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生（1751—约1796）其祖父陈兆仑（字星斋，号勾山），雍正进士，“桐城派”古文家方苞的入室弟，曾任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等,《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著有《紫竹山房文集》。父陈玉敦，乾隆时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母亲汪氏是汪上堉之女。
其夫范秋塘以科场案（一说继母控忤逆）谪戍。端生在家奉侍，撰《再生缘》弹。后范遇赦归，未至家而陈卒。《再生缘》共20卷，陈写至17卷，未竟而卒，余3卷由另一女作家梁德绳续稿。最后由女作家侯芝整理为80回本。有道光二年(1822)宝仁堂刊本，其后又有多种刊本、石印本和铅印本。此作经改编为苏州弹词书目，有一定影响 。
陈端生刚写《再生缘》时未满十八岁,於北京。到完成十六卷时还未满二十岁,当时在山东登州.她因生母去世而搁笔,二十二岁嫁范氏.夫妻感情不差,後因范氏应顺天乡试,倩人代笔被破获,发配伊犁为奴.三十三岁时在亲友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下第十七卷,从此不复有作。
弹词《再生缘》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另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南缘北梦。
陈端生故居，杭州市河坊街勾山樵舍遗址，于2003年10月被《关于重新公布首批市级文物保护点的通知》核定列为名人史迹类的“不可移动文物”，现已被拆除。

凡是看过越剧、淮剧或黄梅戏《孟丽君》的人都会对那个女扮男装，科考中了状元，并被皇帝选作驸马的奇女子留下深刻印象。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出名剧乃是根据清朝女作家陈端生（1751-约1796）的弹词小说《再生缘》改编的。孟丽君的传奇故事之所以受人瞩目，有两个因素。第一，故事的主人公用特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社会身份观念。这样的观念突破是由女性作家来完成的，更为小说的社会和思想意义再加一层特殊色彩。因此，在西方汉学界已将其归入“女性主义小说”一类，甚至有学者专门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第二，故事的叙事方式非常特别。相较于西方小说的情节安排，中国传统小说比较缓慢和松散，读完一回，不必急着读下一回，可以几天以后再接起来读。即便《红楼梦》，也是如此。《再生缘》则不然，其故事情节安排非常近似于西方小说，一环扣一环，一个惊险接着一个惊险，让人急于要知道后事如何，片刻都不想放下（金大侠的小说也是如此）。抛开其内容和思想性不谈，仅就其故事情节布局一端而言，在清代的时候就有如此特别的女性作家出现，也足够让我们当代的人无比惊讶。
还有一点很特别，《再生缘》如《红楼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稿。陈端生只写了前十七卷，便与世长辞，留下一段遗憾在人间。约三十之后，许宗彦和梁德纯夫妇感原作者“半途而废了前生”，续作了后三卷，成为二十卷全本。虽然续书不如原著佳好，但能将这段故事补全，也是很大的贡献。这部小说有弹词原著和散文体改编本（74回），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当然，如果读散文体改编本，就不会有文字习惯的隔阂。 《再生缘》的故事如此出名，而其作者的生平却鲜为人知。这样的一位大才女，我以为是值得去了解一番的。所幸陈寅恪先生晚年专“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写了近80页的长篇论文《论〈再生缘〉》，对前后两茬作者的生平勾沉索隐，使后人如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能够“知人论世”，深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与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与《柳如是别传》一样，陈先生的论文全是考证，一般人是看不懂，也不大爱看的，需得用普通人习惯的方式写出来，才有看头。
陈端生是杭州人。江南何止出才子，也多出才女。记得去年夏天去杭州玩，晚饭后在西湖附近散步，走至一处地方，看见一面短墙，上书“再生缘”三大字，占据整面墙。当时即心有戚戚，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可惜那时太晚，未及弄清那是什么处所，或就是陈端生故居也未可知。第二天临时有事，匆匆离开杭州，留下一个悬念。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个究竟。 陈家世代书香，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为当时人所推崇。父亲陈玉敦中过举人，曾任云南、山东等地地方官。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还是作一个更称职的主妇，毕竟他把文化修养提到了有用的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开了大门。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当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
陈端生母亲汪氏出身也不一般，是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的汪上堉之女。汪上堉中过进士，他的女儿有文化，再自然不过。由他的女儿教育出来的陈端生很有文才，也不奇怪了。另外，身为杭州人的陈端生却将《再生缘》故事起点放在云南，并将男女主人公很多活动之地放在云南首府，很叫人纳闷。知道了她母亲的家庭背景，一切便都有了解释。想必陈端生小时候听母亲讲过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而且深深被吸引，对云南产生了很多幻想和神秘感。写小说时自然就从神秘的云南开始了。又或许云南离固执传统的京城很远，人们的思想不那么受拘束，汪氏传给子女的观念很开明，陈端在审视社会传统观念的时候方能没有拘束，才写得出《再生缘》那样的作品。反观 mm，似乎是个旁证。
陈玉敦和汪氏没有儿子，只有有仨女儿，端生为长，庆生为次，长生最幼，但庆生早夭，实际上生活中只有姐妹俩作伴。端生和长生姐妹都文采斐然。端生自不待言，有《再生缘》为证。陈长生也不逊色。当时江南一带世风开明，男女之防并不严格，她妹妹长生就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长生后嫁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叶绍楏（琴柯），又是另一桩文化联姻。叶家有一特征，女性都富于才思和诗艺，其水平之高，令当时人称奇。袁枚就曾评论说，“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指长生），皆诗坛飞将军也。”（《随园诗话补遗》三）（从江南女子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可知《红楼梦》所叙述的姐妹结社，并非曹雪芹的杜撰或理想，那的确是当时世家大族中很普遍的现象）家里或生活环境中只有女性的环境的确很难培养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因为做出事情让你感动或者崇拜的不是姐姐就是妹妹，要不就是母亲。这一点，我家的情况可为旁证。因此，陈端生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写出《再生缘》，大概也与女性（而且是有才华的女性）围绕身边的家庭环境有关。 《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陈端生十八、九岁时写的。那时她还待字闺中。虽然有人说她的祖父很节俭，家里显得很寒碜，但毕竟官位很高，不至于是普通贫民那样的穷困。动笔之时是在1768年秋天：
