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朝代建立都会有自己的国号，比如秦、汉、魏、晋，又比如唐、宋、辽、金。而这个国号是要叫上千秋万代的，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国号就一直存在，因此取国名绝对不是闹着玩的，而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

一般来讲，如果开国之君在前朝有封号或者有封地，就会沿用这个封号作为本朝的国号，比如刘邦之前受封汉王，建立的朝代就叫汉朝；杨坚之前受封为隋国公，建立的朝代便是隋朝；李渊被封唐国公，后来便有了唐朝等等。

另一种情况便是套用之前已有朝代的名称，比如“西汉”之后有“东汉”、“蜀汉”、“后汉”、“成汉”，“大唐”之后有“后唐”、“南唐”等等。但你听说过夏、商、周之后有哪个朝代以“商”为国号吗？

翻遍二十四史，结果只有一个：没有！同是上古三朝的夏朝和周朝，后世仍有“西夏”、“胡夏”、“后周”、“北周”等等，却唯独再没有哪个朝代以“商”为国号，这是为什么？

一、“商”这个名字被商纣王弄臭了

史书上的暴君很多，但能成为暴君的代名词的却莫过于“夏桀”、“商纣”，而二者相较，却以纣王更甚。虽然周人对纣王的记载是极尽贬低之能事，但能在史书上以如此详尽的描述卫冕“暴君中的暴君”的，却非纣王莫属。提到“酒池肉林”，我们就想到了“纣王”；提到“炮烙虿盆”，我们也想到了“纣王”；提到“剖腹挖心”，我们更是不能不想到“纣王”，以至于到现在后世很少有人能记得这个帝王正式的称呼叫“帝辛”。

试想“商”有这样的君主，后世有哪个开国之君愿意以“商”为名呢？如果自己的子孙代代英明还好说，但这显然不可能，万一哪天出个不肖子孙，“纣王”算是后继有人了。

二、以“商”为名与古代重农思想不符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主体思想便是“重农抑商”，当然北宋和南宋除外。那么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又怎么可能以“商”为国号呢？在古代，国号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这个朝代的一些基本特点，“殷商”时期商业发达，后世便将生意人统称为“商人”。

但自周朝以来，历代天子都以务农为立国之本，甚至对商人群体进行各种变相的打压和钳制，此时以“商”为国号不仅为士大夫群体所不容，甚至有引起民变之隐患，想想这个后果，那些脑子里充斥着“家天下”思想的皇帝们也会三思而后行。

三、“宋”脱胎于“商”却更容易为人接受

要说中国古代历来以农业为根本，但就没有例外的吗？当然有，“宋”便是一个！纵观历史，宋是唯一一个对商业推崇备至的朝代，甚至宋朝的商业贸易与手工业规模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是一家独大的。宋朝因此造就了古代商业社会的巅峰，其商业税收的比例也远在农业税收之上，虽是半壁江山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朝代当初立国的时候仍然不以“商”为国号，除了赵匡胤起初被封在宋地之外，另一个原因便是人们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宋”而不是“商”。这两个名字有什么联系吗？要知道，刨去商人东渡美洲那种无稽的传说之外，有明确的记载是商朝灭国之后周天子分封诸侯，宋国便是前朝“殷商”遗民的集合体。但后人更容易接受“宋”，却接受不了“商”，这就只能怨老天爷了吧？

公元前316年，秦惠公派遣司马措和张仪率军攻占巴蜀，这一仗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巴蜀在之后秦统一六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攻克巴蜀增加了秦国的自信心。秦惠公时期，经过两代秦王的努力，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秦惠公有了统一六国的打算。当时，张仪建议秦惠公先攻打邻国韩国，然后南进“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司马错却认为：应先攻打巴蜀。因为巴蜀国力较弱，且当时正值巴蜀失和，战端蜂起，对巴蜀出兵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还能检验秦国的军事实力，可谓一举两得。事实证明，司马错的这一建议是非常正确的，秦国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巴蜀，这次战争不仅检阅了秦军的军事实力，还使秦孝公和秦军将士的士气大增。

其次，秦国灭掉巴蜀后，巴蜀成为了秦国的大后方基地，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众所周知，四川盆地被称之为“天府之国”，那里气候宜、土地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当时巴蜀两国都比较富裕。秦国攻克巴蜀之后，从巴蜀掠夺了无数的金银布帛，以及大量的粮草，这些军需用品使秦国军队迅速地得到了补给，为秦国统一霸业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另外，灭掉巴蜀之后，巴蜀还为秦国补充了兵源。春秋战国时期是冷兵器作战时代，兵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秦国地处西北，地广人稀，即使秦军再英勇善战，没有足够的兵源，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六国的霸业。史料记载，秦楚之战期间，司马错派“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由此可见，秦楚之战中，一众巴蜀子弟充实了秦国的兵源，为秦国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实际上，在秦始皇征战六国的进程中，巴蜀一直都是秦国的大后方基地，有力地支持了秦始皇统一霸业的实现。

秦朝灭掉巴蜀后，巴蜀成为了秦国的一个巨大的粮仓，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并非是一个国家，而是巴国与蜀国，其中巴国的国都为巴，蜀国的国都为成都，巴蜀之间关系一向不好，两国之间经常兵戎相见。当时秦国谋士司马错认为，只要拿下巴、蜀，不仅可以得到广大的土地，还可以拥有大量的钱粮，而秦国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吞并六国。

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公元前三一六年下令司马错率领部队进攻蜀国，轻松地灭掉蜀国，蜀国灭亡之后，司马错又随之攻打巴国，很快就灭掉了巴国。事实上，秦惠文王之所以采纳司马错的意见，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消除后顾之忧。话说当年五国合纵进攻秦国之时，秦国的后方就曾遭到义渠国的进攻，此战之后，秦惠文王便认识到，只有消灭了义渠国以及巴蜀，才能免除后顾之忧。

实际上，后来的结果也证明秦国先灭巴蜀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秦国灭掉巴蜀之后，极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粮仓，使得秦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秦国在公元前314年设置了巴蜀二郡，同时封了蜀侯，不过，后来由于这里接连发生叛乱，秦王索性不再封蜀侯，而是让郡守治蜀。

所以，秦国灭掉巴蜀，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吞并巴蜀之后，秦国达成了“富国”、“广地”以及“强兵”的目的，同时与“商鞅变法”相得益彰，促使秦国完成了本质上的蜕变。

总而言之，秦国灭掉巴蜀之后，巴蜀就成为了秦国一大粮仓，使得秦朝没有了后顾之忧，为秦国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