帅还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

1941年10月，根据叶帅的提议，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即建立军队军事情报系统）。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41年11月，叶帅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帅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政治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宣传政治的作用有时候胜过刀枪。

1944年6、7月间，叶帅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

在舆论领域获取主动权。

1945年夏，叶帅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叶帅也是首批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的军事将领。

1945年12月，叶帅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叶帅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1947年2月，叶帅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协助毛主席，朱德指挥三大战役。

1947年7月至9月，叶帅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

1947年12月，叶帅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

1948年5月，叶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初，叶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

1949年4月，叶帅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

1949年8月，叶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叶帅的为国为民之心好比他的这首诗一样的豪情激荡！

虽然叶帅的一生相对不那么硝烟澎湃，就和他的生平一样的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他的遇事谨慎不糊涂,几次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救了党，以及他在其他领域的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的贡献，伟大功勋是不可掩盖的！

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

在若干年后的1976年10月6日晚，叶剑英的策划下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干净、利落地，智取拿下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是怎么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呢？我们下回再聊。

当然由于篇幅原因有所删减还请谅解；叶帅分上下两篇，此上篇为解放之前，关于巅峰时刻的叶帅要等下篇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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