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
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
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这是《再生缘》开篇所述，说明了写作的季节，具体时间大约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那年陈端生虚岁十八岁。古今才女都早熟，张奶奶也是十几岁就出名了。象我们这样老大不小还没成才的，就该心安理得地作平凡人了。一笑。
陈端生动笔写《再生缘》时，家住北京外廊营（mm 空了替我找找外廊营现在何处）。此时她祖父正在京城作官，全家都在北京陪侍。九月间刚好她的祖母以及伯父母等都回杭州去了，而她的父亲因为“留京供职”，陈端生一家却没有回南。陈端生比平时空闲，而且家中环境也相对安静些，是写作的好时机。很可注意的是，陈端生和曹雪芹（1717-1763）差不多同时代，曹雪芹去世的时候，陈端生十二岁。六年后她在北京开始写作《再生缘》，《红楼梦》已经在北京流传多年。陈端生是否有缘读过《红楼梦》呢？陈先生说她未必读过《红楼梦》，也许有道理，但也未必没读过。如果读过，才女陈端生会如何看才女林妹妹，又如何看大观园中诸姐妹及其命运呢？ 陈端生的写作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母亲和妹妹，但她写得非常勤奋，常常挑灯夜战。陈端生说她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依然惦记着写作：
仲冻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
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又说：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
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她之所以那么努力地写作，完全是被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所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相似。写作冲动来的时候，作家自己想挡也挡不住，想是有神助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大概都是这样的产物，光靠后天勤奋努力是不行的。
当时的写作活动非常愉悦，陈端生描述到：
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
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
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
第二年的正月，陈端生的祖父离开北京回杭州，但陈端生父亲还在京中作官，姐妹俩和母亲都继续留在北京。到五月，一共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已经写完前八卷。
八月，父亲任职山东登州府，全家都跟随父亲前往。登州府治所在今天的蓬莱市。蓬莱临海，风景优美，加之又有神话传说，在那里的生活让才女陈端生感到非常舒适与安逸：
地临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
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樯数点悬。
陈端生的生活很惬意不难想象。除去自然风光很美丽之外，她家在那里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方长官，而且是京官外放，享有特殊待遇，自不待言。那种全府第一家的优越感，是在北京找不到的。不过，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侵蚀陈端生的精神追求。在蓬莱这段时间，她继续勤奋写作。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这是她的创作高潮期。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九到十六卷。陈先生推测她那么勤奋的写作可能还跟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她怕母亲看不到书写完，就离开人世。 很不幸的是她的写作高潮也随着十六卷的完成而结束。因为这之后，陈端的创作中断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就是十年以后，才重新提笔，续写了第十七回。此是后话。
写完十六卷，陈端生有一段感叹光阴荏苒的伤春词：
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
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
良可叹，实堪嘲，
流水光阴暮复朝；
别绪闲情收拾去，
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
流水光阴一词出典《牡丹亭》，也就是黛玉也曾伤感过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陈先生说曹雪芹仅仅是揣摩女子心态，“间接想象之文”，而陈端生却是“直接亲历之语”，故《再生缘》之词更值得玩味。我以为这一点相似，至少可以让不相信可在人间找到杜丽娘、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的尤物的人可以相信了。
陈端生写完十六卷之后没有接着写，因为她母亲病了，而且到七月，母亲便病故了。算了算年龄，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不会超过五十岁，以今天的寿命论，尽及中年。想必陈母也是一位才女，所以才会那么不寿。陈端生说：“自从憔悴堂楦后，遂使芸缃彩华捐。”母亲其实就是她的第一知音。她这段写作时期，读者也只有母亲和妹妹。陈端生姐妹与母亲关系很密切，不仅生活上有母亲何护照顾，而且母亲教她们读写，姐妹俩有才华全赖母亲的督课之功。陈端生曾经那么勤奋地写《再生缘》主要原因是为了愉悦母亲。母亲去世恐怕是陈端生生命中的第一次失去。人在世上，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知音，尤其对于有才华，需要有人来欣赏，来鼓励的人来说，知音比谁都重要，更何况那知音就是你的慈母。母亲不在了，怎么还有心情写作呢？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1770）夏天，大约因为父亲离任，她和家人返回杭州老家。回南先从蓬莱乘车到德州，再从德州乘船，走水路，一路舟车劳顿，让娇弱的陈端生走得很辛苦。当时交通不如如今发达，再是富贵的人，也要经历颠簸之苦。
