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在南京建立以来，一直以南京为首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慌忙迁都洛阳。随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1由此国民政府开始了面对日本侵略行径选择陪都、行都的历程。 1935年3月，蒋介石率大批幕僚飞抵重庆，策划追剿红军，统一川政。从此，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始注重西南建设，并力图把西南作为今后对日战争的根据地。3月4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2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两天以后，蒋介石在另一次讲演中又强调："日本人无论在东三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3蒋介石还确立了"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的建设方针。并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负责筹划、组织和督促，从而为控制四川军阀、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以及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顺利地迁都重庆奠定了基础。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7月17日，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卢沟桥事件第7次会报中，即有各院部会可"另觅小房屋，为机密办公处"的决定；7月19日的第9次会报又决定各机关的"重要文件另易地保存"。7月下旬蒋介石下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并限三日具报。"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将东部沿海地区各重要都市之居民及政府机关职员之眷属进行疏散，要求在不使人民感到恐慌的条件下，可先将老弱妇孺迁到他处；机关职员之眷属，则宜先期秘密离京，以保证政府职员安心工作。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势的紧张，国民党最高层也越来越感到迁都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军委会于8月4日举行卢沟桥事件第25次会报会，主持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要求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加以慎重、周全的考虑，并讨论是否以武汉为宜。8月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又内定"大战爆发后，如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但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对迁都虽有考虑，但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作出最后决定。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当天晚上，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呈的"建议中央迁川，长期抗战的种种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部分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虽然此时尚未正式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但国民政府内获知内情的高级官员，均已开始作西迁重庆的准备工作了。10月下旬，上海战事的日益吃紧及日本飞机对南京的频频轰炸，使得首都南京所受威胁愈趋严重，迁移政府及国都之举更是迫在眉睫。10月29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1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府主席林森会商，共同决定迁都重庆。13日，军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也频频举行会议，商讨政府的迁移事宜，"议定将南京非作战机关一一向上流移走，以备长期抗战"。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都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室内举行，蒋介石主持了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日本侵略军直逼南京，南京屡遭日本飞机轰炸，迁都事宜迫在眉睫。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蒋介石10天之内召开了三次会议，商定迁都重庆一事。11月15日，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计1000余人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

因为抗战开始，日本的进攻使国民党军队不断丢失国土，连首都南京都没有守住，所以撤到后方了。

南京保卫战失败 重庆是山城 位于西南大后方 易守难攻 于是迁往重庆

北京已经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定都问题上，曾把上海、南京、北京、哈尔滨、延安这几个城市都考虑在内。但经过权衡利弊，还是定都北京。

上海，“冒险者的乐园”，工业基础雄厚。但是，这里是蒋家王朝的一个中心，有许多特务藏于地下，对于新中国中央政府的安全十分不利。绝对不会被选中的。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并且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这里象征着反动统治，所以支持者寥寥无几。

哈尔滨，老解放区，靠近苏联。曾有一度，政协会议都要准备在这召开。但是，也许是领导人都是南方人，无法适应东北的气候，哈尔滨最终落选。

延安，革命圣地。选举这里的人只是个别红色人物的一厢情愿。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小山坳怎么会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呢。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同意。

北京，古都。在这里的两个王朝都坐了将近300年的天下。迷信也好，事实也好，北京确实有“王气”。北京与哈尔滨相比，也是比较靠近苏联的，从政治上也是稳定的。这里的工业基础也很雄厚，经济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再者，一个个人原因，毛主席十分喜欢北京的四合院。不能不说或多或少的左右了毛泽东甚至中央的决定。另外，北京和平解放，这里没有经过战争的摧残，保存完整，在一个完好无损的城市上建设首都，将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这对于一个共产党来说，再省心不过了。

因为民国的首都都是南京了,新中国成立是一个标志,一个改革,首都当然不能选南京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

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民国的黄金十年是以牺牲重工业换来的?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区位选择更多的是考虑了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一般来说，凡强盛的王朝多建都于北方，即使迁都也不会很偏南。而民国政府和蒋介石都把南京作为建都地，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本文从几个侧面提供了一些资料，供读者参考。

孙中山选定南京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尤其是日本。辛亥革命后，将何处确定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资产阶级各派在建立新的政治中心的问题上，首先发生了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后，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全权委员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当时革命党人政治基础较强的地区则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江浙方面就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围绕着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的问题，随着南京的克复才得以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2月12日，各省代表便由武汉、上海会于南京，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开始筹组中央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终于选定了南京作为其临时政治中心。这样，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的政治中心。

要求袁世凯南迁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使清帝退位，自己愿拥他为总统。至于都城，孙中山认为南京和北京都是可以的，但更倾向于南京。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提出辞职，请袁世凯来代替，不过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的两个条件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当时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辛亥革命之际，对中国南、北政权均有特别影响的日本朝野，则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日本方面的出发点很清楚，它是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机会，削弱中国在北方的防御，便利其对满蒙的侵略扩张。

在参议院(以同盟会员为主)讨论此问题时，主张建都北京的占20人，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只是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了南京。

北洋军人不同意

从袁世凯来讲，他根本不愿离开自己势力强大的北方而到南方受制于革命派。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

1912年4月2日，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夭折。平心而论，资产阶级革命派重建政治中心的努力虽值得称道，但革命派没有从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来考虑确定新的政治中心。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不可告人的预谋，但也不是说没有可取的地方。首先，选择北京本身也是代表了当时各地方的意愿；其次，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吞并东北的情况下，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制约日本，抑制了复辟势力，使其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蒋介石改变主意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从1912年一直维持到1927年，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表面上仍然是强权政治，袁世凯死后，以皖、直、奉三大北洋派系和其它地方军阀的割据，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徒具虚名。

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在确立新的政治中心问题上，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开始也赞成设在武汉，但后来转变了立场。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唐生智在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上控制了两湖地区，蒋介石感到在唐生智控制的地盘上不利于他作为总司令个人权威的发挥。第二，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蒋介石赞同迁都武汉是想让国民党的政权中心建立在民众运动基础较弱的两湖地区，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但是当北伐打到武汉后，武汉地区“赤化”的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在武汉建立政治中心会进一步有利于国民党内的左派。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定都南京。

将北京改称北平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在武汉还有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稍后，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军阀政权尚未灭亡，中国当时实际上出现了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1927年9月，国民党内各方势力达成了初步妥协，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宣布成立。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三个中央的

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再次领导发动了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

建都南京的遗害

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历来的国防重地长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中国政治重心南移后，蒋介石对稳定和维持中心区域的统治给予了优先的考虑，导致政府与东南地区商民争利的现象严重，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畸形状态。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国民党对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村越来越不重视，其结果是，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越来越虚化。

从国家的对外防御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决定了国民党在处理与列强间的关系中，重视与英、美的关系，而疏于对日本的防范。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把占有满蒙作为基本国策。蒋介石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日本力主蒋立足于长江流域，反对其北上，意在减缓中国走向统一的步伐。面对这样恶劣的国防形势，蒋介石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北方的防御越来越弱，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在北方势力的发展，以至于在国民政府建立只有5年的时间，日本就出兵了东北，到1937年，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没有魄力定都北京，南京历来是短命王朝，生活太安逸。如果定都北京，日本起码推迟很多年全面侵华，还有其它很多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不定都南京定都北平还叫南京政府？

很简单，当时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在南方，去北京那不是羊入虎口吗？袁世凯在北京上台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