这一年，陈端生已经二十岁了。 回到杭州，似乎也没精力恢复写作，只是对旧稿作了一些修改润色。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大概都是相亲备嫁时期，中间还好事多磨，费了一些周折。三年后，陈端生二十三岁，终于嫁与名家子范菼为妻。当时范菼是诸生，尚未中举。但是，范菼已经年过三十，很可能已有婚姻，陈端生是继娶，并非原配。范菼是陈端祖父好友范璨之子，浙江秀水人，与陈端生母亲是同乡。他家世代住在湖州，与端生妹长生夫家近邻。范陈两家联姻似乎顺理成章。范璨是雍正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北巡抚、安徽巡抚、资政大夫、工部侍郎等高官。陈端生嫁给他儿子，也是门当户对。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很是幸福美满。她如此描述婚后的生活：
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
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
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
日子过得很顺心，但写作却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丈夫也可能是她的知音，但此知音殊非彼知音，人与人之间的契合是因人而异的。不是那个特定的人，特定的灵感是出不来的。但是，婚姻幸福与继续产生写作灵感比，我以为幸福更重要。陈端生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在幸福生活中没有产生非写不可的冲动。但是，她完成了另一种创作，婚后一年生一女，后数年产一子。
人在世上获得幸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长久地守住幸福。这似乎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解的难题，因为幸福总是那么易逝，而不幸却往往是那么顽固。富家小姐又嫁得名家子的陈端生怎么也想不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她的头上。
陈端生的夫君尚未中举，更未中进士，以他的家世、社会关系、以及与陈端生的婚姻各方面论，都是免不了考取功名这个大俗的。所以陈端生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是啊，明明有好日子过着，怎么不好啊？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可是对于陈端生的丈夫，那“利锁名缰”中的“利”和“名”都竹篮打水一场空，“锁”和“缰”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陈端生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今天写起来，不过就是一两页纸罢了，可在当时是怎样的煎熬，若是陈端生自己来写，怕是几百页纸都写不尽。可惜她除了在《再生缘》的第十七卷里边间插着提了几句，并没有详细写。
陈端生的情况很象是《红楼梦》里的李纨，可她比李纨更艰难。李纨的丈夫是病逝，所谓“寡妇失业”，获得很多人同情，也有老太太的撑腰。陈端生不是寡妇，她的丈夫还活着，但却背着发配边疆罪犯的沉重十字架。不知道范家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据她自己说，翁姑都很怜惜她。可是，旧时的大家族并不止有翁姑，还会有其他人。若是有那么些小人，她该是最容易被人嚼舌头根子，被排挤的对象。不过，陈端生还是有坚强的一面。从她所说的“强抚双儿志更坚”一句发狠的话，就可以看出，她的神经很粗。这其中有也有她妹妹的支持和帮助，容后再写。因此，陈端生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除了养育儿女，还在文化圈子里活跃着。
当年写《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北京和山东，读者只有母亲和妹妹。她回到杭州老家后，《再生缘》却很快在浙江一省传开：
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
龆年戏笔殊觉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
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
谆谆更嘱全始终，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
不但“闺阁知音”和“庭帏尊长”都在争读她的《再生缘》，大家还意犹未尽，催促她继续下下去，让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再生缘》的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惊险连着惊险，开始看了就放不下，当时那么多人传看，并催促陈端生继续写，一点也不奇怪。《红楼梦》那么优秀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并不那么广为流传，他的成名是在身后。陈端生却不是，她在生前就已经遐尔闻名，还有很多《缘》迷紧跟着、紧盯着她。这是陈端生的幸运。虽然当时写作对于一个 女子来说，什么实际的好处都没有，但才子爱胜名，才女求知音。有那么多人首肯她的文字，那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红楼梦》中诸姐妹听宝玉说把自己的文字拿到外边去显摆，都很担心。陈端生却对自己的作品流传出去不但不介意，还很得意，她骨子里似乎确实有一种“螃蟹”基因。因为读者的响应很热烈，她觉得有义务继续写下去：
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
白芍霏霏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
向阳为趁三竿日，入夜频挑一盏灯。
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
其中或有错讹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早春二月，陈端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终于重新开始续写《再生缘》。这十二年的停笔，正象她说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明堂一醉”是指郦明堂（孟丽君）的性别引起皇宫中人们的怀疑，被灌醉了酒，正要脱靴查验是否小脚。正在惊险之际，故事却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却是用陈端生自己的悲欢离合来填补的。外人不知其中的辛酸，陈端生自己却再清楚不过，所以忍不住地长吁短叹。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写作心境和生活环境都已经大变，正如她自己说的，“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写作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陈端生续完《再生缘》的弘愿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十七卷一卷，就再没有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